經(jīng)常有人說“道德是用來律己，不是用來律人的”，并且一臉高尚的樣子。據(jù)說，如此標榜可以防止“道德綁架”。

　　這有問題嗎?有。讓我們來看一下如下的情境：

　　公交車上，一個中年渣男突然對一年輕女乘客施暴，先是跨腿坐在女子大腿上，接著，壓在女子身上，猥褻并企圖強奸。司機見狀，趕快過來和施暴渣男搏斗，并連呼車上的乘客“快來幫她”，喊了5次都無一回應，直到最后才有一個眼鏡男幫忙。

　　這并不是我假設(shè)的“思想實驗”，而是7月4日發(fā)生在福州27路公交車上的真實事件。

　　事件一曝出，照例激起輿論的反響，很多人對車上乘客的冷漠、怯懦進行了指責。但標榜“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對此可以說些什么呢?

　　如果他們忠于自己理論的話，顯然什么都無法說。他們不能用“看到他人受害要挺身而出”的道德要求去“律”車上那些冷漠、怯懦的乘客。他們最多能夠要求，如果自己在車上，應該像司機那樣站出來。

　　從這個事件推廣開去，面對這個社會的道德敗壞，以及道德敗壞的人，他們都不能指責，都必須保持沉默。

　　于是，這個理論就不如它看上去那么有吸引力了，具有某種自敗性。因為理論的背后，隱藏著冷漠的心態(tài)，和對是非善惡的麻木。而冷漠和麻木恰恰是道德敗壞的“共謀”。

　　現(xiàn)在我們問一下，可以對車上的乘客進行指責嗎?

　　回答是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從見義勇為可能流血又流淚的教訓出發(fā)，也許我們會對車上乘客的行為表示理解，但這并不等于我們默認這是合理的，并不能推出他們可以免于指責。在道德上錯就是錯了。

　　那么我們可以指責的理由何在呢?在這里：作為人，我們具有一種對他人的自然義務，見到他人處于受害狀態(tài)中，應該挺身而出幫忙。這是一種具有約束性的道德義務。如果我們做不到，就是在推卸道德義務，應該受到自我和他人的指責。自我的指責表現(xiàn)為良心的不安，他人的指責則表現(xiàn)為輿論。

　　自認為信奉“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其錯誤至此一清二楚：他們把本屬于道德義務的東西，當成了美德;把道德這一社會規(guī)范，僅僅當成了一種個人修養(yǎng)。

　　道德無非就分為美德和道德義務兩大塊內(nèi)容。美德要求比較高，甚至要作出一些犧牲，因此確實只能用來律己不能用來律人。一個人希望別人具有某種美德，只能提倡，只能自己作表率去引導，卻不可去要求別人。但道德義務，本來就是用來要求自己和別人的。

　　很有意思的是，喊“道德是律己不是律人”的人，碰到道德義務繞道走，說不能“律人”，但碰到美德，他們比誰都更起勁地去要求別人—比如在“廢除死刑”的各個事件的爭論中，他們一再地以“文明”、“寬容”—也即美德的名義，來要求法律和受害者家屬，為兇手的免死開脫。

　　這個奇怪的現(xiàn)象，或許可以命名為道德的“認知分裂癥”。

　　就“廢除死刑”爭論而言，我只說這種情況：一個殘忍地殺害了無辜者的人，他可以不死能夠真正得到辯護嗎?從公正上說，這肯定是無法辯護的。除非你預設(shè)兇手相對于受害者有生命特權(quán)，否則在邏輯上，哪一點都不能證明他殘忍地殺害了他人，自己卻應該被寬容。要寬容也沒問題，但這已經(jīng)超越了公正，屬于個人可以選擇的美德范疇了。

　　誰才應該是這種美德的主體?不是法律(它首先應該滿足公正要求)，不是那些以“文明”、“寬容”名義來要求別人的人(他們無此資格)，而是受害者家屬—但他們同樣也不具有必須要有這種美德的道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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