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治國理政乃至企業管理皆以“經濟人”作為人性假設，為了使社會安寧與“化性起偽”，又宣揚“人是上帝造的，只有皈依上帝并消除原罪，來世才能進入天堂”。馬克思否定這套治世哲學，認為其不僅不科學，還不能全面發展人，把人性等同于獸性更是對人性的歪曲，進而指出，人是由自然界進化而來的可以合群的高級動物，由此決定人既有自然屬性、又有社會屬性、還具有思維屬性，“人性”是這三種屬性的辯證統一體。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人流露不同屬性時會表現出不同需要，為了不同需要又會產生不同的行為：(1)為獲得自然性需要時，會對立，并會自私自利，甚至損人利己;(2)為獲得社會性需要時，會合群，并會爭取同事、上司或社會認可，因而能樂善好施，甚至無償奉獻;(3)為獲得思維需要時，會尋求知識與真理，進而能產生信念，甚至追求完美或完善自我，并會產生主觀能動性。

　　自普世重視人本管理與人力資源開發后，“人性”及“人的需要”又成為熱門話題，而對于此，馬克思、恩格斯可謂比梅奧、馬斯洛等管理學家更早、更準確為人類揭開了謎底。清華大學張德教授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主義人性觀做出如下歸納(筆者稍作整理)：

　　A、人的自然屬性。人是自然界產物，具有一切動物的屬性，此種屬性產生的需要是“衣、食、住、行、性”。至于人為滿足這些需要的行為，恩格斯指出：“人來源于動物的事實已經決定了人永遠不能擺脫獸性”。因此也會像動物一樣貪婪自私。西方之前否定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并認為人是上帝造的，人類“貪婪自私”是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傳給后世子孫的，是人類不能夠自我改造的。

　　B、人的社會屬性。馬克思主義還認為，人除了自然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對此，馬克思說：“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即“人性”不僅源于自然，還會受社會影響，“生于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之前西方認為，“人性”不受社會影響，社會的作用只能“法治”以限制人作惡。如今德魯克與馬克思一樣認為，“圣潔”社會與人性化管理可以使人由“性惡”向“性善”轉變。

　　至于人的社會屬性及行為表現，馬克思主義認為有四種特征：(1)人不能夠離群索居，必須在社會中生存，因此天性偏好合作。對此馬克思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這與荀子看法比較一致，荀子認為，人是能合作的、可以相互扶持的動物。之前西方認為人喜好獨立，人與人的關系就是“狼與狼”的關系，因此又認為，強調個人主義是理性，強調集體主義不切實際。(2)人除了生理需要外，還有對社會的諸多需要，包括安全需要、交往需要、尊重需要與自我實現需要。對此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在社會中如能得其所勞并得到社會需要，就會積極融入社會，樂于相互合作，并甘為社會服務。之前西方認為，人只求“衣、食、住、行、性”，而否定人具有社會需要。(3)人的需要存在著社會尺度。其一，具有階級性，對此筆者認為，這個階級有時是本團體、本企業或本階層，有時可能是國家乃至人類。這可借李嘉誠2013年11月回答《南方周末》記者的話作解，他說，作為企業家要對股東負責，但“如對國家民族和人類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辭;但若是為了個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見得會這樣做”。由此推知，一個人定位于不同角色或具有不同人生觀、價值觀時，會產生不同的需要。又可推知，當一個人只有自己時，只會以自己的需要為需要;有家庭時，會以家庭的需要為需要，有企業時，會以企業的需要為需要;有民族時，會以民族的需要為需要……。之前西方認為，人只會為自己，即便以本團體、本階級的需要為需要，主觀還是為了自己。其二，具有時境性，以社會物質充裕程度、人們消費觀念或心理平衡等為標尺。

　　C、人的思維屬性。人與動物最本質區別是有思維，因而會產生“求知與完美”需要，進而會產生信念、理想，還會產生低級動物不會具有的倫理、乃至大我。有鑒于此，馬克思主張用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以使人們產生正確思想，并使人們得到全面發展。同時認為，人民群眾一旦產生了正確思想，“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但又認為，人民群眾不通過教育不會產生正確思想，因而又就教育強調說：“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之前西方認為，人的思想是天定的，也沒有不通過“叢林法則”實現理想社會或個人理想的經驗，更沒有“全面發展人”的概念，因此反對思想教育，并推崇唯心主義世界觀，自私自利人生觀與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

　　馬克思主義揭示“人性”及“人的需要”，旨在全面發展人，并使社會產生高生產力。那么，如何“全面發展人”(亦可謂人力資源開發)?馬克思主義又聯系到政治制度，認為政治制度決定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神文明的高度又影響人全面發展，因此又關注政治制度，并主張“大同”，進而得出了系統完整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包括上層建筑理論(治國理論)與經濟基礎理論(治企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與達爾文同時期提出了人是動物進化而來的觀點，其人性觀也比我國儒家更深刻，可謂是對世界人文科學的一大貢獻，本可以使西方的人文科學趕超我國水平，并制定出比“科學管理模式”更科學人性的管理決策與管理方式。然而或許是馬克思否定上帝造人、傷害了既得利益者眼前利益，因而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抵觸。但在科學管理模式使西方企業陷入困境時，梅奧、馬斯洛、麥格雷戈等管理學家對“人性”、“人的需要”也做出與馬克思相近的揭示。

　　西方“經濟人”假設當出于基督、霍布斯與亞當·斯密觀點。對于這種假設，沙因指出：(1)認為人是由經濟誘因而引發工作動機的，目的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2)“經濟誘因”受組織操控，因此人總是被動地工作，又因此總是以一種精打細算的方式行事，企圖以最小的付出取得更多的報酬。(3)認為情感是非理性的，會干預產生經濟利益，組織必須設法控制情感因素。亞當·斯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本是為了以“利益誘因”奠定市場經濟自發運行的動力基礎，其著實誘發出“資本者”組織社會大生產、大流通的積極性。然而用于管理企業則另當其然。對此且不說它歪解了人性并排斥感情，只說員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焉能爭過“股東利益最大化”?這一思想被西方運用到企業后，不僅加劇了企業內部矛盾，還使員工、老板都成了“經濟人”——前者斤斤計較，后者為富不仁，進而惡性循環。又因此使企業內人際關系如市場中的人際關系，工作場成了利益角逐場，并使人與企業不能同舟共濟。

　　“經濟人”假設對西方企業乃至社會造成的危害，可謂比低估了人的價值還要大，直接導致其管理不重視人的尊嚴。好在西方人敬畏上帝。那么在一個不信上帝的國度，用這種人性假設治世并管理企業，會造成什么樣的人性與社會?

　　對基于“經濟人”假設而產生的管理理論，美國管理學家麥格雷戈1960年在《企業中人的方面》書中，以“X理論”做出了結論。“X理論”說：它是建立在“大眾是平庸的”這個認識基礎上，管理思維方式是“胡蘿卜加大棒”。它假定大眾天生就是懶惰的，需要被監督和激勵，把工作看成是為了掙錢而不得不做的壞事。“人天生不喜歡工作，如有可能，他們會盡量逃避工作。因此為了令雇員為組織目標而努力工作，就必須使用逼迫、控制、指揮、處罰、威脅等手段，……這樣的人缺乏雄心壯志，寧愿被指揮，希望避免承擔責任，他們想要的就是安定與保障”。麥格雷戈否定這樣的管理理論，并認為：“管理者的決策與管理方式，都基于對人性和人類行為的假設”。同時對“經濟人”假設“對美國工商界眾多部門的管理戰略有著重大影響”而悲哀。

　　麥格雷戈何止只能為“經濟人”假設導致美國工商界作出了錯誤的管理決策悲哀?西方社會只講經濟人生、不講文化人生，國家難以凝成，只能“法治”而不能“德治”，只能產生個人主義而產生不出集體主義，只產生“霸道”文化而產生不出“王道”文化等，又何嘗不是因為把人性等同于獸性引起的。

　　1920年代，“人際關系學說”創始人梅奧通過9年的“霍桑實驗”揭示，人的本質是“社會人”，并指出：(1)從根本上，人是由社會需要而引起工作動機的，期望通過同事的關系而獲得社會認同感，兼而獲取應得經濟報酬。(2)工業革命與工作合理化，使工作本身失去了意義，因此更需要從工作上的社會關系去尋求意義;(3)員工對同事們的社會影響力，要比對管理者所給予的經濟誘因及控制更為重要;(4)員工的工作效率隨著上司能滿足他們的社會需要的程度而改變。

　　對基于“社會人”假設產生的管理理論，麥格雷戈也以“Y理論”總結。“Y理論”說：它假定人本性善、本性勤，而人并不厭惡工作，只要循循善誘，雇員便會熱忱工作，即使沒有監管，也會努力完成工作任務。“工作中體力和腦力的消耗就像游戲和休息一樣自然——人不是天性不喜歡工作;外部控制和懲罰，并不是促使人們為實現組織的目標而努力的惟一方法;在適當條件下，一般人不僅可以學會接受工作任務，而且也會追求承擔責任;在解決組織問題時，大多數人都能發揮較好的想象力、聰明才智和創造力”。“Y理論”受到美國管理學家普遍稱贊，馬斯洛贊之為“獨立宣言”“黃金法則”,德魯克夸贊說：“隨著時間的流逝，麥格雷戈的預言變得更加貼近現實、更加適時并且更加重要”。

　　1940年代，馬斯洛參照“社會人”假設又得出人的“需要層次理論”，并指出，人具有“生理、安全、情感與歸屬、尊重、求知、審美、自我實現”七種需要。這幾近馬克思觀點。馬斯洛還將這七種需要又歸為兩類：一類是“缺失性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與歸屬需要、尊重需要;一類是“成長性需要”——即求知需要(包括增進知識、豐富思想)、審美需要(包括追求自我完善與工作完美)、自我實現需要。馬斯洛還指出，“缺失性需要”是人們生理與心理的最基本需要，人們滿足了這類需要則理然產生“成長性需要”，并會“自我管理”或產生“自我實現”需要。

　　比梅奧和馬斯洛觀點，馬克思主義更加準確地揭示“人性”與“人的需要”。就“人性”而言，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既是“經濟人”、又是“社會人”、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變為“自我實現人”。就“人的需要”而言，以馬克思主義“人的需要”為導向，能夠“招得來、育得好、用得活、留得住”員工。除此以外，還能使企業制定出更具科學而人性的管理決策與管理方式，并使企業能覺悟：(1)造就什么樣員工主動權幾乎在企業。(2)“就經濟論經濟”只能造就“經濟人”，只有確保員工得其所勞、得到正常社會需要并進行必要引導時，才能造就“社會人”乃至“自我實現人”，才能夠全面發展人，并能形成與企業趨同的人生觀、價值觀。(3)關心人、尊重人、教育人、服務人，也能夠提高企業生產力。(4)“胡蘿卜+大棒”只能產“大路貨”與守住利潤下線，“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則能產“頂級貨”與不斷沖出利潤上線。(5)當隊伍出現消極情緒時能及時找出問題的根源。(6)員工不僅肯為經濟報酬而努力，還肯為社會需要而付出;不僅需要物質獎勵，為得到公眾認同還需要贊譽等等。

　　馬克思主義人性觀還可以解釋，人為什么既有“惡”的一面又具有“善”的一面?為什么人能為朋友兩肋插刀?為什賞識教育要好于體罰教育?為什么人會重義輕利?為什么“吃虧是福”?而西方傳統理論乃至《圣經》解釋不了這些問題。參透了馬克思主義人性觀還能加深理會，為什么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為什么社會應該“大同”?為什么合作化生產中需要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為什么馬克思注重教育并花大氣力揭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與價值觀?為什么仁人志士為了真理信仰能不惜金錢、美色、生命?為什么人民軍隊管理能夠“赤化”人?等等。馬克思主義人性觀可謂是馬克思主義原理之原理，是通向馬克思主義的敲門磚。如同梅奧、馬斯洛的人性觀是通向“管理學”與掌握人力資源開發原理的敲門磚一樣。參透了馬克思主義人性觀，并厘清“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與“全面發展人”概念，還能使我們的黨員干部增進“為人民服務”或“以人為本”意識。話到此處，筆者聯想我們黨有些標榜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高官”，然而卻比不了吳仁寶、宗慶后、田雄、王宏斌、鄭化軫等更講“以人為本”，不懂如何“全面發展人”、甚至排斥思想教育，乃至對我國企業如今也以物為本、“就經濟論經濟”與談判工資等聽之任之，甚至寄望“倉稟實知禮節”。我們黨的“高官”至少應清楚馬克思主義人性觀、并接受“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之價值觀，否則連“人民主體性”也難以堅持，更妄說走“群眾路線”，進而只能成為“就經濟論經濟”的領導人。而這種領導人，德魯克指出：“20世紀經濟學家總理也辜負所托，宣告失敗”。

　　聯系企業，只有基于正確的人性觀(或人性假設)，才有可能實現管理科學化與人性化。然而時下我國“智庫”中的一些專家學者，不僅漠視馬克思人性觀，還對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進行歪解，并與“初級階段”聯系，進而妄言——當下國人只有人類最低層次需要，這已令我國很多管理決策也以“經濟人”為假設，并已造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人如今還不糾正錯誤，又以西方觀點把社會問題歸于“矛盾凸顯期”，除此以外，他們“想事情、做工作”從不以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為尺度。這些人有負我們黨與政府的信任，我們有理由懷疑其只具有“經濟人”品性，讓他們在貧與娼、道義與利益、信仰與活命中選擇時，恐怕連我國普通大眾的覺悟也不及，故此對他們提出的計策不能再不斟酌。

　　這些人的謬論已使我國很多人一切向錢看，已影響到我國國民的全面發展與企業升級，已使我們很多企業只注重用“薪酬+契約”威逼利誘員工。我們務必要覺悟：(1)當員工在企業只能得到物質需要而得不到人文關懷或社會需要時，會唯利是圖，會“自我保存”，進而真會變成“經濟人”，西方傳統管理就是前車之鑒，X理論也作了這樣的揭示。(2)當員工在企業能得其所勞，并能得到社會需要時，理然會成為“社會人”，理然與企業一家親，理然會釋放出“社會人”生產力，這已被二戰后的日本經驗所證實，Y理論也作了這樣揭示;(3)當員工在企業不僅能得其所勞、還能得到社會需要、并又得到正確教育時，還可能成為“自我實現人”，進而會釋放出“自我實現人”生產力，這已被大慶、GE等企業經驗證實，馬克思與馬斯洛也作了這方面揭示。試想，當員工在企業不僅得不到社會需要，還要“談判工資”，則會有何種表現?則會出現某臺資代工廠員工的表現。而當下我國以“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想管理企業的員工也與之近似。

　　另則，當代企業的先進管理思想，是“管理學”，而非“自由主義經濟學”。對于此，我國也“言必稱德魯克”避而不談馬克思。其實馬克思與德魯克都是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與法學家，又都主張通過“全面發展人”而產生高生產力，為此又一樣期望“圣潔”社會，兩者引以為豪的成就都可謂在社會學領域。那么欲知德魯克，就有必要了解馬克思;同樣欲知馬克思也有必要了解德魯克。雖說兩者對待“階級斗爭”有分歧，然而都認為“人”是最重要的生產力要素。為了讓“人”充分發揮生產力，他倆提出了許多相近主張，如馬克思主張以“歷史的創造者”看待勞動群眾，德魯克主張以“資源”看待“活工具”;馬克思主張以“主人翁”對待“市場人”，德魯克主張把具有一定技能的勞動者變成“合伙人”或“長期職工”;馬克思主張通過“公有制”使勞資雙方共產，德魯克主張通過“員工持股”使勞資雙方共產;馬克思主張按勞分配，德魯克主張“績效工資”;馬克思主張民主管理，德魯克主張“員工參與”;馬克思主張教育，德魯克主張“管理溝通”等等。然而時下我國竟然也認為管理學的創始人是德魯克，如果對馬克思與德魯克多作些對比，或許能弄清管理學的真正始祖。時下舉世認為GE經驗為當代管理“圣經”，弄通馬克思，或許還能找出該“圣經”的思想源頭。

　　20世紀60年代我國產生了大慶經驗，20余年后美國又出現了GE經驗。前者可謂源于馬克思主義，后者可謂源于德魯克思想。若將大慶與GE的經驗對比，還能發現馬克思與德魯克有更多相同的觀點，如在處理“人”與“物”的關系時，都主張把人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官”與“民”的關系時，都主張把民在第一位;在處理引導人與控制人的關系時，都主張把引導人放在第一位;在處理工作任務與人際關系的問題時，都主張把解決人際關系放在第一位。此外還都講人文關懷、團隊合作、成果共享、管理人性化等等。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