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毛澤東主席晚年回顧自己的一生說是辦了兩件事，一件是革命建國，反對的人不多，一件是文化革命，擁護的人不多。老人家歷史地位是非功過，也都與此相關，作為一位曠世偉人，締造新中國固然了不起，但是，作為歷史偉人，毛澤東的超邁之處，更在于他的繼續革命的偉大探索。這一點，將越來越為多數人所認識，將越來越為歷史所證明。

　　為保證中國革命事業后繼有人不致半途而廢，毛澤東在選擇接班人問題上所做的努力，也與發動文革一樣，歷盡曲折，往往不為許多人理解，在身后更遭到別有用心的詬病歪曲，右翼公知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地進行誹謗污蔑，將一切都歸結為封建專制和個人崇拜。這一問題是右翼公知糊弄眾生顛覆革命的重災區之一。

　　毛澤東為什么那么看重選拔接班人?他操作這個問題時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歷史環境?為什么會出現幾次始料未及的更易?在選拔和更易接班人的過程中毛澤東有著怎樣的苦衷，最終棄取表現出怎樣的胸襟?本文擬就此試做探討，僅以此作為紀念老人家120周年誕辰奉獻的一瓣心香。

　　一，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需要培養接班人是歷史給出的課題

　　產生德高望重的領袖是政黨成熟的標志，絕不是什么個人崇拜問題。開創階段的第一代領袖，是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篩選出來的。為保證革命事業的繼續和正確路線的貫徹，就提出一個接班人的培養問題。

　　蘇東崩塌，歷史終結，國際共運進入低潮，馬列和革命被妖魔化，無產階級政黨的一切都遭到隨心所欲的誹謗顛覆，培養接班人問題遭遇“民主”審判，被戴上“封建專制”的帽子，接受大小公知無窮無盡的撻伐。

　　關于群眾、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系，列寧說得最經典：“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一個黨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是誰領導它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和國際共運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發展了列寧的這一思想，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并強調：“為了保證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個成熟的領導核心，是正確路線制定與貫徹的保障。所以，他不光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從中國實際出發制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路線，而且十分重視選拔和培養能夠堅持正確路線的接班人。

　　這是歷史給出的課題。

　　1，無產階級是一個在資本的壓迫中成長起來新興的階級，政治上走向成熟的要有一個歷史過程，他的政黨在制定理論路線、選拔領袖的過程中走向成熟，必然需要一個歷史的過程。勞動階級推翻剝削階級建立自己的政權在人類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因而他的政治組織形式的探討必然較剝削階級艱難千萬倍。

　　西方資產階級也不是一下子就選擇了代議制共和國這一資本的最佳的階級組織形式。法國資產階級統治確立的過程最具有說服力。1789年大革命之后建立第一共和國，到現在已經是第六共和國了，期間經歷了兩個帝國，還不包括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這里，如果你用當下公知流行的“民主憲政”之類公式去判別政權的性質，就未免弱智了。熱月政變是大資產階級的一個反動，拿破侖王朝才是法國資產階級階級確立統治的最輝煌的時期，他對推動歐洲都起過了不起的推動作用。而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實質上代表的是大地產和金融資本的統治。歷史就是如此艱難曲折撲朔迷離中開拓前進的道路。用馬克思的話說，資產階級最終才選擇了代議制共和國作為自己的最佳統治形式。

　　法國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典范——也是社會主義的故鄉——但其他歐洲國家并沒有千篇一律地生搬硬套。最早進行革命的英國資產階級將與封建勢力妥協作為最佳選擇，所以，迄今資格最老的大英帝國依然是君主立憲政體，因此，仇恨恐懼“過激主義”的中國子孫們，熱衷于把“光榮革命”奉為至高無上，通過誠恐誠惶地哄炒戴安娜之類王室新聞，以表現自己的膜拜敬仰。丹麥、荷蘭、瑞典、西班牙以及我們的東鄰日本，都沒有“民主共和”。新大陸沒有歷史的重負，他們獨立之時，順理成章的按照法國的經典模式做出自己的選擇。

　　這些國家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也各有特色，不一而足，并非都是什么“兩黨制”。

　　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的弱勢階級，他在與強大的舊勢力作斗爭的過程中，如何選取自己的最佳組織形式，決不能一下子就成熟。

　　兩大階級政治差異決定了他們更易領導核心方式的不同。革命或執政階段的無產階級政黨，因為自然原因或政治原因更易核心領導時，弄得不好往往會造成路線的改變，因此會關乎革命道路能否堅持下去。對于已有已有了三四百年統治基礎的資本來說，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無大礙，而且還可以借此作點輿論和政策調整。至于出現肯尼迪似的不聽后臺的話，那也可以通過結束其生命來解決，即使肯尼迪將美聯儲攻堅改制，并未觸動資本神圣不可侵犯的統治根基，取而代之的約翰遜一定會比肯聽話。無產階級就不是這樣，領導核心的變易和路線的改弦更張，不光會“亡國”，而且會“亡天下”，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上臺，就意味著亡黨亡國。

　　2，國際共運的深沉教訓

　　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以“個人崇拜”的罪名否定斯大林，打的是“集體領導”的旗號。歷史證明，與這“集體領導”共生的，是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是國際共運的世界性逆流。無論是赫氏的下臺、戈爾巴喬夫上臺下臺、葉利欽的炮擊議會大廈，走的可都是“集體領導”或“民主憲政”的“程序正義”啊。

　　其后，“反對個人崇拜”和“專制”遂成共產黨“轉型”的一個模式。無論是東歐還是越南，“集體領導”之后，無不是無產階級事業與國家民族的災難。

　　其實，即使是封建王朝與近代資本主義國家，他最強盛的時期，往往也是與一個集中的、強有力的“大帝”或“總統”的名字聯系著。

　　3，再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有著迥然不同的的階級特性，他的政黨也必然會有著迥異于資產階級政黨不同的組織自己階級力量的方式。

　　資本家，乃是人格化的資本，個人主義與自由競爭乃是其先天特性。而無產階級最為現代大生產的勞動階級，集體主義、組織性和紀律性，也是其先天特征。作為被壓迫的弱勢階級，他在反抗資本的殘酷斗爭中，離開了高度的組織和集中，絕不可能有效地組織自己的力量。這一點也決定了無產階級政黨的以上特征。

　　二，歷史注定了東方無產階級革命的艱難，注定了毛澤東探索中國革命道路過程的艱難曲折與知音難覓

　　社會主義革命本應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課題，可歷史將“落后的西方與先進的東方”的命題擺在了東方無產階級面前，以致“告別革命”之后公知們紛紛打著“補課”的旗號“接軌轉型”。馬克思講：“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我們“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東方無產階級背負著遠比西方國家重得多的傳統重擔去搞社會主義革命，其艱難遠非西方可比，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歷程就印證了這一點。

　　“眾里尋他千百度，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我們不妨用辛稼軒的這句詞，來形容中國革命最終找到毛澤東的艱難。

　　無論是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探尋中國革命道路的努力，在高層都有點知音難覓。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影響下并在俄共和共產國際支持下爆發的。孫中山后期就已把眼睛轉向俄國，這才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從合作到分裂，中國單獨舉起反帝反封建大旗，無論在觀念上還是組織上，一直擺脫不了既定的思維模式。毛澤東對中國革命道路的探索，在黨內始終缺少知音。“山溝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是黨內居支配地位的“布爾什維克”們一直對他藐視。

　　不光是王明博古們，就是后來和他共事一生的親密戰友，對他的認識和承認，也經歷過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遵義會議只是確立了毛澤東事實上的領導地位，長征的勝利愈加提高了毛澤東的威望，但王明回國后的曲折，說明黨內高層對中國革命道路的認識，還擺脫不了“國際”的羈絆。以致1937年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上，王明提出否定洛川會議“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抗戰路線的報告，提出依靠國民黨“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系統右傾投降路線，毛澤東依然是少數，幾乎成孤家寡人，洛甫甚至要把總書記的位子讓給王明。王明到武漢后野心膨脹，將個人和長江局凌駕于中央之上，做了許多無組織無紀律的事，如此重大關頭，連周恩來都未見有力抵制，顯得無所適從。直到七大，經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才算擺脫“國際路線”陰影，確立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對此做出重大貢獻的劉少奇，被選作接班人。

　　三，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培養鍛煉與分道揚鑣

　　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難過程中，在領導層毛澤東長期處于少數孤立狀態，而且可以說知音難覓。“反對的人不多”云云，主要指對國民黨反動派斗爭而言，而且是勝利后說的。

　　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毛澤東更是知音難覓。

　　抓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毛澤東的慧眼獨具高瞻遠矚遠遠超越他的戰友，與他的多數戰友拉開很大的距離。許多作為，是靠著他的崇高威望與領袖地位，才得以付諸實施。

　　為社會主義的基礎建筑保駕護航，在領導核心中，許多作為都毛澤東，力排眾議特立獨行，然后才得到領導集體的認可。

　　對電影《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等的評論，都是毛澤東獨具只眼發出的意識形態批判號角，領導集體都表現出熟視無睹，推而后動。這些公案，如今都變成毛澤東文化專制的罪狀，包括周揚，居然能寫文章說批這些電影，都是江青為了打擊30年代熟悉他歷史的人而滅口，好像是吹枕邊風的結果，可見反水后之卑鄙。37年的“實踐經驗”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毛澤東生前抓意識形態斗爭，中國的紅旗早已落地;我們的意識形態早已全面陷落，由“姓資”進而“姓殖”，如今是漢奸橫行買辦當道，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族失去了凝聚力，張愛玲被捧上“海派文化之母”的神壇——毛澤東搞意識形態歷盡艱辛，高顛覆極其容易，一個“開放”“不爭論”，資本的霸權意識形態就輕而易舉地滄海橫流，中情局的“十誡”不戰而屈。

　　民主革命結束，是停下來，還是搞社會主義，毛澤東與劉少奇出現了分歧，規勸、批評、保護等等，毛澤東將接班人扶上馬，一直呵護前行，但從后來的歷史看，結果還是漸行漸遠。

　　在1966年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毛澤東說：“我的責任是分一二線。為什么分一二線呢?一是身體不好，二是蘇聯的教訓。馬林可科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沒有當權，每一次會議都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沒死之前，樹立他們的威信，沒有想到反面。”“這是我故意大權旁落，現在倒鬧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與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來應經中央討論，作個決議就好了。”

　　土地會議是全國勝利前，少奇帶中央后委到華北，搞土改時出現“左”。后來派任弼時去解決了問題。

　　其余幾次是解放后，都體現劉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秩序”觀念，國民經濟、合作化，影響面很廣，直接釀成了高饒事件。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而治之，取得政權后治國形成了以劉為代表的華北群體，軍界老總為數較少。可這個群體在繼續前進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問題上，與毛澤東出現了重大分歧。這分歧為高崗所乘。高崗有能力有貢獻，黨內地位高，東北時期與抗美援朝時期與林彪、與彭德懷共事不錯，地緣關系，與蘇共關系較深，憑著這些資本，他在高層活動拉攏，想通過批右拱倒劉，以便取而代之，成為接班人。這蘊含著分裂危險，黨內的陰謀活動歷來為毛澤東所反對，再加上蘇共背景的警惕，所以在問題充分暴露后，毛澤東下決心做出處理決斷，棄高維護劉。不過后來毛澤東對弄得高崗自殺是不滿意的。

　　七大以后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已經形成不容挑戰的地位，他的一票投給誰，天平就向誰處傾斜，可以決定最后的結果。

　　八大以后，毛澤東退居二線，一線工作由劉主持。大躍進與三年困難，右翼公知將“餓死三千萬”的謠言重復千萬遍，用以妖魔化毛澤東。歷史地看，大躍進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功不可沒，如今被霸權輿論全盤抹黑了。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大躍進全黨全民頭腦發熱，浮夸風、高指標、一平二調，問題確實嚴重，但其推波助瀾者，主要責任在一線，毛澤東都是處于二線，毛澤東不該負主要責任，而且，正是毛澤東最早發現“左”的問題并力圖糾正，可到一線有點政令不通，他在兩次鄭州會議、武漢會議一再強調，然而阻力重重，收效甚微。毛澤東感到力不從心，不得已，才用黨內通信的形式，直接寫信給“六級干部”，直通到小隊長。毛澤東在信中說：“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目的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其時為1959年4月。

　　廬山會議，更是毛澤東“專制”的最大罪狀，一直缺席審判不已。可歷史真相并非如此。

　　毛澤東1966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講話說：“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這句話意味深長，這背后可以看出毛澤東堅持正確路線、維護黨的團結、保護一線同志的良苦用心，和服從黨的紀律的高度黨性。

　　毛澤東是從堅持路線和維護黨的團結的大局出發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扭轉方向的。

　　從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就糾左，這也是廬山會議的主題。后來為什么反右?因為開始是中央工作會議，主旨是糾左，雖然會議結束時彭德懷拋出“一點意見”，一開始毛澤東還是不以為意，吩咐李銀橋收拾行李準備下山。然而一線的麻煩出來了，政治局的會議吵得不可開交，吵得毛澤東安眠藥但睡不下。可見彭的“意見”并非輕描淡寫的“一點”，解決不好要撼動全黨。

　　彼時中蘇兩黨關系緊張，會議期間蘇聯都是在京固然策動陳毅政變。加之有老帥揭發，彭 火車上有“請蘇聯紅軍出兵”云云的講話。

　　“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反毛干將李銳揭示出的毛對彭講的這段話，可見當年高層兩股力量博弈的嚴峻。彭跋扈難治，毛澤東身后，一線領導駕馭不了他。

　　這才逼得毛澤東下決心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由糾左到反右。

　　對彭的嚴厲批判，劍拔弩張，算總賬，火力十分猛烈，毛澤東一般并不參加。““魏延的反骨，馮玉祥的作風，朱可夫的黨性”，從少奇批判彭的話也可得到印證，這段話如今是被屏蔽了。彭在高饒事件中陷得深，中央保護過關，所以廬山會議看成是高饒事件的繼續并不為怪。后來對彭處理，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待遇，還是毛澤東講情堅持的結果，不然的話很可能一擼到底。這恐怕是“盡是他們說漏了算”的內容之一吧。

　　堅持正確路線，維護團結大局，支持一線工作，尊重多數意見，這就是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中表現出高度黨性和磊落襟懷。

　　到七千人大會時，為加強團結，維護一線威信，毛澤東主動承擔責任，而一線同志則相反。毛澤東身后，將一切責任推給毛澤東，放手讓右翼公知歪曲歷史，抹黑共產黨。二者表現出迥然不同的襟懷。

　　蘇共20大掀起反共逆流，中共雖然砥柱中流，但黨內不是不沒有分歧。八大對主要矛盾的提法顯然受局勢的影響，與毛澤東后來為黨制定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表述大相徑庭。毛澤東當時顧全大局服從多數，但他肯定不以為然。兩種不同認識的沖突，到社教時終于爆發了。爭論的焦點是“走資派”問題。毛澤東研究蘇聯變修的教訓，結合中國的現狀，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嶄新概念，并做出他們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的論斷。這一傳統馬列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提法，黨內多數是不理解的。在社教中更受到了一線的明顯抵制。毛劉矛盾激化，以致西樓會議，毛澤東拿出憲法和黨章，以公民和黨員權利要求講話，可見沖突之激烈。二十三條的制定，二線服從了一線，但分歧并未解決。

　　文革開始，依然是一線主持，依然是按照57年反右的模式抓右派，這與毛澤東繼續革命的路線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二者終于分道揚鑣。是根本的路線分歧導致二人的決裂，毛澤東身后，右翼公知用“專制獨裁”云云詮釋毛劉分歧，以小人之腹度圣人之心，用權謀史觀糊弄大眾，用以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中共，形成霸權話語。毛澤東無須發動文革這樣自下而上的全國性的運動來維護自己的地位，在黨內還沒有誰能夠挑戰毛澤東的權威。

　　四，文革期間接班人的艱難選拔

　　從45年但66年，歷經21年的培養、考驗，毛澤東劉少奇終于分道揚鑣。文革風雨起蒼黃，匆匆間選拔可以取代之人，是一個難題。林彪是軍事奇才，但政治鍛煉不夠，大革命失敗后“紅旗能夠打得多久”質疑與長征中給彭德懷寫信建議易帥，都表現不夠成熟。七千人大會，倒見出政治眼光。知音難覓之際，在路線問題上表現為毛澤東的知音。這就是“親密戰友”提法的依據。但毛澤東是何等眼光，察微知著，高瞻遠矚。1966年7月日給江青的信充分表現出偉大政治家的敏銳目光不同凡響。

　　這封信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因為是私人信件，他說出了公開文章中不好說的話。其中有兩點最值得注意：一個是他發動文革的目的和對對前景的估價。毛澤東兩次講到“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對文革的曲折艱難和最終結局，他有著客觀冷靜的估計，甚至不排除自己會“跌得粉碎”。毛澤東在世時還沒看到蘇聯的解體，但他在中國人民中種下的革命火種無疑在生根發芽，這至少使中國重蹈蘇聯覆轍推遲了若干年。

　　再一點就是談個人崇拜問題。自從赫魯曉夫開了頭，這一話題遂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顛覆過去轉型接軌的經典武器，至今仍然是他們喋喋不休地妖魔化毛澤東、顛覆共產黨的主要武器。這一話題毛澤東后來跟斯諾也談過。崇拜問題，不過是政治斗爭中階級和政黨集中意志增強凝聚力的手段，產生大家公認的領袖是政黨成熟的標志。反毛澤東不斷深化到現在，右翼不是已經把“蔣委員長”奉為崇拜的圖騰了嗎?毛澤東對自己有冷靜的估價，他對以林彪為代表的左派對自己“簡直吹的神乎其神”也不以為然，也曾表示過不同意見，然而沒有用。“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因為“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這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是“逼上梁山”，“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只要不帶偏見，讀讀這封信，就可以廓清右翼公知關于專制和個人崇拜的整堆讕言。

　　這封信的歷史價值，還在于它袒露了毛澤東當年選擇林彪的無奈與隱憂。為了黨的整體事業，為紅色江山不變色，現實的條件下，他只能做如此的選擇。“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其意義并不局限于個人崇拜問題。

　　選擇林彪畢竟是毛澤東文革中最大的悲劇，他本來期望這一“支持者不多”的史無前例的革命，能夠通過接班人將繼續革命的接力棒傳遞下去，百年之后不致人亡政息。為了支持傳承，他也做了最大的努力，其中包括寫入黨章式，無論是不得已違心同意還是出自本意，應該說都是出此下策。林彪的結局對他的打擊太大了，大大摧毀了他的健康，直接影響他后來在人事安排上艱難地作出的一個又一個并不成功的決策。

　　關于重新啟用鄧小平。

　　新銳一個個失落，老戰友落落寡合，鄧小平一而再做出深刻檢討，并保證“永不翻案”，毛澤東歷來主張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他愛惜小平的才干，于是做出這一驚人之舉，委小平以顯赫重任，有點令人瞠目結舌。從這里，也可看出宅心仁厚、大公無私與光明磊落的襟懷，和用人的不拘常格，足以駁倒個人專制之類污蔑。他本期望小平能夠幡然悔悟，與左派一起聯手，把文革繼續下去。

　　事后證明，老人家這一預期是一次重大失誤。

　　孟子《校人烹魚》講了這么個故事：“昔者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這一失誤是可以原諒的失誤。與出爾反爾反復無常者，在品格上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無可深責。

　　任用華國鋒更是出于無奈。

　　老干部依然是支持甚少，左翼的威望和能力統不了大局，健康日衰時不我待。接力棒交給誰?匆匆間毛澤東選擇了左右都能接受的、尚能繼承自己遺志華國鋒。至于自己身后華氏到底會怎么樣，英明一世如毛澤東，自然不會一廂情愿。他最后關頭關于“一生辦理兩件事”的談話，作為這一選擇的補充，把一切都說明白了。這是不是遺囑的遺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并不是什么“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以他的偉大哲人的睿智，對歷史的演進有著極為清醒的判斷。在這里，他沒有對具體人事雖未做出明確點評，卻將未來的事變給出了辨別大是大非的歷史坐標，可以說，他身后的得意者和失意者，都未跳出“如來佛手心”，身后中國大局和黨的走向都未出偉人所料，后來的一切都被他不幸言中。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舉世披靡，毛澤東砥柱中流，要在東方不夠發達的國度堅守社會主義，太難了。

　　是歷史給改革者設下的難題，真正的改革者都會遭遇的困境。

　　恩格斯有句名言:“每一種新的 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陳舊的、 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因而，任何深刻的改革，在既有的體制內必然會遭遇“為習慣所尊奉的”、被人們視為神圣的傳統勢力頑強抵制，出現真理在少數手里現象，出現先知先覺者倍遭孤立、舉步維艱、知音難覓的現象。

　　王安石的遭遇最為典型。上有至高無上皇帝的大力支持，自己操持政柄，王安石器識過人，道德文章一代翹楚。然而當他的改革鋒芒指向整個既得利益階層時，就遇到朝野形形色色勢力的頑強抵制，整個主流輿論將它視為離經叛道、目為邪惡。使他孤立無助，知音難覓。他雖握著大權，但朝野無人可用。以道德文章論，司馬光無暇可擊，一代人望，然而就是這位就私交不錯的司馬光，在政治上卻跟他旗幟鮮明對站在對立面。愿意追隨他的多是察言觀色的投機小人，他十分得力的干才呂惠卿，后來還對他落井下石，直接造成他痛失愛子。因《水滸》和《金瓶梅》而臭名昭著的蔡京，也是改革派!

　　真是一種可為浩嘆的無奈。

　　參天大樹蔭之下，難以成長相侔的巨材，是每一 個威望崇高的創業者在選擇接班人是所遇到的普遍性的歷史難題。

　　中國古代創業的雄才大略之主，幾乎都遇到過傳承的苦惱。

　　秦始皇千古一帝，晚年為立太子長期猶豫不定，結果被陰謀家趙高所乘，勾結不能堅持原則的李斯，賜死扶蘇而立胡亥，弄得二世而亡。

　　漢高祖也是自己打天下的雄主，晚年他在立趙王如意還是立劉盈問題上長期猶疑，最終屈從呂后意愿立了劉盈。結果劉呂兩家殘殺，造成漢初的政治危機。

　　漢武帝雖不是創業之主但也功業赫赫，與秦始皇并稱，他在交班問題上也是幾經波折，雖然最終立子殺母，選拔的托孤重臣霍光還不負其所望，但他的成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

　　唐太宗結束長期分裂混亂局面開創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可是他為了立太子問題曾經痛苦得想自殺，最終選定了李治，結果武后干政，弄得初唐政變頻仍腥風血雨。

　　宋太祖因為太后的“兄終弟及”之惑，不光將自己弄得燭影斧聲千古之謎，而且埋下了北宋前期高層動蕩的種子。

　　明太祖身后是兒子與太孫爭天下，“靖難之役”也是腥風血雨生靈涂炭。

　　清代最出色的康熙大帝，八歲即位，擒鰲拜、平三藩、收復臺灣、綏撫蒙回，做了61年皇帝，功業赫赫不亞秦皇漢武。可是傳承問題弄得他焦頭爛額，太子再立再廢，皇字結黨，朝臣分派，所好最終選擇不錯，未造成大的動蕩。

　　大樹底下好乘涼，但大樹蔭下也難長參天巨材。

　　在威望崇高的領袖人物面前，下屬的真偽分辨起來的確有些難，像“一句頂一萬句”啦、“永不翻案”啦，“兩個凡是”啦，等等，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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