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有關否存在普世價值是的問題，在中國有截然不同的意見，為此爭論激烈，誰也說服不了誰。但問題的實質其實并不在于普世價值是否存，而在于中國是否也應該選擇或者皈依它，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既然這樣，就不妨換個思路，假定世界上確實有一個普世價值，同時我們也知道，各國都有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益，那么，當普世價值與民族利益發生對抗沖突的時候，又該做怎樣的選擇呢?

　　首先應該說明，普世價值與民族利益并不是天然對立的，這二者并非注定是一對矛盾，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這二者卻勢同水火、不共戴天。

　　比如，一個奉行普世價值的大國占領了一個專制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遭到空前的破壞，但侵略者卻打著解放這個國家人民的旗號，推行刺刀下的普世價值，在這個時候，是該奮起捍衛國家主權反抗外來統治呢，還是配合侵略者踐行普世價值?二者不可得兼，必選其一。

　　這樣的選擇古今中外屢見不鮮。

　　清朝末年，民不聊生、社會凋敝，統治者與人民大眾之間矛盾尖銳，推翻滿清王朝成為中國人民的歷史任務。當此之時，西方列強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國，用租界的形式在中國建立西方的殖民地，而所有的租界都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西方的先進文化和先進技術，也就是說，帶有那個時代的普世價值特征，對此，中國人民該做怎樣的選擇呢?是歡迎支持外國殖民租界，還是反對抗擊侵略呢?當清朝政府與外來侵略者發生戰爭的時候，中國人民又該站在誰的一邊呢?

　　外國的例子同樣也有。印度支那戰爭期間，為了控制柬埔寨王國，美國扶持郎諾集團發動政變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統治，按照美國的民主模式改造柬埔寨，變柬埔寨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在這種情況下，柬埔寨人民做怎樣的選擇呢，是支持美國式的民主刺刀，還是支持民族的專制王權呢?

　　不同的人選擇也是不同的。

　　在中國，有人選擇的是反抗帝國主義殖民入侵，這一選擇發展到后來，被理論家概括為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但也有人選擇的是支持配合侵略殖民，最為知名者就是為英法聯軍帶路的龔孝拱，此人可稱為中國帶路黨的開山鼻祖。這是知名的，不知名不見經傳的也大有其人，比如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時協助聯軍維持統治的那些人，并且這些人還留下了很多后人，直到今天仍很活躍，比如，有一個中國人就聲稱，中國做殖民地的時間太短了，如果做三百年殖民地，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在柬埔寨，當時的選擇也是因人而異，有的人選擇投靠依附，有的人選擇游擊抗抗爭，不同的選擇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議論這樣的話題有什么意義嗎?

　　我們說，這不是故弄玄虛，拿一個子虛烏有的命題難為人，相反，這是一個愈來愈嚴峻地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現實問題。現在，挾普世價值的霸權大國與捍衛民族利益的中國正在發生嚴重的對抗，這一空前的戰略對抗已經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彼此之間正在進行殘酷的較量，每一個中國人都面臨站在哪一邊，支持誰、反對誰的問題。

　　可能，有些中國人是比較認同、認可普世價值，一些奉行這一價值的西方國家確實發達先進，令人羨慕，這就如同一個窮人家有一個富有華麗的鄰居一樣。但是，如果這個富豪開始欺負你家，那么你作為這個窮人家庭的一員，能改換門庭，配合別人反噬一場嗎?就像《白毛女》里的喜兒，可以投靠黃世仁而棄楊白勞如敝履嗎?

　　當然，在普世價值與民族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你完全可能不是這個民族利益集團內的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很可能是邊緣化的利益受損者。這當然可以成為一種理由，因為這樣的理由，有的人要作壁上觀，有的人要另擇高枝，有的人甚至還要反戈一擊，這大概是難免的事情，中國是這樣，外國也是這樣，過去是這樣，現在一定是這樣，將來也只能是這樣。

　　但是，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員。對此，歷史是怎樣加以審判的呢?

　　筆者在《假外力以匡內政，必致禍亂——中國“帶路黨”問題之批判》一文中已對此做了闡述，這里借用其中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在當今中國，政治利益應該服從國家利益，民主目的應該服從民族目的，這是 “天下為公”的邏輯。因為無論是政治利益還是民主目的，充其量都屬于部分人的利益、眼前的利益，而國家利益和民族目的則是全局和長遠的根本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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