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左、右派的帽子是亂扣一氣的，這有歷史的原因，也是因為部分人故意攪混水之故。所以我向來反對以左右定性。不理左派右派等各種名目，只有兩派：為人民派和反人民派。不如此，不能打破話語封鎖。

　　極左跟極右是一條藤結出的兩個苦瓜。新中國建立的體制，在意識形態(tài)上以平等為號召。當然，官僚集團表面上追求經濟上無差別的公正，實則借此集權，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滿足本集團的利益而已。除了少數天真者之外，大部分官僚的利益訴求是非常清晰的，這就是為什么極右派往往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因此，共產必先共權。如不共權，還不如不共產。文革就是共權的嘗試，也就是毛所說的“人民群眾必須直接管理上層建筑”。毛既是舊體制之建立者，也是舊體制之破壞者，這也是他的不同之處。

　　改革開放后的新體制實即極左體制在新時期下的變種，它們有著相同的根。舉例說，在一個舊制度下的工廠里，雖然廠家名義上是屬于大家的，但大家的也就是黨的，黨的也就是黨委的，黨委的也就是書記的。不服從書記，就等于反對黨!這是那個時代的基本原則。資金的實際支配權在廠長和書記這里。這時候他們是以極左的面目存在。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廠長和書記拿到了廠，原先許諾給工人們的退休工資和醫(yī)療保障全都作廢了。廠長對工人們說：我們現在不搞大鍋飯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競爭!在舊體制中，國民的財產名屬全民，而支配權屬于權力中心，轉變成極右制度很簡單，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來就是了，直接依靠權力化公為私。極左跟極右確實是一條藤結出的兩個瓜。由此可以理解反右、大躍進時表面極左，而文革后轉向極右，階級利益使然。

　　80年代的事件之后，多數知識分子的小心臟還嚇得怦怦直跳，一時間是思想淡出，學術上位。但是，對改革的反思開始萌生。打頭的是部分老干部，他們在文革之前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文革中受到沖擊，改革開放后目睹內憂外患，于是一面高舉毛的旗幟，一面卻又念念不忘舊體制，可謂舊體制派。他們多數仍不知二者之矛盾。

　　到九十年代末期，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浮出水面，并且打起了嘴仗。看上去是挺熱鬧，實際上討論的都是假問題。在一個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會，談自由多一點平等少一點，還是自由少一點平等多一點，有什么意義呢?說得好聽一點，是空談誤國，說得不好聽，是轉移視線，掩護黑手。無論自由派還是新左派，都沒有從中國社會的現實出發(fā)，而是拾西方國家之牙慧。為了掩飾其空洞無物，只好從國外抄一些新、奇、特的名詞來嚇人，這也是一種病，以那個時期的《讀書》最典型，可命名為“《讀書》病”。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自由主義與新左派都成不了氣候，真正成為現實選擇之一的，是新國家主義。新國家主義由何新揭搘旗幟，楊帆、郎咸平等張大其勢。新國家主義代表了軍隊和黨內部分強硬派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鎮(zhèn)壓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買辦集團，以統(tǒng)一的國家力量，抗擊新帝國主義。新國家主義掌握的各種資源較左派多得多，欺騙性又較右派大得多。民眾很容易受民族主義所鼓動，新資產者是樂于托庇在國家強大的羽翼下。反對派或被鎮(zhèn)壓瓦解，或受其民族主義目標吸引。各種勢力搏奕的結果，很可能會沒有一派取得徹底的勝利，最終是產生一個類似普京式的強力領袖和新權威政權，一方面打擊寡頭，同時鎮(zhèn)壓左派，試圖進行階級和解。

　　新國家主義其實也是一個假問題。問題不在于國家多一點授權，還是少承擔點責任。只要國家的權力不是公民授予的，國家增加權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擔責任。例如網民繳稅是希望讓網絡暢通，而不是拿這筆錢來搞過濾系統(tǒng)，培訓網警來阻塞網絡的。在我們不能管住網警的時候，網警的權力越大，對我們越有害。在這種情況下，談什么國家權力“大一點”好還是“小一點”好，有意義么?

　　中國自然歷史條件過于惡劣，所以，新國家主義進行的階級和解，無論其本意如何，最終一定會失敗。面對如此嚴重的內憂外患，絕不是部分精英能夠解決得了的，只有重新回到依靠人民群眾的毛主義路線上。

　　進入新千年后，知識分子已經不再是中國政治和思想舞臺上的唯一主角了。當知識分子日趨保守，社會依然“穩(wěn)定”的時候，大眾卻越來越激進。當前的情況，與帝俄時期十分相似。當知識分子紛紛從右翼與左翼轉向為秩序主義、民族主義者時，他們的聲望也在不斷下降。他們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力，又被民眾看成是政府的走狗。根據沙俄司法部門的統(tǒng)計，在二十世紀初，以“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國民，知識分子比例越來越小，而工農比例卻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極右翼改革以權貴為利益本位，機會與風險分布極不公正，表面雖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洶涌。就在所有人都認為社會已經“告別革命”的時候，革命卻突然爆發(fā)，毫無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幾家商店進貨不足與交通不暢，造成面包脫銷。導致不滿的居民上街，立刻引發(fā)騷亂。派去鎮(zhèn)壓的首都衛(wèi)戍部隊主要由農民組成，早對社會分配不公嚴重不滿的農民軍隊率先嘩變。僅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那種以為“告別革命”，革命就不會發(fā)生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呵。具有象征意義的是，在隨后的國內戰(zhàn)爭中，退位的沙皇一家被無情地清算了，新公布的檔案表明，發(fā)布這一命令的，正是列寧。左派以為左得好，右派則責備列寧的殘暴或者說“極左”，其實都不是唯物主義的方法。想一想，為什么會走到這份上。十月革命后的極左，恰恰說明了在階級力量對比中，左派處于極端弱勢的地位。所以，無論極左還是極右，都不是國家民族之福份。

　　在我看來，如果知識分子在極右轉型期能對政府產生影響力，那么很可能通過一種較為公平的方式瓜分資產。即使政府不聽，如果知識分子能夠堅持呼喚公平，在大眾中贏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個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會變成一個極左翼政府。重新開始“極左到極右的震蕩”。傳統(tǒng)左派也被迫作出這一步，凡現實者，皆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可能改變私有化的趨勢。只要能在國有資產被分光以前，建立一個比較公平的“分家”策略，已經是謝天謝地了。至于以后怎么樣，左右翼會不會分家，這得看老天的安排。建立“自由與平等的底限”，確是超越左右翼或者說左右翼合流的一個目標。近幾年來，已經有這樣的跡象。例如從自由派中分化出來的摩羅，就是一例。如果直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還不能認識到中國的根本問題是在于確定一個“公正的底限”，熱衷于派別之爭，那么或許在下一次震蕩來臨時，已經沒有人愿意相信知識分子的話了。

　　有人問我，你說寄希望于人民，但在現實中，人民根本不覺悟，怎么辦?怎么辦，涼拌唄。我還是引用毛的話來回答吧。毛說：“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1963年他回答索馬里總理舍馬克“如果人民不覺悟怎么辦”的問題時說：“那沒有辦法，毫無辦法，只有等待人民覺醒，起來斗爭。中國等了一百多年，大陸才解放，臺灣也許要等幾十年。全世界統(tǒng)統(tǒng)解放還要等更長時間。”有什么辦法?一百年，在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浪花一小朵。(百韜網劉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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