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危機：權力資本惡性膨脹

楊帆

一、危機發生的外部因素：國際投機者掌握大量人民幣
　　我們要力求避免金融危機。如果避免不了，就可能在以后五年左右時間發生。從外部沖擊來說：國際投機資本是否能夠造成崩潰性的沖擊，取決于能否在短時期內掌握受沖擊國家的大量貨幣。人民幣資本賬戶不自由兌換，有效防止了國際資本的不穩定性投機，但外匯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絕投機資本通過貿易項目的自由兌換混入；第二，管理機構內部人員會帶頭投機并產生波及效果。比如1998年初，正當決策層決定降低利率的時候，就有一部分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去外匯黑市大量賣入外匯，促使人民幣的黑市價格上升到1：8.5左右；第三，是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在進行人民幣和外匯之間的買賣，在一定條件下造成不穩定性投機；第四，外商投資企業的人民幣利潤越來越多，有90％沒有匯出，而是留在中國進行再投資，這筆外商在中國國內的債權在5年之后會達到10000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債權（國家外匯儲備），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真正購買生產資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機領域，流動性很強。國際投機者通過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幣，如果出現突發事件，外商喪失信心，普遍要求將人民幣利潤兌換成外匯匯出，引起國家儲備嚴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幣，通過各種渠道兌換外匯，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將利潤匯出只能延緩一年，因為新的外資會因此不來。這是5年之后國際資本可能沖擊中國的特殊形式之一，也會是我國危機爆發點之一。
二、危機發生的內部因素：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
　　但是中國金融風險的主要因素是內生性的，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是貨幣經濟層面，中央已經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危機因素；第二是真實經濟層面，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體制改革問題、精簡機構問題、農民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等；第三是社會與權力結構層面。在中國，存在導致發生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內生矛盾——權力資本擴張及其合法性危機。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說，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和發展過程，都有其內在的矛盾，這一對矛盾的產生。發展和解決的過程，將主導整個事物的發展過程。矛盾的解決方式，可以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兩種。所謂“危機”，實際上就是事物內部矛盾已經激化到無法自行調整和解決，必須以外部對抗的形式來解決；或者是事物已經無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許的范圍內解決矛盾，非要以被動形式被迫解決不可。一場危機，就是外部強制解決矛盾的形式，只不過它所導致的是舊事物的瓦解。當然這種解決方式，所付出的代價太大，特別是如果在舊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產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價就更大。金融危機如果真的猛烈發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經濟社會政治瓦解，就說明中國漸進改革的內在矛盾已經發展到無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來，這種內在矛盾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如果任其發展不去認識，更不去主動調整，那么五、六年后，就會以金融動蕩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危機。
　　任何改革都是一種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因此，極有可能出現這樣一種情況：那些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掌握資源的人，在改革過程中將這些資源變成自己的私人財產，再通過某些政治和社會改革，如“民主改革”，為自己獲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國外社會學已有文獻指出：前蘇聯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中的那些在計劃經濟下掌握資源的人雖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棄了特權，但仍然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占有優勢，表現在知識、管理、社會聯系、信息、能力各個方面。所以多數人可以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成為新的企業家、議員，總之，保持了“精英階層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當然，少數平民也可以進入上層，但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過與權力系統發生某種關系才有可能；另一部分人是憑借自己特殊的冒險行為進入的，特別是勞改釋放犯那一類沒有地位的社會群體。中國經濟改革中的利益轉移，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這樣的特點。在計劃經濟下我們在名義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國有或國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將自己的所有權委托給了政府，政府系統是通過行政體系，通過“官員群體”，實際控制國有資產，以至控制幾乎所有社會資源，比如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控制農民進城和糧食生產等。在改革以后，這種權力并未崩潰，而是向市場方向擴張，創造出一個“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把權力資本的形成說成是“改革扭曲”，是從市場經濟理想出發的說法；說成是“和平演變”，是從計劃經濟理想出發的說法，都缺乏起碼的實證性。實際上我們只要真正認識到我們所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在本質上是一個什么經濟，無論多么美妙的理想，實際上只能建立一個什么體制，就可以知道權力資本的形成，在中國正是符合某種客觀規律的。權力之所以變成資本是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它無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沒有財產的改革初期，連向銀行貸款的抵押物也沒有，一般只能通過行政系統擔保，各種優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帶有歧視性的特征。行政權力在改革開始甚至起到了市場經濟“助產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權力沒有市場。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崩潰即“休克療法”，另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創造市場即漸進改革。這種辦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療法穩定一些，但是權力的市場化意味著公共權力的腐敗，國有財產向掌權者個人的流失。
三、權力資本發展三個階段
　　權力資本發展，即權力創造市場的第一階段，是農村承包土地時，有20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干部手中。第二個階段是商業資本階段，80年代初期的發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外貿和旅游。大致估計起來，20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20萬億元人民幣，在批發零售環節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萬億元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18萬億元人民幣，也有2萬元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業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5萬億財富轉移。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志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700億元人民幣；5年3500億元。有10%大約350億元的財富轉移。第四個階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到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基金業，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并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10億元，非商品層次可比，甚至發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利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于10萬億元人民幣。加上其他種種以權謀私，如有的領導者秘書收取賄賂。亂罰款亂收費等等，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20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于30萬億元人民幣。目前6萬億元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實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無人認領？國際收支統計中每年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與遣漏”，表示出我國已經有數千億美元的財富外流。在這種暗地巨額財富轉移下，許多研究報告竟然使用正式統計數字計算居民收入，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權力資本化并不為中國改革所特有。英國貴族資產階級化，日本明治維新，前蘇聯改革都有這種特征。中國漸進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下，這種權力資本化的過程只能采取隱蔽的形式，而且很難在現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權力資本擴張與我國政治體制和讓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是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改革初期＊＊＊一句“不爭論”，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基本矛盾，以生產力原則，富民原則獲得了民心。
　　在權力資本化的同時，民營和外國資本也發展起來，舊體制下的資源充分變成了現實生產力。體制轉軌的特殊因素是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說我們吃的是舊體制下已經有的“浮財”，加上2000億美元外債，幾千億元人民幣內債，所付出的資源、環境和道德代價也是驚人的。正如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對東亞各國的扶持而對“東亞奇跡”評價過高一樣，也不能夠對我國改革2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盲目樂觀。由于政治社會改革大大滯后于經濟改革，我國權力資本越來越具有惡性膨脹的趨勢，逐漸從市場的推動者變成了阻礙者，我國經濟增長遇到一系列結構性和體制性阻礙，一般宏觀政策難以發生效力，1997年開始的逐漸下滑趨勢之所以難以克服，只能依靠政府投資來緩解，就是因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特殊因素動力一體制轉軌，已經大部分釋放完畢，而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潛力，由于市場被權力分割壟斷，信用程度降低而難以發揮出來。不做重大改革，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中國的經濟就無法真正啟動。在這種經濟形勢下，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開始顯露并阻礙改革進行。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使得中國無法再利用通貨膨脹發展經濟和實現改革，總量擴張下的增量改革，以1993年“軟著陸”和1996年以來以“抓大放小”為標志、轉變成總量平衡或緊縮條件下的存量改革。總量不膨脹，利益轉轉移就無法隱蔽進行，這就必然出現絕對利益受損害的社會階層，而且要提出權力資本的合法性問題。在中國，這種問題是由計劃經濟思想的“左翼”從肯定計劃經濟的理論前提下提出的。“左翼”理論嚴厲批判了權力資本，但是它把問題的根源歸結為改革開放引進了資本主義范疇，而回避了正是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個不受制約的權力。其理論前提是虛假的，但是它從改革的對立面，在實際上提出了權力資本沒有合法性的問題。另一種“右翼”思潮企圖修改意識形態全盤正面肯定權力資本，亦難以被中國社會所接受。金融資本階段在性質上是資本發展的最后階段，只差一個國際化沒有完成。至此中國體制轉軌的任務可以說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權力創造市場；中國舊體制下積累的財富基本轉移完畢，中央政府直接能夠控制的資源不多了。
　　未來5年能夠繼續向市場轉換的有：——60萬平方公里的國有土地，經過房地產開發繼續向市場轉化；——14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3000億斤國家糧食儲備；——部分國有資產和鄉鎮企業的產權明確與資產轉移,效益可以提高；——單位所有的住宅出售給職工；——國家金融風險向企業和居民的轉移。利率市場化和浮動匯率的實行，擴大直接融資，都是轉移的方式，同時也是國家對金融資源控制的放松——這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最后一項資源。鳳險的承擔者有風險報酬，國民財富還會有所增長；——國家保險向社會保險轉移，政府在放棄責任的同時也放松對人和社會的控制；——內外債還有擴大的空間。在上述資源的轉化過程中，仍然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更多的部分可能將被權力階層所占有，伴隨出現的會是更加嚴重的腐敗和兩極分化。還有三項資源，名為公有實為個人或社會所有，必須保留而不能被權力資本所侵吞，但是在權力資本惡性膨脹過程中，也有被侵吞的可能：——農民家庭承包的耕地，法律上歸集體所有，中央又有承包30年不變的政策。為防止土地兼并，應該正式將耕地所有權分配或低價出售給農民；——老工人按照工齡存放在國有資產中的養老金和醫療費，應該正式劃出作為社會所有的社會保障基金，投入股市或購買國債，以其盈利支付社會保障；——存放在國家銀行中的居民儲蓄。目前銀行的信譽主要是靠中央政府的政治權威在支撐，這種權威如果在隨通貨膨脹和社會問題加重過程中逐步流失，大規模的擠兌就會到來。當應該轉移的全部轉移完畢，中國改革的前一半任務就算基本完成，應該開始后一半：權力退出市場，健全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會改革，以公開化的形式互相制約，形成新的體制。但是這種政治和社會改革在中國很難進行，一方面是權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場，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約；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權力資本也無法取得合法性，因此很難以公開化的方式去制約它。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就是權力資本的實際形成與它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無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使得改革很難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社會領域，權力資本繼續在市場中擴張。由于經濟總且已經受到控制，權力資本的擴張將打擊民營經濟，縮小居民購買力，使得整個經濟萎縮下來。權力資本亦將阻礙市場經濟的完善，它甚至要在市場經濟中惡性膨脹，把那些屬于居民個人的存款、社會保障、農民的耕地，也要“轉移和流失”到自己手中。這樣，金融危機在所難免，而且會導致更大的社會政治危機。在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不能通過漸進改革自身解決的情況下，中國真實經濟的失衡就難以解決，防范金融風險就只能停留在金融層面。上述基本矛盾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觀，估計中國危機發生過程是：堅持反通貨膨脹政策使經濟陷入衰退，產生嚴重的失業問題，被迫再次膨脹，導致信心崩潰和擠兌，銀行呆賬暴露出來，政府被迫實行貨幣改革，經濟空前緊縮，社會政治危機爆發。如果不加快改革步伐，也許5年左右可能發生危機。這是因為：中央政府能夠掌握的資源基本轉移完畢，加上腐敗蔓延使政府的控制能力進一步降低，在危機爆發后喪失控制能力；社會嚴重的貧富分化，矛盾尖銳化；同時我國內外債已經到達臨界點，凈出口不足以償還外債和外資利潤；而外商掌握的人民幣數量也達到了空前的程度，此時的政府換屆，將促使危機的爆發。
四、確立“危機預期”
　　為了在中國防止這種危機前景，中國防范金融風波的思想需要進一步堅持和發展。在金融層面上必須堅持控制金融危機因素；在實際經濟層面上應該堅決地把還沒有轉移到市場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轉移到調整社會矛盾方面來。這需要一系列措施打擊權力資本，緩和社會矛盾，并啟動廣大居民包括貧困階層的購買力。如果不能真正通過全面的改革和堅決措施迫使權力退出市場，不能發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以適應新的社會結構，那么漸進改革自身所無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就會以權力資本惡性膨脹的形式，造成金融以至經濟政治社會大危機，我們必須避免這種前途。目前確立“危機預期”，對防范危機的真正發生有好處。因為預期只要建立就會有“提前反映”。如果多數人預計5年后會發生危機，那么危機每天早上都有可能發生，但是每次都比較小。我們希望的是，將未來的危機因素“提前引爆”，化整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如果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真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自己的潛在危機，確立危機預期，并在5年左右將其化解，那么這是中國之福，我們倒要反過來感謝亞洲鄰國為我們“交學費”了。上述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足以說明只從“左右翼”，只從改革和反改革的角度，不能夠說明和解決中國的問題。更加深層次的反思是放棄“趕超戰略”：德國、日本和蘇聯的軍事趕超、東亞的出口趕超均已失敗，中國的出口和消費趕超已經導致嚴重的兩極分化和腐敗，面臨嚴重的結構和金融危機，沒有出路是注定的。嚴酷的現實要求我們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將是一條面向廣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數暴富階層的道路；是一條比較公平、比較平等的道路。中國不僅需要經濟增長，也需要環境、民主和社會公正。如果我們說“社會主義”還有用，恐怕就在這個地方。

超越左右翼還是被左右翼超越？

——評楊帆《中國的危機：權力資本惡性膨脹》

薪茅

一、引子
　　在中國的新派經濟學家中，楊帆大概是還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的少數幾位。他沒有為取悅于先富起來的人而跟著高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也沒有為迎合“人民幣不會貶值”的政治承諾而搞一套精制的數據分析。他甚至敢于指出：“體制轉軌的特殊因素是促進中國生產力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說我們吃的是舊體制下已經有的‘浮財’，加上2000億美元外債，幾千億元人民幣內債，所付出的資源、環境和道德代價也是驚人的。”他將體制轉軌直截了當地理解為權力資本化，他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20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于30萬億元人民幣。”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既定的改革話語，也把改革的道德面具撕個稀爛。
　　但楊帆并不是要否定改革，他全然看不出那是一套精心編織的皇帝新衣，而這個什么也沒穿的皇帝已經重病纏身、氣息奄奄。他估計，“這種內在矛盾的發展已經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如果任其發展不去認識，更不去主動調整，那么五、六年后，就會以金融動蕩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危機。”
　　我基本贊同這一估計。可以補充的是，如果有意外事件發生，那么也許要不了五、六年，中國社會就有陷入分崩離析狀態的危險。還可以補充的是，這一結局的到來可能是很難有什么辦法避免的。因為最高當局已經既沒有實力、也沒有道義感召力來制止權力資本的惡性膨脹了。如果非要強力制止，象王安石那樣來整肅吏治，其結果也很可能是王安石式的。可見，大凡對中國這二十年來的變化比較清楚的人，對時局的估計有著驚人的相似。當然，不排除中國能闖過這五年。也許象驚險電影中某位開著列車飛速駛向懸崖的駕駛員，雖然拼命剎閘，但列車還是憑著巨大慣性向前猛沖，在最后一刻，駕駛員跳車了，列車則轟鳴著摔成萬段。
　　而楊帆先生則以為可以避免這種結局。他為皇帝開了一張起死還魂的妙方。這張方子從遠景說，是“權力退出市場，健全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過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會改革，以公開化的形式互相制約，形成新的體制”；從眼前說，是“打擊權力資本，緩和社會矛盾，并啟動廣大居民包括貧困階層的購買力”。楊帆先生認為，這張方子是“超越左右翼”的，是一條“面向廣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數暴富階層的道路；是一條比較公平、比較平等的道路。”
　　那么這張方子究竟靈不靈呢？
二、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嗎？
　　市場經濟在中國有許多令人目眩的形容詞，平等競爭就已經算是比較中性的了。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更有人說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最近在討論中國是否已經進入過剩經濟時代時，有人居然說，市場經濟既不應該是短缺經濟，也不應該是過剩經濟，市場經濟應該是均衡經濟。我相信，這類令人作嘔的粉飾之辭將來肯定會被記載在中國學術界的恥辱榜上，作為學術界娼妓化的又一大手筆。
　　在今天的世界經濟中，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的營業額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8%，跨國公司的跨國界內部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量的一半以上。單單是這一事實，便足以讓任何關于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的理想破滅。我想楊帆先生不會不知道這一事實，因此他大概是希望中國回到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時代，而且一直停留在那個時代，不要由競爭走向壟斷。
　　這一寄寓的荒謬性不亞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自不必多提。更嚴肅的問題可能在于，即使在亞當·斯密時代，也不存在公平競爭。試想，英國莊園主和佃農怎么進行公平競爭：莊園員的羊把佃農趕出了家園；英國的手工業主怎樣和失去家園流落街頭的農民競爭：通過血腥立法讓農民在立即死亡和皮鞭下苦役間選擇；哥倫布們怎樣和印第安人平等競爭：一小群手執文明槍炮的冒險家在短短幾個世紀里滅絕了90%以上的美洲土著居民；等等，楊帆先生可能會叫起來：“你說的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不是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階段。”但原始積累的結果是什么呢？不是積累成一個個龐大的地方性的、行業性的資本集團嗎？這樣一些資本集團能和集貿市場的小商小販們平等競爭嗎？東印度公司能和印度土生土長的民族資本家平等競爭嗎？英國的鴉片商們能和中國平等競爭嗎？洛克菲勒能和賓夕法尼亞的其他煉油商平等競爭嗎？德國的西里西亞工人能和德國的紡織廠老板平等競爭嗎？
　　恐怕在搞清有沒有平等競爭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競爭。競爭，以個人利益為全部行為動機的競爭，亞當·斯密心目中最完美的在客觀上能促進全社會利益的競爭，實際上從來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即使回到原始部落狀態，競爭也不可能是平等的。智力、體力、精力、年齡、性別都各不相同，所處的地理位置和運動狀態（或睡或醒，或戒備或放松等）各不相同，使競爭的雙方不可能平等。這才有所謂“適者生存”，這才有部落戰爭，這才有部落首領，這才有部落首領的世襲，這才有奴隸主和奴隸之分。從那以后，人與人除了個體生理和個體狀態的差別，又增添了財產的差別，從此有的人當牛作馬，有的人殺牛騎馬。平等競爭更無從談起。
　　競爭的起點是不可能平等的。競爭的規則更不可能公平。因為競爭規則根本上是由競爭中的獲勝者制定的，規則的解釋權也操縱在獲勝者手中，規則的執行權更是獲勝者的特權。法律、法院、警察、監獄不就是我們這個競爭社會的規則、規則的解釋和執行嗎？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獲勝者的一種承諾，而對于失敗的一方來說卻是“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中國的封建社會如此，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如此。君不見有錢才能聘請善鉆法律漏洞的大律師嗎？君不見美國黑人經常被不分青紅皂白地當作嫌疑犯毒打嗎？
　　市場經濟的規則也不可能是公平的。以所謂專利法為例，即使你我的發明完全是獨立進行的，只要你先登記了，我就成了非法的。于是你可以發大財，我卻只有在一邊流口水。這種規定根本就是為了保護跨國公司的技術壟斷地位，因為跨國公司越來越將技術人才聚集在自己的門下，世界上有商業價值的新技術和新發明絕大多數為跨國公司所擁有。這實際上是知識領域的跑馬圈地。再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或新成立的WTO，其規則的一部分是為發達國家之間的市場爭奪戰服務的，另一部分則是為發達國家從貿易、投資、技術、金融全方位控制第三世界服務的。
　　中國國內有可能實現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嗎？實際上楊帆先生自己就已經給出了否定性的回答：“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公開化的形式互相制約，形成新的體制”。這里，楊帆先生首先承認了權力所攫取的巨大資本的合法性，從而承認了競爭是在極不平等的起點上開始的。其次希望這些既得利益相互制約形成新體制，也就是承認這些既得利益的規則制定權、解釋權和執行權——只是這些源自權力的資本不要太貪得無厭，弄得社會民怨沸騰就行。
　　然而，無論是權力資本、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還是金融資本，其本性都是貪得無厭的，不是學者“善良的理性”可以規勸的。當然，楊帆先生自己的理性也不一定很善良。所謂善良，本來就和那只“看不見的手”的理想格格不入。再有，從楊帆先生居然可以輕輕地把權力攫取的資本合法化就看出，他對權力資本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危害——例如，長江大堤的年久失修——十分寬容，反過來便是對那些在水災中喪生的人不夠善良。
　　足球賽乃至整個競技體育寄寓著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理想模型，公平的起點，公平的規則，公平的裁判，這一次出局下一次還可以再來，沒有什么災難性的后果。然而這種競技模型和經濟生活中的競爭根本就沒有相同之處。《贏家通吃的社會》——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海南出版社已出了中文版），才更加接近今日世界的現實。關于這一點，現代經濟學家們，特別是當今中國的領潮派經濟學家們既不高明，更不誠實。誠實的人們應該承認，對于資本主義競爭，馬太比亞當·斯密更有洞見。——然而，亞當·斯密的模型本來就不需要誠實。
　　從這個意義上，奧林匹克運動是現代社會的宗教，它持續不斷地塑造著公平競爭的幻想。然而，競爭從根本上講絕無公平可言，假球、興奮劑、收買裁判和博彩就是公平競爭這座神廟后面的孫大圣的尾巴。競技體育今天所面臨的正是這樣一種尷尬局面：如果要繼續破紀錄、創精彩、追求票房收入，就得容忍其宗教觀念的削弱，承認沒有公平競爭。
三、誰去打擊權力資本？
　　如果說，這張妙方的遠景是不現實的，那么它的近期措施也是不切實際的。楊帆要求權力資本退出市場。但他也承認：“權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場，甚至不愿意受到制約”。那么怎么辦呢？要“打擊權力資本，緩和社會矛盾”，把“把還沒有轉移到市場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轉移到調整社會矛盾方面來。”
　　于是，我們要問：誰去打擊權力資本？要知道權力者是高高地坐在打擊別人的神壇上，可以把失業說成下崗，把下崗說成主人翁地位的實現，可以在敲鑼打鼓中把30萬億國有資產塞進自己的腰包，還要說別人無能、懶惰，不知道搶劫和揮霍的快樂。權力者掌握著意識形態神器，掌握著法律法規的解釋權，掌握著組織名義，掌握著大局名義，必要時可以高擎“不爭論”的免戰牌，卻給對手扣上帽子，調動位置，封上條子。我相信，楊帆先生恐怕連讓他的這篇大作見諸報端都做不到，怎么能空喊打擊權力資本呢？
　　朱熔基總理看來是想打擊權力資本。近年來他采取了一系列打擊地方諸候，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例如成立金融工作委員會，使銀行只接受中央的垂直領導；成立國有大中型企業工委，削弱各部委對大中型企業的領導；加大反走私力度，使垂直的海關力量成為反走私主力；重新祭起糧食統購統銷的法寶，補貼收購糧食，打擊吃國家補貼的逆價銷售行為等等。這實際上是將各地方、各部委的大權相當一部分集中到朱熔基的手中，以便“把還沒有轉移到市場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資源，轉移到調整社會矛盾方面來”。從這個角度看，楊帆的觀點正在得到實施。
　　但是，這么一個龐大的、腐敗的官僚機構的運轉能甘于受打擊嗎？早在朱熔基的這些舉措出臺前，高層有識或無識之士也都看到了“腐敗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也早舉起了反腐敗的大旗，但腐敗不仍愈演愈烈嗎？在這種情況下，剝奪地方和部委的權力只能是使他們更加隱蔽而瘋狂地運用剩余權力，同時增強對中央政府的離心和對抗議情緒；另一方面，收歸朱熔基直屬的權力就不會有腐敗嗎？在這個年頭，各人顧各人，連親爹都可以不認，很難相信朱熔基會搜羅了一批還能不濕腳的干部。我們看到，即使海關、金融、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受地方和部委的牽制，其內部就已經潰爛不已了。就在朱熔基在人民大會堂拍著胸脯保證，國家糧庫滿了，要新建大批糧庫時，一些地方糧庫實際上卻存糧無幾。地方糧食局和糧庫的官員大肆逆價銷售，聯手欺騙、對抗中央檢查。就在朱熔基宣布中央機關精簡時，各大部委紛紛運用小金庫購買住房，發放幾萬到十幾萬、幾十萬不等的離職款，以致京城房價立時高漲。
　　根本的問題在于黨和政府官僚機構面臨著徹底腐爛、無藥可救的危險。這架機構里連象楊帆這樣的多少愿意為“社會穩定”作出些微努力的人都很難找到了。一種等待演變最后揭幕的心態，一種在最后揭幕階段能多撈就多撈的心態，從陳希同那時起就漸漸彌漫開來，成為官僚機構的主流心態了。
　　從這個意義上講，朱熔基的確不簡單，他多少代表了社會良知。他逆潮而動，希望利用自己的權力制造出新的主流心態來。但談何容易呢？
四、超越了左右翼嗎？
　　楊帆先生的出發點并不那么復雜，也沒那么長遠。他最關心的可能還是希望避免出現俄羅斯式的社會大動蕩。“將未來的危機因素‘提前引爆’，化整為零，并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圍內。”正是面對著這樣“嚴酷的現實”，他才開出了這副藥方。他認為他這是“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國的發展道路：這將是一條面向廣大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數暴富階層的道路；是一條比較公平、比較平等的道路。”
　　然而，很可能的情況并不是楊帆先生超越了左右翼，而是左右翼超越了楊帆先生。出國護照，海外存款（二十年來我國對外投資達１６００億美元左右，其中大部分成為勝利大逃亡的準備金），這是右翼的超越：乘著國內還沒亂多撈錢，一旦發生問題，立刻溜之大吉，因此他們不怕危機。右翼也為左翼的超越作了準備：低工資，失業，掃蕩儲蓄，許多工人的生活實際上已經不能更壞了，他們已經生活在危機之中，也不怕危機。
　　于是怕經濟社會危機爆發的只剩下了所謂工薪階層，企業白領，教師，政府中下層工作人員。這部分人眼看著多年的住房福利承諾旦夕化為泡影，多年的積蓄還不夠買房子，節衣縮食又成為新時尚，而腐敗難消，處處受氣，前景一片迷茫。是的，他們害怕亂，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朱熔基身上。
　　樹欲靜而風不止。中間階層以往并不關心下層人的生活，一心向往著往上走。隨著兩極分化的加劇，中間階層日見縮小。往上走的路不見擴大，而往下掉的可能性卻一天天增長。于是他們開始呼喚公平，開始希望超越左右翼。然而，這種呼喚恰恰反映了他們正在被左右翼超越的現實。
　　楊帆和何清漣，一南一北表達的正是這種中間階層的失落感和危機感。我相信，隨著兩極分化和社會動蕩的加劇，這一股小資產階級的公平思潮必然會分化。有的人會認真重新思考改革開放的歷程，走向左翼；有的人會借機爬上學術界臺面，變得保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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