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一座佔地4畝、高41.7米、容納3000人的哥特式圣叁一教堂在山東曲阜市奠基,由于與孔廟、孔府、孔林相鄰近,以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郭齊勇為首的十位教授,于同年12月22日對這座比孔廟大成殿高16.9米的中國最大耶教堂入侵提出異議:
“孔子者,中華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圣地;“叁孔”者,中國五千年文化命脈與道統象征之所在,億萬海內外炎黃子孫心理情感與精神寄托之所系,并為東亞各國政要與民眾文化朝圣之所宗。今在“叁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無疑唐突中華文化圣地,傷害儒家文化信眾情感,有違海內外炎黃子孫心愿,不合建設“中華文化標志城”和“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初衷。”
并點破教會方將該教堂定位為“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交流的平臺”的漂亮飾詞:
“吾等強烈反對刻意用在中華文化圣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方式,來表明儒家文化的包容寬大精神和體現“和諧世界”的理念,因為這是對儒家文化的歪曲和利用,是在裝飾門面和粉飾太平!
吾等認為,文明之間的和而不同,首要的塬則是不同文明之間彼此尊重,尤其是外來宗教文化要入鄉隨俗、客隨主便,而不能反客為主、喧賓奪主——對本土宗教及其信眾而言,這是個天然的情感問題;對外來宗教及其信眾而言,這是個基本的禮貌問題。”
他們鄭重唿吁立即停建該教堂:
“將心比心,如若在耶路撒冷或麥加或梵蒂岡,建一超高超大的孔廟,力壓其宗教建筑的氣勢,獨領其城市建筑的風騷,有關宗教信眾又會作何感想呢?其國家、其政府、其民眾能接受嗎?”
“即使該耶教堂的建設符合現行法律,通過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關部門的嚴格審批,資金來源完全正當,也難免于其傷害儒家文化信眾的情感,有違海內外炎黃子孫的心愿,乖乎中華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傳統和慣例,當立即予以停建,或遷往他處建造。即是說,這既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而是一個關乎中國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問題。”
隔年1月15日《南風窗》記者田磊就此議題到曲阜實地採訪后寫道:
“反對修建基督教堂,在曲阜歷史上,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清末光緒年間,就曾發生過另外一樁大事。根據曲阜地方志記載,光緒24年,一美國神父到曲阜傳教,看中了古城中一個叫古泮池的地方,打算買下大片土地,建造教堂以抗衡儒教。當時孔府的主人衍圣公孔令貽聞訊后非常惱怒,一方面會同當時的曲阜知縣孫國楨邀集了以孔鼎臣為首的孔氏族人聯名上書朝廷,請朝廷出面干涉外教侵入;一方面聯合曲阜城內外的紳商名流共同募捐在古泮池建起“文昌祠”,供奉文昌帝君,祈求科甲功名的昌盛。
最終,美國神父意識到官居一品的世襲衍圣公及其龐大的家族絕非好惹,若激起公憤,很難在此地站住腳,于是改在曲阜西關外路南建立了福音堂,作為傳教基地。
與那個時代遍布全國的更加慘烈的教會案相比,曲阜的教堂之爭并不引人矚目,很快就被遺忘了,那次爭端,也是有記錄可考的唯一一次在曲阜當地的基督教和儒家的正面沖突。”
外國傳教士在曲阜古城被拒一百年后,捲土重來在離孔廟3公里處蓋中國最大的耶教堂,不禁讓人想起百年前法國《費加洛報》記者皮埃爾·洛蒂隨八國聯軍入北京后法國主教法維耶對他說的一段話:
“我會把他們推倒的所有教堂再重新建起來,而且建得更大更高!我要讓每一樁針對我們的仇恨與暴力行動,都恰恰相反地推動基督教在他們的國家再邁出一步。有朝一日他們可能還會推倒我的教堂,誰能說得準呢?沒辦法!我會再一次建起來,我們走著瞧吧,看他們和我誰先放棄!”
這些愈挫愈勇的傳教士欲把不拜祖先的異教強加于慎終追遠的中國人是什么意思呢?馬克·吐溫說得好:“真正的大不敬是不尊重別人的神。”(True Irreverence is disrespect for the other man's god.)他在一封致《倫敦時報》的未發出信中寫道:
“中國可以讓外國商人留下,但是不應留下外國傳教士,因為他們經常製造麻煩。傳教士之所以被當地人民怨恨,塬因之一是其職責等于在侮辱中國人舊有的宗教,擺明他們的神是假的,渠先人處于地獄之中。”
這位幽默的“世界道義督察人”對傳教士的批判很可以印證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后左宗棠回給清廷的一句征詢意見:
“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為者實不多見。”
我們就從史料來翻看不安分的教士身上的“匪徒”形跡,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頁收錄了一段八國聯軍大屠殺期間天主教北京教區主教樊國梁給巴黎教會組織的報告:
“我們在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學堂,為法國遠征軍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譯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國話的傳教士,被最高將領委任為連隊長。”
同書頁還有法國遠征軍伏依龍軍團司令給北京教區副主教林懋德的一段話:
“自從聯軍開到直隸境之后,你非常樂意派遣傳教士們以隨軍司鐸身份加入軍隊,我們對他們在各方面無不盡量照顧。…… 他們離開自己傳教的職務,在各種情況下,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為軍隊服務的熱情和誠意,是值得我們十分感激的。”
傳教士可以變身為隨軍司鐸、連隊長,顯然“黑暗的東方靈魂”拯救者與侵略軍間的身份轉換,沒有任何精神上或宗教的障礙,難怪摩羅在《西方傳教士配合八國聯軍燒殺搶掠》中會感嘆:“說到底,基督就是一個征服神。”
再端詳一下美國傳教士梅子明當時寫給“親愛的”之信:
“我已帶領二百余名教徒占領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現在是王府的頭頭,我突然變成了一個顯赫的人物,周圍的鄰舍把我當作一位王子對待,他們給我送來了蛋、雞、鴨和葡萄酒等等。”(1900年8月20日)
“我必須把義和團的頭目們搜查出來,并盡可能地給予懲辦。我馬上就要開始去干這個行當。……我們已經搶劫到足夠的東西可以過冬了。”(1900年8月28日)
“今天我在這前主人藏財寶的閣樓中發現大量的珠寶、紋銀和四只表。我將盡快地把這批財寶全部運送到美國駐華公使館的保險庫中去。”(1900年8月29日)
“我離開北京城出外討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帶了二百名騎兵到北京東郊沙河和別的地方進行掃蕩,我擔任向導和翻譯。我們放火燒了兩個義和團的總部,摧毀了一些軍事設施。……義和團像野鹿一樣從我們面前逃走,我們發現無法在青紗帳里追捕他們。”(1900年9月18日)
“我們都被邀請從十一點到一點鐘到查飛將軍處報到。目前在四鄉還發生一些新的戰斗,特別是那些外國軍隊掃蕩過但是沒有適當鎮壓過的地方。……現在又要重新進行征討了。”(1901年9月18日)
(以上引自顧長聲《梅子明傳》,見《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來華新教傳教士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頁。)
如今一百四十年過去了,干盡燒、殺、擄、掠的“多半匪徒”要在“叁孔”之地建造全中國最大的耶教堂,其妄為不安分也如昨!
前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現任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成中英也以公開信質疑:
“此一計劃中的教堂為何要用與地方建筑不協調的40尺以上高度的哥德式建筑,以及要蓋容納叁千人以上的教堂。如說沒有挑戰孔子叁千弟子的想法,是難以置信的。”
“許嘉璐教授在《尼山論壇》上說,中國人絕不是把自己的文化強行輸出給別人,也不是唯我獨尊。我們也可以延伸說,中國人也不希望他人把他者文化強行輸入,顯示他者為我獨尊的氣概,意圖或實際造成中國人內心的壓迫感或挫折感,這是極不公允與不義的事??鬃釉凇墩撜Z》中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穌在《馬太福音》中也說“人所欲,施于人”,但人所不欲,顯然我們就不能施于人。在儒家圣地曲阜建立耶教大教堂,如果我們知道并非大多數人的意愿,也不是大多數中國儒者與文化人士的意愿,我想耶穌也是不會同意的。”
“就耶穌既為神子又為人子的立場,自他以后,人已得解救,真正愛人就是愛神,未愛人,焉得愛上帝? 此一精神應可說與孔子一致,基督教當代的傳教者如能善體孔子仁愛之意,又何必用一種羅馬人的好戰或好勝姿態來推廣自已,利己而不惠人呢?”
成教授點破在儒家圣地建耶教大教堂隱含“為我獨尊的氣概”和“一種羅馬人的好戰或好勝姿態”,徵之百年前美國傳教士狄考文的話:
“作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階層,如果我們要對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們就要訓練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學教育他們,使他們能勝過中國的舊式士大夫,從而能取得舊式士大夫所占的統治地位。”
“傳播基督教的工作很適當地被比作軍隊的工作。軍隊的目的不單是盡量殺傷或擒獲敵人,乃在征服全部敵人……基督教的工作目標也是一樣,它不單在盡量招收個別信徒,乃在征服整個中國。”
我們能不義忿、能不握拳決絕嗎?看看義和團當年的斗爭對象在一世紀后如何繼續侮辱炎黃子孫,那是2000年外交部的聲明:
“梵蒂岡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于10月1日舉行“封圣”儀式,把曾經在中國犯下丑惡罪行的一些外國傳教士及其追隨者冊封為“圣人”。中國政府和人民及中國天主教會對此表示極大憤慨和強烈抗議。
眾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的一些外國傳教士曾經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直接參與者和幫兇。這次被梵蒂岡冊封的一些人更是在中國土地上奸淫搶掠,為非作歹,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對此,梵蒂岡不僅不表示懺悔,反而要把這些作惡多端的罪人冊封為“圣人”,這是對中國人民的公然挑釁,是為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翻案,是對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和壓迫的愛國行動的極大侮辱。梵蒂岡的這一行徑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和中華民族的尊嚴。”
其實尊嚴是打出來的,在抗美援朝勝利六十周年之際,我們該想想為什么自毛主席走了后,基督教勢力敢從“封圣”到“建堂”一再膽大妄為?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