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黨員標準的認知問題

　　日前，有關黨報黨刊和網絡在談論黨的瘦身問題，有的黨建學者甚至明確提出要通過剔除不合格黨員使黨員隊伍減少三千萬，通過建立黨員退出機制使黨員隊伍規模控制在五千萬以內。既然要瘦身，要剔除不合格黨員，要通過嚴格黨員標準實現以及保持黨的純潔性與先進性，那么也就非常有必要討論一下什么才是一個合格共產黨員的標準以及如何認識和實踐黨員標準。圍繞黨員標準的認知問題，本人結合黨章提出以下幾點個人認識，希望與關心黨建的朋友們交流。

　　第一、黨員標準問題根本上是個黨性問題。首先，黨員標準是與黨的性質密切相關的，黨員標準決定于黨的性質、服從于黨的性質、表達和體現黨的性質。一個政黨的黨員標準首先是由黨的性質所決定的，這是政黨性質在黨員條件方面的必然要求和反映。其次，黨員標準的內容及其落實情況會直接影響到黨的純潔性和黨的先進性，直接的表達和體現著黨的性質問題，是黨性問題的外在表現。因此，黨員標準的內容如何、實踐中的落實情況怎樣，必然影響到人們對于政黨性質的認同。黨的形象作風問題本質上是黨性的實踐表現問題，她一方面表現在黨的方針、政策、路線等黨的宏觀決策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表現在黨的成員的實際表現方面。黨員標準及其實踐情況既表達、體現黨性，又會通過黨的成員們的思想與行動反作用到黨性問題的方方面面和各個層面，每個黨員的思想、言行都是黨性問題的不同程度體現，都會對黨的性質產生不同程度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黨員標準及其實踐問題與黨性的關系問題既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問題，也是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問題。黨的作風形象問題、黨員隊伍的作風形象問題是黨性的純度、高度、廣度、深度在實踐中的表現尺度。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員標準極其實踐問題是一個直接關乎黨性的大問題，它既決定于黨的性質又反作用于黨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黨員標準就是黨性標準。但是，黨的性質問題并不是僅僅體現在黨員標準一個方面，更多的、更深刻的體現在黨的方針、政策、路線等諸多的決策方面，核心的問題是必須保證它們所體現的黨性要求上的一致性。黨的方針、政策、路線等等決策，是由黨的成員代表們集體討論作出的，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參與決策的黨的成員們的黨性原則和黨員標準的實踐過程。

　　關于黨員標準問題，有時總是被認為是比較原則、比較虛的。其實合格的共產黨標準不僅在中國共產章程中有明確具體的規定，更在黨的其他有關文件中針對不同崗位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們有著許許多多的更高和更為具體的規定。之所以總會被有人認為比較原則、比較虛，很難具體，這既是對黨章以及有關規定的學習尤其是對黨性問題的學習理解不夠深入、不夠細致、不夠全面所致，更是對黨章及黨性落實不到位所致。甚至是總是要有人把黨章以及黨性問題有意的束之高閣或是泛泛而談，而不去做真正的深刻的理解和落實所造成的。這樣一來，就把黨員標準以及黨性問題的認識虛化了、片面化了，甚至是歪曲化了。虛化、片面化、歪曲化的結果就是沒有人再敢于去強調它，沒有人再敢于在這些問題上較真，自然也就鮮有人按照這樣的標準去要求、去做了。一般來說人總是不愿意被監督的，鏡子模糊了也就不再害怕鏡子照向自己。當前黨員以及干部隊伍的純潔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正是這種情況長期累積所造成的結果。說穿了，就是有人長期在實踐中脫離甚至是背離黨章及黨性的有關規定，回避、含糊、弱化黨性認識問題的結果。黨的建設及黨風中存在的諸多問題都是黨性建設不徹底的表現。脫離黨性建設這個核心抓黨建，黨章及有關文件中規定的黨員(及其領導干部)標準再具體、對于黨性的描述再先進，恐怕都難以得到有效的落實和實際地執行，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保持黨的性質永不變色就有落空的可能。

　　既然黨員標準決定于黨的性質，是黨性問題的外在反映，那么認識黨員標準、堅守黨員標準就應該首先從黨性問題著手、從黨的性質要求所決定的黨的建設的主要方面來著眼。

　　第二、階級基礎問題是黨的建設的基本問題。從黨的性質來說，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部分開宗明義，“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它是有著鮮明的階級基礎和階級立場的。中國共產黨首先是一個階級的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盡管“十六大”以來的黨章總綱在描述黨的性質問題時，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必須要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為基礎。沒有了這個基礎，也就沒有和喪失了黨的先進性，喪失了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資格。同樣，說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也是建立在黨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基礎之上的，離開了這個基礎去談“三個代表”“是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也就失去了基本依據。只有承認黨的階級基礎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性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如果脫離了這個基礎中國共產黨就不再是共產黨。

　　從黨的階級基礎出發，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理應是中國共產黨的主體。當然，強調階級基礎不是唯“身份論”和“出身論”，而是強調“立場論”。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必須以那些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方向，能夠組織帶領中國工人階級通過實現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解而最后以徹底消滅剝削為主要標志達到解放工人階級自己的人們為主體。否則，就不足以保障“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如果背離或偏離了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那么黨也就會偏離中國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方向，也就會偏離中國工人階級政黨的性質。因此，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基本問題首先是黨的階級基礎問題。從組織建設角度要保持黨的純潔性、先進性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堅決剔除和杜絕那些不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不是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不能夠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方向甚至是與之相背離的人加入到黨內。

　　從黨的歷史來看，黨的成員中尤其是一些為主張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方向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早期先鋒人物中，歷來就不缺少拋棄既得利益和既有階級而轉移到工人階級立場的人們，這樣的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會遭到工人階級的反對，相反的都會受到工人階級的熱烈歡迎，因為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會損害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反的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犧牲了他們既得的利益。這也正是他們的先進性、覺悟性的體現。是否具備黨的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立場、觀點、方向、方法，理應成為判斷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否合格的基礎標準和出發點。要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就必須首先具備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觀點，具備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能夠拋開既有立場和既得利益才可能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言人。

　　階級基礎問題本質上是黨組織建設的基本問題，也是黨性的基本問題。這是一個關于什么人入黨，代表什么人、為了什么人的人入黨的問題。黨的組成問題是保持黨性純潔性和先進性的基礎因素，是黨性以及黨的建設的基本問題、首要問題，是黨建工作的出發點。按照這樣的基礎出發，黨的瘦身和黨的純潔才會找對方向，否則就會偏離正確的方向，并沿著錯誤的方向越走越遠。說黨的階級基礎問題是黨的建設的基本問題，這是由黨的性質決定的，這是保持黨的性質、解決黨的純潔性、保持黨的先進性的組織基礎和基本條件。

　　既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階級的政黨，那么在黨的建設過程中就不能不講階級基礎，就不能害怕、拒絕或模糊、回避階級概念，而是要牢固的建立在階級基礎之上。有了堅定的階級基礎才有為工人階級解放而服務，為人民利益而服務的思想基礎、情感基礎，才可能真正的具有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具有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出發點。

　　第三、黨的思想建設的核心內容和根本依據是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思想建設的核心任務是以探索凝結形成能夠反映無產階級本質要求的思想體系、理論學說，并以其來統一全黨，解決全黨在思想認識上的統一性和價值觀上的一致性問題。思想建設是黨的建設的核心與靈魂，黨的指導思想極其思想建設問題是黨的組織基礎問題在黨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集中反映。組織基礎的高度統一、高度一致是思想領域高度統一、高度一致、高度純潔的基礎。這不僅是全黨成員思想一致的基礎，也是黨的指導思想、理想、信念、奮斗目標與現實的路線、方針、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就很可能南轅北轍。立場決定觀點、決定方法、決定態度、決定方向。黨的核心指導思想決定著黨的性質、方向，黨以及黨的成員是否站在、是否符合黨的階級基礎，決定了他對待工人階級以及以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態度與方法，決定著現實與未來社會的性質。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是否了解中國工人階級的立場、觀點、方向、要求，決定著在他們領導的范圍內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否符合工人階級為主的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說穿了，黨的階級基礎、社會基礎體現了黨的世界觀、決定了黨的價值觀，決定著黨和政府在處理和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時所采取的方法論。黨的階級基礎、社會基礎純潔穩定，是黨的指導思想純潔穩定的最基本的組織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黨的指導思想必須是一元化的，在方向和性質上是旗幟鮮明的，因此也必須是相對穩定的。一旦黨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發生了分化或者說是擴大化、多元化，那么黨的指導思想、黨的價值觀也就必然的會伴隨發生分化和多元化，這無疑會對黨在核心指導思想上鮮明的階級性及其在全黨的統一性構成嚴重的挑戰。

　　社會價值觀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也許并不該大驚小怪。但是，一旦黨內出現了價值觀的分化或者是多元化的趨勢那就是一個大問題，一旦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分化或者是多元化的趨勢，黨也就很難凝聚成為社會的領導核心。從現實來看，黨內甚至是高層一部分成員價值觀的改變以及與黨的理想信念相背離的情況多有發生，如果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或者比較嚴重的存在，那么也就意味著黨的組織基礎以及黨的指導思想方面出現了嚴重問題，這就是對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提出了挑戰。如果黨的組織基礎出現了分化、擴大化、多元化的趨勢，那么就必然導致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分化和多元化趨勢以及對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包容性趨勢，從而導致黨在核心指導思想上的分化，削弱黨的指導思想與社會主義制度的一致性、與共產主義理想的一致性，干擾黨的方針路線政策與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現實黨內成員背離理想信念的情況多有發生，這除了個人方面的原因，一個不容回避的質疑就是有沒有黨的組織基礎和指導思想方面的原因。如果一旦黨的組織基礎出現了擴大化、多元化的趨勢，那么黨的指導思想也就必然會適應順應這種組織基礎上的變化而出現某些多元化、包容性的趨勢，那么黨內思想的混亂及某種程度的蛻變就是不可避免的。伴隨著黨的組織基礎擴大化、多元化的趨勢出現的，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某些多元化、包容性的趨勢，必然為黨內某些個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蛻變和機會主義、投機分子的產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間。

　　黨的思想建設的核心是黨的指導思想，這決定著黨的建設的方向。作為無產階級政黨，黨以及黨的成員應堅定不移的堅持馬克思主義，這是黨的思想建設的核心，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黨性要求和體現。黨及黨的各級組織堅定不移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必然對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堅持和選擇正確的價值觀、人生觀具有基礎性的指導意義和方向性的決定性影響。

　　第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在于價值觀的根本對立。價值觀問題是黨的指導思想問題的具體體現。在我國現實條件下黨的指導思想不僅決定著黨的價值觀，同樣也決定著社會價值觀。改革開放以后，傳統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受到了市場經濟價值觀的嚴重沖擊和挑戰。縱觀社會現實，一些黨員的政治觀念不強，黨性原則減弱，理想信念淡化，市儈觀念、世俗習氣十足;有的黨員個人主義盛行，自私自利，心中只想個人，不關心群眾;極少數黨員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嚴重敗壞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甚至走上腐化犯罪的道路，貪腐現象頻發。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嚴重倒退，個別地方甚至鬧到嚴重對立的地步。黨的領導干部和各級政府不能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發展”壓倒一切(如資源環境問題、食品與環境安全問題、貧富差距問題)、資本與權力的欲望空前膨脹、“維穩”壓倒一切(底層意愿表達不暢，高中層意志與底層意愿脫節)、GDP至上等等犧牲的是底層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黨員隊伍特別是黨的干部隊伍以及各級政府工作中出現的這些問題，固然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但是，這與黨的組織基礎和指導思想有無聯系是一個敏感話題。

　　當然，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黨的思想、黨的成員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大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因此，要想保持黨的指導思想上的純潔和統一就要求黨以及黨的各級組織務必對于那些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和敏感度，對黨的指導思想建設和黨員隊伍的思想建設提出更高、更嚴格、更嚴謹、更科學、更系統的要求。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入，這種警惕性、敏感性，以及黨的建設上的嚴肅性就應該越高、越緊迫。顯然，我們這方面的工作不僅是不夠的，甚至是以思想解放為名持著一種懈怠和包容的態度。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論” 及其“良知理性論”廣泛傳播并被普遍接受，殊不知這樣的思想體系都是建立在承認“人類自私的本性”、承認私有制的基礎上的。而共產黨及其共產黨人如果承認了這一點又怎么能夠杜絕私欲的膨脹?又怎么能做到真心實意的反對“自私自利”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又怎么能堅決徹底的反對和消滅私有制?共產黨及其共產黨人從理想信念上來說是容不得任何“一己之私”的，這就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根本對立。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核心作用”更多的體現在了“一個中心”上，而沒有更充分體現在黨的自身建設上，尤其是黨的思想建設和價值觀建設上。“黨要管黨”，黨的建設理應是黨日常的工作重心，這需要協調好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戰略重心的關系。

　　利己主義得以盛行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價值觀理應是以人民利益、以勞動者集體利益為核心的集體主義。我們現在天天強調“以人為本”，但卻似乎沒有取得民眾的足夠認可，這是為什么?“以人為本”可以有兩個出發點，一個是從以人民利益、以勞動者集體利益為核心的集體主義的出發點，以這個出發點的“以人為本”才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才會導致社會的凝聚與和諧;如果相反，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以承認“利己主義”和肯定“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那么這樣的“以人為本”恐怕只能導致社會價值觀的分化與對立，難以構建和諧社會。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是建立在現實以及長遠利益關系一致基礎上的，不論現實還是長遠都把個人利益看作是集體利益中的一部分，出發點和歸結點都是集體主義。不能否認的是，在市場經的背景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現實利益與長遠利益都在日益嚴重的逼迫和誘導著人們，不得不把個人利益作為自己權衡利益關系的出發點和歸結點。無論我們怎樣給這樣的“市場經濟”它加以“社會主義”的定義，我們都不可能徹底消弭其中利益關系的分歧和對立，我們所能追求的只能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原則的最大限度的互相妥協，這又促使人們不得不繃緊了利益關系的敏感神經。

　　在集體主義價值觀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國家、集體、個人利益關系方向一致，利益關系調節也相對簡單容易。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和政府的利益關系調節變得空前復雜，矛盾關系日益明顯。尤其是如何處理“權力(政府和掌權者)、資本、勞動者”三者利益關系問題，不僅成為對于政府的拷問，更成為了對于權力的拷問，也成為對黨和黨員干部的黨性拷問。在利益的驅使和誘導下，權力(政府)與資本總是要自發的互相依靠，勞動者越來越淪為社會利益關系中的弱勢，甚至是淪為了政府(權力)與資本共同的價值創造者。勞動者創造價值為政府、權力、資本共同分羹的種趨勢不得以徹底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就不足以得到最徹底的體現。

　　回顧社會價值觀演變，人們在長期的利益關系糾葛中，從一種單一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曾經轉化為一種自發的、朦朧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的價值觀。而如今“公私兼顧，以私為重”，“主觀為自己、客觀也為為自己”卻越來越多的成為了人們“理性”的“自覺”追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怎么可能要求所有的干部及黨員都能像焦裕祿、楊獻州以及雷鋒、歐陽海、郭明義那樣具有無私精神、奉獻精神、犧牲精神呢?除非我們的黨和政府除了能夠給予這樣的行為除足夠的精神鼓勵以外的利益誘導。但是，即便能夠這樣做，其結果也只能是更加反證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在物質利益面前的蒼白無力。在這樣的困境中，我們又何能繼續以共產主義精神來號召和武裝全黨?又怎么能繼續以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來引領社會呢!黨的建設，黨員隊伍建設面臨著價值觀困惑。

　　第五、黨的作風問題是黨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成果的外在體現。黨的作風是黨的性質、黨的指導思想和價值觀在黨的實踐中和在黨員隊伍尤其黨員干部行動的上反映。黨的作風問題不僅僅是體現在黨員以尤其是黨員干部隊伍的作風上，更會滲透在各級政府作風和各級黨組織的方針、政策等決策中。如果黨的組織建設、組織基礎出現了問題，黨的思想建設必然難以達到一定的高度和高度的統一，那么也就必然會在黨的社會實踐以及黨員隊伍、干部作風方面出現反映，甚至是反映到各級黨的組織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決策中來。官僚主義、享樂主義、特權思想等等本質上都是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反映，都是在組織基礎、思想觀點背離無產階級思想的結果。黨的先進性的基礎源于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黨的純潔性有賴于他的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可以說階級基礎是保證黨的先進性、純潔性首要關口;黨的先進性的核心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及方法論問題，黨的指導思想和世界觀、價值觀是保證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核心內容。與組織基礎擴大化、思想內涵的多元化相伴生的黨的思想建設的松懈或偏差是導致黨和政府作風建設成效不足甚至是某些決策失誤的主要原因。

　　黨性及黨員標準的規定與實際落實間的關系問題是理論、理想與實踐的關系問題。理想與規定是書面語言，實踐表現是行動語言。相對于社會普羅大眾來講，黨的凝聚力、感召力主要不是來于理論的說教、輿論的宣傳，更重要的來源是他們切身的感受;來源于黨員、干部、政府的行動語言、政策語言，源于人們對于黨和政府、黨的各級干部處理和面對日益復雜的利益關系問題態度的感知積累。理論不能落實于行動，不足以證明黨和共產黨人的覺悟和先進性以及理論的正確性。一旦現實與理想、與規定反差巨大，那么越多的空頭理論以及理想的宣傳只能進一步強化人們對于現實的不滿。只有當實踐與理論一致，黨性及黨員標準才算得到最終的堅持，才會被民眾所認可，才會成為民眾的向導和凝聚力的核心，黨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

　　黨的性質不僅僅體現在黨章有關黨的性質規定和描述上，更體現在黨的指導思想、黨的方針、路線、政策，黨以及政府的政治、經濟等制度和主張上，因為這些對于黨員、尤其是政府和干部作風的方方面面更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才更深切的關乎于社會的政治、經濟權益關系，也才更深刻的反映著黨和政府的性質。這里不敢討論黨性與黨的方針、路線、政策、制度等等的關系問題，只是就黨章有關黨員標準的規定討論黨員標準及其實踐和黨性的關系問題。先進的理論、先進的思想不能停留在書本上和口頭上，要付諸在實踐行動上。盡管近幾屆黨的代表大會都充分肯定黨的建設取得了新的偉大的成果，但是這些新的偉大成果都沒有能扭轉黨的作風問題日益嚴重且趨多發的趨勢。這表明，黨的作風問題不是搞幾次學習教育實踐活動就能解決的，需要從更深層次查找原因，尤其是需要從黨的建設的主要方面來查找原因。

　　第六、該如何認識黨章上規定的黨員標準。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一條規定，“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愿意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執行黨的決議和按期交納黨費的，可以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從這個可以申請入黨的條件可以看出，凡是要求入黨的人員必須是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那么，何謂先進分子?所謂先進分子就工人階級隊伍本身而言，就是那些符合黨章第一章第二條之規定的，“中國工人階級中就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就其他社會階層而言就是那些轉移到中國工人階級立場，并且具有共產主義覺悟，可以擔當工人階級先鋒戰士的人員。顯然，這是黨性問題在黨員標準上的最根本的體現和要求。按照這個要求，那些與工人階級存在利益矛盾、立場對立以及價值觀對立的人就不該被允許入黨，如果這些人被允許加入，那么他們只能成為共產黨內的“潛伏者”。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些人可能成為無產階級的同盟，是我黨的統戰對象，但絕對不可能成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同道人。這個問題在我黨的歷史上，可以說有著足夠的正反兩反面的經驗值得借鑒!如果，允許把這些人都能吸收入黨，那么黨員標準無疑也就降到了統戰標準。

　　中國共產黨黨章第一章第二條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這是從黨的階級基礎出發規定的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先進性的條件。只有那些符合“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的人員才配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黨員，離開了這樣的條件共產黨的性質也就無從保證。過去我們黨十分強調共產黨員的“覺悟性”，強調“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可是改革開放以來“覺悟性”問題不僅強調的越來越少了，甚至還曾一度強調“共產黨員也是人”，認為強調“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不夠人性化，這無疑就把黨員標準降為了普通人的標準。不講“覺悟性”何來 “先進性”?共產黨員當然是人，但是，他們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這才配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所謂“覺悟性”，核心的內容就是在個人和人民利益關系問題上的“無私精神”、“奉獻精神”、“犧牲精神”。只有承認這個標準，共產黨員才可能具有“無私精神”、“奉獻精神”、“犧牲精神”，才可能有更多的焦裕祿、楊獻州以及雷鋒、歐陽海、郭明義。

　　對待利益的態度可以說是先進性的試金石，是不斷追求、謀取、維護既得利益還是以舍棄既得利益、以為人民謀利益為重，這是共產黨人先進性的分水嶺。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8600萬黨員里有多少人符合?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有多少人能夠敢于聲稱自己具有或者能夠達到這樣的條件?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的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又怎能有足夠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和上層建筑的保障來激勵人們追求或者達到這樣的境界?實事求是的說，我們的社會現實中哪些黨員干部的內心不是“公私兼顧以私為重”工作心態?“講原則的吃虧”、“老實人吃虧”已經成為了不可否認的社會現實!黨的“十一大”召開時，全黨黨員約3500萬人，改革開放以來黨員隊伍規模增加了5000多萬，翻了一番還要多。面對日益嚴重的貪腐現象的發生，我們還有信心、有底氣相信共產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都是“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嗎?還有自信、有底氣相信“中國共產黨是由中國工人階級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所構成的嗎?

　　衡量一個政黨的黨員標準不僅僅要看黨章的規定，更要看黨員的行動。黨章除了黨性方面的規定，其實也規定了一個合格的共產黨黨員必須具備的現實表現方面的條件。黨章第一章第三條所規定的“黨員必須履行的八項義務”，實質上規定的就是共產黨員在現實表現中必須具備的行動上的表現，這其實也就是共產黨員在作風方面的基本要求。當然除了黨章之外我黨還有許多關于黨的紀律、黨的作風問題的規定，這些同黨章的關規定一起構成了共產黨員及黨員干部的標準與要求。問題是為什么這些規定與要求落實起來會這么難?其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再嚴格、再高的黨員標準，如果離開了必要的經濟基礎的支撐和上層建筑的保障都將難以有效落實;那些違背甚至拒絕這些規定與要求的人，首先是因為他們已經不具備或者說已經背離、脫離了黨的階級基礎，當然也就不可能具備工人階級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自然更談不上什么“工人階級中具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了”。

　　從黨的性質到黨的階級基礎、指導思想、再到具體的黨員體條件，黨章上無疑都對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標準有著具體的規定。只要按照這樣的規定去衡量就不難確定一個黨員是否合格。當然，不論是以黨章標準自我衡量還是互相衡量，這都需要足夠的勇氣。以什么樣的思路、什么樣的標準來為黨的隊伍瘦身，這本身就關系到黨的性質問題。如果按照某些所謂的黨建專家的思路，把大量的群眾黨員、退休以及離職黨員從黨的隊伍中脫離出去的話，那么我們的黨會沿著一個什么樣的性質發展?這恐怕更會讓人懷疑和擔心。如果沿著這樣的思路來清潔黨的隊伍，那么黨就有淪為官僚黨、權貴黨的可能。堅守黨性、落實黨員標準不僅需要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問題，更需要解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統一問題。實現這兩個統一的前提就是必須堅定不移的堅持黨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性質，黨的階級基礎與黨性的關系問題本身就是個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只有牢固的堅守黨的工人階級的階級基礎，才可能有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第七、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也是堅持黨員標準的重要內容。黨的性質、黨的純潔不僅僅與黨員的標準和黨員的義務相關，也同樣與黨的權力形成和黨員的權利保障相關。可以說黨章第一章第四條有關“黨員八項權利”方面的規定同樣也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條件和關乎黨性要求的重要內容。因為，依照權利和義務對等原則，放棄權利也就意味著不承擔義務。面對黨內存在和不斷出現的問題，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黨員背離黨的性質(但卻可能行使著黨員權力)，同時大量的基層黨員不(能)主張、不(能)行使黨員權利。這是不是意味著黨內對背離黨性的情況有著越來越多的縱容，是不是味著有越來越多的人不符合或放棄了共產黨員條件或標準，如果聽任這種情況延續我們黨又怎么能保證黨的性質?又怎么能保證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黨章第一章第四條在規定“黨員享有下列(八項)權利”時雖然沒有象第一章第三條那樣強調“黨員黨員必須履行下列(八項)義務”，也沒有象“履行黨員義務”那樣被寫入入黨宣誓的誓詞;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黨員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是黨員關心黨的性質、前途、命運和關心參與黨的方針、路線政策以及參與黨的建設、參與黨內監督的重要內容與途徑，充分支持黨員主張權利和充分維護黨員行使權利就是維護黨的性質!黨應當象不能寬容或者漠視黨員違背義務一樣，不能寬容或者漠視黨員放棄權利以及黨員權利保障的不足問題!

　　清潔黨的隊伍與維護黨員權利是保證黨性純潔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如果一旦黨員放棄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的情況普遍發生或存在，聽任違反黨性的言行普遍存在，那么也就說明一些黨員已經放棄關心黨的命運，喪失了參與黨的建設、參與黨內監督的積極性，喪失了共產黨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情況、這種情緒的普遍存在與發生就足以說明，不是我們的黨員隊伍出現了嚴重問題，就是我們的黨本身出現了嚴重問題。黨員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也是維護黨的性質、實施黨內監督、履行黨員義務的重要途徑。黨維護、保障、落實黨員權利也是維護黨性以及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的體現和必然要求。

　　從入黨程序手續上來看，黨章第一章第六條規定“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入黨宣誓既是黨員入黨的一個環節，同時也是黨員入黨的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黨員要發誓：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建議加上一條 “忠于人民，行使權利”!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必須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

　　第八、價值觀是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離不開經濟基礎的支撐和上層建筑的保障。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不僅僅是一個黨員個人的問題，同時是黨的性質問題和黨的組織建設、思想建設、制度建設方面的問題，甚至還是黨的方針、政策、路線方面的問題。黨的階級基礎、思想基礎有效堅持是保證黨的性質和黨的純潔性、先進性的必要條件，而落實黨制度、黨的紀律、堅持黨員標準、保障黨員權利是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充分條件。有效落實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與強調黨員標準一樣同等重視和保障落實黨員權利，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

　　黨員標準的落實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養成除了個人的原因，更重要的還有組織的原因和社會的原因。黨員標準的實踐與社會價值觀的培育一樣，也離不開社會經濟基礎的支撐和上層建筑的保障。一定社會階段的主流或占統治地位、主導地位的價值觀是由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環境決定的或者說是由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以及上層建筑所決定的。當然，任何社會階段主流價值觀的形成、保持、擴張、鞏固除都需要先進分子的引領作用，但這種引領作用更多的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價值觀產生、形成的初期以及過程之中。馬克思主義在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是之流，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也是之流。當一定的價值觀取得主導地位、統治地位后，除了依舊需要先進分子的傳播弘揚之外，更重要的則是依靠政權的力量，獲得的經濟基礎的支撐、上層建筑的保障、意識形態上的張揚。不僅一個政黨的先進理念需要如此，黨及黨員的先進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及鞏固也是如此。如果說黨在執政以前，黨以及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追求主要依賴黨的成員的從自發到自覺的覺悟性、社會理想的一致性，那么黨在執政以后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堅持、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追求、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除了繼續需要黨的成員的自我的“覺悟性”以外，會更多的依賴于經濟基礎的支撐、上層建筑的保證和意識形態上的張揚，否則，這種“覺悟性”就會去生發、持續、擴張、鞏固的土壤與社會的環境生態條件而逐步走向泯滅。我們不可想象在一個充分的市場經濟的經濟和政治、文化環境里，去要求人們具有和發揚“共產主義覺悟”的犧牲精神。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講，讓“共產主義覺悟”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生發取得經濟基礎的支撐、上層建筑的保證、意識形態的張揚，這正是黨以奪取政權為手段，使無產階級的階級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要求和體現，是共產黨政權的應有職能，黨在執政以后不能削弱、放棄這種職能。可以說現實當中理想信念的動搖、價值觀的混亂除了個人的原因外，更深層次的是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上的原因。

　　總之黨的性質以及黨的純潔性、黨的先進性問題絕不僅僅是黨員個體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黨的組織基礎、指導思想、政權建設以及制度建設的問題，同時更是一個與社會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有密切關聯的問題。就黨員個人來說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首要的是要堅定不移的堅持黨的無產階級政黨性質，其次是堅定不移的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最后是堅定不移的履行黨員義務;就黨的組織來說需要鮮明的階級基礎、鮮明的指導思想、嚴明的組織紀律、毫不動搖的社會理想，同時又要堅定不移的主張和行使黨員權利;就社會價值觀來說，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價值觀的培育養成更需要必須的經濟基礎的支撐、上層建筑的保證和意識形態的張揚;就政權建設來說，就是要使權力永遠掌握在那些真正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立場的人手中，使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不斷獲得經濟基礎支撐、上層建筑的保障和意識形態上的鞏固。黨在執政以后將無產階級意志上升到國家意志是共產黨政權的職能要求，也是共產黨政權性質的體現。通過政權的力量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維護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弘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保持黨的性質和社會主義永不變色最根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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