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紅歌總司令”戴誠夢想在人民大會堂匯報演出,卻被卷入一場商業鬧劇。但他癡心不改:“明年先唱進維也納金色大廳,再返回大會堂!”
合唱團條件有限,戴誠經常借用學校教室上排練課。 (戴文偉/圖)
一場在人民大會堂匯演的文藝盛會因為“貨不對版”而戛然而止,數千名老人滯留現場14小時,他們認為組織方利用了“人民對人民大會堂的向往”,有行騙嫌疑。
中國音樂家們曾創作了超過一萬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常州合唱團團長戴誠可熟練演唱一千首,他因此被稱作“中國紅歌總司令”。他的夢想是把紅歌唱到人民大會堂。
戴誠有了更宏大的計劃,就是在明年把紅歌唱進維也納金色大廳,“到時候返回人民大會堂再演”。
從2012年12月1日下午開始,人民大會堂宴會廳就被憤怒充滿。數千名盛裝打扮的老年藝術表演者罷演并占據舞臺,中斷了一場他們精心準備了大半年的文藝“盛會”。
這場名為“盛世歡歌”的中老年文藝匯演的頒獎盛典原定在當天下午舉行,在此前漫長而盛大的海選中,主辦方一直宣稱“在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演出,有大領導也將蒞臨頒獎”。
這吸引了全國30個省市超過十余萬人參賽,5300名優勝者最終獲得晉京演出機會并每人繳納了2000元“報名費”。
“來到才發現上當了,沒有領導,沒有旅游,舞臺不是萬人禮堂而是宴會廳,有些人還被拉去了河北香河。”湖北宣恩縣老年藝術團演員唐香萍說。一些激動的老人甚至搶過話筒,高喊“騙子”、“退錢”。
當天的這場對峙一共持續了14個小時,其間還有老人因激動和饑餓而暈倒,也吸引了一些同情老人的網友到現場聲援。“(主辦方)利用了人民對人民大會堂的向往,這是欺騙。”網友“我思澤東”說。
在當晚由網友發起的微博現場直播中,來自江蘇的“常州合唱團”成為了絕對的焦點——雙方僵持時,活動唯一受邀表演單位、著名紅歌團“常州合唱團”的131名業余老年演員身著紅軍服在現場列隊高歌,但此舉卻被組委會人員指責為“帶頭鬧事,起了很壞的影響”。
“這怎么可能呢?”“常州合唱團”團長、有“中國紅歌總司令”之稱的戴誠對此憤憤不平,“沒有我維持秩序,事情還會變得更糟。”12月2日凌晨5時,抗議取得了效果,組委會退還了演員們的報名費。但在回程的列車上,戴誠一再強調他在乎的不是錢,而是遺憾沒有“向黨和國家領導人匯報演出”。
事實上,這個59歲的男人已經為紅歌事業自費奉獻了12年,甚至不惜舉債一百多萬,成為國內極具代表性的紅歌職業宣傳者和推廣者。
人民大會堂的鎩羽而歸讓戴誠感到憤怒和蒙羞。返回常州后,他決定重整隊伍并定下新的目標——“明年將紅歌唱到維也納金色大廳去”。在他看來,這將是一場意義重大的“翻身仗”。
排練課上的戴誠。 (戴文偉/圖)
十萬老人大海選
一場吸引了十多萬人參加的大匯演就這樣在最后關頭夭折了。無論是主辦方還是參演老人,事后都在為名譽而戰,甚至互相指責。
“我們不是騙子。”“盛世歡歌”組委會工作人員杜女士在接受采訪時稱,這是一場“有預謀”的鬧場,源于某些參賽團隊對評獎結果和接待工作的不滿。她特意提到“常州合唱團”,指責團長戴誠為“陰謀家”。
戴誠感到委屈極了,更讓他惱火的是,有人稱“盛世歡歌”夭折表明,紅歌正在遭到主流社會拋棄。戴認為這才是背后隱藏著的陰謀。
12月7日,從北京返回常州兩天后,深陷流言蜚語的戴誠召開全團會議,進行一次“整風”。他先重申了合唱團的宗旨:熱愛毛主席及恪守毛澤東思想。
隨后,幾名老人開始互相檢舉起來。一位叫王木林的老人揭發另一位老人在人民大會堂外說過不利于團結的話——罵組委會是“騙子”,雙方隨后發生激烈爭吵。戴誠不得不進行裁決:將一個參與追討報名費的隊員除名,隨后,他突然失控大哭起來。
為了參加“盛世歡歌”,戴誠借了30萬。但這仍非他的傷心之處。“我只是覺得不被理解”。
在有“江南明珠”之稱的長三角經濟明星城市常州,59歲的戴誠顯得尤為特立獨行。他一年四季只穿一件短袖襯衣,左胸口別一枚毛主席像章。即使是12月初北京零下10度的戶外,他也是這樣。他稱受青年毛澤東洗冷水澡故事的影響,“當你的皮膚溫度降到跟室外溫度接近的時候,其實就感覺不到寒冷了。”
在京演出期間,他這身不合時宜的衣著還被當成“上訪者”,以至于很難打到出租車。
1953年出生的戴誠自稱人生有三個輝煌階段:1968年當上了中學紅衛兵團團長;1970年代進工廠做毛澤東文藝宣傳后進入機械局;再就是2000年后搞合唱團和紅色事業。
改革開放之前,戴誠在工廠做了近20年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骨干。1980年代初期進入常州城管隊。由于天生一副好嗓音,戴誠在當地一場紅歌賽中嶄露頭角,從此一發不可收,開始紅歌傳播之旅。
戴誠第一站選擇了常州市的福利院,“幾首歌唱下來,老人們都落淚了”。慢慢地,越來越多人被他的歌聲吸引。1997年,當他帶著一群老頭站在當地影劇院的舞臺上,“又有七八成觀眾聽得現場落淚”。
后來,他所掛靠的藝術單位決定在演出中加入港臺音樂,這讓戴誠憤而出走,以表和這些“靡靡之音”劃清界限。2000年,他拿出所有積蓄組建常州合唱團。
2012年9月中旬,身在常州的戴誠接到了一個北京電話,一位自稱“杜老師”的工作人員邀請常州合唱團參加第二屆“盛世歡歌”中國中老年文藝匯演。
“杜在網上看過我們的演出視頻,點名讓我們演出《紅軍戰士想念毛澤東》和《沁園春·雪》。”戴誠說,“組委會還說,演出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屆時還會有領導出席頒獎演出。”
能在人民大會堂唱紅歌,戴誠認為具有特別意義。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音樂家們創作了超過1萬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戴誠可以熟練演唱其中的1000首。“文革”結束后,多數意識形態濃重的歌曲淡出了視野,有些經過改編削弱了原有的政治色彩。這些歌曲今天都被寬泛地稱為“紅歌”。在激進的戴誠看來,只有原汁原味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才是正統。戴被稱為“中國紅歌總司令”。
“人民大會堂,那是去朝圣啊!”廣西祥云藝術團團長陳貴郴這樣向南方周末記者描述隊伍入圍總決選時的心情。除常州合唱團外,全國30個省市數百個藝術團體也被活動所吸引。最終,活動在全國設置了十大選區,進行10萬人大海選。
“盛世歡歌”曾在2011年舉辦了第一屆,當時參加海選的規模還只有5000人,不及2012年的5%。經過大半年的篩選,5300多位老人演員得到晉京演出機會,每人繳納2000元報名費。“能為領導人唱歌,花錢也值了。”湖北宣恩縣老年藝術團演員唐香萍說。
裹“尿不濕”也要堅持
戴誠和他的合唱團不是第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上一次是2010年12月,他們受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7周年大型文藝晚會,與很多著名演員同臺。
近年來,中國的紅歌開始掀起了一輪新高潮。尤其在重慶“唱讀講傳”的帶動下,紅歌在運動式的強力推廣下走向巔峰。在國內先后涌現的眾多紅歌團中,戴誠的常州合唱團以堅持時間之長、特色之鮮明著稱。
“論藝術水平和聲樂基礎,我們是全世界最差的團。”戴誠自嘲。團里老年人很多錯誤的演唱方式,“重復一萬遍都糾正不過來”。但這也是一支獲獎無數、光環纏繞的隊伍。12年來,戴誠的合唱團南征北戰,從常州唱到北戴河,從南街村唱到井岡山。他自費印刷了幾千幅毛主席畫像和幾萬板毛主席像章,唱到哪兒就免費送到哪兒。
在他看來,合唱團能走到今天,全靠精神力量。“小到一個團體,大到一個民族,沒有思想和信仰都是可怕的事情。”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戴誠的“治軍手段”也甚為嚴苛。
2012年9月,戴誠一行來北京參加演出,卻不幸遭遇食物中毒,36名演員上吐下瀉。他怒吼“誰上不了場就給我滾蛋,誰倒下就開除出團”。這群平均年齡近68歲的老人們于是墊上“尿不濕”登臺,最后很多拉在舞臺上和車里。
因為南征北戰攤子過大,債務困擾著戴誠。為籌資金,他賣了一套房子,窘困時在面包車里睡了一年。常州一家連鎖酒店贊助20萬,但是酒店因經營不善倒掉,大多數只是零打碎敲,一家網站的總經理范景剛贊助戴2萬元。去北京前,戴誠給北大教授孔慶東打電話,希望孔聯絡陳光標贊助,“后來孔轉告我,陳光標說今年沒安排,等明年吧。”戴誠抱怨,真需要幫助的時候人都撤了。
接到通知后,因為涉及一百多號人的報名費,負債累累的戴誠曾感到猶豫。在京考察期間,“組委會秘書長劉琴當著我的面說,領導會來觀看演出。此外還將有專車送演員游玩北京。”時值“十八大”召開前夕,戴誠認為這是一個珍貴的機會,他當場拍板決定參加,四處借款30萬元用作排練和路費。
其他藝術團也進行了精心的準備。“我們精心準備了6個月。”陳貴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的藝術團每周練習4天,有時甚至是整晚整晚地練。“有的丈夫小孩病了,也都不管了。我們充滿笑容,一切為了去北京得獎。”
隨著“盛世歡歌”海選的全面拉開,廣東、江蘇多地紛紛成立了選區,還設有工作人員專門負責海選事宜。“喜獲總決選資格”成為各參選藝術團所在地的重大文化新聞。隨后,決賽時間卻一推再推,從8月推到11月,再到12月。
“一天不來合唱團,第二天就會病倒”
從北京視察回來后,戴誠率領隊員們投入緊張的備戰。他的合唱團位于常州工程職業技術學院一座空置的教學樓內,三樓被戴誠租來做排練場。走進大門,映入眼簾的是占據一整面墻的毛澤東畫像,以及無處不在的“毛主席語錄”。每周三隊員們都集中在這里進行排練。
2012年12月19日,每周例行排練時間,四十多名老人陸續趕來。在這個寒冷的冬日,戴誠仍舊只穿一件短袖白色襯衣,和穿著臃腫冬裝的老年隊員們形成了鮮明對比。
戴誠指著墻上一個斗大的“喔”字說:“老人不會唱高音。我運用毛澤東思想抓主要矛盾,總結出練好‘喔’這個音,就能打通嗓子把高音唱上去。”憑著土辦法,戴誠硬把這支毫無音樂基礎的
老人紅歌團訓練成一支準專業隊伍。
在隊伍內,戴誠是一副鐵腕形象,有報道稱——“有時候老人走得慢,戴誠也會發火,拉著大嗓門吼。他還愛摔茶杯,甚至會假裝向老人潑茶水。”
合唱團還有一系列不成文的規矩,如演出時不能論長道短,嚴格要求兩人一排,嚴禁打鬧等。戴誠認為“唱紅歌要有唱紅歌的樣子”。
訓練中,有老人沒有唱對音,戴就跑上前掰扯著老人嘴巴大罵,呵斥“你們活了六七十年,連個歌也唱不好,還不如我家一歲半的外孫”。
面對戴誠的簡單粗暴,老人們沒有不適與反抗,他們習慣了依附這個集體。“團長人很好。”一名團員說。戴還說,“只要老人一天不來合唱團,第二天他們就會病倒。”
戴誠也承認自己很情緒化。“為唱紅歌和紀念毛主席,8年前母親病故都無暇照顧。”說著他再度哽咽。
說到不被身邊的人理解,戴誠不禁潸然淚下。 (戴文偉/圖)
戴誠成立了30人的毛澤東思想活動小組,每月開會一次,地點選在朋友開的一家貼滿毛主席畫像的餐廳。參加者多為老人,混在老人中間的80后黃易顯得很扎眼。31歲的他戴近視鏡,眉頭總是擰成“川”字,頗顯憂心忡忡。
黃畢業于江蘇一所師范大學數學專業。他說,“當年擴招了300名學生,畢業時只有80個教師就業名額。”他做過一年中學老師、跑過業務,現在街道工作,說“房子買不起,工作不好找”,他苦于找不到理想。
他從前輩的口中了解了過去那種“貧窮的公平”,心向往之。
身材瘦小的承養德抨擊了市場經濟,“富士康這種資本家就是爛狗屎,拿人不當人。私有制工廠一天的工作量,毛主席時代工人階級可以做上六天”。
蔣金和則抱怨昂貴的醫療和奉獻精神的衰退。
除了退休老人,下崗職工也是戴誠的隊伍的主力。49歲的黃生榮是合唱團的“大管家”,既是合唱隊員,也管理音響和看門。他原在四川宜賓卷煙廠工作,高級鉗工。2004年企業破產,他拿了5萬元“買斷”下崗。這是命運轉折點。老婆很快背叛了他。因為常年檢修機器,2006年他的耳朵失聰了。
下崗后他到內江做保安,受盡欺負,領導摩托車丟了,要他賠錢。轉做商場保安,主任妻子又敲詐他200元錢。
“下崗后我從沒開心笑過一次。”黃說,“以前工作好了啥都不操心,老婆也由組織介紹。現在社會太沒有安全感了。”
2004年黃生榮和戴誠結識。他的母親有病,戴誠給他寄來藥。2011年他來常州投靠戴,戴誠每月付他1000元。他說,“戴誠是大好人。我們有共同語言。”
黃生榮是高速發展的社會里眾多失意者的一個,為尋找寄托,他們匯集到戴誠的紅色事業周圍。他們覺得,參加這樣的集體活動可以減少孤獨。
除了現實聚會,網絡也是“戴誠們”善用的工具,其中人氣最旺的是一個叫“前進頻道”的語音聊天室,多時有上千人同時在線。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在2012年9月的抗日示威中,因不滿一位老人“辱罵毛主席”而打人,這個事件一度成為聊天室的熱點,而“挺韓派”明顯居多。
紅色事業亦延展至線下。一家網站專門組織“紅色旅游”聚合各地網友,月初,一退下來的老干部受邀在河南南街村做形勢報告,三百網友包括戴誠參與。南街村成為紅色事業重要基地,每年旅游收入數百萬。
2012年3月后,唱紅潮有所衰退。“我們現在更注重策略。”戴誠說,“除了繼續發展紅色事業,轉基因、中醫等社會焦點也在我們的關注范圍內。”
在9月的反日游行中,常州合唱團參加抗日游行示威,隊伍打出毛澤東畫像及標語,沿途高唱《東方紅》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戴誠說,“安排十分有序,我們沒有一個人砸搶,也沒有一個人被抓。”
先去維也納,再回大會堂
臨近12月,一拖再拖的“盛世歡歌”的決賽終于啟動。三百多支老人藝術團體從各地紛紛出發,他們得到地方政府和企業的重視與支持。一些村干部乃至地方文化官員還親自帶隊,為老年演員鼓勁。
11月30日,這一晚住在河北香河的祥云藝術團中的老人都失眠了。“一切就像天堂一樣。”陳貴郴對南方周末記者描繪著他當時的感受,“我們住在金碧輝煌的大酒店,吃著自助餐,準備表演國際水平的節目。”
戴誠的合唱團11月28日從常州出發,大巴車上貼著標語——“常州合唱團應邀赴人民大會堂匯報演出團”。一進北京,戴誠和合唱團首先到毛主席紀念堂拜謁。由于是常客,他和紀念堂的管理人員很熟,自稱“車可以直接開進紀念堂的院里,還可以帶相機”。
戴誠的隊伍里,還有一名叫曾德勝的特型演員。曾德勝身著毛式中山裝模仿毛澤東。游客高呼“毛主席”,紛紛與他合影。
正式表演前,戴誠躊躇滿志,“就是沖著獲獎來的”。12月1日下午,常州合唱團穿著紅軍服、戴著紅袖章走進人民大會堂宴會廳。隨后,抗議事件發生。
當晚,除了索還報名費外,一些被安排在河北香河的演出團隊還需一個“交代”,湖北團稱,這次進京縣里捐了錢,不能空手而歸。“于是組委會工作人員從樓梯拐角找了幾張類似小學生三好學生的獎狀和幾個有機玻璃獎杯給了我們。”一位參演老人說。
蒙受“騙子”之名的“盛世歡歌”組委會事后大叫委屈。組委會工作人員袁建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只是餐飲住宿和租賃場地,每個人的成本就要至少2300元,收這點錢怎么就騙人了?”此外,組委會還解釋,沒有安排進萬人大禮堂是因為場地檔期沖突的緣故,領導也到了現場,只是“太混亂了,沒法請出來”。
然而,風波過后,“盛世歡歌”組委會仍隱蔽了自己的網站,其位于建國門的辦公室不允許記者訪問,物業人員稱這只是家“小破公司”。
主辦單位文化部藝術服務中心稱正對此事展開調查。此前,主辦單位之一的“中國社會音樂研究會”也曾發表公告稱“從未親辦任何大賽”。其他主辦單位也只是信息不全、注冊資金僅數萬元的私人公司。
一直被組委會視為主要鬧事者的戴誠,事后也轉了話鋒,勸說老人們諒解組委會的難處,被一些過激的老人罵為“叛徒”。“回去后,肯定得有人要笑話我了。”戴誠感到無奈,“最遺憾的是沒在人民大會堂匯報演出。”
現在,戴誠有了更宏大的計劃,就是在明年把紅歌唱進維也納金色大廳,“到時候返回人民大會堂再演”。
12月15日,戴誠驅車700公里去南街村參觀。
車停東方紅廣場,戴下車走到毛主席塑像前“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三鞠躬”。廣場上空,大喇叭字正腔圓播放《論十大關系》。
戴誠將印刷好的一摞毛主席畫像分發給網友。“鋼镚兒”說,她要拿去深圳,在紀念毛主席逝世119周年時分發。
他們合影不喊“茄子”。拍照者問“毛主席親不親?”戴與粉絲們拖長音答“親——”“啪”,按下快門。
從南街村離開時,戴誠迷失了方向,于是借助GPS導航,他抱怨“高科技使人的記憶力正在退步”。
GPS語音不斷提示:“前方左轉。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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