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標評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1.毛澤東與「格伯烏」手段　　

“毛澤東的謀略既來之于他對中國古代政治術的熟練運用，又源之于他對俄共「格伯烏」手段的深刻體會。” (前言)　　

評：　　

純屬無稽之談。　　

什么是「格伯烏」手段？1917年，俄共執政后，成立了“全俄肅反委員會”，1922年，則演變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所謂“格伯烏”（后又演變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即所謂“克格勃”）。顧順章等人到蘇聯，就是去拜“格伯烏”為師。顧順章在蘇聯學得如何呢？“中統”老特務萬亞剛說：“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并不長，但憑他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回來。文的方面：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武的方面：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跡等等，可說是全能特務，夠得上稱為大師。(王彬彬著 《并未遠去的背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 出版)　　

毫無證據證明毛澤東對這些手段有什么“深刻體會”。　　

2.“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　　

曾經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1]　　

一度擔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后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于中共中央，……

評：

高華寫書之時，是搞民國史的副教授，正所謂“隔行如隔山”，對中共黨史專業所知有限，加上他戴著對毛澤東的偏見的墨鏡，因此他眼中的毛澤東一切都是黑的，哪里弄得懂楊開明所說「書記獨裁」的真正含義？其實，楊開明所說的“個人專政”、“書記獨裁”，其實都是唱“獨腳戲”的同義詞，是代理過書記的楊開明為做過書記毛澤東、同時也為自己訴苦：因為當時干部少，特委的事只得“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杜修經所說，也是這個含義：“書記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實際上也就有很多地方顧及不到了。目前派得力的人去參加特委工作，并加派干部參加各縣委是很重要的。”（高華不引此句，顯然別有用心）并不是高華胡說的“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對毛澤東“獨裁”不滿）。而且，“書記獨裁”，并不是單指毛澤東一個人，而是“成為邊界的通弊”，所有特委書記，包括代理書記楊開明在內都要處理很多事情，十分辛苦的。　　

關于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一職，1928年4月25日中共江西省委致信中央明確寫道：“至于現時西南黨的組織，因為沒有人的關系，暫時將湘贛邊特委建立，以毛澤東為書記，萬安、永新、寧岡、遂川等地的工作由他指揮。” (江西省檔案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03月第1版，第22頁)，可見，是“因為沒有人的關系”才有勞毛澤東的。當這個書記只有苦勞，沒有功勞，并不像高華當了教授可以比當副教授多拿點工資。毛澤東本人當時并不想當，他在同年5月2日的信中就明確寫道：“去年十二月前委會即有建議組織邊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請另派得力同志來做書記，事實上同志毛任軍中工作很難兼職。” (同上第 29頁) 毛澤東任邊界特委書記是豬八戒背媳婦--吃力不討好，還被罵。他在同一報告中寫道“請將別區不能立足的暴動份子大批的送來，不論軍事、政治、技術的愈多愈好。前委之攬事做，無罵詞又罵，<難>受。不辦呢?睡不覺，現未免是罪惡。現于吉安來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組織起來，……前兩日接吉安縣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話，并毛同志任書記的話，仍非省委明示，這等辦起來呢?又怕接(接，當是“挨”字之誤—引者注)無味的罵。”(同上第30頁)

毛澤東沒想到，在他死了幾十年之后，高華竟然拿此事來胡說八道，捏造所謂“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并無中生有的說“對于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并且十分荒唐地推論說“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并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后又發展為其它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這哪里是什么“從實證研究的角度”寫書？簡直就是拿歷史當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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