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感悟神醫毛澤東救黨、救軍與救民——當今中國不要諱疾忌醫

李克勤（jixuie）題記：在中國文化里，神醫的含義就是指給個人治病且醫術高明出眾的醫生，而比醫治個人人的疾病的神醫更神奇的是醫治組織疾病的人。毛主席就是這樣的一位神醫，誰能否認他在中國共產黨最危急的時刻挽救了黨，也挽救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進而挽救了受苦受難的中國各族人民呢？所以，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這難道不是實踐檢驗的嗎？因而，任何否定毛主席的人和事，對黨，對人民軍隊，對人民意味著是什么？這是中國的大政治問題，是不能當做小事看待的。紀念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是我們的神圣使命。本文分六部分：一、毛主席挽救黨和紅軍的歷史回顧。二、毛主席挽救黨的含義需要深刻領悟。三、毛主席挽救黨的神力來自哪里？四、神醫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五、我們現在需要更多對毛主席的文化自覺：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六、紀念毛主席，學習毛澤東。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舉行。圖為毛主席在開幕會上講話。

一、毛主席挽救黨和紅軍的歷史回顧。

在中國文化傳統里有個很不好的習慣，也是毛主席領導的文化革命致力于破除的對象——數典忘祖。

毛主席一貫主張并堅持做革命傳統教育，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內涵不就是要廣大干部和群眾不忘本嘛！

這里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毛主席是怎么挽救黨的。

在戰爭年代，毛主席挽救黨開始是在1927年。

蔣介石發動反革命412政變以后，毛澤東在漢口“八七會議”率先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理念，這是人民軍隊建立的思想基礎。

后來毛主席說：“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這個一切就包括人民自己的組織——共產黨。

八一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

但是人民軍隊生存下來，還是在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以后，進軍井岡山，建立中國第一個紅色革命根據地之后。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中央、閩西、湘鄂贛、湘贛、湘鄂西、豫東北、瓊崖等各蘇區及紅軍各部均選派代表出席，共610人參加。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文件，發表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中國人與勞動民眾》。大會產生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并選出63人為中央執行委員。

25日，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也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27日，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這時新中國處在實習期，毛澤東就是開國領袖，18年后，毛澤東成為名副其實的新中國開國領袖，這不是巧合。

其必然性，正是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突圍出去，又被蔣介石幾十萬軍隊打得幾乎難以生存下去時，毛澤東被全黨全軍請出來，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遵義會議前那段歷史，我們是永遠也不能忘記的，也是任何人不可更改的。

我們一般說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就是指遵義會前黨和紅軍的絕境，以及遵義會議后的轉機。

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長征陷入危局關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戰勝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沖破敵人圍追堵截，挽救了黨和紅軍。

1934年5月下旬，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廣昌失守后紅軍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及李德參加了會議。李德建議：紅軍應退出中央蘇區，突圍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以便重新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并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在沒有更好的辦法的情況下，會議接受了這一建議，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并上報了共產國際。6月25日，共產國際回電同意轉移，這就拉開了長征準備的序幕。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率領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中央直屬隊共8.6萬余人，開始了歷史上著名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描述當時的情景：“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卸走機器，凡是能夠搬走的值錢的東西，都裝在騾子和驢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特的隊伍。”

這種把作戰部隊與后勤部隊編在一起的部署，是典型的逃跑行動，既談不上精干、快速，又影響紅軍主力的作戰行動。連博古自己都承認長征戰略轉移計劃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計劃。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長征軍事計劃全錯的，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

果然，這一戰略轉移方案，在長征之初就暴露出行動遲緩又帶來戰略轉移目標過早暴露的嚴重問題。

蔣介石是在1934年11月11日判明我軍的戰略意圖的。此時，紅軍正通過敵第三道封鎖線。12日，他發出電令，特任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岳為前敵總指揮，構筑以湘江為第四道封鎖線，企圖將紅軍消滅在湘江、漓水以東地區。

毛澤東曾提議趁國民黨各路軍隊正在調動，“追剿”軍主力薛岳、周渾元兩部還沒有靠攏時，組織力量進行反擊，尋殲國民黨軍一部，以扭轉戰局。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與毛澤東有著相似的看法，他向中央建議：“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后果是不利的。”

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這時已由冒險主義變為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避戰的心理驅使他們不再停留，認為那是冒險，遂選擇了加快前行、脫離追兵的道路。

這樣，強渡湘江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空前慘烈的湘江之戰使紅軍付出了30500人的生命代價。如果把長征以來全部傷亡和減員包括在內的話，總計已經損失5萬多人了。也就是說，長征剛剛一個多月，損失已經過半。

巨大挫折教育了從中央到紅軍中的許多人，人們開始從中央錯誤領導和錯誤軍事指揮反思失利的原因。《劉伯承回憶錄》描述道：“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毛澤東早就發現靠博古、李德領導軍事，注定要葬送中國革命。

在困境中，他做工作，逐漸分化堅持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首先爭取到王稼祥的支持。

歷史給毛澤東認識王稼祥的機遇是1931年4月。在是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實際掌握黨中央領導權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為了在中央蘇區推行其“左”傾路線，采取了一個重大組織措施——向蘇區中央局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團，以加強和控制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代表團成員有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以任弼時為團長。王稼祥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4月4日在蘇區中央局所在地寧都縣青塘，毛澤東向中央代表團詳細匯報了紅一方面軍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過和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情況。

不懂軍事的王稼祥，對毛澤東、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創造的中國第一塊根據地，并取得第一次反“圍剿”斗爭勝利由衷地感到敬佩。

1932年10月上旬在寧都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圍繞打破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軍事行動計劃問題，蘇區中央局前方和后方的領導成員之間發生嚴重的意見分歧。會議演變成對毛澤東的批判，指責他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甚至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這時，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來，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大敵當前，不可易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

王稼祥的支持雖然沒能改變毛澤東的處境，但在那種情況下此種表態足見他的政治勇氣。后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評價王稼祥：“當1932年錯誤路線決定解除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指揮權時，他是積極反對者之一。可以說，那時他就同王明路線劃清界限了。”

毛澤東把王稼祥從“左”傾中央中分化出來以后，又爭取到張聞天的支持。

早在1920年初，張聞天就知道毛澤東的名字，那時，毛澤東、張聞天幾乎同時加入青年進步組織“少年中國學會”，兩人入會的消息一起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國》第2卷第8期上發表。

1931年2月，張聞天從蘇聯回國，幾個月后即在中共臨時中央出任政治局常委。從此時起，他成為王明“左”傾中央的主要成員。

1933年1月，隨博古臨時中央遷至中央蘇區后，張聞天也參與了由博古導演的打擊毛澤東的一系列活動。但是不久由李德、博古指揮的廣昌保衛戰的失利而引起的對錯誤軍事指揮的指責，使博古與張聞天矛盾加深。博古對張聞天的排擠活動，為毛澤東把張聞天從“左”傾中央里分化出來提供了機會。

后來在延安整風筆記中，張聞天對這段經歷作了回顧，認為：“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沖突，是在關于廣昌戰斗的一次討論。”他說：“我堅持了我的意見，結果大家不歡而散。”

與毛澤東有著同樣際遇的張聞天，越來越理解毛澤東了，越來越感到毛澤東是正確的，而博古、李德所推行的政治、軍事路線是錯誤的。于是，在長征出發前夕，張聞天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毛澤東敞開心扉，傾訴了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不滿。從此，毛澤東與張聞天接近起來。長征開始時，根據毛澤東提議經張聞天向博古力爭，毛、張、王三人被編在一起行軍、宿營、吃住，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三人團”。

毛澤東曾對師哲說：“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因而，在長征路上，我以很大的耐心，隱忍著各種的痛苦去接近他，苦口婆心地開導他、說服他，陳述自己對一些重大問題的意見。”毛澤東認為“只要能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

1943年，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日記中，也回應毛澤東的說法，寫道：“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位同志住在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

湘江之戰后，毛澤東明確表示不能讓博古、李德再瞎指揮了，而王稼祥也開始與張聞天討論更換中央軍事領導的事。一天，王問張，紅軍最后目標，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張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接著便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張聞天說出這個想法后，王稼祥當天晚上就將他的話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后又告訴毛澤東。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贊成要開個會，讓毛澤東出來指揮。

渡過湘江后，博古、李德指揮中央紅軍沿著西延山脈繼續西進，計劃按原定方案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已經發現紅軍的戰略方向的蔣介石，制定了《湘水以西地區剿匪計劃大綱》，企圖將中央紅軍一舉消滅。博古、李德發現這一情況后，仍不改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方案，命令中央紅軍繼續西進，于12月11日先頭部隊占領通道縣城。

在這個危急關頭，毛澤東向周恩來鄭重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周恩來十分贊同這個意見。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直接交流之后，周恩來又陸陸續續聽到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伯承、彭德懷、林彪等人的意見，他們不僅要求改變行軍方向，而且對最高“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提出尖銳批評，并要求召開會議加以研究。于是，在中央紅軍占領通道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了臨時緊急會議，討論戰略行動方針。會上，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的意見，認為國民黨軍隊正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構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線，張網以待，“請君入甕”！此時北上湘西，將會陷入重圍，后果將不堪設想。對于毛澤東提出的西進貴州的意見，王稼祥、張聞天在發言中表示支持，周恩來等也贊成這個主張。于是，會議根據多數人的意見，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

這是以毛澤東為首的新“三人團”與博古、李德斗爭的第一個勝利，這一勝利標志著最高“三人團”也開始分化，周恩來脫離博古、李德站到了毛澤東一邊。

新“三人團”取得的第二個勝利，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基本上是以毛澤東的意見為基礎形成的，會議還作出了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突破烏江天險，9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進入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城。

根據黎平會議決定，中共中央占領遵義后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舉行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這時，博古已產生取消遵義會議的念頭。他認為通道、黎平、猴場三次會議已經解決了問題，不需要再開什么會議。李德壓根就反對召開遵義會議，因為他知道毛澤東倡議開會是為了“討論失敗”，這將把他置于被告地位。在猴場會議后已經解除了他的軍事指揮權，但顧問的頭銜還保留著，如果繼續討論軍事指揮的責任，恐怕連這頂帽子也保不住。

毛澤東抓住這一歷史機遇，與王稼祥商議后，由他出面向周恩來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建議。周恩來來到博古的住所，向他通報王稼祥、張聞天、朱德、陳云、毛澤東等多數政治局的同志要求召開會議的情況，申明他也力主召開會議。博古看到阻止執行黎平會議關于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已不可能，便同意了大家的建議，分工由周恩來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會上由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由周恩來作關于軍事問題的副報告。

毛澤東也在忙碌地準備著。他首先找到張聞天，商議如何才能開好這個會。他向張聞天說：你是政治局常委，說話有分量，麻煩你辛苦一下，準備一個報告，在會上說說咱們的意見，對“三人團”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提出批評。不懂軍事的張聞天對此面露難色。毛澤東補充說：你是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又是大秀才，你在會上報告名正言順，我嘛人微言輕，不過，我會講話的。報告還是由你作，我和稼祥幫你出點子。說完，毛澤東從口袋里掏出記錄著他與不少紅軍指揮員談話內容和有關情況資料的小本子，交給張聞天以供參考。

告別張聞天，毛澤東又來到王稼祥住處，通報由張聞天代表他們三人執筆起草一個報告提綱的情況，并提議王稼祥在會上也講一講。王稼祥欣然應允：那自然，你不叫我“開炮”，我也會“開炮”的。

1935年1月15日，決定黨與紅軍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枇杷橋（現子甲路80號）舉行。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樣、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的主要議題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

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他沒有把過錯推給客觀，著重就中央紅軍的軍事戰略和戰術問題進行回顧、總結。他認為五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軍事領導的戰略戰術的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作了自我批評，又批評了博古和李德。

之后，張聞天第一個發起了反對中央領導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也稱“反報告”，這個報告提綱實際上是毛、張、王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由張聞天執筆完成的。

下午開會，毛澤東首先作了長篇發言。他一開始就批評博古的總結報告，說這個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錯誤做辯護。他說，我認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是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義，第三個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

接著，毛澤東對自己的論點一一展開，作了深入的說明。

毛澤東講了大約一個小時，他的意見得到大多數與會者的支持。

這時，因負傷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來發言。他說:“我同意毛澤東的發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之所以失敗，我們在軍事戰略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不能歸咎于其他原因,客觀因素有一點，但不是主要的。”他還說，這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絕毛澤東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否定了他們和廣大群眾在長期斗爭中共同創造并行之有效的實際經驗，少數人甚至個別人實行脫離實際的瞎指揮。

王稼祥結論似地指出：事實證明，中國的紅軍和中國的革命戰爭，應該也必須由毛澤東這樣的有實際經驗的中國革命家來領導才能取得勝利。最后他鄭重建議：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軍事指揮權。

緊接著，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劉少奇、李富舂等同志在會上發言，大多批評“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明確表示擁護毛澤東的領導。

會議留下的陳云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十分清楚地說明，張聞天代表毛澤東、王稼祥所作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王稼祥的發言，得到了除博古、李德、凱豐之外的其他同志的完全贊同，于是會議以毛、張、王三人的發言為基調，作出一系列決議：

1、對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出了結論。擴大會議認為，博古的總結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我們在第五次反“圍剿”斗爭中沒能勝利，“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是錯誤的”。而導致軍事指揮錯誤的原因，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在作戰指揮上，一是“拒絕運動戰與在敵人的側翼的活動”；二是“企圖以赤色堡壘的消耗戰來保衛蘇區”；三是“敵人分六路進攻，我們也分兵抵御。這樣就不僅居于被動地位，而且使我們主力不集中，各個戰線上力量薄弱而處處受敵打擊”。

擴大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A（即李德—引者注）、博、周三同志，而A、博兩同志是要負主要責任的。”

2、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取消“三人團”和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3、指定張聞天起草遵義會議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項授權實際上明確了將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起中央總的責任。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在沒有共產國際的干預下，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實際上確定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自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開始主導全黨。他領導黨和（中央）紅軍經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轉戰云貴、飛越六盤山，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1935年10月19日勝利到達陜甘根據地吳起鎮，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終于渡過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給黨和紅軍帶來的又一次危機。

遵義會議，毛澤東重新走上黨的核心領導位置，從此中國革命走上了一條雖然曲折，但是給黨和軍隊以信心的道路。

到達陜北以后，毛主席系統地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情況，集中全黨智慧，總結出了我們自己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就有了自己的主心骨，黨軍隊和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基礎，后來新中國的成立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周恩來總理曾經鮮明地指出：“毛主席在中國革命的四個階段都是正確的，都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正確方向的。大革命時期毛主席的主張是對的，但是沒有被當時的領導上接受。十年內戰時期他是對的，當時也有一些同志搞錯了，沒有完全同意他的意見。抗戰時期，全黨承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抗戰成功了。到解放戰爭，更加證明其正確。所以毛主席的方向就是中國人民正確的方向。”

歷史證明，毛澤東挽救了黨，從而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如果把當時黨和紅軍比作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毛澤東無疑就是神醫，是他讓黨和紅軍起死回生，這一點都不是什么夸張。

二、毛主席挽救黨的含義需要深刻領悟。

以前，我們對于毛主席作為神醫的舉動，理解的不夠深。

一直到1990年代初期，蘇東劇變，蘇聯解體，我們再回頭看，就發現，毛主席作為神醫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豈止是遵義會議時。

以前對于文革我們的認識十分膚淺，總覺得毛主席過分強調了階級斗爭，夸大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當我們看到蘇聯共產黨的垮臺，蘇聯那一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也無法解救蘇共和蘇聯時，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毛主席晚年發動和領導的那場文化大革命。

蘇聯共產黨在1991年垮掉了，為什么？

要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解釋，就可以說，蘇共不像中共經歷過如此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從而也就沒有出現毛澤東挽救黨那樣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這樣在執政之后第一次遇到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時，他們無法應對。

一句話，蘇共盡管有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偉大領袖列寧、斯大林，但是蘇共缺乏抵御要命“疾病”的免疫力，所以，蘇共從內部崩塌就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反觀中國共產黨，就不一樣，在黨的生死攸關的時候，毛澤東就會出現，哪怕在毛澤東作為一個生命軀體已經不存在于世，但是毛澤東的靈魂，他的思想，他的實踐方式，依然作為文化依然影響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當然更重要的是億萬中國人民從來就沒有忘記他們的大救星——毛主席！

尤其蘇共可望不可即的是，我們的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比較好的時候，在軍民團結如一人的時候，他親自發動和領導了一次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想自己的直接領導開火，多少人不理解，可現在慢慢人們開始理解了毛主席的一片苦心，那可是一片丹心啊！

是毛主席作為神醫，在我們黨身體還比較健康的時候，就給他動了一次大手術。

這次手術革除了他身體上的毒瘤——官場，這個毒瘤暫時不會要命，但是一旦要命的時候到了，那動手術就來不及了。

這就是神醫的早診斷，早治療。

這次手術肯定會帶來短期的身體不適應，甚至局部難免會損害，有些同志難免會受到嚴重損害，實際上，毛主席黨中央在文革進行中，隨時都在注意運動的動向，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什么時候放棄過呢？

但是全局全體是更加健康的，長期的效果就更是明顯了。

黨的九大，就有王進喜、陳永貴這樣的工農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還有李四光、錢學森、朱光亞這樣的杰出科學家也進入中央領導層。

黨的十大延續了這樣的變革。

1975年四屆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農兵代表占67.95%；1978年五屆人大，代表共3497人，工農兵比例為61.68％；1983年六屆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農兵比例35.57%；1988年的七屆人大，代表共2970人，工農兵比例32%；1993年八屆人大，代表共2978人、工農兵比例29.6%；1998年九屆人大代表共2979人，工農兵比例27.8%；2003年十屆人大代表共2985人，工農兵比例27.4%，其中工農比例已經降到19%。而實際上，在這19%中也有許多水分。

這組數據說明了什么？

文革的意義在哪里？

今天，當我們越來越接近本來離我們較遠的官場時，不得不重新提起那場令人驚心動魄的文革，因為文革是對官場革命的，這一點誰也不會懷疑，至多會在做法上有意見。如果不是在我們面前出現這令人痛心、煩心、惡心的官場，也許我們還不會這么重新反思文革。這就是歷史，這就是歷史的規律性，也是那位可愛的外國學者講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對官場革命這個角度，看周恩來如何配合毛澤東革命，也許我們會有新發現。

1966年10月1日晚上9時左右，天安門廣場上空綻放出朵朵絢麗煙花。雖然參加了一天的活動，毛澤東依然精神飽滿，神采奕奕。他轉身離開了城樓向電梯間走去。錢嗣杰和警衛戰士很納悶，趕忙跟在后面。毛澤東到城樓上參加活動，很少坐電梯，經常背著手走樓梯。這一次老人家乘坐電梯下樓，看來心情挺急迫。電梯穩穩降到地面，毛澤東健步穿過中間的城門，向金水橋橋頭走去。

    廣場上的群眾看到偉大領袖正向自己走來，歡聲雷動。毛澤東非常興奮，向群眾頻頻點頭，既好像和大家打招呼，又像在示意人們安靜下來觀看焰火。老人家微笑著坐在地上，雙腿就勢一盤。這個時候，周恩來也從天安門城樓上快步跟了下來，見毛澤東席地而坐，也高興地坐在橋頭，兩人完全融于人民群眾歡樂的海洋里。

    北京的秋天夜冷風寒，警衛員擔心毛澤東受涼，掉頭往回跑，想去搬把椅子。毛澤東立即擺手制止。

    毛澤東和周恩來興致很高，一邊交談一邊欣賞禮花，幸福而動人的情景持續了20多分鐘。這是毛澤東在多次國慶活動中惟一一次走下城樓，攝影師錢嗣杰為歷史留下了經典一刻。

    要說文革開始的時候，在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各級干部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就是許多反對文革人的看法和依據。問題是，干部會不會構建官場，無意識地構建官場，這就不好說了。當蘇聯解體之后，人們慢慢開始有所醒悟了。看看文革后期干部的組成結構，看看干部的作風，就會發現官場，這個封建社會的文化毒瘤，離我們的干部隊伍更遠了。那個時候，哪個干部敢自稱官員？哪個普通群眾會覺得在人格上，比干部低人一等？很多人都不想當干部，認為那是吃虧的事情，這難道不是實情嗎？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四屆人大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的內容。

    他在開頭說：“從三屆人大以來，我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目前正在全國普遍開展的批林批孔運動，是這場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無產階級專政，促進了社會主義建設，保證了我國站在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一邊。它提供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經驗，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

    這是從理論上，用精煉語言的概括，這不是周恩來個人的聲音，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并由全體人大代表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

    四屆人大代表結構怎樣呢？普通的工人農民究竟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地位如何呢?

    有位學者做過統計，全國人大第四屆工農代表占51.1%，我們都知道這是文革后期1975年召開的一屆。，文革以后怎么樣呢，第五屆工農代表占47.3%，第六屆工農代表占28.6%、第七屆工農代表占23%、第八屆工農代表占20.6%、第九屆工農代表占10.8%，第十屆工農代表所占比例則不足4%。從數據上看工農代表的比例呈現逐屆下降的趨勢。

    四屆人大，不僅超過一半的代表來自普通工農同志，而且副總理有農民陳永貴，并且實實在在分管農業，有工人吳桂賢，也許她沒有能力管理全國的工業，可是她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管理管家嗎？還有工人李素文，副委員長，能力也不差，這樣的人在人大，難道只是一種象征嗎？

    試想，有了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等等一大批工農同志進入國家最高領導機關，同時又保持工農本色，這難道不是對幾千年來，官場虛偽、欺詐、逢迎、傾軋、腐化、墮落，最有效的抑制保障嗎？

    那時候全國人大、國務院是學的地方的做法。全國各級革委會，工農兵普通群眾進入領導階層，老中青三結合，干部和普通老百姓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文革就是自下而上的文化革命。事實上，文革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進行的，周恩來在其中作了精心的組織工作。到了四屆人大時，新的政治格局，或者叫政治體制就形成了。這是史無前例的。為此，中國人民也是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的。所以，我們決不能輕視這段歷史，要格外珍惜。


    歷史總是充滿懸案。但是從歷史事實，歷史的結果看，四屆人大時，我國黨政軍機關至少人數不那么多，黨政機關里面普通的工人農民是可以說話的，沒有進入機關的普通老百姓有怨言，是可以寫大字報，對某個領導“炮轟”，甚至“打倒”的，小學生也可以對老師“反潮流”的。

    這不是嚴重沖擊官場，甚至是消滅官場的舉措嗎？

    這一切可都是周恩來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結果啊！

    由此可見，不管對文革有多少爭論，不過你怎么說文革有多少錯誤，文革抑制官場，消滅官場，沒有錯。四屆人大，讓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實行有普通工農參加的管理，那是中國民主的大方向，是人民當家做主的具體表現，并且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我們要做的，不是千方百計去否定，求全責備，而應是從歷史的高度，總結包括文革在內的過去的經驗與教訓，完善做法，這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應有之義，也是建設祖國的應有之義啊！

    我們再學習一段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的報告：“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各族人民廣泛開展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提高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覺悟，上層建筑領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密切了和群眾的聯系，大批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茁壯
成長，以革命樣板戲為標志的無產階級文藝革命深入發展，教育衛生革命生氣勃勃，廣大干部和工農兵學商堅持五七道路，上百萬赤腳醫生成長起來，近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參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正在壯大。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現，在上層建筑領域加強了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更有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新陳代謝，吐故納新，這是有生命體的生活規律，一個黨，一支軍隊，一個國家，任何組織難道不需要運動，不需要新陳代謝嗎？

文革，那正是鍛煉黨的機體新的免疫力，以抗擊新的病毒——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和平演變。

這是蘇共所無法比擬的。

中共也只有我們的毛主席才會有這樣的洞察力，才會有這樣的氣壯山河的氣慨，去實踐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

事實證明，發動這場運動的風險的確很大，但是沒有這場運動的風險難道不是更大嗎？

從這角度講，毛主席是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守護神。

誰都會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可誰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呢？

毛澤東生前是神醫，他老人家去世后，人民心中的毛主席就自然成為我們的守護神。

因此，毛澤東在毛主席紀念堂里，還在繼續實踐著辯證法。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作為給黨治病的醫生，在戰爭毛澤東找到病根，即思想上的“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

在和平建設時期，毛澤東有及時發現了黨的新的病——官場病，共產黨如果不注意自身的革命，也會在內部產生官僚，產生資產階級。其病根依然是“左”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思想直接針對的就是這兩種錯誤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毛澤東作為神醫，不僅體現在“破”的神奇，更是體現在“立”的神勇。

在毛澤東晚年，中國已經形成“億萬愚公齊破立”的文化氛圍，他說的“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是一個經典的哲學命題。

三、毛澤東挽救黨的神力來自哪里？

毛澤東為什么這么神？因為他誠，對什么誠？對公誠！對公德、公道、公平、公正，誠心誠意地信奉、探索、追求，忠貞不渝，終身不渝！

我記得讀小學時，每學期有個自我鑒定，其中有一條就是是否愛護公共財物。我們受到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是要愛護公共財物。愛護公共財物，蔚然成風。這和毛澤東本人的倡導，以及他的身體力行，密切相關。毛澤東和他的同事，真正做到了身教重于言教。

毛澤東追求的公，不光是我們平常說的公有制，毛澤東追求的是一種公德、公道、公平、公正，也就是從馬克思那里學來的社會主義價值觀，他比他的導師更進一步的是，他領導八億人作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實踐。他親手創造了一種公文化。

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和他在革命上一樣，也表現出神奇的力量。很難想象，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在中國受到西方國家比制裁嚴重的多的封鎖，同時又遭遇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逼債的情況下，也就是說中國曾經面臨比薩達姆后期的伊拉克還要嚴峻得多的國際環境，毛澤東卻能夠領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建設出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并且是在還清了各種債務的情況下完成的。這是世界罕見的奇跡！

在制度建設上，中國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規矩不僅有，而且有條不紊地運行。盡管物質不那么豐富，但人民是安貧樂道的，社會的公平為世界所矚目。

在“天下大亂”即將結束，“天下大治”即將開始之時，他于1970年代初期，果敢地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實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而在1974年下半年至1975年初先后作過著名的“三項指示”:其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其二,“安定團結為好”；其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也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有了周恩來和尼克松簽署《上海公報》，和田中角榮，和馬科斯，和克立·巴莫等一批資本主義國家的首腦簽署建交文件。

要知道，所有這一切，都是在一言九鼎的毛澤東領導下進行的！毛澤東是為了他自己的私利嗎？難道這不是他的公心嗎？

毛澤東晚年留下一項重要政治遺產，得到黨和廣大人民擁護，那就是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為什么中國人民對“四化”有如此高的激情，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這是毛主席的路線，人民相信毛澤東！

毛澤東為什么能夠得到人民如此的信任？就因為他總是出于公心，維護公道，追求公平，力求公正，對于損公肥私的行為深惡痛絕，并且帶領黨、軍隊和人民從思想上，從制度上，從具體的行動上，也就是從文化上給予還不留情的打擊！他的誠心，他的誠信，感動了他的“上帝”，毛澤東說：“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我們一定要注意，毛澤東是借助于他的上帝——人民，才神的！

他感動“上帝”的秘訣就是一個字：誠！

這就應了那句老話：精誠所致，金石為開。

所以，毛澤東對公的誠導致神！

所以，毛主席就成為神醫，就可以挽救病入膏肓的黨和軍隊，就能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神醫毛主席依然在起作用。

我們都知道，醫生只有在病人害病存在時，才會顯示出其功能與作用。

而只有病人病入膏肓時，才會體現神醫的神奇療效。

現在毛澤東的復活，主要原因是什么？

毫無疑問是淡化了他，把他留給我們的好東西慢慢淡忘了，所以各種病毒又開始泛濫。

有些壞人以為毛主席住進了紀念堂，他不會起來，但是他們打錯了算盤。

詆毀毛澤東的人很沮喪，越是說毛澤東的不是，越是達不到其目的，不但達不到目的，實際效果還朝相反的方向發展，這已經成為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這就是客觀規律，也是歷史的辯證法。毛澤東雖然作為一個人已經不在人間，但是作為一種精神，作為一個思想體系，作為一種哲學，毛澤東永遠活著，不管你從正面，還是從反面提起他，只會增加他的影響力。有些不喜歡毛澤東的人，從邏輯上講，不徹底消除毛澤東的影響，似乎又不能實現其目的，這樣他們總是在客觀上幫助著毛澤東的思想的傳播，從而我們就看到眼下的這樣一種格局，毛澤東依然在紀念堂里實踐著辯證法。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已經修煉的出神入化了，沒有想到老人家去世以后，歷史進一步讓人感受到他的神奇。也許毛澤東自己說自己不是圣人，真是謙虛。當老人家安臥在紀念堂里面以后，歷史告訴我們，那個供千萬人民瞻仰的毛澤東，真如同老子說的那樣。“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指教”，“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中國人民對于毛澤東的思想體系，真正的自覺的認識、理解，看來真是在毛澤東去世以后。人們通過歷史的比較，尤其是最近兩年自然災害，國際金融危機，人們對于毛澤東當年的一些教誨，當時還有過疑惑，現在則有一種頓悟！

這種對毛澤東的學習研究更牢靠，這是經過了批判之后的肯定，是否定之否定。這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進步，無疑將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這是中國人民文化素質的覺醒、提升，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中國人民更加懂得了變與不變的辯證法。

也許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我們用心不夠，我們那時候過多依賴毛主席啦，因為毛主席太好啦！毛澤東去世以后，現實逼迫我們要獨立思考，加上時間的推移，我們逐漸感悟到毛澤東的思想真諦，感悟到歷史的辯證法，我們的自信心更加強大。從而，我們也更加感到毛澤東更加偉大，那些詆毀毛澤東的人也更加害怕。

所以，思想上的斗爭此起彼伏。毛澤東說，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一點不假，你越反對，越是證明毛澤東講得對。

毛澤東的哲學實在是太高明了！

毛澤東的邏輯力量實在是太強大了！

請看人民網上毛主席紀念堂的場景：

在毛主席紀念堂前，我們會切身感到什么叫自發，什么叫自覺，從而也會深入的，比較準確的領悟到什么才是市場！即使學習市場經濟，了解那只看不見的手，也許還是到毛主席那里會學的明白一些！

我們的毛主席，就是具有無與倫比的自知之明，他什么偉大都不要，只要一個“導師，teacher”，誰能說他不是偉大導師？他教給我們最深刻的方法，就是辯證法，他教的最徹底的也是辯證法，因為他永遠在實踐著辯證法！

有的人活著　　

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　　

有的人　　

騎在人民頭上：“呵，我多偉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給人民當牛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頭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著地下的火燒。　　

有的人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地活。　　

騎在人民頭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給人民作牛馬的，　　

人民永遠記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頭的，　　

名字比尸首爛得更早；　　

只要春風吹到的地方，　　

到處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著別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場可以看到；　　

他活著為了多數人更好活的人，　　

群眾把他抬舉得很高，很高。　　

臧克家同志這首《有的人》，就是在毛澤東時代寫就的著名詩篇，今天依然發人深省。毛澤東就是雖然逝世了，但是依然活著的那種人，他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五、我們現在需要更多對毛主席的文化自覺：毛主席的神奇妙方是什么？

毛主席挽救黨，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艱苦奮斗的，說到底，毛主席晚年的基本文化思考還是群眾路線問題，集中體現在群眾自己教育自己，也就是我們最需要的是自覺革命，需要戰勝自己。

戰勝自己的是最難的，要斗私批修，不是空話，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

毛主席這位神醫就是要我們要苦練內功，提高社會主義覺悟，這是他抓階級斗爭的基礎環節。

階級斗爭，就是神醫毛主席的神奇妙方。

有人把毛主席抓階級斗爭看成是一天到晚斗來斗去，那是十分可笑的誤讀。

只要看看毛主席怎樣通過“抓革命”，從而“促生產”的過程，就完全可以破除那些荒唐的無稽之談。

1963年2月11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總結湖南、河北等地的“社教”，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經驗時，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的著名命題。很多人不喜歡提階級斗爭，但是殘酷的現實又讓人不得不面對階級斗爭。所以，我們還是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毛澤東為什么能“一抓就靈”？

1、毛澤東的抓，體現在“抓革命，促生產”這個主線上。
“文革”中，毛澤東解決問題的一根思想主線，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不僅是解決經濟問題，也是解決其他問題的一條主線。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澤東在他審改多次的《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１０月，毛澤東在印發全黨全國的陳伯達的報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斗爭》上批示：“抓革命，促生產這兩句話在什么地方加進去，請考慮。”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發“一月奪權”風暴，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講話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毛澤東是真懂《共產黨宣言》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里，革命與階級斗爭的意思基本相同的。

因此，毛澤東當發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階級和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時，他果斷地，并且是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幾十年過去以后，回頭看毛澤東當年的判斷是多么富有遠見卓識啊！

這樣，毛澤東“一抓就靈”首先在于方向上的正確性。

這還是毛澤東的老辦法，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只不過毛澤東這時考慮的實際，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2、毛澤東“抓”的理論套路。

對比戰爭年代，毛澤東抓階級斗爭，主要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人民武裝，促進紅色根據地的建立和擴大。在根據地內部的建設中，人們很容易想到井岡山時期的生產自救，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

再追溯遠一點，毛澤東年輕時就講過一句經典的觀點：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的問題最大！

這與馬克思的第一個偉大發現，不謀而合。

恩格斯指出：“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茂蕪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毛澤東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對生產的重視，對人民基本生存條件的重視，一刻也沒有放松過，哪怕是戰爭年代。

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生產的重視，難道會放松嗎？

毛澤東是基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對基本矛盾來考慮全局的。

因而，毛澤東絕對不會單純地抓生產力的發展，要不然那和非馬克思主義的方式有什么區別呢？

到了文革時期，毛澤東就以“抓革命，促生產”，以后又加上“促工作，促戰備”，統領全局。

而他對抓革命的詮釋，始終是抓階級斗爭。

這就是毛澤東“抓”的堅定性，要么不抓，要抓就緊抓不放。

毛澤東在1964年10月修改陳伯達的一個講話稿上加寫的一段話：“凡辦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這兩種能力。凡辦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那件事連看都沒有看到，當然談不到抓的問題。有許多人，對于當前已經出現了苗頭，甚至大量出現了的事實，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覺和理解），當然談不到抓起來做的問題。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種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對于某些事，不是沒有看到，甚至著書立說，長篇大論。至于做，他就抓不起來了，或者抓了片斷面，忘了全面。說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對，又要抓得緊。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對，就要壞事。抓得不緊，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對不對的問題。看得不對，等于不看，或者還要壞。”

歸納起來，毛澤東“一抓就靈”的秘訣，一個是“看得到”，這是前提，也是方向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靠哲學里的“認識論”，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為哲學主要就是認識論。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望遠鏡和顯微鏡，不僅看得遠，而且看得細，從而“看得到”，他還形成了自己看的哲學，就是他的認識論，這在《實踐論》里面有個全面系統的歸納概括，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里“知與行”的辯證統一。

毛澤東“一抓就靈”的另一個秘訣是“抓得起”。這是具體的方法論。

毛澤東的方法論，在《矛盾論》里面有概括論述，也就是對立統一規律，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論。

革命和生產是辯證統一，不能只抓革命，不顧生產。也不能只顧生產，不抓革命。

3、下面我們一起看一看毛澤東在文革期間，也就是被某些人說成的所謂“動亂年代”是怎么具體抓工作的。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澤東在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又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要實現大聯合；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發出了工礦企業實現大聯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辦法，解散了跨行業、跨系統的群眾組織，使經濟領域的動亂走向緩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澤東批準發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強令武斗地區的工人回到工作崗位。月底，毛澤東決定向仍舊混亂的大學派出工人、解放軍宣傳隊，同時也向生產秩序尚未恢復的工礦企業派出解放軍宣傳隊。此后，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群眾全面造反時代結束。１９６９年，全國工農業改變了前兩年的下降趨勢。 　

全國經濟形勢稍趨穩定后，毛澤東考慮把生產搞上去。他在接見外賓時說：“中國人太多了，經濟發展不相稱。”“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經濟領域出現了一個“躍進”高潮。毛澤東對此表現得比過去更加冷靜，他說：“管理經濟很不容易，早先我們不會搞，經過幾個周折才學會了一點”。(顧龍生編著：《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在經濟領域落實一系列政策，使國民經濟有了持續的發展。這一時期，毛澤東還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批準大規模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的“四三方案”，使我國對外經濟工作開拓出一個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發出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１１月又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是著名的“三項指示”。

１９７４年７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擅離職守的人員必須返回工作崗位；對經濟政策方面的問題，一律放到后期解決；把停工停產的行為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錯誤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各級黨委要認真檢查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制定措施。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聯，不搞戰斗隊”。

“文革”期間，在一些地區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等問題上有過反復，但在改變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所有制問題和分配政策上，毛澤東態度是十分謹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戰軍政治部一名干事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國家按同一價格收購糧食是“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建議“均貧富”，按窮隊、富隊以不同價格收購。毛澤東批示：“此事辦起來甚復雜，應在幾個公社試點，富隊可能不高興，富隊里也有貧戶。看看結果再說。”并沒有予以贊同。經過國務院派人調查研究，否定了這一建議。

那么毛澤東抓的效果怎樣呢？到底靈不靈呢？且不說人們的思想覺悟提高這些無形的東西，就看經濟上的情況吧。

1966——1976年中，國家的經濟建設仍在進行，國家的經濟基礎（所有制）和運行機制（國務院、國家計委領導下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大的改變，“三五”、“四五”國民經濟計劃得到完成，大的建設部署安排沒有中斷，除1967、1968年兩年外，總體上還是有所發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壩水利工程、南京長江大橋、劉家峽水電站等等。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從19７０年代前期起，全國農村廣大干部群眾開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運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在興修水庫，引水治河，改善農田條件方面，長江中下游水利建設取得重大成績，興建了荊江漢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５００多座大中型水庫，灌溉面積達１.５億畝；全面治理黃河取得重要進展，扭轉了黃河歷史上“三年兩決口”的險惡局面，灌溉面積達８００萬畝，１９７１年黃河流域糧、棉產量比１９４９年分別增長７９％和１３７％；治理淮河成績顯著，共開挖１１條大河道，建成３０多座大水庫、２０００多座中小水庫，灌溉面積相當于１９４９年的５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５大河系，修堤４３００公里，疏浚２７０條河道，建成８０座大中型水庫、１５００座小水庫，萬畝以上灌區２７１處，排洪能力比１９６３年提高５倍；大規模治理遼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庫２２０座，灌溉面積由６３萬畝增加到１１００萬畝。

此外，這一時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還有：豫、皖、蘇三省開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龍港地區防洪排澇主要工程，京郊治澇工程三條主河道通水工程，寶雞峽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 江蘇淮安水利樞紐工程,丹江渠道主體工程,青銅峽水利樞紐工程,黑龍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等。在打井抗旱、興建水電站方面，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據統計，１９７７年我國農田灌溉面積達７００００萬畝，比１９６５年的４９５８２萬畝增長４１％，平均年增長２.９％；１９７７年我國機電排灌面積達４３１６７萬畝，各種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達４２８９千瓦，分別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２１４０萬畝、６６７萬千瓦增長３５５.５８％和６４３％，平均每年增長１１.１５％和１６.８％；１９７５年我國機井數達１８１.７５萬眼，比１９６５年的１９.４２萬眼增長９３５.８９％，平均每年增長２５％。(水利電力部編：《中國家田水利》，水利電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頁。)

農田水利和排灌機械的發展，增強了我國的農田灌溉和防澇抗旱能力,為農業持續豐收提供了保證。以全國受災面積基本相同的１９７６年與１９６５年相比較，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比例由１９６５年的５３.９％下降到１９７６年的２６.９％。其中水災由５０.３％下降到３１.７％，旱災由５９.５％下降到２８.６％。(國家統計局編：《建國三十年國民經濟提要》第74頁。)

從“文革”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經濟統計數字上看，“文革”時期的經濟取得了發展，是明顯的事實。年平均增長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經濟領域尚未受到“文革”較大影響，故不計入），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具體到各年，動亂最嚴重的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為正增長。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數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數增長了５２６.６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從長遠戰略目標看，1966年至1975年執行的“三五”、“四五”計劃，承擔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個五年計劃初步建立工業化基礎的后十年任務。到1978年，我國工業和農業總產值的比例構成，已經從1952年的43.1：56.9,變為75.2：24.8，(國家統計局編：《奮進的四十年》，中國統計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說初步實行了國家工業化的目標。

葉劍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全國工業企業達到三十五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到三千二百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工業固定資產的二十五倍。從我們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國工業發展盡管有過幾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仍然達到百分之十一點二。”(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大會的講話，《人民日報》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時期的這些統計數字是否準確？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說：“現在公布的十年內亂期間的數字，盡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數字來之有據，又經過反復核對，可以說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兼論這一期間統計數字的可靠性》，《經濟研究》1984年第1期。)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他老人家最后十年的對國家的貢獻，對人民的貢獻。

現在我們來回答毛澤東為什么說“階級斗爭，一抓就靈”？

第一，他“看得到”，看得準，他看到階級斗爭這個法寶，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法寶。他用革命的手段，抓階級斗爭，這為生產提供了前提條件，什么條件？公平的環境。

縮小三大差別，即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工農之間的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社會不就更加公平了。

階級斗爭的目的，不僅不是增加階級，增加階級斗爭，恰恰相反，階級斗爭正是為了消除階級斗爭本身，從而實現社會公平。

毛澤東晚年，以及逝世之后，連西方政要都不得不承認中國社會的公平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尼克松曾經在一次演講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

第二，毛澤東“抓得起”，抓得牢，這不能不說是他特有的大智大勇。他以他特有的大智大勇，抓出了成效，大多數人民切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今天也許我們體會更深。

也許我們沒有他那種大智大勇，但是這絕對不構成我們可以否定他的理由啊！

為什么不能研究學習他的大智大勇呢？

這對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有什么壞處呢？

第三，毛澤東沒有標榜自己是絕對真理的化身，而是強調不斷革命，繼續革命。他一生不就是在革命中總結，在總結中革命嗎？

毛澤東的不斷革命，其實最大的革命是針對他自己，以及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他對自己的革命方式，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1970年代以后，大批老干部不就是重新出來工作嗎？這些老同志的思想覺悟，從廉政水平就可以看出很多問題來。那時候，搞歪門邪道的干部，受到的來自普通群眾的無形監督，到底比以前降低了，還是提高了？干部的自覺性到底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難道毛澤東不是信守自己“從天大亂，到天下大治”的諾言嗎？

毛澤東晚年已經對階級斗爭的過急過火的方法，進行了全面總結，批林批孔時期，已經不可能看到文革初期的那種景象。有人總是喜歡渲染什么炒家、武斗、架飛機、游街，那些在后來基本上都沒有了。

用局部的，短期的問題，當做全局性的，長期的問題，不就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嗎？

得過病的已經治好的人，和正在病中的人，能夠一概而論嗎？

我們要心平氣和的看待毛澤東，他可是我們的開國領袖啊！

而他抓階級斗爭，抓革命，的確是促進生產的啊！

1975年周恩來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人民奮發圖強，戰勝種種艱難險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變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再用二十多年的時間，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我們應當繼續努力，發揚成績，克服缺點，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乘勝前進。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

毛澤東，他的確是“一抓就靈”的啊！

六、當今中國不要諱疾忌醫。

過去老一代跟著毛主席走出來了，今天我們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繼續奮斗，我們需要給自己鼓勁。

重慶的新實踐給我們帶了許多啟示，也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毛澤東作為神醫，從狀態上看主要還是體現在他的超前意識，從而防患于未然。

最好的醫生應該是超越于治病的防病意識與防病功能、作用。

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一個人生了病最大的麻煩不在于得了什么病，而在于得病不去診斷，拖延治療。這對個人，對集體，對國家，對社會，對世界都是一樣的道理。毛主席在這方面，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我們都對腐敗問題深惡痛絕，但是當我們衷心贊美主席當年治理腐敗的舉措時，發現那個時候槍斃的腐化分子是極少的。

這是為什么？

就是因為主席一向主張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問題，堅決反對拖延誤事。

這個道理，毛主席在1957年《關于合作化運動》中有過深刻的闡釋。

他提出這樣的問題：“我黨中央是怎樣決定在中國進行農業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個計劃的。
......

　　第二、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
......　　

第三、每年按照實際情況規定一次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控制數字，并且要對合作化的工作進行幾次檢查。這樣，就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成績的好壞，決定各省各縣各鄉的每年具體發展的步驟。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展，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也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有些地方應當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擴大農戶的數目。各省各縣，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至于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檢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區黨委、市委和地委必須十分抓緊，每年不是進行一次，而是應當進行幾次。一有問題就去解決，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去作一次總解決。例如今年七個月內，單是中央召集地方負責同志討論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會議，連同這次會議在內，就有了三次。實行這種因地制宜、及時指導的方法，就可以保證我們的工作少犯一些錯誤，犯了錯誤也可以迅速糾正。

上面我們加黑的那一段話，可謂至理名言。

主席講的及時解決，就包括及時發現，及時分析，及時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發現問題是第一步，毛主席不僅本人最善于發現問題，而且他總是教育全黨要用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去發現問題，他個人的特色還表現在不回避問題，從來就不麻痹大意。

這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毛主席的遠見卓識。

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去作一次總解決，這是一個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的諄諄教誨。

艾略特指出：“一個問題的解決將會曠日持久，而且需要幾代人都予以重視，這樣一個事實不應成為人們推遲研究該問題的正當理由。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情況最終會證明，是我們所推遲解決或忽略不管的問題，而不是盡了力卻不能解決的問題，會反過來使我們遭殃。”

請注意，毛主席教了我們具體的方法：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后的批評。

自從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就沒有讓黨和軍隊、人民，以及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再次瀕臨絕境的危機，因為他不會讓問題發展到那個地步。

我們需要對毛主席的思想做動態的理解、分析、研究，這樣才能又好又快發展，研究毛澤東文化的本意也就在于此。

我們在紀念毛主席的時候，我們也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最重要的一條還是要學習毛澤東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一定不能驕傲自滿，固步自封。

我們有毛主席這樣的神醫，但是當今中國的每一個人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諱疾忌醫。

諱疾忌醫，出自宋·周敦頤《周子通書·過》：“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意思是隱瞞疾病，不愿醫治。比喻怕人批評而掩飾自己的的缺點和錯誤。

毛主席1958年為向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印發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李富春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報告寫過一段著名的批語。

現在原文出自《毛澤東文集》第7卷《獨立自主地搞建設》：

此件即刻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很好一個文件，值得認真一讀，可以大開眼界。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情。沒有現代化工業，哪有現代化國防?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當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見《孟子·離婁上》。），走進死胡同，請問有什么出路呢?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伽達默爾說：“對一個文本或一部藝術作品里的真正意義的汲舀是永無止境的，它實際上是一個無限的過程。”

上面毛主席講的“這條路線”，1975年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再次由總理代表黨中央重申：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條路線，使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封鎖，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任憑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風潮起伏，我國經濟始終扎實地蓬勃發展。我們要永遠堅持這條路線。

那么我們需要在今天再次重申毛主席的話：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當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見《孟子·離婁上》。），走進死胡同，請問有什么出路呢?

后記：我們要認真研讀毛主席的經典著作，這樣才配做毛主席的學生，才能夠成為毛主席的好學生。

也只有這樣，才能旗幟鮮明的堅持毛主席的路線，才能理直氣壯的捍衛毛主席。

跟著毛主席走，不是安逸之路，而是艱苦奮斗之道。

毛主席晚年講的繼續革命，就是不斷革命，革命繼續，就是古人講的“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現代含義，這是艱苦探索的過程，然而卻是康莊大道。

這兩天寫了幾句詩和大家共勉：

天通人意石夾縫，
地利心儀掌握穹。
斗轉星移山穩健，
浮云滄海笑迎風。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1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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