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所受的階級壓迫越來越深以及中華民族在國際社會上的處境越來越兇險，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也開始逐漸覺醒，因而抗爭也越來越激烈。但是由于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纏繞在了一起，因此目前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所面臨的斗爭形勢也越來越復雜。為了提高認識，分清矛盾的性質，辨明主要的敵人，從而有利于今天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反抗。張宏良同志根據目前國內和國際斗爭的新形勢、新特點，明確地指出了當前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斗爭目的就是救黨保國，反擊的對象就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那些以滅絕中華民族為目的的沉船派，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就是要通過大眾民主的方式，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國內沉船派進行堅決地反擊并直至取得徹底的勝利，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張宏良同志對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沉船派滅絕中華民族的陰謀的揭露是及時的，從而喚起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加速覺醒；張宏良同志對目前中華民族所處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所存在的主要問題以及產生的根源的分析判斷不僅是準確的，而且更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反抗以及如何復興社會主義指出了具體的途徑。但是盡管目前中國左翼隊伍中的大多數同志都非常認同并堅決支持張宏良同志的分析判斷，然而也有一些心情急切的同志卻對此感到難以理解，同時更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了個人的私利不僅提出了與張宏良同志的主張相反的荒唐建議，甚至不惜對張宏良同志加以“保皇黨”、“當代宋江”等這樣惡毒的人身攻擊，從而導致目前尚還十分脆弱的左翼隊伍出現了混亂。為了鞏固左翼的隊伍，為了幫助同志們提高認識，同時更是為了挽救那些誤入歧途的曾經的戰友，張宏良同志寫了《“左派帶路黨”已成為美國進行國家顛覆的新模式》一文，深刻地指出了左傾幼稚的危害，以期那些誤入歧途的同志能夠迷途知返，避免陷入“左派帶路黨”的罪惡深淵。然而面對張宏良同志的真誠告誡，仍然有人拒不幡然悔悟，更有甚者，某些人為了掩飾自己認識能力上的低劣和思想上的錯誤，不僅矢口否認自己就是 “左派帶路黨”，而且更是不顧廉恥地采用邏輯學上的詭辯術和撒潑打滾式的潑婦罵街，堅決否認張宏良同志所指出的“左派帶路黨”的客觀存在。然而客觀存在就是客觀存在，客觀的存在絕不是靠詭辯和撒潑打滾式的潑婦罵街就能夠抵賴掉的。　　

帶路黨就是由中華民族內部的那些與帝國主義里應外合要滅絕中華民族的人所組成的。與由那些毫不掩飾自己的所作所為，明確地表現出就是要勾結帝國主義滅絕中華民族的人所組成的右派帶路黨不同，左派帶路黨人的行跡卻相當地詭秘。而之所以要給這部分帶路黨人加上“左派”這樣的定語，就是因為這部分帶路黨人不僅都曾經混跡于左翼隊伍的內部，說著左翼的話語，而且往往還都是那些不僅在口頭上、甚至曾經在行動上的堅定革命者。陳獨秀就曾經身陷國民黨的監獄，而張國燾更是三過草地。盡管成為帶路黨在早期往往不是這些人的主觀故意，然而這些人對革命事業所起的破壞作用，在實際上卻不僅與右派帶路黨“殊途同歸”，而且大多還是右派帶路黨想做而做不到的。因此，“左派帶路黨”不僅是革命事業的一個非常兇險的敵人，而且這些人自身的最終結局，也大多都是徹底滑向了右派帶路黨。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張國燾、周佛海、陳公博以及曾經擔任過黨的高級領導職務的王明、向忠發和顧順章等人在內，都莫過于如此。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的過程中，“左派帶路黨”曾經是長期存在的。一九二七年，當蔣介石、汪精衛等人不僅徹底暴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而且還已經向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的時候，陳獨秀卻壓制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反抗，從而導致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犧牲在了蔣介石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盡管陳獨秀的投降主義路線在中國共產黨黨內被認定是右傾路線而進行了清算，然而對于蔣介石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來說，陳獨秀就是一個表現極佳的“左派帶路黨”。　　

從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之后上了井岡山到一九三一年，短短的四年時間，毛澤東親手創建的中央紅軍不僅就發展到了幾萬人，而且還更開辟了面積達四十二個縣的中央蘇區。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進攻面前，英勇的紅軍將士和蘇區人民在毛澤東的統帥下不僅巋然不動，而且還更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數次圍剿。然而當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為首的左傾教條主義集團把持了黨的最高領導權并將毛澤東從領導崗位上排斥開了之后，不僅丟掉了毛澤東親手開辟的根據地，而且還更把八萬多紅軍將士帶進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湘江之畔布置好的伏擊圈。盡管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號稱是左得不能再左的“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但是他們在中國革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帶路黨”。如果不是“遵義會議”中斷了他們的錯誤路線，那么他們給中國革命所帶的路只能是通向地獄的不歸之路，而絕不是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坦途。　　

歷史上的“左派帶路黨”的突出特征，就是只會機械地照搬馬克思和列寧等革命導師所創立的革命理論，而不懂得把革命理論與當前的客觀實際進行有機地結合，從而找出解決目前所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實際問題的具體辦法。這些人往往在口頭上表現得比任何人都革命，比任何人都堅定，不僅在理論問題上表現得好像是特別嫻熟，而且還更是擅長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原汁原味的原文。但是每當遇到必須解決的具體問題的時候，這些人往往又是表現得一籌莫展。王明、博古、張聞天等人哪個不是張口馬列，閉嘴布爾什維克，不僅能用中國話講，而且還能用俄國話說。就是憑借著這一點，他們才蒙蔽了黨內的大多數同志，才能把毛澤東排斥掉。然而盡管他們能夠蒙蔽黨內的同志，可卻蒙蔽不了蔣介石，因此才稀里糊涂地成了“左派帶路黨”，從而險些將中國革命帶進死胡同。　　

今天的“左派帶路黨”不僅完全重復了他們前輩的表現，而且其所作所為甚至比他們的前輩還更加陰險。在惡劣的斗爭形勢下，這些人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或是根本就沒有能力認清客觀形勢的變化，不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當前所具備的條件，不能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反抗獻一謀，不能為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斗爭出一計，反而只是一味地為別人加油打氣，鼓勵別人為其火中取栗，可自己卻躲在幕后“合理地”規避著風險。就其個人品格來說，這些人還遠遠趕不上博古和張聞天，而只能與王明比肩。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翻身求解放的斗爭經歷告訴了今天的每一位中國人，警醒了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如果不能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不能為今天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找到一條符合今天中國具體實際的翻身求解放的具體道路，如果不能站在斗爭的最前列，那么無論他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原文背誦得有多么嫻熟，也不管他靠嘴巴表現出來的革命立場有多么堅定，那他一定就是“左派帶路黨”。　　

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無產階級、尤其是中國的毛派共產黨人至死都不會放棄的奮斗目標。但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要顧及客觀時空條件的變化。當年，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爆發了爭奪世界的大戰之際，列寧號召歐美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乘機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推翻本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從而建立起無產階級政權，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更是可能的，因而列寧才成為了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意在滅亡我中華民族的時候，如果毛澤東也號召中國人民乘機擴大無產階級革命，變反侵略戰爭為國內戰爭，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從而建立起無產階級政權，或許是可行的，但絕不是可能的，因此毛澤東才不僅果斷地停止了土地革命戰爭，而且還號召中國人停止內戰而一致對外，萬眾一心地投入到反侵略戰爭之中并直至取得最后的勝利，以求得中華民族的生存，所以毛澤東才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守護神和人民的大救星。　　

張宏良同志是一位真正掌握了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精髓并能夠嫻熟地運用所掌握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理論原理去洞悉國內與國際的風云變幻和善于抓住矛盾變化的堅強戰士，是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經過長期殘酷斗爭的考驗而成長起來的當今中國左翼運動的一面旗幟，是奮不顧身地打響了“反轉斗爭”第一槍的先鋒，是當今中國左翼智慧和良知的代表。張宏良同志指出的保黨救國和爭取實現大眾民主的這個斗爭方向是非常正確的，是中國、乃至是全世界實現社會主義復興的唯一正確途徑。保黨救國絕不是投降，而是真正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某些自稱是毛派共產黨人的人根據張宏良同志提出的保黨救國的主張便認為張宏良同志是在向修正主義投降，是“當代宋江”，這種認識純粹是對歷史的無知。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保黨救國第一人的是毛澤東而不是張宏良。“寧都會議”之后，毛澤東不僅遭到了“左派帶路黨”的排斥，而且還遭到了曾經生死與共的戰友們的冷落，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連鬼都不上門呦！”然而毛澤東卻并沒有因此而埋怨戰友，也更沒有對黨失望，而是始終在無怨無悔地為黨工作并最終在“遵義會議”之后“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后，毛澤東更沒有因為是國民黨反動派掌握著國家政權便放棄對國家、對民族的責任，而是毫不猶豫走上了“保衛家鄉，保衛黃河，保衛華北，保衛全中國”的抗日前線，并最終為中華民族贏得了徹底地解放。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革命與列寧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革命最大的不同，就是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革命在爭取無產階級自己翻身解放的同時更肩負著爭取中華民族徹底解放的責任；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列寧斯大林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最根本的區別，就是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更注重思想改造而非是肉體消滅。　　

今天中華民族所面臨的最大危險就是張宏良同志所指出的那樣，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對中華民族的以文化戰、外交戰、金融戰、圍困戰、科技戰、基因戰等方式進行的滅絕性的侵略戰爭已經打響了，今天中華民族所處的國際環境遠遠要比日本全面侵華的時期更為惡劣，中華民族今天所面對的危機遠比日本全面侵華時期更為兇險。盡管修正主義路線和修正主義分子是今天中華民族所面臨的一切兇險的罪魁禍首，但是隨著矛盾的轉化，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卻必須首先要從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開始。崇禎皇帝雖然是死于李自成之手，然而大明王朝最終卻是被滿清滅亡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攘外必先安內”的血的教訓，每個中華民族子孫都必須牢牢地汲取。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利益寓于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之中，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絕沒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利益必須要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實現之后才能實現，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利益也只有在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得到實現之后才會實現。　　

在左派帶路黨人的蒙蔽下，左翼隊伍中一些心地善良的同志認為張宏良同志對“左派帶路黨”的揭露影響了左翼隊伍的團結并為此痛心疾首，然而中國革命血寫的歷史卻不僅真實地記錄下了“左派帶路黨”的客觀存在，而且也更記錄下了“左派帶路黨”曾經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巨大危害。團結是取得勝利的必要條件，但是團結只有在思想認識達到一致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對左派帶路黨人真面目的揭露，不僅不會造成左翼隊伍的分裂，而且正是為了提高并統一左翼同志的思想認識，正是為了左翼隊伍的團結，是左翼隊伍在成長壯大過程中必須的純潔。在目前“左派帶路黨”依然十分猖獗的情況下，僅靠張宏良同志一人去揭露是不夠的，因而所有的真正毛派共產黨人都應該加入到這場揭露“左派帶路黨”真面目的斗爭中來，使“左派帶路黨”無處遁影藏形。通過這場斗爭，不僅要使中國左翼的隊伍更加團結，更加純潔，而且還更要加速中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覺醒，從而將中國打造成一個堅固的紅色堡壘，并通過大眾民主這一有效途徑去推動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復興，準備共同迎接共產主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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