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不盡火不滅

    溫州市曾一度被視為中國經濟的風向標，這里所生產的打火機和眼鏡數量超過世界任何地區。“溫州模式”聞名于天下，始于1985年5月《解放日報》的報道，已有26年了。給人看到的是：“敢為人先，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創業的精神”，這是光鮮的一面的寫照。　　

    溫州是自由經濟的試驗田，溫州人很迷信這塊田地，甚至比極端自由主義還要極端。　　

溫州是1971年開始偷偷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盡管那還是文革時期，他們卻在偷偷地種植資本主義的草，長資本主義尾巴，發展個體、私有頭頭是道。整整40年，而今大都私有化了。溫州人與小崗是相通的，不懂得1+1﹥2的原理，不能理解團結力量大的道理，不重視集體的智慧、集體的凝聚力，樂于從事單干。在社會主義集體時溫州人表現得一盤散沙，效率很低。懶散、消極怠工，荒于生產，糧食不夠吃，借糧食竟然借到安徽石臺一個小村莊去了。相距上千里，不知道這糧食怎么能運回去，大概能破了一項吉尼斯紀錄吧！完成這些記錄的難度是需要極其堅忍不拔的精神意志的，這精神如果聚合起來用于搞集體，不會沒有效益，不會生產不好糧食，哪有集體不走向富裕的道理呢？　　

    改開搞后，溫州人主要以生產小商品發家，二十年前，好多小商販就是靠假冒偽劣商品起家的，當年的紙皮鞋就是溫州人的杰作。報上不止一次報道，當年外地人到溫州街上去批發商品或外地的人們買東西不能向商販們詢問，行使自己的知情權，如果你問及了解貨品的情況，就必須買，不買他們就聯合起來打你，甚至趁亂搶劫你。這是他們的第一桶金，是其資本積累的一個來源，這應該算是溫州人的羞于見人的一個方面。　　

大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吧，我的一個同事好友，到外地參加活動，接觸的一個溫州小老板，兩人徹夜長談，其中談到正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溫州老板是如何進行發家致富的，對方介紹到，他們許多人依靠走私，在海上以打漁之名從臺灣等地走私小商品，諸如手表之類的東西來賺錢，等到資本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再從事其它方面的經營。就如港澳臺的電影電視劇里經常反映的一種題材：一些毒品販子，以販賣毒品來發家，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等到時機成熟再做合法生意，此后就隱藏發跡史上的罪惡，祈求洗去原罪。實際上溫州工商業者的成長史，部分就是一部資本原始積累史，是不務正業的賭徒式發展模式。　　

經過30年，溫州人基本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溫州民營經濟占96%，他們“敢為天下先”，過去掏空公有制經濟，現在又繞開實體經濟，在股市上、房地產上、賭博業上炒來炒去，天翻地覆。結果是肥了少數，坑了大多數，99%是輸家。　　

說起資本的原始積累還使我記起來另一件事。1992年春節，一位老鄉從珠海回家過年，我們相聚了幾日。這位老弟從人民大學的雙學士畢業，分到北京的一所中學里當教師，不滿意現有的工作就下海到到珠海搞走私來發家致富。我問他是怎么走上這條道路的，他說他們在雙學士讀書時就開始了。當時他們與外國使館的外交人員聯系，這些外交人員在出入境時捎帶點走私品，中國的青年學生從他們手中接貨再拿到市場上賣，以此為走私小通道，通過這個發跡訓練場來發跡成了部分人的價值選擇。后來他干脆到走私前沿陣地廣東珠海做大買賣了，而且一做就是十幾年。前兩年聽說鏟了版子（打麻將被端鍋了的術語），被全部沒收，而且罰了款，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不知現在起死回生了沒有？要是他早幾年斷了貪得無厭的念頭，做上正經合法生意，說不定也是一個不錯的企業家。可是財迷心竅，歪門邪道就是有吸引力，迷住了就難以自拔，這也是當時的大環境使其所以然吧。這位兄弟父親是個老黨員，七八十年代當過村里的黨支部書記，所以對兒子的行為很謹慎。兒子倒滿不在乎，回家與鄉鄰同學朋友交談時，人家問題在珠海干什么工作，他就直言不諱的回答：我在挖社會主義墻腳。不要很詫異，他就是這么說的，其實當時多數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人都在挖社會主義墻腳，只是有些人偷偷地挖，不敢說，或悶聲挖不說話罷了。象梁穩根他們社會主義墻腳肯定是挖過了，只不過是挖了不愿說，不敢說，時間長了挖的痕跡被歷史的塵埃掩蓋了，或者歷史還沒有回顧這些陳年老賬這一頁，肉食者當然不愿揭開歷史的傷疤。暴富如此迅速，誰能脫得了挖社會主義墻腳的干系呢？正好應證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分析評價：“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聘請的經濟“專家"茅于軾，大力鼓吹放“高利貸”，稱其利國利民，致使“民間借貸”亂象叢生，因而導致溫州人進入“炒錢”時代的“災難日”。溫州人被稱為東方猶太人，許多人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他們見縫插針，利用“民間融資”，為了投機逐取暴利溫州商人投資房地產等暴利行業，不惜鋌而走險借助高利貸。在全國住房急劇緊張的時候，他們不但沒有帶動其它地區實現共同富裕，反而玩起了“炒房”買賣，給中低收入買房者帶來了滅頂之災。溫州本市去年前八個月溫州房價上漲了73%，均價達26300元/平方米以上，而自住需求僅占30%，投資、投機性購房占成交量的70%，這遠遠超過了投資性購房比例應控制在15%以下的警戒線。在地下賭場的刺激下，高利貸在溫州乃至在全國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和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地區也興隆起來。至今溫州民間借貸1100億的規模，達到了覆水難收的地步。　　

溫州高利貸危機的突發，關鍵誘因是今年國家對樓市的打壓力度空前，多管齊下，樓盤滯銷，有價無市，炒樓失利，造成樓市投機性投資預期全面落空，繼而悲劇性爆發高利貸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所以資金鏈斷裂的企業之集中出現在溫州。　　

溫州高利貸危機，絕不是小微企業發展中遭遇的資金困難，而是“不務正業”的賭徒式發展模式的必然絕境。遭自由派經濟學家嫉恨的郎咸平早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就大聲疾呼，要防止中國發生經濟危機，其中一個危機就是“我們企業家把應該投資而不投資的錢擠壓出來形成虛擬資金打入股市打入樓市”，而這個呼吁正是溫州當前的現實寫照，是溫州危機的根源。　　

據《東方早報》10月11日報道，受宏觀調控、資金鏈斷裂等影響，今年1-9月浙江共發生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為近年同比最高，其中不乏員工數千人的企業，如眼鏡行業龍頭企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9月21日溫州一天跑了八家企業的老板，228起企業主逃逸事件與去年同比增長41.6%。　　

溫州借貸危機蔓延，溫州市政府開始緊急救市。有消息稱，溫州市政府已開始向央行申請金融穩定再貸款600億元，以防止發生系統性風險，國家已經決定拿出600億元去救溫州。去救誰？去救溫州的炒房老板，去救溫州賭徒，去救股市的投機者？何況增加對這些企業的信貸支持只能緩和當前緊張的狀況，無法改變資金短缺、金融惡化這一根本問題。溫州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惡果，沒有人能填上這個大坑，這樣的救市本質上是飲鴆止渴。　　

還是古人說得好：：“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中華民族先人許多優秀的歷史經驗總結是值得我們深思，需要我們引以為鑒的。　　

溫州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連續多年在浙江省倒數，產業空心化早已非常嚴重。事情已經到了水落石出的時候，“溫州模式”沒有笑到最后，經不起折騰，擱淺了。“溫州模式”墮落至此，有它深刻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任何事物都具有生長和滅亡的兩重性，“溫州模式”也不例外，事物總要走向它的反面。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和必然規律。溫州的一切舊社會陳渣洶涌泛起，自私自利充斥社會，社會道德淪喪一方；摸著石頭過河，沒有方向感，結果摸到溝里去了。　　

溫州模式的核心就是以資本為主的市場經濟，溫州給外界的印象就是老板多、討薪難、惡性事件多，很少看到溫州人改善民生和共同富裕的宣傳報道。“溫州模式”的致命缺陷：“有始無終，資本血性，責任缺失，有家無國”，這樣的財富價值觀是腐朽沒落的，是反時代潮流的，已經被全國人民厭惡。　　

溫州模式曾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的“先進典型”，紅得發紫。這種模式實際上是美國模式在中國的一個縮影，即減少政府干預的完全自由化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的實質就是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私、貪婪的基礎上，是一種賭徒經濟。那些溫州賭徒，賺了歸自己，賠了讓政府救，和華爾街老板如出一轍。　　

溫州高利貸崩盤，證明了溫州式的不正常經濟關系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引起社會倒退，它標志著溫州模式的破產，也再次證明了資本主義的邪惡性。　　

張夷  201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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