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民黨粉飾打扮、追念熱捧所為何來?
二十世紀影響中國最大的兩個政黨即是國共兩黨。但隨著1949年在大陸的潰敗國民黨而宣告退出了政治舞臺,從此敗居一隅,依靠其主子美國勢力的庇護在孤島之上韜光養晦、勵精圖治,期冀從頭再來。在歷史車輪進至今天,卻又有了為國民黨招魂的“與時俱進”之另類聲音。如果用當局的某類喉舌來表明,無論海峽內外,都是炎黃子孫,所以理應盡釋前嫌,同舟共濟,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團結起來。這樣就遇到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在怎樣的旗幟下同舟共濟?走怎樣的道路才能完成所謂的復興大業?
還有的是,中共還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與革命性?如果刻意回避主義、理念之爭,一味茍求所謂的兩岸一統,且先不說如何面對當年國共內戰之時為之犧牲的無數先烈,中共又如何的使國民黨心誠悅服來歸?僅靠單方面的包容就能達此目的?還是求同存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引導兩岸的一統方向?
如果是這樣,是依中共“特色”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以海峽彼岸的依附、買辦經濟為主導?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如果以大陸模式為導向,對岸無論從自然資源還是人力資源來說可能無法蕭規曹隨,因為那樣無異于自殘自殺式發展;但若以臺灣的完全殖民方式引領發展,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此下去成何體統?外部勢力還會聽任中國以完整的疆域形勢,以一個政府來領導十多億人民?
如果不能,中國又該怎樣應對?
其實我們說,體制之爭,主義之爭,都屬于利益之爭。那就是看究竟是附和誰的利益,是附合國家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還是附合極少數人的利益。而這才是當年國共兩黨之爭的最根本問題。
所以有一個問題無法回避,為什么共產黨最后取代了國民黨?
我們還知道,共產黨成立之始,人不過數十,武裝根本沒有,但何以能在國民黨追殺剿滅的血雨腥風之中愈挫愈強,發展壯大,終至取得全國政權?因為國民黨僅能代表當時極少數權貴資本、買辦資本與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利益,而上述人數總和若與當時全國人口基數相比,不過區區小數,所以,雖然它暫時的擁有貌似強大的政權機器,軍警憲特也曾橫行一時,但最終不敵共產黨的燎原之勢。因為共產黨的背后有著全國人民這個銅墻鐵壁,這是一個堅不可摧的強大后盾,所以,團結在毛澤東旗幟之下的共產黨依靠全心全意為人民的堅定信念,最終無敵于天下。
中國歷史上有一句話,叫做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歷史的發展軌跡也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中共正因為得了人民這個“道”,才戰勝了失“道”的蔣系國民黨。而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政治生命的完結也證明,如果一個人估量他的權力可以凌駕于道義之上,那么,不久兩者都將會失去。
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由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構成,簡稱“三民主義”。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在同盟會的政綱中,三民主義被完整地表述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話。舊三民主義亦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當時社會條件下,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還一定程度反映了革命性、戰斗性與進步性;但民生主義是孫中山的“社會革命”綱領,它希望解決的課題是中國的近代化,即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使中國由貧弱至富強;同時還包含著關懷勞動人民生活福利的內容,以及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潰瘍的批判和由此產生的“對社會主義的同情”。也許受歷史局限性影響,孫中山把發展社會經濟的途徑歸結為“節制資本”和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即將“不能委諸個人及有獨占性質”的“大實業”(如鐵路、電氣和水利等)“皆歸國有”,因為這既可“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又得以“合全國之資力”。民生主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發展資本主義的方案,雖然它被涂上了主觀社會主義的色彩。
我們可以想,在當時西方資本列強虎視耽耽的情況下,能容忍中國的發展嗎?
我們還說,三民主義存在著歷史的局限,主要表現為缺乏明確的、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內容。后來,當中國革命歷程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時,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國際無產階級的幫助,“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在民族主義中突出了反帝的課題:“民族解放之斗爭,對于多數之民眾,其目標皆不外反帝國主義而已”;民權主義中進一步揭露了封建軍閥、官僚的暴戾恣肆,對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制度作了某些批判,稱道了“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的蘇維埃國家“人民獨裁政體”,重申了“主權在民”的原則;民生主義則強調了“耕者有其田”的觀點,闡發了“使私有資本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思想。新三民主義是舊三民主義的發展,反映了新的歷史特點,表現了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在新的革命階段的進步性,并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思想基礎。
但實際是在孫中山任內,三民主義并沒有實現。再至后來,由蔣介石承襲衣缽的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又實際衍變至名存實亡。
網友“軍營一兵”如此說道:
“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從理念上似乎不錯,但他奮斗一生,結果卻留下一個兩極分化、四分五裂、沒有民主的國家。其失敗的原因在于他是資產階級政治家而非無產階級政治家。
他想用節制資本而非消滅資本的改良主義來解決民生問題,結果隨著私有化的擴張,資本剝削勞動的趨勢愈演愈烈,兩極分化日益擴大,階級矛盾越來越突出;他想依靠軍閥矛盾解決統一問題,結果帝國主義也利用軍閥矛盾維護帝國主義利益,中國四分五裂;他想依靠資產階級統治下的‘民主’來管理國家,結果中國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卻沒有勞動人民的‘民主’。”
(【中華論壇】孫中山為什么無法實現“三民主義”?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32/15/78/1_1.html)
關鍵問題是看革命所依靠的對象是誰,革命的最終目的是為誰謀利益。
因為國民黨革命性和戰斗性的淪落,而最終成為官僚買辦、資本家、地主的代言人和幫兇,而置自己于人民的對立面,所以,人民必然選擇團結在能代表自己利益的共產黨、毛澤東周圍。
國民黨在大陸的腐敗與賣國本質所決定了,一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最后必將為人民所拋棄。如果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覆亡本質,追尋一己利益之私欲凌駕才是導致亡命的致命枷鎖。
但就是這樣一個曾經的對手,執政理念完全相異的政黨組織,在“特別是”極其微妙的歷史關頭,卻又被從歷史的故紙堆里扒拉出來,喬裝打扮一番,再給予隆重的紀念。從此次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孫中山,再是“特別是”以來一直有一股別有用心勢力企圖為蔣介石翻案,把蔣介石妝扮成為民族英雄、抗日領袖,而再陰謀妖魔化毛澤東這一事實來看,我們可以發覺,其實一切行為之本意并不是真要怎樣紀念國民黨,孫中山、蔣介石都不過是在懷舊國民黨的僵尸里夾帶自己見不得人的私貨而已。
再往明白了說,國民黨是代表極少數權貴階層利益,而毛澤東代表了堅定不移的為人民服務方向。而這才是聽任妖魔化毛澤東,放縱非毛反毛再是為蔣介石、為國民黨涂脂抹粉的真正原因。
一個已遭中國人民無情拋棄的政黨,還被這樣的政治“道具”一番,真的令人深思。
所謂前車之鑒、后事之師。人們該當擦亮眼睛,不要為虛偽的言辭所惑,無論社會怎樣的與時俱進,都無法逃脫公權力為一己私欲服務還是為天下蒼生服務。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句話無論到了什么時候,都還會應驗。所差的不過是時間而已!
也許還有人民的覺醒。我們從最近來自國外此起彼伏與資本貪婪相抗爭的民主運動可以看出,極少數人壓迫與剝削的“普世”統治正在遭受人民覺醒之聲的抗爭。這才是歷史發展的滾滾洪流,任何與之相逆的反動勢力,無論裝飾了怎樣欺民的華麗外衣,都將被無情地撕去。而最后
公然于天下的,不過是赤裸裸的貪欲和喬扮的演戲。
戲演得再好,終究是演戲。等最終謝幕,人們從情節中醒轉,舞臺上來來往往帶了偽裝的,不過是一群戲子……
魏征曾對唐太宗李世民作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勸警之言。但不知“民如水、君如舟”這個一千多年前的封建政客都懂的道理能帶給今天廟堂之上的“肉食者”怎樣的警示?
如果再回到中國問題上來,在當下就是重慶新政與廣東模式之爭。無可置疑,重慶的一連串舉動讓人們眼前有了亮色,也許還有對重慶模式依然是資產階級改良色彩的求全責備,但我們是否應該從中解讀其積極意義。即便如此,重慶以及薄熙來已經遭受到那么多攻擊。試想如果重慶無論是城市工廠還是農村天地,都徹底實施公有制模式,那么,無論是從薄熙來個人還是重慶地方,所面臨的又該是怎樣的壓力?
無論重慶的漸進化腳步,還是廣東的做蛋糕只為極少數人服務,其實都反映了社會的兩個發展方向。前者是向社會主義的靠攏,而后者則更是“特色”。如果用人心向背來衡量,至少在當下,重慶更代表人民的訴求呼聲。
我們說,人民急切呼喚真正的共產黨來為自己謀利益。無論是怎樣的辛亥革命之紀念,還是某些勢力對國民黨的懷戀,都阻擋不住人民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回歸之強音。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心聲,更是滾滾世界潮流。
既然提起國民黨,就不能不說國民革命的先驅孫中山,更還有他那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無論是誰,也逃脫不了這一逆亡與順昌的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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