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毛澤東 新中國只能是個美好夢想　　

--寫在新中國62周年國慶節前　　

2011年國慶節即將來臨，這是新中國的第62個國慶節，也是中共十七大與十八大相交接的一個國慶節。　　

1943年3月，中華民國當局出版了蔣介石作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提出了“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的口號。同年8月，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批判了這本書，并在結尾說：“如果今日的中國，沒有中國共產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時年19歲的中共黨員曹火星由此創作了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澤東主席則認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提法不妥。“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中國依然是存在的。”后建議添加上“新”字，由此該歌曲就定格成為今天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由此該歌曲傳唱了70多年，唱紅了新中國，唱遍了新中國，至今依然是共產黨和共和國的首要當家歌曲與治國安邦主旋律。　　

只不過是今天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與過去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含義上發生了悄然的重大變化。今天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里“共產黨”是誰們的共產黨？執政當局一直在極力企圖宣稱“改革開放發展新中國、強盛新中國”的是總設計師鄧小平和“第二三代領導核心”、“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領導下的“共產黨”。而毛澤東似乎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過客、可有可無的棋子、穿過的草鞋、用過的抹布，說扔掉就可以扔掉了。　　

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固然是一個鐵定的歷史事實。　　

然而，沒有毛澤東，中國共產黨能否勝利地從舊中國的上海租界走向新中國首都北京城，則也是一個不能抹殺與回避的關鍵歷史命題。　　

凡是稍微有一點良心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應當否認，中國共產黨從舊中國上海租界走向新中國首都北京城的歷史與命運，絕對是與毛澤東主席的英明領導、與毛澤東主義理論的正確指導密不可分的。　　

我們可以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畫出這樣一條結論性的執政路線圖：共產黨誕生--毛澤東主席--秋收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工農紅軍長征--遵義會議--延安--西柏坡--北京。在這樣一個發展軌跡中，每一個生死重大轉折點的新生之路，都取決于毛澤東主席的力挽狂瀾和英明正確領導。因此，也正是在這個偉大歷程中，誕生了中華民族乃至世界民族之林五千年文化思想領域最先進、最燦爛、最豐富、最有魅力、最能凝聚人心、最具強國富民內涵的真正意義上的精神文明和智慧源泉--毛澤東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主席就是“中國太陽系”中的紅太陽，是具有無限政治能量的恒星，其他的所有參與這場革命和斗爭的人，都是圍繞毛澤東主席運行的行星及衛星，充其量不過是借助毛澤東這顆太陽發了一下“光”的“月亮”，他們的所有能量，同樣來源于毛澤東主席和毛澤東主義。　　

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倘若沒有毛澤東主席，中國共產黨的生存與發展恐怕很難以維持下去。國民黨執政決策者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及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絕對不愿意與中國共產黨平起平坐、共同治理國家，更是絕對不可能允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起來進行旨在推翻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三座大山的無產階級革命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治制度。“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五·卅慘案”、“五次反革命圍剿”、“長征圍追堵截”、“皖南事變”等若干此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武裝軍隊的剿殺，足以說明這個不容質疑的歷史本質問題。　　

倘若沒有毛澤東主席的力挽狂瀾和英明正確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連個起名字的機會都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只能是漢語字典里七個連貫不起來的漢字單詞，或者是無數渴望民主、自由的仁人志士空口念叨的理想詞匯。　　

倘若沒有毛澤東主席的英明正確領導和毛澤東主義的理論指導，并成功開創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世界性宏偉大廈，別說是那些忘恩負義、欺師滅祖的“第二三代領導核心”、神馬“繼往開來的領路人”政客精英江湖蹩腳郎中一類不入流，就連“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恐怕也只能是個月光下的螢火蟲而已。　　

如果沒有毛澤東主席領導秋收起義后開創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勝利保存了唯一的血脈和持續燃燒的革命火種，那么，1921年7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頂多頂多支撐到1928年南昌起義部隊全部潰散，之后，中國共產黨積聚的工人階級力量，便會在一輪又一輪的“城市暴動”中喪失殆盡，根本不可能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嘗試毛澤東主席直接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試驗田，積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國經驗，更不可能找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革命路線。以海歸派精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出路大概有三條：一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國民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軍事打擊、特務圍困、軍閥混戰中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從此淪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被嚴格限制活動空間范圍的一般化民間組織；二是執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按照“十月革命”的經驗，不計后果、不計代價（因為犧牲的不是蘇聯人）地組織一輪又一輪的中國工人進行“城市暴動”，最后把中國工人階級再也經不起任何政治風浪的革命事業完全葬送；三是執行消極悲觀主義路線，在濃重的白色恐怖下，部分共產黨人不得不轉入地下等待機會東山再起，因失去組織聯系、看不到勝利希望而喪失信心與斗志，最終慢慢地自行消散。　　

我們不妨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幾個生死存亡的關鍵環節進行一個簡要回顧：　　

1927年，時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由堅決反對“國共合作”來了個大轉彎，提出一切服從“國共合作”，放棄共產黨在中國革命斗爭中的領導權，放棄工農武裝斗爭的權力，結果釀成了國民黨執政決策者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五·卅慘案”，使中國共產黨陷入了第一次的滅頂之災。在此危難之際，是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理斷，并領導湖南農工“秋收起義”革命隊伍，與南昌起義失敗后的隊伍會師后，第一次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打造了極其寶貴的“第一桶金”。　　

1928年至1935年之間，王明等一竿子海歸派精英掌門人機械搬用俄國十月革命的國外經驗，盲動地推行所謂的“一省和數省迅速奪取大城市”、“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御敵人于國門之外”激進路線，結果促成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第五次圍剿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絕對性勝利，使中國共產黨陷入了第二次的滅頂之災，瑞金蘇維埃共和政權被完全打垮，大塊革命根據地喪失，30多萬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被慘烈消滅的只剩下不足3萬人，不得不背井離鄉，被迫走上前途渺茫的長征流亡之路。在此危難之際，又是毛澤東出來挽狂瀾于既倒，撐大廈于斷梁，以遵義會議為轉折點，運用超過常人的大膽識、大智慧、大謀略，創造出古今中外軍事史上若干個軍事奇跡，歷經一年多的時間，兩萬五千里長征，領導共產黨人和工農紅軍粉碎了蔣介石40萬裝備精良的國軍的圍追堵截，勝利到達延安，轉危為安，揭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篇章。　　

1936年西安事變，是毛澤東又一次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大敵是日本帝國主義，毅然放下個人恩怨，主張“放蔣抗日”，“聯將抗日”，經過國共第二次合作，歷經8年時間的浴血奮戰，贏得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避免了中華民族明朝末年由于內斗亡于外族的情況，挽救了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于最危險的局勢。　　

1946年至1949年，國民黨蔣介石不愿意建立新民主主義革命民主聯合政府，悍然發動消滅共產黨和工農武裝軍隊的所謂“剿匪戰爭”，是毛澤東主席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不到3年時間，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及一連串的決定性勝利，小米加步槍的200萬工農武裝軍隊打敗了飛機加大炮的蔣介石800萬精銳國軍，蔣介石及國民黨軍殘余不得不逃竄到臺灣孤島。　　

　1949年　10月1日　　，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政治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翻身當家作主人的政治夢想成為世界皆知的政治現實。　　

1950年至1957年，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礎上，毛澤東主席領導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領導建立了社會主義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國家政治基本制度。領導主持制定了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5年計劃，廣大農村建立起來集體化人民公社，城市勝利實現對國內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巍然屹立與世界民族之林。　　

1958年，毛澤東主席審時度勢地發動8·23金門炮戰，挫敗了美國霸權資本主義超級大國搞“一中一臺”分裂中國的圖謀。　　

1959年，毛澤東主席堅決反對赫魯曉夫意圖控制新中國的“聯合艦隊主張”，同時堅決抵制修正主義反華反共潮流，避免了30年后1990年蘇聯解體時波蘭、東歐那樣的下場。　　

1958年-1959年，寫“黨內通信”，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內某些領導人提出來的“浮夸風”，避免了更為嚴重的后果。　　

1959-1964年，毛澤東主席領導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前提下研制成功了“兩彈一星”世界尖端科學技術成果，奠定了新中國和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國際地位的堅實基礎。　　

1961-1975年，毛澤東主席領導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爭，極大的消耗了美國霸權資本主義超級大國的擴張侵略實力，使得新中國成為獨立于美蘇兩大陣營之外與美蘇兩霸抗衡的堅強力量，第三世界人民反霸權斗爭的光輝旗幟。　　

1964年，毛澤東主席高瞻遠矚地啟動大三線建設，“備戰備荒為人民”，同時修通西部成渝鐵路、成昆鐵路、寶成鐵路、青藏公路、康藏公路，開始建設青藏鐵路，打下了共和國的國防基礎，同時改變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構建起來了系統完整的新中國工業化經濟體系框架結構。　　

1971年，由于毛澤東主席堅持不懈地長期支持第三世界人民反霸權革命斗爭，新中國被世界各國人民義無反顧地抬進聯合國，拿回了屬于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并且在今天仍然在為共和國的利益發揮重要作用。1972年，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30多年堅冰，迫使美國總統尼克松及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前來北京上門求和。實現新中國與第一世界的超級霸主美國建交，與第二世界的領軍國家日本建交。真正意義上的為中國的開國開放歷史開啟了劃時代的大門。　　

經過新中國27年的發展建設，時至1976年，毛澤東主席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足以堅強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強大的公有制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全體民眾老百姓生有所居、少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養的社會主義社會民生基本保障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工農一致，干群一致、軍民一致，為人民服務，民眾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價值觀；基本建立起了民主參政議政，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政治通行規則。　　

尤為值得歷史高度重要紀載的是，伴隨著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革命黨的性質雖然沒有變，但增加了執政、建設、法律、管理等多種國家政治權力。毛澤東主席深層次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特別是意識形態領域里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現實與規律，深層次地研究了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如何限制私有化和剝削、防止與鏟除官僚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和平演變土壤的重點問題，深層次地研究了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發揚社會主義大民主，實行“干部三同”，“鞍鋼憲法”，讓人民大眾監督政府，確保執政黨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的重點課題；在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學說的基礎上，杰出地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說；發動了“反右”、“三反” “五反”群眾運動，特別是在晚年舍生忘死地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進行了偉大而悲壯的實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發展到一個里程碑和新的高峰。　　

同時，毛澤東主席還進行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教育發展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為中華民族獨立與強大，敢創世界科學技術高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獨立自主、奮發圖強；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醫療發展方針：救死扶傷、革命人道主義、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群眾預防；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文學藝術發展方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了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國防建設、軍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主席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科學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聯系，把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軌跡和先進文明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科學、最先進、最管用、最文明、真正為占全社會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大眾謀福利、為民族謀振興、為國家謀富強、為世界謀和平的偉大思想文化成果--毛澤東主義。　　

在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歷史上，作為國家帝王、元首、總統和民族或政黨領袖、主義、思想、理論學說創始之父的首腦級人物數不勝數，其中堪稱為偉大、英明、圣賢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堪稱為中國、中國民族唯一、世界唯一的世界頂級偉人的只有毛澤東。在這點上，有毛澤東逝世后，聯合國和世界各國領導人發布的悼念唁電，以及世界各國著名有識之士的悼念文章為據。　　

在當今中國社會民眾老百姓心目中，乃至世界各民族民眾老百姓心目中，毛澤東旗幟和毛澤東主義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偉人和思想，而是人間公平正義的象征；懲惡揚善的神靈；精神靈魂的支柱；理想、信念和智慧的化身。　　

我們解讀毛澤東的人生軌跡，不難發現，毛澤東從青年時期到逝世，一生都閃耀著自強不息和覺悟與智慧的光芒。他不僅能夠善于從黑暗中找到光明、從逆境中找到希望、從絕境中找到生機并準確把握機遇（在這方面，有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每當共產黨、工農武裝軍隊和革命斗爭面臨生死存亡危難時，他屢次校正航程前進方向，化險為夷，轉危為安，挽救黨挽救軍隊挽救革命的諸多事實為據）。更偉大的是他能夠遠超常人的善于在順境中看到不利因素，在勝利中看到失敗跡象、在太平景象中發現潛在危險，并能高度警覺地去采取正確的防范措施，（在這方面，有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三反運動、預防和平演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實踐為據）。　　

在中國百年近代發展史上，無數仁人志士、無數革命先驅，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行了眾多的英勇而悲壯的流血斗爭。然而，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中國以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是在黑暗與迷茫中的斗爭。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李大釗等中國革命先導傳播到中國以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是的革命斗爭才有了指路火炬；只有當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才轉危為安，絕境逢生，一步步走向一個個勝利。人們必須時刻牢記，期間，曾有那么些不可一世的狂妄精英，甚至打著共產國際代表旗號，否定毛澤東主義正確路線，把毛澤東排擠出共產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其結果是使中國共產黨和工農武裝軍隊幾乎慘遭毀滅。無數鐵的事實一次次證明：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軍隊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只有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理論指導，才能取得一個個勝利，才能無往而不勝。而每次背離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理論指導，就必然慘遭失敗。　　

從這些決定中國和中國民族命運的歷史經緯線條中可以得出如下邏輯結論：第一，倘若，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從舊中國上海租界走向新中國首都北京城，更不可能發展成為大中國的執政黨；第一，倘若，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就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中國共產黨生生死死90年乃至今后永遠的歷史進程中，只有毛澤東主義是絕對不可替代的，其他任何人，不管他在毛澤東主席領導的革命斗爭中，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立過什么功，建過什么業，都是可以被另一個英雄人物替代，只有毛澤東主席，絕不能被其他精英人物所替代，只有毛澤東主義，絕不能被其它“特色主義理論”所替代。　　

毛澤東同志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國人民軍隊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袖、人民的領袖，絕對不是偶然，既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更是歷史的必須選擇。沒有毛澤東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連個命名的機會都不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只能是漢語字典里七個連貫不起來的漢字而已。這絕對不是個人崇拜和迷信，而是人民大眾對于正義、理想和信仰的透徹覺悟；也是宇宙間的客觀公正自然法則：如同我們生存的太陽系，有了太陽的燦爛光輝，有了太陽的運行軌道，有了太陽的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自然會聚集到諸如金、木、水、火、土和地球之類的各大行星。而其它那些神馬星球，任憑其無論如何的怎樣自我炫耀或者他人吹捧，都永遠也成為不了太陽系的中心。　　

長江、長城，黃山、黃河，泰岳、太空……鋼鐵般的社會歷史雄辯證明：　　

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中國，就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　　

沒有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軍隊；　　

沒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軍隊，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　　

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當家做主站起來并富起來、強起來的世界民族國際舞臺；　　

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資改教”政客精英盡管把它們自己吹捧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第二三代領導核心”、“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他們輝煌成果遠超毛澤東，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表現為竊據毛澤東時代積累的老本，吃掉祖宗三代，坑害兒孫萬代，付出極大的生態環境和能源資源代價，肥了0.5%的資改教既得利益集團官僚特權資產階級，苦了95%以上的民眾老百姓。他們惡意拋棄馬克思、毛澤東主義旗幟，拋棄馬克思、毛澤東主義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頑固堅持改弦更張，用“特色主義理論”作指導、走邪路，充分暴露了其忘恩負義、欺師滅祖的邪惡嘴臉。他們跳梁小丑式的極力丑惡表演，表面上很“中國TS”，實際上社會效果則很不佳，在中國民眾老百姓心目中，他們的形象和聲譽每況愈下，越來越臭；在國際人士心目中，他們的形象和聲譽則相對尷尬。國際人士對毛澤東的基本共識是：“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們的大救星”。而國際人士對中國“資改教”政客精英的基本共識則是：“不知有鄧，焉知江湖？”。　　

天地之間有桿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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