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　　

保持血肉關系的前提與途徑　　

——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逝世35周年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每個黨員、干部必須履行的神圣職責。毛澤東在世時，曾反反復復地強調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促使黨員干部自覺或不自覺地這樣去作，從而基本上保證了全體黨干部隊伍的純潔性。　　

毛澤東逝世之后，在黨和國家的一系列文件、會議報告、領導講話中，仍然把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作為重要內容。特別是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以相當長的篇幅，論述了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重要性，他指出：　　

“９０年來黨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指引、評價、檢驗我們黨一切執政活動的最高標準。全黨同志必須牢記，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脫離群眾是我們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我們必須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　　

“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拜人民為師，把政治智慧的增長、執政本領的增強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創造性實踐之中。要高度重視并切實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堅持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眾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項權益。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各級黨政機關和干部要堅持工作重心下移，經常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要把基層一線作為培養鍛煉干部的基礎陣地，引導干部在同群眾朝夕相處中增進對群眾的思想感情、增強服務群眾本領。要把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作為基層黨組織的核心任務和基層干部的基本職責，使基層黨組織成為推動發展、服務群眾、凝聚人心、促進和諧的堅強戰斗堡壘。”　　

“各級領導干部都要牢記，我們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行使權力就必須為人民服務、對人民負責并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決不能把權力變成牟取個人或少數人私利的工具。各級干部都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永葆共產黨人政治本色。”　　

從胡錦濤總書記的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黨中央和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心中，把“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問題是看得非常之重的，它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然而，我們再看看在毛澤東逝世之后的30多來，黨員干部隊伍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實際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據人民網北京7月14日電（記者廖文根）:記者從全國檢察機關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工作會議上獲悉，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貪污賄賂犯罪案件146570件178393人，挽回經濟損失312.57億元；集中力量查辦大案94933件，占立案總數的64.77％，縣處級以上干部13192人，占立案總數的7.39％，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8776件，廳局級以上干部1004人。 反貪工作的辦案質量、效率也穩步提高，撤案率、不起訴率下降，起訴率、有罪判決率上升，5年來所辦案件法院已作出有罪判決122106人，有罪判決率達到99.7％。追逃緝捕措施不斷強化，5年來共抓獲負案潛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6148名，其中潛逃境外的71名。（來源：人民網　2010-07-19　）　　

以上情況，一方面說明了黨中央和各級檢察機關與反貪部門的反腐工作力度強大，另一方面則使人民為之觸目驚心：在一個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其黨員干部隊伍竟然如此之腐敗，尤其是黨和國家高級干部隊伍中，竟然會有這么多的腐敗分子存在，令人不可思義！！！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黨的章程、中央的會議、文件、領導講話的精神與實際情況出現如此之大的反差呢？在一個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為宗旨的政黨領導下的黨員干部隊伍中，為什么還會出現這么多的腐敗分子呢？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非黨關心和一直在苦苦的思索與探求的大問題。筆者根據自己的學識與經歷所及，就此談幾點淺見，供廣大關心黨事、國事、天下事的同仁們參考。　　

一、共產黨為什么要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宗旨　　

黨的十七大重新修改頒發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系，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凌駕于群眾之上。黨在自己的工作中實行群眾路線，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把黨的正確主張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群眾。黨風問題、黨同人民群眾聯系問題是關系黨生死存亡的問題。”那么，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要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作為黨的根本宗旨呢？　　

首先，我們應該從“共產黨”這三個字的字面上來理解黨的宗旨的意義：所謂“共產”，就是財產公共所有之義，而財產的公共所有，它所指的是全體社會成員的每一個人，包括所有的男女老少，不論才智、能力的強弱，不論民族人口的多少，不論其它任何自然的、血緣的、體質的區別和差異，只要他是一個人，就對社會財富享有共同的所有權；黨，也可以理解為“派”，所以往往“黨派”連稱，也就是具有某一共同觀點、共同利益的人群組成的團體或宗派，成立了團結和約束這一人群與宗派的組織，從而形成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并組成對抗其它力量的社會勢力。因此，我們從“共產黨”這個名字就可以看出，其本身就是基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觀點和共同利益而成立的一個社會組織，所以，其宗旨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　　

其次，共產黨要戰勝其它黨派、社會勢力和團體，必須緊緊地依靠自己的階級基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并全心全意地為其服務，與之結成血肉相連的關系。毛澤東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這樣說：　　

“有兩個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著重注意，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群眾生活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誰要是看輕了這個中心任務，誰就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能夠不能夠呢？能夠的，完全能夠的。”　　

毛澤東在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黨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極端重要性。他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此，共產黨所領導的黨員和干部，都必須“必須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必須“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才能戰勝其它黨派、社會勢力和團體，成為整個社會、國家的主導者。反之，不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不能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就會失去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也就不能成為社會與國家的主導力量，也就會失去社會與國家的主導地位。　　

其三，共產黨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偉大勝利，建立了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于這一點，已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實。中國共產黨正是由于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宗旨，從而使革命隊伍由小到大，革命力量由弱到強，革命戰爭由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黨員隊伍則由開始幾十個人的小黨發展成為有了近8千萬黨員的大黨，并成為主政占世界人口四之一的大國的執政黨。　　

二、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后繼續堅持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宗旨　　

在這方面，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作過許多的努力。　　

首先，早在建國前夕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敦敦告誡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這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久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他在這里提出的“兩個務必”，實際上也就是要求全體黨員干部必須繼續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宗旨與本色。　　

其次，奪取全國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毛澤東采取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促使黨員干部自覺或不自覺地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這一根本宗旨。他不但在黨章、憲法、黨紀、政紀等方面對黨員干部的行為進行了規定與規范，而且適時開展了一些整頓黨員干部隊伍的運動。如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開展的全面整風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斗爭及反對資產階級法權，1963年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等，其基本出發點，就是為了使廣大黨員干部更好地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　　

其三，開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8日　由中共中央頒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第一條就開門見山地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其中關于“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批判“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等內容所表述的，其實質就要落實到黨員干部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宗旨和基本點上。因為共產黨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由人民當家作主的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而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以及一切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與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宗旨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必須在思想領域對其進行革命。　　

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得與失，過去曾經被一概否定。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大量歷史資料的解密，以及近30多年來中國的變化，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們感受到當年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于保持黨的根本宗旨、純潔黨員干部隊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確保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時的。這樣的革命，不僅在中國要二次、三次、多次的進行，它也將成為世界革命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形式，從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流血犧牲和暴力革命。　　

三、毛澤東逝世之后中國的黨員干部隊伍與社會現實狀況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黨員干部隊伍情況。　　

我們只要稍微瀏覽一下網絡、報刊和其它新聞媒體的報道，稍微關注一下自己身發生的事情，就會發現，近30多年來，許多黨員干部的所作所為，與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宗旨完全是背道而馳的，請看2009年之前落馬的正廳級以上貪官情況：　　

省部級：陳希同(前北京市市委書記)，成克杰(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2000)，田鳳山(原黑龍江省省長、原國土資源部部長2003)，高嚴 (原國家電力總公司總經理)，韓桂芝(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2003)，王磊(前商業部長)，劉方仁(前貴州省委書記、人大常委會原主任2003)，梁湘(前海南省省長1989)，李嘉廷(前云南省省長2003)，張國光(湖北省原省委副書記、省長2004)，劉知炳(原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常務副主席2002)，程維高(河北省原省委書記2003)，叢福奎(原河北省常務副省長2003)，王有杰(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2005)，石兆彬 (原福建省委副書記、廈門市委書記)，王樂毅(原海關總署副署長2002)，劉長貴(貴州省原副省長)，許亞非(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常征(貴州省政協副主席1997)、劉克田(遼寧省原副省長2003)，胡長清(前江西省副省長2000)，倪獻策(前江西省副省長1987)，魯家善(原中國交通銀行副行長1998)，托乎提·沙比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原副主席1989)，麥崇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田鳳歧（原遼寧高院院長2003），王鐘麓(浙江省原副省長2003)，許運鴻(浙江省副省長、寧波市委書記兼市長)，吳振漢(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于飛 (廣東省人大原副主任1998)，黃紀誠(北京市政協原副主席)，婁小平（原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辛業江(海南省人大原副主任1996)，韋澤芳(海南省人大原副主任1997)，徐炳松(廣西原副主席1998)，鐵英(北京市人大原副主任)王寶森(前北京市副市長)，羅云光(原鐵道部副部長1990)，周文吉(原寧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李紀周(前公安部副部長2001)，李和中(前安徽省政法委副書記)，潘宜樂(廣西自治區高級法院副院長)，王雪冰(前中國銀行行長)，張恩照(建行董事長)，金德琴(原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中信嘉華銀行董事長)，朱小華(光大集團[香港]董事長、中國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長)，孟慶平(湖北省副省長1999)，李大強 (湖北省原副省長)，姜殿武 (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1998)，李達昌(原四川省副省長2005)，王懷忠(安徽省原副省長2003)，潘廣田(山東省政協原副主席2003)，阿曼·哈吉(新疆自治區原黨委委員、自治區原副主席)，韓福才(青海省人大原副副主任1991)，孫鶴齡（原農業部財政司司長）張宗海(中共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秦昌典(原重慶市副市長)，歐陽德(廣東省人大原副主任1996)，洪清源(安徽省省委原常委，省委原秘書長1987)，邊少斌(中國民航總局原副局長1996)，林孔興 (原華中電力管理局局長)，胡楚壽 (原中國農行副行長2005)，于大路 (原中國農行副行長2005)，侯伍杰(原山西省委副書記2005)，徐鵬航(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李效時(國家科委原副主任1994)。　　

正廳級 ： 郭政民(貴州省公安廳廳長)，盧萬里（原貴州省交通廳長），羅發玉（貴州省原地稅局長），姚康樂（貴州省原新聞出版局長)，滕國榮(江西省國稅局原局長)，周凱東(北京市勞教局原局長)，柴王群（前云南省委宣傳部長），何自忠( 云南德宏州政協原主席)，劉宜清(原系中國工商銀行湖南省分行行長)，張玉舜（前蘭州市市委副書記、市長），張斌昌(蘭州鋼鐵集團公司原總經理)，楊世洪(湖北省武漢市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趙成霖(湖北省襄樊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張育仁(原四川省體改委主任)，高勇(原四川省成都市委原常委、宣傳部長)，李太銀(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長)，劉中山(原四川省交通廳廳長)，徐裕年(原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李軍( 廣東省進出口商檢局原黨組書記)，王樹濱( 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原市委書記)趙洪彥(原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人事廳廳長)，錢棣華 (黑龍江大慶市原市長)，馬德(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市委書記2002)，王慎義（原黑龍江省綏化市市長)，厲建中(航天一院院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洪清源（安徽省委秘書長），肖作新(安徽省阜陽原市長).周玉德(原安徽馬鞍山市市長)，李興民(原安徽省亳州市委書記)，趙增軍(安徽省宣城市原常務副市長)，慕綏新（原遼寧省沈陽市市長）、張秀發(原湖南省郵電局局長)，歐陽松(湖南省工商局原局長)，瞿寶元(湖南財政廳原廳長)，張小川(重慶市廣電局長)，閻懷民(江蘇省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省市場協會會長)，鄧崇岳 (江蘇鹽城市人大原主任)，胡建學(山東省泰安市委書記)，王樹文( 山東日照市原市委書記)，李真(原河北省國稅局局長)，張二辰(原河北省石家莊市市長)，俞芳林（廣西欽州市委原書記)，佘國信( 廣西自治區財政廳原廳長)，耿永祥(杭州海關原關長)，張昆桐 (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楊善修(河南安陽市原市長)，武振國(河南洛陽原市委書記)，靳建輝( 陜西省民政廳原廳長)康 輝(人事部工資福利司原司長)，董虎臣(建行廣東分行原行長)，祝友文(河南新鄉市委原書記)，金天保(廣州海監局原局長)，曾錦城(河南周口地區原行署專員)，李連維(甘肅省機械工業廳原廳長)，崔學宏(江蘇省民航局原局長)，李圭(云南省林業廳原廳長)，金鑒明(貴州對外經協辦公室原主任)，孫炎彪(浙江臺州市原市長)，陳同慶(廣東湛江市委原書記)，李乘龍(廣西玉林市原市委書記)，褚時健(云南紅塔煙草集團原董事長)，朱振江(河南鶴壁市原市長)，王占成(江蘇省建材工業總公司原總經理)，石發亮(河南省原交通廳長2002)，楊前線(廈門海關原關長 )慕綏新，(原沈陽市市長)……。（來源：烏有之鄉網）　　

而近兩年來的貪官仍然層出不窮，其中落馬貪官如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貪污受賄金額達幾十億元。其它廳局級、縣團級以下的貪官更是數不勝數，其概況已如本文開頭中所述。可見，近30多年來，黨員干部隊伍的貪污、腐敗狀況，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其次，我們再看看中國的社會現狀。　　

政治方面：打著平反“冤假錯案”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搞建設的招牌，為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平反摘帽；以糾正文化大革命及毛澤東晚年錯誤為晃子，取消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民主權力，從而導致了政府官員權力無局無束，貪污腐敗，禍國殃民；以實行農村責任承包為借口，撤消人民公社，從而渙散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基層組織；以長官負責制為手段，無限制地擴大黨政官員的權力，從而導致官員層層腐敗，各級貪贓枉法，出現了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無官不貪”的可恥局面。　　

經濟方面：以大肆鼓吹不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論姓資姓社，摸著石頭過河論等歪理邪說為指導，在農村以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自私自利主義為典型，在全國推行“大包干”，鼓勵個人發家致富，將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全部按人口分田單干到戶；在城市鼓吹市場經濟、通貨膨脹、國企改制，沿海開放、引資、合資、股份制，從而使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坑蒙拐騙、假冒偽劣產品、有毒食品三聚氰氨奶粉等丑惡現象層出不窮，并導致了國有資產每年以1500億元的速度流失到個人腰包；在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分配不公、兩極分化嚴重，已產生了一批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占全國人口0.4%的富翁，占有了全國總財富的70%，占全國人口總數4.6%的中產階層，占有了全國總財富的25%，形成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集團。封建時代“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的悲劇又在中國大地上重演。　　

輿論導向：鼓吹個人英雄，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雷鋒精神消失無存；“紅旗”雜志被改名“求是”，實際上是弄虛作假，散布的是資產階級的歪理邪說；表面上說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干的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勾當；名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上宣揚的資本主義世界觀；口頭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搞的正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文化方面：違反“雙百方針”和“兩為方向”，取消用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創作的樣板戲，大力宣揚帝王將相、漢奸、賣國賊、才子佳人、三角戀愛，色情、武打、暴力，充斥影視娛樂場所，名星泛濫成災等等。　　

教育方面：實行教育產業化，學校高價收費，擇校費、擇班費、贊助費，名目繁多；教師由為人師表轉為“一切向錢看”，各地興辦貴族學校，貧民則讀書無望。　　

醫療方面：醫師救死扶傷的傳統美德喪失殆盡，醫院高價收費，醫院的藥是市場上三至四倍，手術費、檢驗費、診斷費漫天要價，醫師吃回扣、收紅包等等，名目繁多。有個順口溜說得好：“這年頭，醫生見死不救，見錢就收，草菅人命，越來越象殺手；殺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來越像醫生。”　　

社會治安：販毒、制毒、吸毒，愈演愈烈；偷盜、搶劫賭博，比比皆是；淫穢場所、男嫖女娼、洗浴桑拿，遍地開花；法輪功、黑社會組織、惡霸、地痞勢力，泛濫成災。　　

環境與資源保護方面：礦產資源、亂采濫挖，森林樹木、亂砍亂伐，環境污染、氣候惡化，各種疾病層出不窮，應接不暇，人民健康與生存受到嚴重威脅。　　　　

法制方面：法律多如牛毛，令人無所適從，以罰代法，攤派強要，司法人員循私舞弊；兇殺、放火、搶劫、流氓案件日益增多，罪犯越獄、屢見不鮮；法制無效，開胸驗肺。　　

國家安全方面：實施“韜光養晦、絕不出頭”的策略，致使使館被炸、軍機被撞；對領海國土實行“撂置爭議、共同開發”策略，致使南沙被占、南疆被侵、主權丟失；高干子女留洋，遷居歐美，致使歐美等國挾諸侯以令天子，對中國多所要挾；臺獨、藏獨、疆獨勢力猖獗，嚴重威脅國家領土完整。　　

道德方面：國家公職人員“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品質喪失殆盡；一切向錢看，唯利是圖，自我表功、歌功頌德、邀功請賞；村哄鄉、鄉哄縣，一哄哄到國務院；社會精英、專家學者，道德倫喪、信仰缺失；拐賣婦女兒童、逼良為娼；包養二奶二爺、老夫少妻，見怪不怪；貪官污吏，包養情婦情夫，咄咄怪事，無奇不有。　　

社會矛盾：勞資矛盾、官民矛盾、下崗失業、三農問題，已成社會痼疾；住房、醫療、上學、就業、養老，成為壓在人民頭上的新五座大山；農民失地、黑磚窯事件、黑煤窯事件、豆腐渣工程，成為時代的特征；刑事、民事訴訟，上訪日增，層層疏堵，防民勝于防火。　　

以上就是我們所面臨的黨員干部隊伍和社會現狀，在這樣一種現狀的面前，黨的會議、報告、文件、領導講話中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話說得再多，道理闡明得再深，也只能是一些空話、套話、廢話，對于改變黨員干部隊伍和社會現狀，無異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毫無意義。　　

四、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前提條件　　

前面已經談到，在黨的章程、黨的會議、文件、報告、領導講話中，都把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問題擺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黨員干部隊伍卻已腐敗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社會狀況則是官民離心離德，道德淪喪，黑惡橫行，黃、賭、毒泛濫成災。為什么理論與現實會出現這么大的反差呢？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近30多年來黨的有關方針、政策，已不具備“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前提條件，所以出現了理論與現實脫節，甚至完全相反的局面。那么，要使黨員干部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應具備哪些前提條件呢？　　

首先，人民群眾必須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在革命初期和戰爭年代，黨員干部之所以能夠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那是因為他們必須這樣做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才有經濟的、人員的來源。革命勝利之后，黨成為執政黨，部分黨員和干部成為國家公職人員，他們掌握了國家的政權與各項行政權力，而人民群眾在法理上雖然說是當家做主，實際上則要接受黨員干部的管理。因此，人民群眾實際上處于一種從屬的地位，黨員干部往往具備了高高在上的優勢地位。要使一個處于優勢地位的人或人群去全心全意地為處于從屬地位的人群服務，并與之保持血肉關系，必須使這個處于從屬地位的人群即人民群眾對處于優勢地位的人或人群具有控制權，即能夠控制這一人群的一切言行和政治地位與經濟利益，才能使處于優勢地位的人群自覺地或不自覺地為處于從屬地位的人群服務。　　

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在憲法、法律、法規中明文規定，人民群眾即公民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具有直接的選舉權、監督權、罷免權，即無論哪一級的黨員干部，或非黨員干部，都必須由群眾直接投票選舉，其言行必須按照毛澤東所指出的“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而不是對上級領導個人負責；人民群眾可以直接對其言行進行監督，發現其有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言行，可以直接進行監督和批評；如有錯不改，或能力不能勝任其職位，則可以通相應的手續，罷免其職務，并對其錯誤依法追究責任。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員干部置于人民群眾的直接監督之下，從而使之為自己服務。　　

其次，必須實行真正符合馬列主義原理的無產階專政。　　

在我國，雖然在憲法、黨章中都規定了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但是，近30多年來，由于全面取消了階級的劃分，從前的地、富、反、壞、右已全部摘帽，除服刑人員之外，已沒有敵對階級的概念，因此，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已轉變為全民專政，亦即國家變成了全民的國家，其實質是除開國家專政工具公檢法司之外，已沒有別的專政形式了，從而為壞人干壞事提供了方便之門。　　

前面談到的在黨員干部中出現了數以十萬計的貪污腐敗分子，以及黑惡橫行，黃賭毒泛濫成災等問題，就是因為國家取消了階級的劃分，取消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專政，從而使壞人有空子可鉆，人民群眾又對其束手無策。比如明明看到有人干壞事，可是沒有人敢管；明明知道某個領導人有貪污腐敗行為，沒有人去舉報和制止，一般都要等其發展到不可掩蓋的地步才發案，所以貪官的貪腐數額可達上千萬、上億萬。在毛澤東時代的干部之所清廉無私，一方面得益于他對黨員干部的正面教育，更重要的是那時候真正地實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各級干部都置于廣大群眾的嚴格監督之下，一旦出現貪污腐敗行為，立即會被暴光，并受到應有的處罰。所以，那時的黨員干部都能自覺或不自覺地到清廉為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其三，必須建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必然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說到底是一個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問題，其性質是按照無產階級世界觀建立起來的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公共服務體系，如果脫離散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實現，無論你在黨章、憲法、報告、文件、領導講話中說得天花亂墜，也只能是空話和騙人的假話，而這種話說多了，只能騙自己，別人根本不會相信。這也是毛澤東時代的黨員干部能夠或基本上能夠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并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根本所在；而近30多來，由于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國營企業被賤賣賤送，農村全面實施分田單干，所以產生了黨員干部中隱藏了大批的貪官污吏，社會上黑惡橫行、黃賭毒泛濫成災的惡果。　　

其四，必須保障人民群眾大民主的權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按照憲法的規定，人民群眾享有最廣泛的民主自由權力。但是，人民的民主權力要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從什么樣的途徑來獲得與實施呢？　　

在這方面，毛澤東曾經做過許有效和有益的探索。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的全黨整風運動，1963年至1965年的社教運動，都充分發揮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力，他們可以直接地揭露、批判黨員干部中的違法亂紀分子、貪污腐敗分子，以及社會上的黑惡勢力。平時，群眾也可以直接批評領導的缺點和錯誤，賦予了人民群眾真正的民主權力。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更鼓勵廣大人民群眾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辨論、大批判四大民主的方式，向黨員干部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火。這種方式給了人民群眾以最廣泛的民主權力，真正地實現了人民群眾當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雖然在少數單位與地方由于受走資派的操縱或破壞，群眾性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運動走過一些彎路，但總的情況是好的，達到了黨中央預期的目的。這種方式，能使廣大人民群眾揚眉吐氣，而黨員干部則必須挾著尾巴做人，老老實實地為人民服務。　　

五、恢復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途徑　　

前面已經談到了“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的前提條件”，那么，要恢復“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宗旨的途徑，也就是要重新創建上文所談的條件。具體地說，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首先，必須恢復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中的批導地位。共產黨的章程和國家的憲法中雖然還有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內容，但后面加上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一長串理論，這樣，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思想中產生了模糊混亂的局面。稍微有點歷史知識和理論常識的人都知道，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已被實踐證明了的戰無不勝的真理；而“鄧小平理論”，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翻版，是已經過時了的一些理論，鄧小平將其添枝換葉，有些甚至是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倒退，變成了他的理論，這些理論根本不適合已進行了數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中國國情；“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際上就是從毛澤東思想中摘引出來的，但對其進行了篡改，如“代表先進生產力”，把資本主義落后的生產方式也包括了進來，“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把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文化也包括了進來，“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把新生的資產階級即所謂的民營企業家包括進來了，這完全是對黨的宗指和對毛澤東思想的篡改；“科學發展觀”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體系中隨處可見，毛澤東時代的城市全民所有制和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實際上就是貫穿科學發展觀的精神于其中，但是，這些年來，天天在喊科學發展觀，而國有企業在一步步地縮小，農村分田單干沒有任何轉變，有效耕地在一天天銳減，環境污染一天天嚴重，黨員干部中的貪官污吏與日俱增，人民群眾的利益受到嚴重的侵害。“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僅是一句口號和幌子，根本就沒有幾個人把它當回事。　　

因此，要使“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得以實現，首先的最重要的是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全軍和全國的指導地位，實行指導思想一元化，去掉指導思想多元化。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問題，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人心所向，眾望所歸。在中國，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不要談什么“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之事！　　

其次，重塑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　　

在我國，雖然將“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列入了黨章和憲法，但是，由于近30多年來取消了階級的劃分，名義上成了沒有階級，只有階層的國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成了一句空話。這樣，當官的可以放肆地貪污腐敗，牛鬼蛇神可以有恃無恐地乘機搗亂，地方黑惡勢力欺男霸女無人敢管，黃賭毒沉渣泛起，泛濫成災；黑磚窯、黑煤窯層出不窮；房地產商強拆民房有警察開道，政府護航；而群眾上訪，層層設阻，一次勸阻，二次罰款，三次拘留，甚至坐牢。原屬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的國家機器公檢法司，成了對付人民群眾、鎮壓群眾運動的工具。試問，這樣的國家機器，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嗎？回答只能是：不能，絕對不可能！　　

因此，要使“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就必須重塑真正屬于人民群眾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只有重塑出真正屬于人民群眾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黨員干部才可能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有了這樣的國家機器，那些不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就會被清理出黨員干部的隊伍，他也就失去了擔任黨員干部的資格。　　

其三，必須重新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沒有以造福最廣大人民群眾為目標的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黨員干部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因此，必須盡快地重新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　　

在農村，要盡快恢復農業集體化，把廣大農村群眾引導到集體化道路上來。無論從歷史的經驗還是現實的狀況來看，實行農業集體化，至少有十大好處：　　

第一、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能夠充分利用農村的土地資源，有計劃、成規模地進行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種植，并對經濟作物進行輪換種植，以利保證質量和產量，提高地力。　　

第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推廣農業科學技術，有利于農作物施肥、滅蟲、灌溉、除草等田間管理，提高勞動效率。　　

第三、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村水利設施的興修、維護與擴建加固，有利于水資源的充分利用，減少因水資源引起的群眾矛盾。　　

第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曾指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而一家一戶小生產，根本不利于機械化生產，已完全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需要。因此，應在農村群眾自愿的前提下，鼓勵發展集體經濟，以適應農業機械化生產的要求。　　

第五、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保護耕地。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耕地面臨著日益減少的局面。盡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保護耕地的政策，但是，農村的拋荒地和被盲目開發占用的耕地日見其多，嚴重地影響了國家保護耕地國策的實施。只有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才能使耕地得到有效保護。　　

第六、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村的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設。參與農村集體經濟的村民，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追求，相互之間容易互相協作，而用水、田（地）間基等矛盾則自然消除。相互之間即使因為某些原因發生了矛盾，由于有共同的利益相關，有集體經濟領頭人出面調解，其矛盾比較容易調解與化解。　　

第七、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村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自從農村土地承包到戶之后，大批農村青年外出務工，他們長期在外居住，村、鄉干部對他們的生育情況無法掌握，更無法控制，從而促進了非婚生育、非計劃生育現象的發展。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則能使非婚生育、非計劃生育等現象得到有效控制，使計劃生育的國策真正得到落實。　　

第八、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村人才的合理利用與有效發揮，減少人才流失。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表面上是外出賺錢，壯大了本地經濟實力。而實際上是人才流失，根本不利于本地經濟發展。如河南省臨穎縣南街村，他們由于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了，不僅本地沒有人到外地去打工，而且從全國各地吸納了近萬名人員來該村務工，是本地人口總數的三倍。可見集體經濟不但能有效地保護本地人才資源，而且能夠大量吸引外地人才。　　

第九、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農產品的深加工和對外開拓市場。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農業生產方式，根本不利于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更不利于對外開拓市場。從目前農村的基本情況來看，絕大多數農戶還處在原始的農產品生產階段，他們的產品在市場流通中價值極低，往往是增產不增收，甚至白費勞力、精力，一年到頭，收獲甚微。　　

第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有利于發展農村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事業。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方式，使農村的群眾成了一盤散沙，辦任何一項公共事業，都要依靠國財政撥款和向每家每戶集資，因而使公共事業的發展舉步維艱。如某縣政協主席在議政發言中所談到的農村村級財政幾乎都是負債經營，而且形勢極為嚴峻，嚴重地影響了農村基層政權的穩定。　　

在城市，要大力發展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過去屬于國營的企業在改制過程如果存在個人非法侵占或官商勾結賤賣賤送現象的，要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并按原價收回國有；對新興辦的民營企業，資產超過億元，且其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銀行代款的，可以采用國家贖買的方式，收歸國家經營；對于資產小于億元的小規模民營企業，可以容許其在政策規定范圍內合法經營，但必須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并依法交稅，其產品必須經過國家權威質檢部門驗收合格，才準流入市場；城鎮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凡有條件的要大力興辦集體企業，擴大青年人就業門路。國家銀行代款，要優先考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保證國有企業與集體的正常營運。通過這樣的方式，使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從而使國家的經濟命脈真正掌握在人民群眾手中。只有當人民群眾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廣大黨員干部才會真心實意地為人民服務，否則，所謂“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也只是空談而已。　　

其四，保障人民群眾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力。　　

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度里，人民群眾要怎樣才能享受到真正民主權力呢？這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不曾闡述過，列寧、斯大林也不曾解決過。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曾作過一系列的探索與努力，甚至劉少奇、鄧小平這些曾被打倒的走資派也在這方面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革命家逝世之后，黨的第二代、第三代領導人，也在這方面做出了種種努力。但是，無庸諱言，在毛澤東時代雖然有了一個好的開頭，即創立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這個四大民主，授予了人民群眾廣泛的自由民主權力。然而，由于受中國國情的局限，人民群眾對這四大民主權力并沒有很好的利用起來，而作為“人民勤務員”的黨員干部們，也不能真正地接受這種民主方式。所以，當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逝世之后，這個曾被載入了黨章和國家憲法的四大民主，很快就被否定了。象鄧小平這樣的老革命同志曾向毛澤東、華國鋒一再表態“永不翻案”，可是，當他被解放出來，重新擔任黨和國家重要職務之后，立即就推翻了自己的諾言，全盤翻案，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不但把這四大民主從黨章、憲法中剔除了，而且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培養出來新型領導干部加以種種迫害，輕則免職，重則判刑、坐牢，甚至被處死，這說明在中國官方，對毛澤東所創立并授予人民群眾的四大民主權力是何等地反感與害怕。　　

那么，到底要怎樣才能使人民群眾享有真正的民主權力，或者說共產黨要怎樣來兌現自己對于人民群眾關于民主權力的承諾呢？以筆者之見，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應在憲法和黨章中恢復毛澤東所創立并授予人民群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的四大民主權力，以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群眾對于黨員干部的監督權和批評權，從而使黨員干部的權力得到有效限制。　　

第二，對于人民群眾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這四大民主活動，應在黨和國家紀檢、監察和檢察機關的領導與配合下進行，不能搞盲目的群眾運動。　　

第三，對于群眾在實施四大民主權力時檢舉揭發出來的問題，要一一查證落實，一經查證屬實，就要認真對待和處理，并依法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對于與事實不符的問題，只要不是有意捏造或故意陷害誣蔑，應按照“有則改之，無則加免”的原則，將檢舉揭發人提出來的問題作為借鑒，避免以后發生，絕不容許黨員干部對檢舉揭發人進行打擊報復，或有意壓制；對于有意捏造或故意陷害誣蔑黨員干部的事件，要區分情況，對捏造事實或故意陷害者進行批評教育，構成誣陷誹謗罪的，可依法追究其責任，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第四，對于檢舉揭發黨員干部貪污腐敗、違法亂紀有功人員，要給予精神和物質的獎勵，并在晉級升職等方面予以優安排，同時要通過會議、演講與新聞媒體進行大力宣傳，使全社會形成敢于堅持黨章國法、敢于堅持原則、敢于堅持正義的風氣。　　

其五，人民群眾必須參與管理國家大事。　　

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就必須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在這方面，毛澤東曾經做過一些非常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他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利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他在這里所說的“勞動者”，也就是指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群眾。1960年，鞍山鋼鐵廠在實踐中總結了一套新的管理方式，其基本內容是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改進管理、大搞枝術革新等。毛澤東了解到這一情況之后，給予了高度重視，他稱之為"鞍鋼憲法"，并向全國推廣。"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民主在管理方面的重大體現，稱得上是迄今最進步的管理方式。它對于打破那種單純由領導干部說了算或＂專家治廠″、物質刺激的管理方式，依靠工人階級搞好企業，具有根本意義。 　　

由"鞍鋼憲法"的原則向黨和國家的管治領域推廣，六十年代黨中央在擴大民主議事范圍、實現人民群眾參政議政方面做了許多新探索。當時黨中央政治局或全委召開的許多工作會議都采取擴大范圍的方式，不僅參會人數多，而且會期比較長。目的就是擴大黨內民主，使各級干部充分發表意見。例如 1962年一、二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出席會議人員擴大到了四級黨委，即到了縣委書記和重要廠礦的負責人，共七千人，會期達一個月。無論是參會范圍之廣、人氣之盛， 無論是講話和發言人數之多、會風之民主公開等，都開創了歷史的新局面。 　　

由此前進，讓工人農民代表進各級領導機構，直接參與領導決策和管理，是毛澤東所作的進一步探索。到了“文革”時期，在領導體制方面所進行的一些改革是意義重大的。如各級管理機構＂革命委員會″，一律以＂三結合″的原則組成，其中以工人農民為主的群眾代表占到三分之一。在黨的九大、十大，全國第四屆人大會議上，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身份的代表占到半數以上。在十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工人、農民、解放軍以及其他勞動者身份的委員合起來占到67%。(《毛澤東傳》1949一1976（上）第1665頁) 這在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參照中央的做法，省、地、縣、公社各級黨委中工人農民成份的也是占多數。在教育、文化部門，干部、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曾實行所謂"摻砂子"的辦法，建立"三結合"的管理組織，讓工人、貧下中農代表參與其領導和管理。毛澤東還多次提出，要提拔優秀的工人農民進黨中央、國務院，并任黨中央的副主席、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這在文革期間也進行了大膽嘗試。這些試驗就當時看并非完全合理，但其方向十分明確，就是要打破權力、管理職能為少數官僚所專有，防止他們脫離群眾，體現勞動群眾當家做主。此外，毛澤東時代還在各方面注重提高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例如：在發展黨員、培養干部上，都是以工人農民中的優秀分子為重點。全國"以工代干"、"以農代干"的干部有上千萬。＂依靠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更是當時各個領域長期間實行的階級路線。歌頌"工農兵"、突出"工農兵"形象，這也是各類文學藝術創作必須堅持的方針。 　　

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創舉性的作法，雖然事隔30多年了，仍然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因此，應重新運用毛澤東時代創造的先進方式方法，將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階層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國家機關中任職，由他們直接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從而使勞動者的民主權力得到真正地實現。同時，也只有這樣，才能使黨員干部真正地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與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　　

其六，不定期地開展文化革命運動。　　

文化革命，實際上也就是對人的思想進行革命。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8日頒發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清除存在于人們頭腦中的“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所謂文化革命，就是要以“文”的方式，對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進行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是過去武裝革命的繼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不論是武力的還是文化的，其實質都是文化革命，因為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財富共有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其本身就是一場思想上的大革命，也就是對人類有階級以來的剝削階級思想的大革命。這種革命，首先以武力革命為前提，無產階級通過武力革命奪取政權，并建立新的政權，然后繼之以文的方式，革除人們頭腦里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代之以符合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毛澤東將這種革命叫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在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人民通過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批判人們頭腦中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剝削思想，通過破四舊、立四新，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廣大黨員干部、人民群眾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戰天斗地，使國家的工業、農業、文化、教育、衛生、科技等項事業突飛猛進，整個國家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筆者曾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進程，在文化大革命也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本人對文化大革命認識，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很有必要，非常及時”。毛澤東自己評價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這個評價實際上是他自謙的說法，對照近30多年來中國的現實評價，文化革命的成績至少有八至九分，錯誤與不足只能是一至二分而已。中央的某個決定和一些所謂的精英將文化大革命說得一無是處，并徹底否定，這完全是別有用心，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們的這種作法，必將受到歷史的遣責與嘲笑。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雖然被某些人否定，但文化革命的歷史及其偉大功績，是任何人也無法否定的。文化革命這種方式，將成為歷史發展的潮流，在已經取得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國家，人民群眾將通過文化革命的方式，不斷清除存留在人們頭腦中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代之以符合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潮流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還沒有取得無產階級革勝利的國家，其國內的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也可以參照文化革命的方式，與資產階級展開斗爭，通過有理有利的斗爭，獲得應有的權利，從而盡可能地避免流血犧牲的武力革命。　　

在中國，人民群眾已正在逐步覺醒，已有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文化大革的重大意義和作用。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為人們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條件。當前，大批紅色網站的涌現，廣大網友踴躍投入到對黨政官員的檢舉批判、對國家大政方針的評論與批評，其實質就是一種新時代、新形勢、新條件下的文化大革命，這種革命正在網絡上如火如荼地開展了起來，發現到一定時候，必將成為人民群眾與黨員干部面對面的文化革命運動。　　

當黨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之后，必將主動地引導人民群眾深入開展文化革命運動。人的思想上的污點，好比臉上的灰塵一樣，必須經常清洗，才能保持干凈。因此，要使黨員干部時刻都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就必須經常地開展文化革命運動。當然，這種運動要在黨的統一領導之下進行，同時，也應吸取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教訓，避免傷害無辜人員。　　

以上是筆者對共產黨章程與國家憲法中關于“黨員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關系”這一問題的一些淺見。因為這是一個理論性很強而又涉及面很廣的問題，筆僅僅是想到哪里寫到哪里，對所引資料未作詳細考證，亦未一一注明出處，敬請讀者及引文原作者見諒。由于文章篇幅較長，本人又非專業的理論工作者，謬誤之處難免，并請批評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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