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最前面的話：毛澤東思想是為人民謀幸福、為國家謀強大、為民族謀團結、為世界謀和平的科學理論體系。　　

毛主席無愧為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各個社會階層的唯一大救星　　

毛澤東思想無愧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文化唯一精粹和指導明燈　　

紀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　　

山西陽泉 平民作家 閻建生　　

共產黨：沒有毛主席，你決然不會從上海租界走進北京城，執政，是你永遠的春秋大夢　　

今天是毛主席逝世35周年，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并執掌全國政權第62年。那么，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是個什么樣的性狀呢？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于　1921年7月23日　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后稱望志路106號，現改興業路76號）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共12人，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從此有了自己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并非“從此煥然一新”。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到1927年蔣介石發動“4·12”政變，在六年內，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干什么呢？在探索中國無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的道路，探索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辦法。那么，有沒有探索出什么道路和辦法呢？有是有，但不現實：道路是跟國民黨合作，借國民黨之力實現自己的主張和目標。辦法是公開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的共產黨員的身份，幻想國民黨恩賜共產黨員能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做什么官，努力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國民黨化，盡量滿足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要求，這六年間，中國共產黨有許多優秀黨員有的參加了北伐，有的參加了國民黨各級政府，有的還擔任了很高的軍職和政職。當然，還有很大一部分共產黨員犧牲在北伐的戰場上。　　

但是，共產黨的委屈退讓并不能讓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集體滿意，“4·12”政變給了當時仍處于少年幻想期的中國共產黨當頭一棒，國共合作破裂了，蔣介石公開叛變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大肆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共產黨各級組織遭到空前破壞，許多共產黨人被捕、被殺，還有相當一部分共產黨員被殘酷的屠殺嚇破了膽，有的逃亡，有的公開登報聲明退黨，有的則秘密叛變和公開投敵，成了國民黨搜捕屠殺共產黨人的幫兇。　　

當蔣介石反革命氣焰甚囂塵上之時，投降與叛變的事件接踵而來。　1927年5月17日　，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的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叛變。21日，湖南許克祥叛變。這些事變使武漢國民政府內部汪精衛集團更加明目張膽進行反共活動。　6月6日　，汪精衛解除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在國民政府中的顧問職。同日，江西發生軍閥朱培德叛變。19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舉行會議，達成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等協議。此時，兩湖及江西的工農運動已遭嚴重摧殘，湖北被殺害的農會會員4700余人，湖南被殺的農會會員達20000人。陳獨秀卻仍堅持機會主義立場，對蔣介石、汪精衛繼續采取姑息遷就的態度。　7月13日　，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退出政府，并發表對政局的宣言，斥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表示要“嚴厲的揭發一切假借　孫中山　先生旗號的偽國民黨之出賣革命”。14日夜，汪精衛在武漢召開秘密會議，確定分共計劃。15日召開分共會議，公布《統一本黨政策案》，正式與共產黨決裂，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汪精衛集團的叛變，使少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再次遭受嚴重挫折，成立剛剛滿六年的中國共產黨進入活動低潮。　　

那么，這個時期的中共高層在干什么呢？說起來有些好笑，這時的中共高層同樣處于迷茫和恐懼當中，那些有些飽學馬列、留學蘇俄、學貫中西的“精英”——更是不知所措，中共成立之初的十二個代表，有的在用人之秋溜之乎也，有的在危難之際投敵叛變，有的主張全面投降，有的對中國能不能實現社會主義產生疑問。說句可能最貼近當時實際的話，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解散還是堅強的根本問題。那么，這個時候，誰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呢？是毛主席，是當時只有37歲、且文化程度只有中專水平、但卻有著豐富的組織工人和農民運動實踐經驗的毛澤東同志。　　

1921年7月，毛澤東同志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1月國共合作后，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周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1927年“4·　12”　和“7·　15”　事變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同志明確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并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后，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了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從此之后，中國共產黨才有了完全屬于自己的一塊根據地，才有了一塊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試驗田，才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紅軍）發展壯大的金鑰匙，中國革命才真正“煥然一新”。　　

1928年4月，井崗山的革命武裝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同志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斗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　　

是誰找到井崗山這樣一條農村包圍城市進入通向革命成功的道路呢？是陳獨秀嗎？不是。是向忠發嗎？不是。是董必武嗎？不是。是李大釗嗎？也不是。是王明嗎？不是，是李立三嗎？李立三能把寶貴的中央經費用于給向忠發賣妓女作妾，共產黨的黨性原則喪失到如此地步，他能帶領共產黨從上海租界走到北京城才怪。是周佛海嗎？這個共產黨一大的叛徒，只能把共產黨員帶進國民黨監獄。是李德、秦邦憲們嗎？也不是，他們只會把共產黨和紅軍帶入敵人設下的圈套和屠場，而不是帶到北京城。是羅章隆嗎？是張聞天嗎？更不是，是張國燾嗎？是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嗎？統統都也不是，是毛澤東！是敬愛的偉大的毛澤東同志，把上海租界內一幫計劃逃到哈爾濱當蘇聯傀儡黨的一幫人，帶到了延安，最后帶到了北京城執了政！　　

1930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　1931年11月7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同志被選為主席。1933年1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　　

這個時候的中共高層——那些學貫中西的馬列精英們在干什么呢？他們躲在上海的租界內吵得不可開交：認為毛澤東犯了嚴重錯誤，組織城市工人繼續暴動、按照蘇俄模式向蘇俄學習，一夜之間“占領冬宮”才是革命成功的“正確”道路。于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被排斥于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導致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4年10月，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實行重大戰略轉移，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不僅確立了毛澤東對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更重要的是，這次會議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正確，認識到毛澤東思想（盡管當時還沒有這個提法）是中國共產黨的靈魂，是中國工農紅軍的靈魂，是中國革命從低潮走向高潮、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勝利走向更大利用的指路明燈！從此之后，中國共產黨可謂要風風來，喚雨雨到，當年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陜北，結束長征。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1936年12月，直接指揮了周恩來同張學良、楊虎誠及蔣介石的談判，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成為由內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時局轉換樞紐。同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 抗日戰爭開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努力發動群眾，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發表《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1942年2月，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使全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基本方向，為奪取抗日戰爭和全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生產運動，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　　

1945年4～6月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抗日戰爭勝利后，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他提出“針鋒相對”的斗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后，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積極防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轉戰陜北，指揮西北戰場和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在毛主席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取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勝利。經過短暫的準備，1949年4月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渡江戰役，推翻了國民黨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并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后的各項基本政策，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7月1日　，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的性質及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　，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浴血奮戰，真正奪取了全國政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毛主席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　1976年9月9日　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是公認的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偉大統帥，世界革命人民的偉大的導師和偉大舵手，是當之無愧的全國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唯一大救星。　　

建國之后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取得的偉大功勛就不用一一細說了。特別是以來，一股妖風開始了長達三十年的非毛、貶毛運動，否定毛主席的豐功偉績，甚至默許（可能是有意縱容）邪惡勢力向毛主席的潑臟水。那么，我們就按照邪惡勢力的“邏輯”，看看離開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會是一個結果。　　

一、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參會代表12人。也就是說，沒有毛澤東參加，中國共產黨也會如期成立。一大的政治主張、政治綱領也會起草通過。　　

二、1921年7月到1927年4月國民黨“4·12”和“7·15”政變之前，沒有毛主席，當時中共的政治主張也會得到宣傳，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擔任一定職務，甚至高級職務也基本上是順理成章的事。對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制度也會作一些積極的有益的探索。這一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三、從“八七會議”和“八七會議”之后中共的發展壯大軌跡分析，沒有毛主席挺身而出力挽狂瀾，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能不能生存下去，就值得懷疑了。　　

1、早在“4·　12”　和“7·　15”　政變之前的1925年冬至1927年春，毛主席就先后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斗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思想。　　

2、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毛主席就直接領導和組織過許多次很有影響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組建自己的紅色武裝進行了廣泛的試驗和成功的實踐，為日后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3、1927年“8·　7”　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槍桿子里中出政權”的偉大理論，會后，組織領導了湖南、江西邊界秋收起義，并率起義部隊開創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從此有了自己的武裝，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4、沒有毛主席開創的井崗山根據地，周恩來、朱德等人領導的南昌起義肯定要發生，但那支部隊肯定會被國民黨軍隊打散，因為沒有井崗山這塊根據地可以投奔，也就不會有朱德和毛主席會晤，南昌起義部隊也不可能改變成工農紅軍，“三灣改編”也不會發生，更談不上“支部建在連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沒有這支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武裝，決然不會有中國共產黨的后來。　　

5、　1931年11月7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澤東同志被選為主席。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對十年之后的延安根據地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晉察冀邊區政府、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其他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的建立，探索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制等全方面的經驗，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了充分的準備，同時積累了大量的建國后迅速開展經濟建設的人才。也為顧順章、向忠發叛變革命后，中共中央機關和當時的中央領導大轉移提供了安全的基地和保障。需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在向忠發被捕前一天中央最高層會議形成的意見是：把中央機關撤到哈爾濱，顯然是為了靠近蘇聯，繼續接受蘇聯的“指導”和“領導”，從而成為東歐國家共產黨一樣的傀儡黨。　　

6、遵義會議到底是個什么樣的會議？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高層領導好歹也率領著十數萬或數十萬大軍，既有蘇俄派馬列精英，還有德國“軍事專家”，同時也有許多軍事天才和身經百戰的紅軍將領，他們為什么會心甘情愿地把指揮權交給毛澤東呢？以小人之手揣君子之腹，誰不想親自指揮這支十數萬或數十萬的大軍呢？要知道，在戰亂年代，是用槍桿子說話的，有槍便是草頭王，沒槍就是蘆葦蕩，何況是指揮一支十數萬或數十萬大軍的“頭目”呢？寧做蛇頭不做龍尾，是中國人的不二選擇，但這一次卻異樣了。是那些馬列精英們情愿放棄領導權的嗎？不是！是毛主席耍了什么手腕奪取的領導權嗎？也不是。那么，是什么原因讓軍事專家放棄指揮紅軍長征、讓蘇俄派精英放棄對中國共產黨的直接控制呢？是形勢，是情勢，是真正的萬不得已，是實實在在的走投無路，是殘酷的軍事斗爭現實證明了毛主席的軍事指揮天才和組織領導天才，沒有毛主席出面領導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整個黨和軍隊都面臨全部覆滅的危險，是石達開全軍覆沒、數萬人被清延斬首的嚴酷教訓，促使中共高層認準了毛主席，促使那么多紅軍將領完全聽從毛主席的領導和指揮。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李德、張聞天、鄧小平等，都參加了這次會議，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李德、張聞天好歹還發了言、表了態，但鄧小平對遵義會議和長征的回憶就三個字：跟著走。　　

以上論述雖然是假設，筆者也知道歷史不能假設，但是，這樣一假設，還真是驚出一身冷汗呢，而這身冷汗得出一個結論：沒有毛主席，雖然共產黨也會成立，但以當時的共產黨面臨的形勢和中共高層人物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成立六年的共產黨，最多能堅持到1928年年底——南昌起義部隊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所有力量，都將成為零星之火，被國民黨各個擊破，斷然不會成為星星之火。因為無論是誰，都沒有能力和水平把共產黨從腥風血雨中帶到北京城。即使是鄧小平說的“假如沒有毛澤東同志，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都是對毛主席偉大功勛的貶低。誠如臺灣學者　李鰲　先生所言：“毛澤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中國幾百年，世界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如果‘摸索’論，‘很久’論（即：假如沒有毛澤東同志，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可以成立，那么這個幾百年，幾千年，或許就是答案。雖然這個答案還是推測，推理，推論。不過這種推測，推理，推論，還算最接近歷史事實。而這種還算最接近歷史事實的推理，推論，推測，如果導出的所謂‘摸索’論，‘很久’論，對歷史，對現實，對未來又有什么實際意義呢？坐而論道，以蠡測海，蠱惑人心，擾亂軍心。”　　

那么反過來看，如果沒有陳獨秀等中共早期領袖們創立的上海租界的“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毫無疑問，毛主席會自己創立一個政治組織，這個組織的名稱也會毫無疑問地稱為“中國共產黨”，而且，在毛主席直接親自領導下，秋收起義肯定會照常進行，之后，這個完全“毛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和參加秋收起義的部隊，照例會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雖然不可能有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參與，但卻會在井岡山短暫休整補充實力后，直接進入中國革命的主角，從而完全避開陳獨秀、李立三、羅章隆、王明、張國燾等前期領導人造成的很多右傾或左傾的錯誤路線，直接從井岡山和江西瑞金走向全國勝利。　　

“特別是”以來，由于錯誤路線長期在黨內占據主導地位，致使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所以，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說到底是我們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眾所周知，毛主席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而且是黨和國家的靈魂，是人民軍隊的靈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靈魂。中國共產黨誕生90年來生生死死的歷史充分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惟一正確的政治信仰，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惟一正確的歷史走向。有了毛澤東思想，農民，能成為陳永貴；工人，能成為吳桂賢、王進喜；戰士，能成為雷鋒、董存瑞、張思德；姑娘，能成為劉胡蘭；干部，能成為焦裕祿，就連少年學生，都能成為劉文學。有了毛澤東思想，一個積貧積弱了一百年（1842年鴉片戰爭——1950年抗美援朝），都能和世界第一強國美國直接面對面地作戰，而且，能把這支二戰中出盡風頭的部隊，從鴨綠江趕到三八線。雄辯的事實證明，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挽救中國共產黨，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挽救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打到貪官污吏、漢奸賣國賊，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戰勝美帝國主義，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引領全體中國人民過上自由、平等、富足、高尚和幸福的生活，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指導中國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并且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　　

從這個意義上講：毛主席就是中國共產黨唯一的祖宗！任何非毛、貶毛行徑都是對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的挑剔！任何自稱比毛主席聰明、偉大、了不起的人，如同太陽系中的宇宙垃圾，無論發過什么樣的光，出過什么樣的彩，都改變不了他們的宇宙垃圾的身份。　　

共和國：沒有毛主席，你連起名字的機會沒有！　　

通過上面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關系分析，我們可以為現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畫出這樣一條結論性的路線圖：共產黨一大——毛主席——秋收起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長征——遵義會議——延安——西柏坡——北京。在這樣一個發展軌跡中，每一個重大轉折點，都有毛主席的領導，都有毛主席的指揮，都有毛主席的功勞，都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和指引。因此，也正是在這個偉大歷程中，誕生了中國五千年思想領域最先進、最燦爛、最豐富、最有魅力、最能凝聚人心、最具強國富民內涵的真正意義上的精神食糧——毛澤東思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毛主席就是“中國太陽系”中的紅太陽，是具有無限政治能量的恒星，其他的所有參與這場革命和斗爭的人，都是圍繞毛澤東同志運行的衛星，充其量不過是借助毛澤東這顆太陽發了一下“光”的“月亮”，他們的所有能量，同樣來源于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共產黨生存下去的希望，即使是“有”，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歷史背景下，這個“黨”必定會墮落成蘇聯的附庸黨，對中華民族、對中國人民也不會有什么好處。從東歐國家共產黨的建立以及他們和蘇聯的關系，就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是毫無疑問的。　　

沒有毛主席，同樣沒有那些叱咤風云的共和國英雄，更沒有那些混跡于毛澤東革命路線陣營當中，靠投機取巧、偽裝欺騙、狐假虎威以滿足個人復仇欲望的蛇鼠之輩。　　

共產黨的歷史，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沒有毛主席的領導和指揮，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連個起名字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先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共成立后，看一看沒有毛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能不能孕育，“中華人民共和國”到底有沒有起名字的機會吧。　　

前面筆者說過，如果沒有毛主席開創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勝利保存了唯一的血脈和持續燃燒的革命火種，那么，1921年7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蘇俄派領袖領導下，頂多頂多支撐到1928年南昌起義部隊全部潰散，之后，中國共產黨積聚的工人階級力量，便會在一輪又一輪的“城市暴動”中喪失殆盡，根本不可能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嘗試毛主席直接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試驗田，積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國經驗，更不可能找到“農村包圍城市”這條革命路線。以蘇俄派精英為領導核心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出路大概有四條：一，在國民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軍事打擊、特務圍困、軍閥混戰中宣布解散，中國共產黨從此在歷史上消失——右傾投降主義占了上風；二，在濃重的白色恐怖下，部分最堅定的共產黨人轉入地下，或等待機會東山再起，或因失去組織聯系、看不到希望而喪失信心，最終慢慢地自行消散——悲觀主義籠罩在每一個潛伏中的共產黨頭上；三，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層可能撤離中國本土，撤到蘇聯或東歐等共產黨組織活躍的國家，在莫斯科或什么地方，被“閑養起來”；四，最高領導層出現大批叛徒，直接葬送掉中國共產黨這個年輕的政黨。因為這個時候——1928年前后，國民黨政府仍是中國的合法政府，同時也是被蘇聯承認并支持的合法政府，出于在中國的巨大利益，以斯大林的絕對民族主義立場，根本不可能繼續支持和武裝王明、張聞天等已經沒有了利用價值的“中共最高層領導人”，更不可能為了一個“共產主義”理想，同實際掌握著中國政權、軍權、司法權、執法權和“經濟割讓權”的國民黨政府徹底決裂。此外，即使是承認養在莫斯科的“中共領導層”，支持這個領導層“繼續從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事業”，那么，他們同樣會按照“十月革命”的經驗，不計后果、不計代價（因為犧牲的不是蘇聯人）地組織一輪又一輪的中國工人進行“城市暴動”，最后把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完全葬送到再也經不起任何政治風浪的受剝削、受壓迫的地步——左傾盲動主義最終葬送中國革命。要不就是等待時機，二戰勝利后（沒有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二戰的“中國勝利”可能會在黑暗中滾爬摸打更長的時間），按照東歐國家的模式，搶占一塊地盤，扶植一個傀儡政權，成為蘇聯在中國攫取最大國家利益的附庸政權，中國人民出了狼窩，跳入虎口，掙脫日本的殖民統治，卻成為以蘇聯為中心的苦力勞工。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領導，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不僅成為可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更成了歷史的必然。　　

1921年，毛澤東出席一大，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到1949年建國時，一大代表惟有毛澤東還在堅持革命； 　　

1927年，蔣介石在三座大山指使下發動反革命政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面臨生存的危機，是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第一次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指明了斗爭的方向，挽救了黨。 　　

1927年，八一起義、秋收起義陸續失敗后，是毛澤東首先上井岡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創建了第一個革命根據地，避免了中國共產黨像李自成那樣流寇式作戰，最后被消滅的下場。 　　

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發動“三灣整編”改造軍隊，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軍隊”的思想，完成了舊式雇傭軍隊向人民軍隊的轉變，可以視作人民軍隊創建的起點。 　　

1930年，不顧毛澤東的反對，彭德懷、朱德在共產國際路線指揮下打長沙、打贛州連續失敗，中國革命處于低潮，林彪及共產黨內的一些同志對時局作了悲觀的估計，提出了“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樹立了大家的信心。　　

1929-1931年，由于馬列主義是關于工人革命奪取政權的理論，而中國當時根本就沒有一個強大到足以奪取政權的工人階級，毛澤東首先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并創建了“土地革命”思想，締造工農聯盟，為中國的革命勝利打下了基礎，指明了勝利的方向。　　

1935年，由于1931年后毛澤東被王明路線排除出了中央領導層，中央蘇區面臨一系列嚴重挫折和損失，被迫離開根據地進行長征。僅湘江戰役就損失過半，有成為第二個石達開的現實可能。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第二次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也挽救了中國的革命。　　

1936年，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個人野心膨脹，想“槍指揮黨”，南下到四川盆地吃大米做軍閥，又是毛澤東指揮不足3000人的紅一方面軍余部（一部分如紅五軍團在張國燾處，后來在西路軍被斷送）毅然北上抗日，最后8萬人的紅四方面軍，被蔣介石四川軍閥夾擊，三過草地僅剩下2萬多人，而北上的紅一方面軍卻不斷發展壯大，事實證明。毛澤東又一次挽救了共產黨，使日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奠定了政治和軍事保障。 　　

1936年三大主力會師后，有一部分領導人寄希望于西進，“打通國際交通線”，靠蘇聯援助改變狀況，結果西路軍2萬多人在西進途中全軍覆沒，包括紅一方面軍的主力紅五軍團。中國革命又一次遭受重大損失。而毛澤東主張的“東進”，打到山西，擴紅8000多人，又一次保留了紅軍的元氣。　　

1937年西安事變，很多黨內領導人紛紛主張要殺掉蔣介石，是毛澤東又一次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大敵是日本帝國主義，毅然放下個人恩怨（這時候蔣介石已經殺了毛主席老婆、弟弟，還挖了毛家祖墳），主張“放蔣抗日”，避免了中華民族明朝末年由于內斗亡于外族的情況，又一次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中華民族于最危險的時候。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后，堅決反對陣地戰，提出敵后抗戰路線、建立敵后人民根據地、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最后證明路線是正確的。并寫出了“論持久戰”，使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發展壯大。　　

1941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提出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派359旅開墾南泥灣，帶領全黨全軍度過了最艱苦的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指揮全黨全軍堅決抵制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奪取勝利果實的行徑，果斷決策進軍東北，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47-1949，直接親自指揮三大戰役，解放了中國。其中1948年指揮遼沈戰役，“關門打狗”，避免了關外的蔣軍撤退到關內，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1949年，在排除斯大林的干擾下，提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避免了中國再一次出現歷史上的南北分裂局面。　10月1日　，在天安門城樓親自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布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政治宣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了中國的政治現實。　　

1950年，在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基礎上，毅然決策出兵朝鮮，避免了新生的共和國像土耳其、希臘革命一樣被顛覆的可能，奠定了中國作為一個強國的基礎。之后，對國內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黃賭毒等丑惡現象。　　

1952年，嚴辭拒絕黨內高級領導人薄一波、黃敬等人的說情，下令處決了腐敗分子劉青山、張子善，避免了李自成那樣由于腐化迅速亡黨亡國的下場。當時黨內相當多領導人對于這個問題的性質和嚴重性是看不清的。　　

1953-1957年，進行第一個5年計劃，領導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使中國人均壽命從35歲增加到70歲，相當于救活了6億人。 　　

1958年，發動金門炮戰，制止了美帝國主義搞“一中一臺”分裂中國的圖謀。 　　

1959年，堅決反對赫魯曉夫的“聯合艦隊”主張，避免了新中國受蘇聯控制，從而成為華約的附庸，被整合進蘇聯經濟體系的計劃，同時堅決抵制修正主義，避免了30年后1990年蘇聯解體時波蘭、東歐那樣的下場。 　　

1958年-1959年，寫“黨內通信”，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內某些領導人提出來的“浮夸風”，避免了更為嚴重的后果。 　　

1959-1964年，領導全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前提下搞出了“兩彈一星”，奠定了今后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生存的基礎。 　　

1961-1975年，領導支持抗美援越戰爭，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極大的消耗了美帝國主義的實力，使得中國成為獨立于美蘇兩大陣營之外與美蘇兩霸并列的強國，多極化世界成為可能。 　　

1964年，發動大三線建設，“備戰備荒為人民”，同時修通西部成渝鐵路、成昆鐵路、寶成鐵路、青藏公路、康藏公路，開始建設青藏鐵路，打下了共和國的國防基礎，同時改變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的狀況。 　　

1966年，發動文革，反對官僚主義。　　

1969年，發起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和超級大國開戰，把蘇聯帝國主義的入侵行徑堅決打回去，杜絕了蘇聯任何入侵中國的夢想。 　　

1971年，由于支持世界人民革命，如阿爾巴尼亞等，在得到美帝國主義承認之前，就被世界各國人民抬進聯合國，完全不用看美帝國主義的臉色，拿回了屬于中國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并在今天仍然在為共和國的利益發揮重要影響。 　　

1972年，打破西方國家對中國封鎖三十多年堅冰，迫使美國總統尼克松前來北京求和。 1974年提出三個世界理論。 　　

1976年，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公有制國民經濟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使得全民生有所居、少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養。 　　

從這些粗略的線條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從1928年到1976年歷史進程中，只有毛澤東絕對不可替代的，其他的所有的人，不管他是誰，不管他在毛主席領導的革命斗爭中，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立過什么功，授過什么勛，當過什么官，講過什么話，都是可以被另一個英雄人物替代的，只有毛主席，不能被替代，只有毛澤東思想，不能被替代。因此，毛澤東同志成為黨的領袖、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領袖、國家的領袖、人民的領袖，絕對不是偶然，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沒有毛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連個起名字的機會都不會有。　　

所以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孕育過程只能是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勵志而成。她的孕育過程是這樣的：井岡山——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延安陜甘寧邊區政府（包括這之后的晉察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東北解放區——華北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這個發展軌跡上看，毛主席毫無疑問是每一個重大轉折點的領導核心、政治核心，而不是別的什么人。無論從賀龍元帥的“兩把菜刀”，還是從上海的中共“總部”，包括這一時期的所有工農抗爭，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和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恐怕只能是漢語字典里七個連貫不起來的漢字而已。　　

但是，因為有了毛澤東同志，有了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中國革命煥然一新”。誠如前面所言，一、毛主席領導的秋收起義會照常進行；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會照常建立，就算沒有南昌起義潰敗后的那支部隊，沒有毛朱會師，在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同樣會如期建立；三、毛主席會借助井岡山和中華蘇維埃臨時共和國這兩個舞臺，進行了建立新中國的各項試驗——政治領導、軍事斗爭、政府運作、統一戰線，司法審判，以及工農業生產、金融幣制試驗、政府和軍隊的后勤保障，甚至包括民主試驗、代議制議會試驗和外交活動嘗試等，為最終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做充分的準備；這期間，毛主席領導的反圍剿斗爭節節勝利，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至福建、廣東、江西、湖南、湖北，并爭取到這些地區的進步力量，甚至全國的進步人士，如李濟深、蔡廷鍇、蔣光鼐、史良、宋慶齡國民黨進步力量，紛紛同情甚至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革命事業。可以說，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早的身影，而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的首腦，同樣不是別人，恰恰是后來的偉大領袖毛主席。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紅軍被迫長征，長征之前，毛主席已被當時的“黨中央”領導集團剝奪了對紅軍的指揮權，結果是一路走一路被動挨打，紅軍面臨著全軍覆滅的危險。遵義會議是萬不得已召開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肯把紅軍的指揮權交給毛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大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幸——雖然這個時期她（共和國）還沒有名字，恐怕當時的中共領導高層都沒有想到，今后會有這樣一個工農群眾當家作主的人民政府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畢竟，已經有了她（共和國）孕育的機會，有了橫空出世的可能。期間，出現了張國燾分裂紅軍事件，把八萬多紅軍帶上了失敗、流亡、再失敗、再流亡的道路，許多紅軍高級將領和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被張國燾的錯誤路線白白葬送在川藏高原和青海甘肅的敵匪之手。毛主席正是領導著分裂后的一支為數不多的中央紅軍，歷經千難萬險，走到了陜北，從而建立了延安革命根據地。并在延安進行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實踐和試驗。“三三制”、“精兵簡政”、“減租減息”、“民主土改”、發行貨幣、管理金融、統一戰線等，都是這一時期試驗成熟的。張學良、揚虎誠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和數以萬計的國民黨知識人士，都是通過延安認識了共產黨，認識了毛主席，認清了蔣介石，認清了國民黨，從而站到共產黨一邊的。《矛盾論》、《實踐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思》、《愚公移山》、《論持久戰》、《論聯合政府》等，包括指導解放軍的各種戰略、戰術，以及指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更多勝利和指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政治美文，都是這一時期毛主席在延安窯洞就著昏暗的煤油燈下寫成的。　　

正是毛主席在昏暗的的油燈下面，運籌了光明燦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這一點，連親自站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前面的蔣介石都覺得不可思議。解放戰爭初期，延安被國民黨胡宗南部占領后，蔣介石乘“美齡號”專機飛到延安，第二天一大早，蔣介石開始在延安城里轉悠，在棗園，蔣介石終于看見了他的對手毛澤東曾經住過的那間窯洞，與當地農民的窯洞沒有任何區別，門窗是沒有油漆過的陳舊的木頭做的，窯洞內墻面剝落，靠窗的那張榆木桌的桌面坑洼不平，簡陋的床也是榆木釘起來的。窯洞外面的院子里有棵樹，樹下有個石凳，還有架紡線的紡車。隨從告訴他，這間窯洞的旁邊和下面，是周恩來、朱德和劉少奇等人的窯洞，這些窯洞無論外觀還是內設都是一樣的。面對破敗的延安小城和這些近乎原始的窯洞，蔣介石感到十分震驚。他無法想象毛澤東何以在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中保持著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揮著他的軍隊在全國的戰場上與政府軍對抗，并且能在這樣的桌子上把文章寫得既尖銳犀利而又文采飛揚。 　　

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歷史功績，就是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以及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和中國先進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創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先進、最文明、完全工農屬性的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團結、為國家謀強大、為世界謀和平的偉大思想文化成果——毛澤東思想，并新手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具體綱領、政策，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長達28年的建立新中國的滾滾革命洪流中，只有毛主席是不可替代的，其他所有的個體，包括那些叱咤風云的元帥、將軍，都是可以被另外的英雄人物替代的，這決不是對這些革命前輩的不尊重，而是這個論斷符合最基本的自然法則：如同我們生存的太陽系，有了太陽的光輝，有了太陽的溫暖，有了太陽的胸懷，有了太陽的軌道，自然會“招募”到九大行星，就算當初一顆都沒有，但在太陽運行的自然法則中，在太陽的引力范圍內，自然會產生諸如金、木、水、火、土和地球之類的行星，何況那些小若塵埃的沙粒般宇宙垃圾呢？中國革命的勝利正是這樣：因為有了毛主席的指揮，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從奴隸到將軍的人燦若星斗！而燦若星斗的從奴隸到將軍的道路，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之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之路。一句話，沒有毛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連個起名字的機會都沒有。　　

解放軍：沒有毛主席指揮，放棄毛澤東思想，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就是你永遠的宿命！　　

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金碧輝煌、將星燦爛，這是人類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個白面書生席卷湘贛大地，一支井岡山的“流寇”絞動了蔣家王朝的基礎，一隊小米加步槍的軍人沖出國界打掉了世界強虜的“威嚴”，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的輝煌。　　

“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是中國人民對1949年之前國民黨軍隊的嘲諷，但縱觀整個中國軍事歷史，除漢武帝時期有過一段令我們中國人驕傲振奮的“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軍事盛典外，“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這八個字，幾乎就是毛主席締造中國人民解放軍之前，整個中國三千年全部軍事斗爭史的典型概括。即使是號稱當時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大唐”，打個小小的朝鮮，直到唐王朝亡了國滅了種，都沒有實現將朝鮮納入自己版圖的目的。雖然元朝一度占領半個地球，似乎有過“外戰內行”的光華閃爍，但也只是曇花一現，蒙古，那個曾經誕生過成吉思漢的地方，直到現在，仍然是落后、愚昧的象征。　　

今年（2011）8月10日，中國航母首次出海，當天美國國務院召開新聞發布會，要求中國就為什么要擁有航母一事向美國做出解釋。相信每一個稍微關心政治生活的中國人都知道，美國這個要求意味著什么？它明確無誤地告訴人們，在美國人眼里，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主權國家，所以中國所做的一切都必須向美國報告和解釋，必須要得到美國的批準和同意。而與此同時，美國卻擁有14個航母戰斗群而不需要向中國解釋一個字，當記者問到這個問題時，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完全以戲謔和調侃的口吻拒絕回答。　　

這些年來，中國的漢奸輿論總是喋喋不休地說什么，當今中國的國際地位遠遠高于毛澤東時代，可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原子彈爆炸，沒有任何人敢要求中國解釋；中國氫彈爆炸，沒有人敢要求中國解釋；中國衛星上天，同樣沒有人敢要求中國解釋；包括毛主席去世后不久的中國核潛艇下海，也沒有人敢要求中國解釋。現在，中國只不過是購買了烏克蘭廢棄的一艘舊航母，美國就找上門來要求中國進行解釋，解釋中國為什么要擁有航母？如果美國自己沒有航母，這樣做還可以理解，如果世界上除美國之外其他國家也沒有航母，美國這樣做仍然可以理解，如今卻是在美國自己擁有眾多航母，世界許多國家也都擁有航母的情況下，美國卻干預中國擁有航母，這個舉動已經遠遠超出了國家之間的正常關系，甚至超出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從屬關系。　　

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英法德日這些國家就擁有航母，其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擁有航母時，需要向另外一個國家進行解釋，需要經過另外一個國家的批準，為什么擁有4百萬平方公里廣闊海域的中國，只不過擁有了一艘經過改造的廢棄航母，就需要向美國解釋，就需要經過美國同意？中國怎么就從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淪落到如今連擁有航母都需要向美國解釋的非主權國家？最讓人驚奇的是期間并未放一槍一炮，中國就變成了連買一艘破舊航母，都需要向美國解釋的附屬國家。當初慈禧太后對日作戰失敗后，購買戰艦也不需要向日本解釋，怎么今天中國購買一艘破舊航母，就需要向美國解釋？雖然當初慈禧太后對外是屢戰屢敗，但至少老太太還敢戰，甚至敢于向所有西方列強宣戰，并且戰敗后也僅限于割地賠款，軍隊和軍事裝備仍然堅持絕不向西方列強開放。當今中國卻在未曾發生一戰的情況下，連軍隊和軍事裝備都要向美國開放，并且還要開放到“完全透明”的程度，就象當初薩達姆一樣。當初薩達姆就是軍隊和軍事裝備全部對美國開放，按照美國要求開放到“完全透明”的程度，結果是薩達姆自己被絞死在一個破舊倉庫里，超過百分之十的伊拉克老百姓死于非命。現在，這個“完全透明”的軍事要求又搬到了中國，一旦中國也實現“完全透明”，那么，到時候中國老百姓恐怕就不是死亡百分之十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活下來百分之十的問題了。　　

看著眼下美國極端蔑視中國主權的神氣活現態度，讓人不禁想起了毛澤東，想起了毛澤東時代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的威風和中國人的地位，更加深刻理解了西方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漢奸集團極端妖魔化毛澤東的原因。因為沒有毛澤東的中國人，是一群任人隨意欺凌的中國人，是一群男人甘愿為奴、女人被迫為娼的中國人；而有了毛澤東的中國人，是一群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是一群朝氣蓬勃的中國人，是一群“有來犯者，只要好打”的中國人，是一群“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中國人。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先后發生過10次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反侵略的戰爭，其中，兩次鴉片戰爭，一次八國聯軍入侵，二次日本侵華戰爭，一次抗美援朝戰爭，一次抗美援越戰爭，一次對印度反擊戰，一次對蘇聯的珍寶島反擊戰，一次反擊對南越入侵的西沙保衛戰。這10場戰爭除了抗日戰爭屬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共同勝利之外，其它九場戰爭，凡是毛主席領導的反侵略戰爭，結果都是中國勝利；相反，凡是沒有毛主席領導的反侵略戰爭，結果都是中國失敗，以割地賠款而結束。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這10次反侵略戰爭之外，還有一次就是在毛主席逝世后鄧小平發動的“教訓越南”的戰爭，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唯一的一次不是反侵略戰爭。這場戰爭之所以能夠打贏，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仍然是佩戴紅五星紅領章的全世界唯一沒有實行軍銜制的人民軍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交過手的超過20個國家的軍隊都知道，佩戴紅五星紅領章的軍隊，是一個戰無不勝的軍隊，紅五星紅領章已經成為逢戰必勝的戰神標志，紅五星紅領章之所以能夠成為戰神標志，是因為佩戴紅五星紅領章的這個軍隊，擁有戰無不勝的偉大軍魂——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建軍思想的核心，就是這支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即為了保衛工農兵的利益而建立的軍隊，是為了捍衛人民利益而戰斗的軍隊。而黨指揮槍，不過是黨始終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論表述。前提條件極其顯明：黨必須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必須以工農聯盟為組織和政治基礎。　　

這就是帝國主義和國內一切反動派對毛澤東切齒痛恨的根本原因。他們知道，只要打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數量再多也都是一堆肉，中國軍隊現代化再高也同樣是一堆肉。死人與活人的生理結構完全相同，死人并不比活人少一塊骨頭少一塊肉，所缺少的只是一個魂。有了這個魂，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沒有了這個魂，就是一堆等待腐爛的肉。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軍魂、黨魂、國魂和民族魂。有了這個魂，中國就是一個能夠打敗世界帝國主義聯軍的國家，就是一個能夠讓美國總統安排美國小學生放聲高唱“我愛北京天安門”的國家；而沒有了這個魂，中國就是一個連慈禧老太太收復的東海和南海都保不住的國家，就是一個連菲律賓都敢侵占自己領海的國家，就是一個連購買一艘廢棄航母都被要求必須向美國進行解釋的國家。特別讓中國人感到無比痛心的是，面對美國公然蔑視和踐踏中國主權的無理要求，中國不僅沒有堅決回擊和反駁，甚至連擁有航母是為了保衛祖國都不敢說，而是唯唯諾諾地說什么擁有航母是為了“訓練”和“科研”，如此一來，反倒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說謊的孩子，在道義上成為全世界輿論譴責的對象。道理很簡單，說擁有航母是為了搞科研，如同說擁有原子彈是為了觀賞蘑菇云一樣，一聽就是虛假膽怯的無稽謊言，是不敢承認保衛祖國的虛假說辭，是不敢直言捍衛國家主權的軟弱遮掩。　　

中國自從出了毛澤東，自從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的面貌和精神，包括軍隊的戰斗力和國家形象、中華民族的形象全部煥然一新，其最根本的標志，就是中國軍隊——即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國軍事史上第一次成為戰無不勝的武裝力量。為什么同樣由中國人組成的軍隊，有了毛主席的指揮，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就能成為戰無不勝武裝力量呢？其實，說白了也沒有什么秘密，毛主席的建軍思想也并不復雜深奧，這個秘密就是：把軍隊建成人民的軍隊，把軍隊建設成為為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而不是用漂亮的口號和旗幟，把它鼓搗成“皇家”的軍隊、“政府”的軍隊、“國家”的軍隊，或什么組織的軍隊。一句話：一支為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自然會受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最豐厚的物資支援、最涌躍的兵員補充、最富聰明才智的軍事技能技術和科技創新，而且，每一個士兵無論是作戰還是訓練，都知道自己是為自己而戰，是為父母兄弟姐妹而戰，就算犧牲，也是為了保護父母兄弟姐妹而犧牲，有這樣的軍隊，世界上還有什么真正的不可戰勝的敵人嗎？　　

解放軍啊解放軍，沒有毛主席，放棄毛澤東思想，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就是你永遠的宿命！　　

解放軍啊解放軍，你們知道毛主席為了建設一支人民軍隊，傾注了多大的心血嗎？　　

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正在如火如荼的時候，蔣介石背叛了革命，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人農民群眾遭到了殘酷的屠殺。據統計，從1927年到1929年，在僅僅3年左右的時間里，大約有45萬人被國民黨反對派殺害。（引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第270頁）致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遭受到慘痛的失敗。　　

這次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帝國主義的聯合干涉和國民黨反動派的突然叛變，他們聯合的力量大大超過革命的力量；另一個，也是主要的，就是我們黨在革命的指導上，1927年上半年犯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沒有抓住槍桿子，以致在敵人的突然襲擊面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地抵抗。　　

這個血的教訓，宣告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徹底破產，同時，也告訴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建立和發展我們黨自己的軍隊，用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的武裝。就在這個關鍵時候，毛澤東同志站了出來，實事求是地指出了黨內專做群眾運動，不做軍事運動的錯誤傾向，鮮明地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科學論斷。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　1927年8月1日　，我們黨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它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隨后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會后，毛主席來到湖南，領導了湖南的秋收起義。緊接著毛主席率領起義部隊改變了攻打長沙的原定計劃，而向羅宵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個偉大的戰略決策。從這個時候開始，在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建立了黨領導的第一支人民軍隊，踏上了毛主席指引的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正確道路。正如《井岡山》電視劇另一首主題歌所唱的：“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開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　　

這首歌詞反映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國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武裝；第二是這個人民的武裝之所以能夠成長壯大起來，靠的是共產黨和毛澤東。　　

這首歌詞，沒有夸張，也不是什么“個人崇拜”，而是正確地反映了中國革命和人民軍隊歷史的真實；同時，也正確地反映了階級、政黨、軍隊、領袖和人民群眾之間密不可分的辨證關系。　　

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反革命武裝第一槍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客觀地看，它和各地的秋收起義部隊一樣，由于執行了臨時中央的“攻打大城市”，企圖“在一省和數首先取得勝利”的錯誤主張，結果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紛紛受挫。在武裝起義部隊遭受嚴重失敗以后，應當怎樣保留和鞏固這支寶貴的革命武裝力量？怎樣成長壯大起來？怎樣立于不敗之地？這些關乎這支軍隊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別人都沒有解決，是毛主席解決的。　　

特別是能夠把這支由貧苦農民和舊軍隊官兵組成的部隊建設成為共產黨領導下的真正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軍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以說，沒有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和正確決斷，沒有毛主席的大智大勇和政治遠見，沒有毛主席殫精竭慮和探索實踐，是很難辦到的。　　

毛主席在人民軍隊初創時期幾個重要舉措和決策，決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命運。這些舉措和決策已經濃墨重彩地寫進我軍的發展史。　　

一、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旗幟，建立人民自己的軍隊。　1927年8月1日　發動的南昌起義，臨時中央采納了李立三等人的意見，起義部隊打“左派國民黨”的旗幟，以“左派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宣言，并在組織上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同武漢和南京反動當局相對抗（引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革命史講義》第99~100頁）。　1927年9月11日　在毛主席領導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就沒有打“左派國民黨”的旗幟，而是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旗幟，并且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二、敵多我少、敵強我弱的情勢下，為中國革命勝利保存了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火種——人民軍隊。　1927年9月19日　在文家市召開的前委會議上，解決了起義部隊受挫后向何處去的問題。毛主席根據敵多我少、敵強我弱的形勢，耐心地說服起義部隊的領導層，否定了師長余灑度的“取瀏陽直攻長沙”的錯誤意見，果斷地改變了原來按照中央的指示攻打長沙的計劃，提出向羅宵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在農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能夠立足的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這個偉大的戰略決策。　　

三、“三灣改編”，支部建在連上，為確保軍隊的人民屬性奠定了政治基礎。文家市會議之后，起義部隊又一次遭敵襲擊，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　1927年9月29日　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這時部隊人數不足1000，組織也很不健全。毛主席采取了三項措施。第一，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第二，在部隊中建立黨組織，作到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加強黨對部隊的領導；第三，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民主。規定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參加部隊的管理，協助進行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三灣改編為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我軍建軍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四、古城前委會議，確定了尊重農民、爭取農民、發展壯大以農民為主要軍事力量的人民軍隊政治方向。　1927年10月3日　，毛主席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的古城。毛主席在這里會見了當地黨組織的負責人，同井岡山袁文才、王佐兩支“農民自衛軍”取得聯系。這支武裝，因為沒有黨的領導，階級觀念淡薄，流寇思想、游民習氣很重。如何對待這支部隊，直接關系到工農革命軍能不能在井岡山立足的問題。在　10月3日　~5日召開的前委會上，毛主席分析了羅霄山脈中段的地理位置以及開展革命斗爭的有利條件，會議做出了在井岡山一帶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決定。同時對團結、爭取這兩支農民武裝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毛主席指出：這支武裝，多數成員是貧苦農民，與地主階級有矛盾。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動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成為跟我們一道走的革命武裝。會后，毛主席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于1928年2月把這支農民武裝收編到工農革命軍里來。　　

五、古田會議，為了糾正紅四軍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想，建設一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黨及其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會議產生了毛澤東起草的被稱為“紅軍建設綱領性文獻”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即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這個決議，是毛主席根據建軍兩年多來的經驗總結，對整個黨和紅軍建設都有重要影響。　　

1980年，黃克誠同志在他的《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一文中對毛主席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貢獻有過這樣的描述，他說：“在創建紅軍時期，毛主席為黨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勛。”“在著名的三灣改編中，毛主席在部隊中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到了井岡山以后，他就提出了綱領，著手建立羅霄山脈中段革命政權，將紅旗在井岡山打起。秋收暴動中，湖北黃麻、江西、湘鄂西以及其他很多地方都有暴動。但由于經驗不足，多數被敵人鎮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開打著紅旗堅持下來沒有垮的，主要的是毛主席領導的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在贛東北領導的一小部分武裝力量。井岡山的紅旗不倒，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和希望，關系重大。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是我們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的開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參加南昌暴動的有三萬多人，后來在湯坑、三河壩等地打了敗仗，隊伍幾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陳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百人、改編為一個團，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動，擴大了武裝，比毛主席領導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沒有毛主席的這面紅旗在井岡山，沒有毛主席正確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朱德、陳毅同志所領導的隊伍要堅持下來也是很困難的。彭德懷、騰代遠、黃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領導了平江暴動，暴動以后奉命留下黃公略和幾個同志帶著少數武裝堅持平江、瀏陽斗爭，彭德懷和騰代遠同志帶著主要的部隊也上了井岡山。他們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權、建立根據地、建黨、建軍等等一套東西學到后，又回到平江、瀏陽一帶，發展了湘鄂贛根據地。張太雷、蘇兆征、葉挺、葉劍英等同志領導的廣州暴動失敗后，由袁國平、葉鏞、陸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隊帶到海陸豐去了。這是一支很硬的部隊，保存了黨的組織，有很多共產黨員，大部分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學生，政治素質、軍事技術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德同志的那兩支隊伍基礎都好。領導海陸豐斗爭的彭湃同志，是一個很優秀的同志，海陸豐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是一個很好的根據地，群眾基礎非常之好。但是，由于沒有一條正確的軍事、政治路線，加上受到黨內一些悲觀情緒的影響，把外地人員從蘇維埃根據地遣散回家，結果這樣硬的部隊，這樣好的政權卻失敗了。為什么毛主席領導的隊伍比南昌暴動、廣州暴動的力量都小，也經歷過曲折，受過損失，卻能首先在井岡山獨立生存下來呢？這是因為，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緊要關頭，對于紅軍、紅色政權能不能存在和發展，怎樣存在和發展這些關鍵問題，只有毛主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正確地解決了。鄂豫皖、湘鄂西各地的紅軍后來有很大的發展，也是和井岡山紅旗的影響分不開的。”　　

黃克誠同志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得出的結論是：“總之，在大革命失敗以后這個最危險的歷史轉折關頭，毛主席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很明顯，沒有他的艱苦卓絕和富有遠見的奮斗，沒有他所領導樹立的井岡山這面紅旗，很難設想中國革命將會是什么樣子。毛主席在這個時期的歷史功績誰能比得了呢？哪個有這樣大的貢獻呢？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應當說，黃老的這個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正如黃克誠同志所說，毛主席在紅軍初創時期的這些戰略舉措和決策，不僅使湖南秋收起義部隊轉危為安，而且起到了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帶動全國各地的起義武裝紛紛走上了毛主席指引的這條光輝正確的道路。這段歷史，無可非議的告訴我們，是毛主席，而不是別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人民軍隊；是毛主席而不是別人親手締造并領導了這支人民軍隊從勝利走向勝利。　　

新型的人民軍隊與歷史上所有舊軍隊的區別就在于，它不是壓迫和剝削人民的軍隊，而是為人民服務的軍隊，它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的軍事集團，而是共產黨領導的執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個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　　

毛主席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創立了適應執行革命政治任務需要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科學體系，并成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提出了黨指揮槍的原則。三灣改編時毛主席就強調黨對軍隊的領導，因為這支軍隊應當是為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建立而斗爭的，因此，這支軍隊作為忠實執行中國共產黨武裝斗爭綱領的工具，它必須置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為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主席提出并且實施在軍隊中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各級組織，并把它作為各級部隊的領導核心。　　

（二）提出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毛主席提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為人民服務應當是這支軍隊的根本屬性和唯一宗旨。　　

（三）提出了人民軍隊的三大任務。毛主席提出紅軍的三大任務是：（1）打仗消滅敵人；（2）打土豪籌款子；（3）除了主要地執行戰斗隊的任務以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84頁)后來，這三項任務發展為：打仗、生產、做群眾工作。　　

（四）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黨進行偉大政治斗爭的中心環節，規定了對部隊進行馬克思主義及黨的正確路線教育，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原則和方法。毛主席說：“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得從黨內教育起。不提高黨內政治水平，不肅清黨內各種偏向，便決然不能健全并擴大紅軍，更不能擔負重大的斗爭任務。因此，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紅軍的政治工作基本任務就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保證黨對軍隊的領導。這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政治建軍”，而“黨對軍隊的領導”，又是在確保這個黨仍然是、并且永遠是無產階級政黨，仍然是、并且永遠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利益奮斗這個前提下，黨對軍隊的領導，才能發揮這支軍隊的巨大戰力。如果哪一天，哪一年，這個黨變質了，變修了，變得不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共產黨變成私產黨了，那么，雖然這支軍隊名義上雖然還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但這支軍隊同樣會因黨的變質、變修、私產性質，最終蛻變成“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腐朽軍隊的，如同清軍一樣毫無戰力，一觸即潰。而保持軍隊的人民性，首先是保持黨的人民性、保持黨的共產性，唯有這樣，才能保持黨和軍隊的人民性，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才能轉化成戰斗力。　　

（五）提出了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一是官兵一致。毛澤東把群眾路線系統地運用于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建立有領導的民主制度，實行政治民主，軍事民主和經濟民主，保證官兵一致，上下一致。二是軍民一致。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為八項任務），尊重政府，愛護人民，使人民群眾把這支軍隊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軍民一致，從根本上改變舊式軍隊與人民對立的現象。三是瓦解敵軍。1928年，紅軍俘虜了大量敵軍官兵，如何對待這些俘虜，毛主席為部隊制定了四項對待俘虜的政策：不打、不罵、不殺、不虐待；不準搜腰包；受傷給治療；愿去愿留自愿。黃克誠同志在《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一文中談到這個問題時，深情地寫道：“毛主席當時在政治上、軍事上創造了一套路線、方針和政策，現在看來似乎很簡單，但那時大家都沒有經驗，能搞出這么一套正確的東西就非常困難啊！那時的黨中央，包括六大以前和六大以后，就沒能搞出這一套。毛主席當時比我們確實要高明好多倍。”他還例舉了一個生動的“小例子”：“我到井岡山后，毛主席提出軍隊不能發餉了，要搞供給制。我當時想：這個辦法行得通嗎？對于有覺悟的共產黨員來說，這樣做不成問題，但很多戰士不發餉怎么行呢？當兵的發餉，當官的發薪，是一切舊軍隊的慣例。北伐時的國民革命軍也是這樣，當個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幾十塊大洋。現在一下子變過來，隊伍能帶下去嗎？我有些懷疑。可是后來，這個辦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帶頭，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個人一天只發五分錢的伙食錢，包括油，鹽、醬、醋在內。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部隊不僅沒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強，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這樣做是不容易的，別人是提不出來的。”　　

人民軍隊80年走過的戰斗歷程告訴我們，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之所以能夠在革命戰爭中由小到大、從弱變強，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這支軍隊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這些建軍思想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同志的建軍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人民軍隊的建設要講政治，要著重地從政治上建軍。人民軍隊固然也要重視不斷改進武器裝備和提高軍事技術，但是，人民軍隊打仗不是單純地憑武器、技術，而更重要的是憑政治，憑指戰員的無產階級革命覺悟和勇敢精神，憑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美國牛津大學教授薩莫爾·格里菲斯的《論游擊戰》一書在談到毛主席軍事思想時指出：“革命的游擊戰最終目的是奪取政權；它的基本因素是政治，是人，強調政治教育和爭取人民；它的取勝之道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日本學者矢吹晉也指出，“在把辯證法'作為方法來闡述方面，毛花了最大的力量。毛正是運用哲學這一武器，寫出了軍事論，戰略戰術論，組織論，文化論等極其廣泛領域的重要論文”。1962年《日本防衛年鑒》刊登的“古代戰史研究”，把毛澤東軍事思想概括為10個部分（革命觀；戰爭觀；對武裝力量的價值的估計；關于黨和軍隊的關系，政治和軍事的關系；戰略戰術思想的特點；尊重士兵和人民的思想；重視軍隊的政治教育；精兵主義與全民皆兵結合，現代化國防和社會主義建設結合；用對敵人的仇恨激勵民心）其中就有8個部分涉及我軍的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美國西點軍校的教官更是直言不諱地說：“不怕中國軍隊的現代化，就怕中國軍隊毛澤東化！”從這些西方國家的軍事理論專家的視覺中，更加說明了毛主席政治建軍思想的無比正確。　　

人民戰爭思想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革命戰爭反映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革命戰爭就是人民群眾的戰爭。人民是進行戰爭的堅實基礎，是戰爭勝敗的決定性因素。　　

一部中國近代史說得很清楚，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前，中國人民為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反動統治，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所進行的許多次武裝斗爭為什么總是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無非兩點，一是那些戰爭沒有先進階級和先進政黨的正確領導；二是脫離人民群眾。　　

毛主席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相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1頁）又說，“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4頁）毛主席說，“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01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人民群眾始終是它的主體和勝利之本。動員群眾參加戰爭，依靠群眾進行戰爭，有了這一條，什么樣的困難都能克服，什么樣的敵人都能戰勝。　　

在紅軍初創階段，毛主席就領導起義部隊，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三者結合起來，使之成為發動群眾，擴大武裝，準備干部，發展生產和支持長期戰爭的戰略基地。　　

在武裝力量方面，人民軍隊是進行人民戰爭的骨干力量，同時實行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游擊隊（民兵）相結合的武裝體制，這樣就能最有效的發揮全體軍民的戰爭偉力，實行人民戰爭，還要求把武裝斗爭這個主要的斗爭形式，同其他斗爭形式結合起來，盡可能多地擴大自己的同盟軍，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革命力量，孤立和打擊敵人，推動革命戰爭的發展。　　

有了黨的領導，有了人民軍隊，有了統一戰線，有了人民群眾的支持，還要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經濟極端落后，人民特別是農民深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剝削和壓迫，政治經濟發展也極端不平衡，因此，在戰略上，毛主席根據中國的實際，提出了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而沒有照搬蘇聯首先奪取大城市那些適合蘇聯實際情況的做法，沒有搬巴黎公社的街壘戰和十月革命攻打冬宮的模式。　　

22年的戰爭，毛主席創造了一整套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毛主席的軍事理論、軍事思想和指揮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無人能出其右的地步。　　

1928年，毛主席根據紅軍在井岡山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逐步形成與當時客觀條件相適應的游擊戰基本原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并產生了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固定區域割據，波浪式的推進，強敵跟追，盤旋式打圈子等軍事政策。　　

1930年12月以后，蔣介石發動了向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反革命“圍剿”，從此拉開了“圍剿”與反“圍剿”的大規模戰爭。蔣介石在前三次“圍剿”中，分別集中了10萬、20萬、30萬兵力，采取“分進合擊”、“步步為營，穩打穩扎”的戰術。毛主席根據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親自指揮紅軍采取誘敵深入，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以我之長，擊敵之短，集中兵力，各個擊破，在運動中不斷殲滅敵人。還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作戰原則，井岡山根據地人民堅決執行擾敵、堵敵、截敵、誘敵、疲敵、襲敵、捉敵、餓敵、盲敵、偵敵等十項任務，積極配合紅軍作戰。在毛主席親自指揮下，前三次的反“圍剿”戰爭，紅軍用3萬左右的兵力擊潰了10倍于自己的反革命“圍剿”武裝，共殲敵7萬多人，繳槍5萬多支，在紅軍戰史上寫下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光輝一頁。這是人民戰爭的勝利凱歌，是毛主席軍事思想和軍事路線的偉大勝利。　　

毛主席用兵之所以“神”，除了戰爭的正義性以外，是因為毛主席在作戰指導上從來不拘一格，一切從敵我雙方實際出發，主動地，靈活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要求人民軍隊自覺地貫徹“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戰爭目的，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滅敵人，而消滅敵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　　

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毛主席還提出，要在戰略上蔑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武器，揭示了對革命戰爭本質的認識和戰爭諸因素的運動規律，形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這些理論，在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戰爭和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三個月總結》、《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提出的“十大軍事原則”等著述中，以及大量指揮作戰的文電中得到充分的闡述，從而奠定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理論基礎。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第一，我們的軍隊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軍隊，它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服務于人民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第二，我們的戰爭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樣式的戰爭，它心須在承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的條件下，充分地利用敵之劣點與我之優點，充分地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求得生存，勝利和發展。”(《毛澤東選集》第98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合訂本)　　

朱德在人民解放軍建軍31周年的紀念文章《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一文中也指出：“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用于指導革命戰爭，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軍事科學，這就是人民軍隊的建設路線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毛澤東同志系統地研究了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軍事著作中，著重發展了馬列主義軍事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淪，即軍事辯證法。”(《人民日報》，1958年8月l日）　　

毛澤東軍事思想作為一個科學體系，有著很高的科學價值，它在中國和世界軍事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事實已經表明，毛澤東軍事思想科學體系，已經超越毛澤東本人所生活的時代和國度，而成為中國和世界各國共同的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　　

有了毛主席的指揮，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武裝，中國人民解放軍才真正成為一支人民的武裝力量，人民也正是有了這么一支自己的武裝部隊，才擁有了人民的一切——從失敗走向勝利，從勝利走向更多大的勝利。　　

1927年，蔣介石、汪精衛先后發動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被屠殺、被抓捕，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第一次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指明了紅軍的斗爭方向和最終目標——建立為人民利益而戰的軍隊，用槍桿子武裝奪取政權。 　　

1927年，八一起義、秋收起義陸續失敗，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927年，毛澤東通過“三灣整編”改造軍隊，第一次提出了“人民軍隊”的思想，完成了舊式雇傭軍隊向人民軍隊的轉變。 　　

1929-1931年，毛澤東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創建了“土地革命”思想，締造了工農聯盟，使年輕的紅軍真正成為由工農群眾組成的、為人民利益而戰的革命軍隊。　　

1935年，因錯誤路線排斥了毛主席的領導，中央蘇區面臨嚴重挫折，紅軍被迫長征后僅湘江戰役即損失過半，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取得了指揮紅軍的權力，從而避免了“石達開第二”的危困局面，挽救了中國工農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1936年，一、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分裂紅軍、企圖武裝奪取黨和軍隊領導權陰謀暴露，并帶走80000多人的情勢下，毛澤東指揮不足3000人的紅一方面軍余部北上抗日，為日后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奠定了政治和軍事保障。 　　

1936年，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毛澤東領導紅軍“東進”打到山西，擴編8000多人，在一部分領導人主張西進“打通國際交通線”，西路軍2萬多人全軍覆沒的情況下，保留了紅軍——即后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元氣。　　

1937年，在處置西安事變過程中，主張“放蔣抗日”，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時親自領導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敵后游擊戰，開辟了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主要武裝力量的革命根據地，避免了因內斗亡于外國列強的歷史宿命。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寫出“論持久戰”這樣的光輝著作，提出以游擊戰為主的作戰方針，指導敵后抗戰路線，并領導和建立了廣泛的敵后根據地，使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發展。　　

1941年，抗戰最艱苦時期，派359旅南泥灣開荒，“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帶領全黨全軍度過最艱苦的時期。 　　

1945年抗戰勝利，指揮全黨全軍堅決抵制蔣介石“下山摘桃子”，奪取勝利果實的行徑，果斷決策進軍東北，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1947-1949，直接親自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戰役作戰，解放了中國。其中1948年指揮遼沈戰役，“關門打狗”，避免了關外的蔣軍撤退到關內，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1949年，“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避免了中國再一次出現歷史上的南北分裂局面。　　

1950年，面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悍然發動的侵朝戰爭，毛澤東敏銳地洞察出了其狼子野心，他力排眾議，毅然決然地打了一場耀我軍威、壯我民族的朝鮮戰爭，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大滅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囂張氣焰，也使世界人民看清了正在崛起的中國人民的不屈與堅韌，使剛剛建立的新中國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也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穩固的外部環境。　　

　1958年8月20日　，毛澤東決定集中力量，對金門國民黨軍給予猛烈打擊（不打馬祖），把它封鎖起來。　8月23日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炮擊金門，不但沉重的打擊了國民黨軍隊，也徹底粉碎了美國妄圖分裂中國的陰謀。從此之后，金門炮擊戰進入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新階段，成為中外軍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觀，全國始終保持“內戰”狀態，使美國“劃海而治”的分裂圖謀被最終挫敗。直到1979年元旦，毛主席去世三年之后，因為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并終止了其與蔣介石集團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中國國防部部長徐向前才宣布停止炮擊金門、馬祖等島嶼。中止炮擊金門、馬祖諸島的后果是：中國停止了“內戰”，臺灣有從中國分裂出去可能。依當下韜光派的能力和膽識，決然沒有膽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中國可能喪失解放臺灣的歷史機遇。　　

1962年10月，毛主席領導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印度侵略者給予迎頭痛擊。這次對印度的戰爭從　1962年10月20日　開始 ，至　11月21日　基本結束。融軍事、政治和外交斗爭為一體，充分反映了邊境地區反侵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創造了中國軍隊在高山密林高原嚴寒地區作戰范例。　　

　1969年3月2日　、15日、17日，毛主席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對侵入我珍寶島的蘇聯軍隊給予沉痛打擊，三次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致使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17輛，據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公布的數字，蘇軍死58人，傷94人。顯然，蘇方“吃了虧”。　　

1974年1月，毛主席在81歲高齡，且身患多種病癥的情況下，毅然決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南海艦隊一部與陸軍分隊、民兵協同，對入侵西沙群島的越南共和國（南越）軍隊進行的反擊作戰。此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勝告終，從此之后，我國牢牢地控制了西沙群島。　　

離開毛主席之后，尤其是在右派精英的聒噪下，特別是時代開始有意無意放棄毛澤東思想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地位后，這支打遍世界無敵手的戰無不勝的鐵軍，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性狀呢？看看美國、日本、黃海、東海的鬧騰勁，看看在美國、日本參乎挑撥下，菲律賓、越南、文萊等彈丸之國在南海的鬧騰勁，不但敢于武力占據中國島嶼，而且敢在南海海域采油，甚至連菲律賓都敢派兵直接登上中國島嶼，強行拆除中國界碑，真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雖然全國十三億人群情鼎沸，但毛主席締造的那支鐵軍，再也沒有了“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抗日救國的氣節，再也沒有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豪邁，再也沒有了“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的抗美援朝的雄壯，再也沒有了披堅執銳重挫印度小三的英武，再也沒有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捍衛珍寶島主權鏗鏘。即使是抗震救災，都不是什么好手，氣得讓溫總都摔了電話，甚至說出“人民養著你們，你們看著辦”的氣話。軍隊都墮落成這樣了，都有人亢奮地認為，因為韜光養晦，“我們”贏得了“發展機遇”和“可貴的和平”，但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和平呀？屈辱的和平、強加的和平、妥協的和平，都不是真正的和平，因為主權的尊嚴是容不得玷污的！我們熱愛和平，所以更需要一個完整的主權和領土，而我們的和平，也只能在完整的主權和領土之后！　　

說句不敢恭維的話：如果沒有毛主席留下的兩彈一星，還不知道要窩囊到什么地步呢——他們敢在美國虎視眈眈、北約耀武揚威、俄羅斯居心叵測的現代形勢下研發兩彈嗎？　　

差距，不得不承認。但這決然不是什么國力的差距、軍力的差距、技術的差距、經濟的差距，更不是什么國土大小的差距。是霸氣的差距！建軍思想的差距，軍隊屬性的差距，這還真是應了錢學森說的那句話：離開毛澤東思想，中國就完蛋了！　　

四、離開了毛主席，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是我們的本分　　

工農兵：離開了毛主席，放棄了毛澤東思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就是我們的本分　　

人民是毛澤東思想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個政治主體。人民雖然是一個集合概念，但在毛澤東思想的靈魂中，是專指以工人和農民和士兵為主體的全體勞動人民和愛國者。毛主席強調人民的革命、人民的戰爭、人民的民主政權，保護人民的權力、人民的利益，實現人民的民主、人民的平等，保護人民的財產、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健康等權利。建立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包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提出和實踐，目的就是為人民謀幸福，保證以工農兵為主體的普通勞動者的政治和經濟權益。　　

早在1927 年3 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對農民打倒地主權力，建立自己的權力機關，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會去解決”，農民完全掌握政權，自己當家作主的情況非常贊賞。認為這樣的農民運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1928 年，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兵政府”，在這些屬于工農兵自己的政權組織里，實行民主管理和決策，工農兵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　　

1931 年11 月，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真正屬于勞動人民的憲法性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它規定：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立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部政權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大眾;蘇維埃公民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等各項權利。第一次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權利。同月9 日《，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國中國工人與勞動大眾》指出：幾十年來，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下，我們過著奴隸牛馬的生活。我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全中國的工人與勞動民眾必須起來消滅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我們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 。“必須將政權放在我們工人與勞動民眾自己的手里，我們才能依照我們自己的希望與意志來安排與創造我們自己的生活!”　　

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各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實行了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權制度，制定了保障人民民主和人民群眾各項權利的法律、法令，還制定了大量的人權保護條例。1939 年1 月，陜甘寧邊區通過了毛澤東直接指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這個綱領類似于根本大法，將抗日根據地廣大人民的各項民主權利規定了下來。其基本內容包括：“發揚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機構，增強人民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與通信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團體與民眾武裝之發展，提高人民抗戰的積極性”;“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檢舉與告發工作人員的罪行之自由”;“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府，肅清貪污腐化，鏟除鴉片賭博”;“建立工作檢查制度，發揚自我批評，以增進工作的效能”等民主政治權利，保障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和解放區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其他各項人權。　　

1940 年3 月6 日，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文中，明確寫道：“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其組織形式，應是民主集中制。 后來，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　　

1943年1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召開的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當時來延安參加大會的勞動英雄們深感自己過去是被人看不起的窮苦人，現在翻了身，成為光榮的勞動英雄，非常感激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于是他們紛紛給毛澤東發出獻詞。其中，延屬分區勞動英雄吳滿有、趙占魁、申長林、楊朝臣等45人在給毛澤東的獻詞中，喊出了“毛主席萬歲”的口號。1943年12月1日的《解放日報》刊登了這個獻詞。中直、軍直等勞動英雄及模范生產工作者代表給毛澤東的獻詞中也有“我們要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字句　　

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論聯合政府》中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毛主席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曾經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1949 年6 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人民民主專政問題作了比較集中的論述。他指出：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 人民“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在這里，毛澤東充分強調了關于人民民主的思想理念：就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人民選舉自己的政府和官員，剝奪反動派的權力，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　　

新中國成立后，為推進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設，毛澤東力倡通過制定憲法將人民民主的勝利成果寫進國家的根本大法。他強調：“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　　

1954 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決定大政方針時充分發表意見，決定后即共同貫徹執行。這既能集中人民的意志，又能使人民通過它管理國家、經濟和社會事務。人民代表來自人民中間，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他們密切聯系群眾，廣泛了解實際情況，有利于充分反映人民的民主意愿，制定切合實際的法律，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保護人民人權和各項利益的實現　　

1958年5月18日，毛主席在一份報告上親筆寫下“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　　

1958年第一次鄭州會議毛主席說：“一部分必須破壞，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1959年3月第二次鄭州會議最后一次講話中，毛主席強烈表達他糾正“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等歪風的決心。他說：“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　　

毛主席在50年代還說過“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1965年5月25日，毛主席和當時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有一段對話，更加深刻地顯示出毛主席的人民思想和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深刻思考。毛主席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張平化激動地望著毛主席。大聲地說：‘主席，我懂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人民這個詞，工農兵三個字，始終是占首要位置的，是毛主席政治、經濟和其他重大決策的全部出發點和歸宿。　　

毛主席曾經對人這樣說過：“一到下面去跟群眾接觸，就能感到有生命”。毛主席為啥這樣說呢？我們不妨從毛主席對“人民群眾”的四個比喻中去體味之，感悟之。第一，把人民群眾比作“上帝”。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第二，把人民群眾比作“眼晴”。1943年7月2日，毛主席同志在《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說，“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第三，把人民群眾比作“土地”。1945年10月17日，毛主席從重慶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會上的報告《關于重慶談判》中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第四，把人民群眾比作“水”。在談到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時，毛主席常用這樣的比喻：“我們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只能是魚水關系，正如魚不能離開水一樣，我們的黨一刻也不能離開人民群眾”，“水里可以沒有魚，但魚兒卻永遠離不開水。”　　

把人民看成“上帝”，就是要自覺地敬畏人民。共產黨的江山是靠人民的支持打下來的；共產黨執政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人民群眾是執政黨的衣食父母。只有始終如一地敬畏人民，堅持人民擁護的，拋棄人民反對的，為人民的富裕幸福竭盡全力，才能使我們的基業長青，永遠不敗。　　

把人民看成“眼睛”，就是要赤誠地愛護人民。實踐證明，黨員干部對群眾動真情，群眾就會為真情所動，就會把黨員干部當作自己的親人、最信賴的人，我們黨才能夠真正地贏得群眾的理解、信任、擁護和支持，許多問題才會迎刃而解。　　

把人民看成“土地”，就是要堅定地立足人民。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人民，開拓前進的智慧與動力來自人民。如果脫離了群眾，共產黨就失去了民眾最廣泛、最堅定、最長久的擁護和支持，就會象安泰那樣被人扼死。　　

把人民看成“水”，就是要主動地融入人民。共產黨人要時刻懷揣一顆“熱心”，堅持權為民所用；要全力以赴地“盡心”，堅持情為民所系；要上下左右協力“同心”，堅持利為民所謀，真正和群眾融為一體，把落實黨的宗旨、維護人民利益轉化為辦實事的實際行動上。　　

上述四個比喻，充分體現了毛主席崇拜人民、立足人民、依靠人民、愛護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民觀。這些比喻，是黨的宗旨的生動體現，也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寶貴的精神財富。　　

毛主席是這樣考慮的，也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得到確立和確認，毛主席卓越的政治、經濟、軍事指揮才能，更是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一致擁戴，毛主席的崇高政治威望和毛澤東思想中的人民概念，也得到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崇敬和敬仰，因此，在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滾滾洪流中，在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浪濤中，領導干部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中國人民沒有貧富之差，沒有出現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現象，更沒有“黃毒賭”等社會丑惡現象，徹底蕩滌了舊社會的污泥濁水，中國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二彈一星”更是讓中國人民揚眉吐氣，使中國人民以斬新的精神面貌和第三世界的領袖地位站在了世人的面前。　　

有三感有人民群眾看病就醫有困難，毛主席痛斥當時的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并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個談話史稱“6·26指示。”“6·26指示”后，大批醫療專業人員下到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并真誠為農村和農民服務。與此同時，各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苦于農村醫療發生資源仍然緊缺的實際，下大力氣培訓了大量的“赤腳醫生”，并直接催生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覆蓋、全員化、全過程地解決了全國人民的看病就醫問題。使看病難這一困擾中國人民幾千年的歷史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針對針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工農兵子弟上學難的問題，毛主席指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所以當時上大學對工農兵子女是優先的（而現在對有錢人是優先的對工農子女的優先占人口的90%，現在對有錢人的優先只占10%）。　　　　

為了使中國人民人人有房住，個個能安居樂業，毛主席在剛剛解放，中國工農業建設、國防建設和科技事業均需要大量資金的情況下，仍然把城鄉居民的住房問題放在黨和國家重要議事日程上，作出全局性安排：工人、知識分子和國家干部，均由國家和工礦企業免費分配住房，在政府機構設置上，專門設立房管局，負責城鎮居民的住房問題，沒有正式工作的城鎮居民，到達婚嫁年齡或需要分戶居住時，由房管局負責安排租賃事宜。農村人民公社社員，則由各生產大隊按家庭人口和婚嫁情況，免費提供永久性宅基地，社員們通過換工（社員之間相互幫助著開石、燒磚、平整宅基地）、幫工或支付少量建筑工錢等方式，解決自己的永久性住房問題。通常一個社員解決住房問題需要三年時間：第一年備料（石頭、磚瓦、石灰等），第二年備錢，換工之外的建筑工人的工資，建筑工錢一般不會超過社員兩年的勞動所得。第三年開工建筑。到第四年，即可住進新房。　　

現在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在毛主席手里，就是這樣，幾乎沒費吹灰之力就輕易地解決了。　　

為了讓人民群眾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早在艱苦卓絕的延安時期，于1942年5月23日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即指出革命文藝的正確方向，中心問題“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特別強調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提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之后，許多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文藝作品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敬愛的江青同志對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題材的舊京劇進行了大膽創新，為人民群眾，也為中國文化奉獻出“八個革命樣板戲”，牛鬼蛇神和小資情調占統治地位的戲劇舞臺、電影拍制、小說園地、詩歌創作，均被蕩氣回腸、激越高昂的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占領，人民群眾，即工農兵同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下面光輝正面形象走上舞臺、走進銀幕和小說、詩歌的字里行間。工農兵不僅成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成為文藝表演主體，更成為文化創作的主體。一大批工農兵作家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活躍在各自熟悉的崗位或受熱的戰線上。　　

毛主席對工農群眾創立的人民江山，能不能保持長治久安，始終憂心忡忡，對和他一起打江山的戰友和同志，同樣不很放心，因為他老人家知道，這些人當中肯定要出共產主義的叛徒，肯定要出變節者。為了使人民政權永葆青春，他深思熟慮，高瞻遠矚，站在時代的高度、歷史的高度去分析把握現在與未來。他預見奪取新中國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城走完了每一步，以后的的路程更長更偉大，他要求全體黨員干部做到“兩個務必”；他讓人民通過“四大”取得對當權者批評的資格；讓沒有多少文化的工農群眾擔任上至國家下至基層的領導；讓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他要求工人參加管理，干部參加勞動，經濟建設方面要干部、技術人員、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改進管理，大搞技術革新。他給了每一個“卑賤者”充分發展自己才能的希望和可能，甚至把工農群眾中的優秀代表人物陳永貴、吳桂賢等提到了國務院領導崗位，親自接見知青代表董加耕、邢燕子等。可以說，毛澤東時代，是工農兵的時代，是平民至上的時代，是為人民服務的時代，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代。　　

為了喚醒人民的覺悟，切實維護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他又創建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毅然決然地發動了文革。如果說在此之前的政治運動主要是打擊黨內腐敗變質分子的話，這次，他把掌權的黨內當權派大部分作為批判對象。他始終是站在最下層老百姓的角度和立場，對當權者的異化和腐敗進行嚴厲的批判和斗爭。集其后半生，他打擊了大部分社會的上層人物，除了“地富反壞”，還有“右”（維護私有制的精英）、“牛鬼蛇神”（各類高高在上的專家）、“走資派”（黨內修正主義分子）以及“臭老九”（脫離工農群眾的反動精英）。他就是怕黨內走資派和反動精英聯手欺壓工農大眾，這種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平民思想，使他不惜自己會跌得粉碎，向大部分上層人物開戰，這也使他在中央處于艱難孤獨的地位。　　

為了不讓翻身解放的工農兵受二遍苦、遭二茬罪，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防止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黑惡人物上臺，毛澤東不無擔憂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仗我們是不怕打的，帝國主義要想‘和平演變’我們這一代人也難；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講了。中國人講‘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英國人說‘爵位不傳三代’；到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會是個什么樣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還說：“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果然，毛主席的擔心還是被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言中了，特別是開啟了全面私有化改革后，造成了社會極端的貧富差別，廣大工農群眾又一次被壓到了社會的最低層。據有關報道，中國0.4%的富豪占有70%的財富。他們已經由當初父輩為工農群眾流血犧牲變成了吸工農群眾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毛主席時代的主人——工農兵，再次被沉重的大山壓彎了腰。工人下崗，農民失地，學生失學，姑娘失足（實為失身），部隊退役或轉業的軍人國家不再分配工作，任由他們在資本家的工礦企業自謀血淋淋的職業。入不起托、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活不起、死不起、人死了都葬不起，直接擺在了人民群眾面前。今天吃不起綠豆，明天吃不起大蒜，三鹿，金浩，瘦肉精，蘇丹紅，吊白塊，轉基因，堂而皇之地走進人民的餐桌，癌癥村從點連成了片，住房、就醫、上學成為比當年代表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民黨反動派還要兇惡萬倍、還要吃人不吐骨頭。使工農兵這些昔日的國家主人群體，成了“特別是”的奴隸。工農兵的文藝和文化生活更是一團糟，從八十年代末開始，中國人民的精神文化再也沒有了高昂，再也沒有了激越，更沒有了蕩氣回腸，以張藝謀、馮小剛為代表的“東亞病夫”，如大紅燈籠高高掛，英雄，夜宴，成為精神中國精神文化的主流，遭到了全世界的嘲笑（世界這獎、國際那獎）。被毛澤東思想掃蕩掉的牛鬼蛇神、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重新奪走了人民的舞臺、人民的銀幕、人民的銀屏和人民的報刊雜志。　　

總之，中國自從出了毛澤東，自從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政治的獨木橋頭部被徹底打碎了，毛主席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打通了社會低層直接通往國家最高領導層的道路，農民，能成為陳永貴；工人，能成為王洪文、吳桂賢、王進喜、李素文；戰士，能成為雷鋒、董存瑞、張思德；姑娘，能成為劉胡蘭；干部，能成為焦裕祿，就連小學生，都能成為劉文學，下鄉知識青年，都能成為金訓華；不識字的人，都能成為李有源、高玉寶、浩然（浩然同志讀過三年小學）。一句話，中國自從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才過上自由、平等、富足、高尚和幸福的生活。而“特別是”三十來年的道路表明，富人、官員可以用金錢在另地壘起自己的安樂窩，但百姓卻不能擺脫苦難的困境。而修正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活生生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血盆大口從來吞噬的都是弱小的百姓。毛主席一再警惕的人民群眾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再一次成為工農兵的真實命運。　　

后續文章標題簡介：　　

五、紅一代：沒有毛主席，沒有毛澤東思想，你們都是國民黨政府的通緝犯、在押犯，甚至可能是死刑犯　　

六、紅二代：沒有毛主席，沒有毛澤東思想，你們基本上就是現在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的窮孩子，要么就是和我們一樣，同樣是下崗職工、失地農民、流動“走鬼”，決然不會是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領軍人。　　

七、富一代：沒有毛主席留下的人口、土地、礦藏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你們能創造出什么財富？　　

八、黑五類：有種把你們的檔案原件放到網上曬一曬，看看自己是什么東西！知恩圖報吧，是毛主席挽救了你們！至少在毛澤東時代，你們沒有墮落成吳建民、馬立誠、龍永圖、焦國標、時殷弘、平可夫、朱鋒、徐根榮、龐中英、梁云祥、李玫瑾之流。　　

九、貪污犯：如果你們有幸生在毛澤東時代，本來是有機會成為焦玉祿、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倪志福的，可惜你們這些副職白白為正職丟了自己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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