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紀念“九一八”國恥八十周年　

　　　　習近平同志近日在中央黨校強調領導干部一定要認真學習歷史尤其是中國近現代史，這堪稱對毛主席延安時期在《改造我們的學習》講話中提倡讀近現代史的很必要而且較及時的繼承。因為在某個時期以來，某些被國民黨意識形態控制的共產黨媒體，已經把許多歷史真相以及是非搞了個稀里糊涂，讓人覺得特別古怪的就是共產黨的媒體怎么會幫著國民黨自己誣蔑自己。假如讓共產黨的媒體繼續被國民黨的歷史觀掌控下去，恐怕很多不了解歷史真相的共產黨員都恨不得自己找根繩子吊死，因為把自己先人板板的臉都丟盡了。　　

　　近日讀法治和演講史料，發現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國民黨政權曾經有三起重要的審判活動，都與抗日者有關，同時又都扯上了共產黨。不需要筆者作所謂解讀和引伸，當時的法庭實錄就足以說明被“理論創新模范”譽為比毛主席還偉大的“民族英雄”蔣總裁，究竟是個什么貨色。在“九一八事變”八十周年來臨之際，當我們重溫或者初讀這些歷史記載，肯定會有特別年代的特別收獲。

　　第一場：審判抗日將領吉鴻昌

　　審判長問：“吉鴻昌，你為什么進行抗日活動？快快招出你的秘密來！”

　 　　　吉鴻昌答：“抗日是為了救國，這是四萬萬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國是人人應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會有什么秘密？只有蔣介石和你們這班奴才，禍國殃民，殘內媚外，和日本人暗中勾結，干些不明不白的勾當，這才有秘密，才見不得人。”

　 　　　審判官啞然。吉鴻昌侃侃而談，他暢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他的抗日決心及抗日經過，最后他解開上衣，指著胸脯上的傷疤說：“看！這就是我僅有的一點‘秘密’，是你們的軍隊勾結日本鬼子留給我的‘紀念’。”

　 　　　審判官突然厲聲問道：“不要想用抗日來掩飾你的罪過。

你抗日就抗日好了，為什么要反蔣？作為一個軍人，難道你不知道‘服從是軍人的天職’嗎？”

　 　　　吉鴻昌帶著諷刺的口吻答道：“我吉鴻昌要抗日，蔣介石要賣國，我吉鴻昌不得不為救國而討蔣；我吉鴻昌要抗日，蔣介石迫害抗日，我不得不為抗日而討蔣。所以我的軍隊就叫抗日討蔣軍，這不是名正言順嗎？難道說，你能指出來蔣介石有一點抗日的行動，或者有一點允許他人抗日的意思嗎？就拿你來說吧，如果你還有點兒中國人的味道，捫心自問，也不能不反蔣吧？”

　 　　　審判官改換話題：“那么，你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呢？

你抗日好了，為什么加入這個‘危害民國’的共產黨呢？看，我們這里有張慕陶證明你早已加入共產黨的字據，你可不要想抵賴！”

　 　　　吉鴻昌反問道：“你說，我干嘛要抵賴？你說，你說..

　 　　　吉鴻昌微微一笑：“諒你也回答不出來。對，我是中國共產黨黨。由于黨的教育，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轉到工農勞動大眾的陣營里來。我能員夠加入革命的隊伍，能夠成為共產黨的一員，能夠為我們黨的主義，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斗，這正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這正是我不同于中國一般流俗軍人的所在。我能夠毀家抒難，舍身報國，拒絕利誘，見危受命，這樣來抗日救國，這也是黨給我的感召，這正是黨的意志。你們說我們共產黨是‘危害民國’，到底是誰‘危害民國’？試問，你們蔣介石國民黨干了些什么？你們當政七年來，掀起了無數次的內戰，釀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斷送了東北三省，斷送了熱河、察哈爾，又快要斷送華北各地，你們的貪贓枉法的政治，你們的殘暴專橫的措施，哪一樣不曾‘危害民國’？那一樣不是‘危害民國’？我們共產黨真心愛國家，為人民，在你們蔣介石國民黨背叛革命的時候，舉起革命的大旗，在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不怕犧牲，不辭艱苦，正是要保護民國！”

　　（結果是吉鴻昌將軍依然被判處死刑）

　　第二場　　審判愛國七君子

　　審判長：“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

　　沈鈞儒：“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就不能抗日嗎？審判長的話，被告不能明白。”

　　審判長：“那么你同意共產黨抗日統一的口號了？”

　　沈鈞儒：“我想，抗日求統一，當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說因為共產黨抗日，我們就需要說不抗日；共產黨說要統一，我們就需要說不統一，這種說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

　　審判長：“共產黨真能抗日嗎？他們一面主張抗日，一面主張土地革命，你曉得嗎？”

　　沈鈞儒：“這要問共產黨，我不知道。”

　　審判長：“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了嗎？”

　　沈鈞儒：“假使共產黨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利用，并且誰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們為抗日而利用。”

　　審判長：“組織救國會是共產黨指使的嗎？”

　　沈鉤儒：“救國會會員很多，是否有共產黨，無從知道。對于入會之人，不能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只問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產黨哪里會自己說明是共產黨呢？所以要問也問不出來。”

　　審判長：“你們大會的宣言有句話說：各黨各派派代表進行談判，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是不是不要現政府呢？”

　 　　　王造時：“抗日救國是救國會的目的。救國會認為必須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國力量集中起來，才能達到這個目的。這幾年來的困難與國內分裂情形實在有極大關系，如果國內有真正統一的局面，一切力量已經真正集中了，那末我中華民國決不至于被日本帝國主義搶去東北四省和察哈爾、河北的一部分，到今日這種河山破碎的地步！因此，救國會認為，必須全國真正統一起來，把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真正集中起來，才能談到抗日救國。救國會成立的當時，表面上雖然好像統一，事實上仍有各黨各派間的糾紛、實力派間的摩擦以及思想上的斗爭，我們很痛心。救國會有鑒于此，所以認定要抗日救國，必須全國同胞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團結一致，放棄一切成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發動全民族的神圣的抗日解放戰爭！這就是統一的抗日政權的意思。不料起訴書把政權和政府混為一談，真是不知政治為何物！據我所知，政府是一個國家機構，政權為政府行使它的職能的力量；政府是個體的，政權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務是抗日。我們要抗日，就不能不使這個作為國家機構的政府具有極強大的力量，這極強大的力量，必須全國統一才能發生。我們所說的統一的抗日政權的意義便是如此。..救國會成立的當時，表面上雖然好像統一，事實上仍有各黨各派間的糾紛、實力派間的摩擦以及思想上的斗爭，我們很痛心。救國會有鑒于此，所以認定要抗日救國，必須全國同胞不分階級，不分黨派，團結一致，放棄一切成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發動全民族的神圣的抗日解放戰爭！這就是統一的抗日政權的意思。不料起訴書把政權和政府混為一談，真是不知政治為何物！據我所知，政府是一個國家機構，政權為政府行使它的職能的力量；政府是個體的，政權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務是抗日。我們要抗日，就不能不使這個作為國家機構的政府具有極強大的力量，這極強大的力量，必須全國統一才能發生。我們所說的統一的抗日政權的意義便是如此。..”

　　答：“國內的黨派都在內。”

　　問：“共產黨在內么？”

　　答：“應該在內。”

　　問：“國民黨呢？”

　　答：“當然在內，并且救國會認為國民黨應居于領導地位。”

　 　　　問：“為什么要援助罷工呢？”

　　答：“不是援助罷工風潮，而是援助罷工工人。我們因為工人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才援助他們的。我們不但自己援助，并且希望當局對在日本壓迫下的工人也應該加以援助。他們雖是日本工廠的工人，但到底是中國的國民，是我們的同胞。”

（第二次審理。）

　　審判長：“你是否煽動罷課？”

　　沈鈞儒：“罷課太多，究竟問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還是哪個學校？是哪個煽動的？證據何在？與救國會有什么關系？”

　 　　　審判長：“你們主張容共嗎？”

　 　　　李公樸：“民國 13年孫中山先生主張容共，實行容共，中山先生錯了嗎？連我們集會紀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紗廠罷工工人，也被列為罪狀，試問你們要不要做中國人！”

　 　　　審判長：“你們主張聯合共產黨，是不是危害民國？”

　 　　　史良：“好比一家人，強盜打進門來，我們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強盜，這有什么錯？能說是危害民國嗎？只能說是危害帝國——日本帝國主義，除非檢察官是日本人，才會判我們救國有罪！”

　 　　　審判長：“《生活日報》說人民陣線和人民救國陣線是一樣的，是不是？”

　 　　　鄒韜奮：“去年 7月，一位讀者來信曾用‘人民陣線’四字，我答復說團結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陣線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誤會。起訴書反說我提倡人民陣線，豈非斷章取義，故入人罪？”

　 　　　檢察官：“被告剛才說本檢察官斷章取義，故入人罪是不對的。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叫他出兵抗日，他沒有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離綏遠很遠，事實上也不能抗日，本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被告不能隨意指責。”

　 　　　鄒韜奮：“我剛才說斷章取義，故入人罪，是指人民陣線而言，檢察官卻牽涉到張學良問題上去了，真是牛頭不對馬嘴！”

　 　　　辯護律師李文杰：“綏遠和陜西是毗鄰省份，檢察官說距離甚遠，實在太無地理知識。”

　 　　　檢察官：“因為你們給張學良的電報引起西安事變，給國民政府的電報并沒有引起兵變。”

　 　　　史良：“比如一爿刀店，買了刀的人也許去切菜，也許去殺人，檢察官的意見，是不是買了刀的殺了人要刀店負責？”

　 　　　沙千里：“給張學良通電，因為張是東北人，應該去打日本、收復失地。至于西安事變是否因通電而引起，應該去問張學良。”

　 　　　章乃器：“檢察官代表國家行使職權，是應當的，但我們更希望能代表中華民族的人格，否則給他做一個中國人，也丟盡我們老百姓的臉。”

　 　　　檢察官：“這是惡意侮辱檢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記入筆錄，我要檢舉，我要起訴！”　　

　　（七君子最終是在宋慶齡等數百位愛國名人集體到監獄門前高喊“抗日有罪、愛國入獄”，要求與七君子一起服刑等行動的強大壓力之下，才在沒有明確宣布無罪的情況下獲釋）

　　第三場　　審判張學良

審判長李烈鈞：你就是張學良嗎？

（沒有回答）

李烈鈞：是不是弓長張的張？

（沒有回答）

李烈鈞：是不是學而時習之的學？

（沒有回答）

李烈鈞：是不是良知之良？

（沒有回答）

李烈鈞：今年幾歲了？

（沒有回答）

李烈鈞：是什么地方人？

（沒有回答）

李烈鈞：父母在否？

（沒有回答）

李烈鈞：配偶叫什么名字？

（沒有回答）

李烈鈞：有幾個孩子？

（仍然沒有回答）

　　張學良（憤激難忍，冷笑一聲）：隨便，隨便好了。

　　李烈鈞：張學良，你身為軍人，為何劫持長官，進行叛變呢？

　　張學良：這個問題實在重大，一切經過詳細情形，蔣委員長知道得很清楚，請審判長問蔣委員長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隨便說。但我絕對不是劫持委員長，而是愛護蔣委員長；我也絕不是叛變，相反的而是愛護我們國家民族。我在蔣委員長面前陳述我們的意見，表示我們的主張，怎么說是叛變？如果說是叛變的話，請問審判長，蔣委員長今天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張某人不是跟隨他到南京了嗎？

　　李烈鈞：你脅迫統帥，有人指使嗎？還是自己策劃的？

　　張學良：一切主張都是我自己提出的，我所作的事情，我自己承擔責任，沒有任何人能指使我。有一言，請問審判長可以嗎？

　　李烈鈞：可以。

　　張學良：民國二年（1913年）審判長在江西湖口起義討伐袁世凱，有此事嗎？

　　李烈鈞：有此事。

　　張學良：是為討伐袁世凱施行專制嗎？

　　李烈鈞：是。

　　張學良：在湖口起義反對袁世凱實行專制，如果這是正義的行為，那么，西安事變用兵諫的方式制止蔣介石的獨裁專制，何罪之有？

　　張學良：審判長，您不提這班大員倒也罷了，你定要提他們，我只好直說。這班大員平時窮奢極欲，把國家大事丟在腦后，我國槽到今天這種地步，他們是要負責任的。這次西安事件，我只對蔣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為他現在不是大官，為人相當正派。其他諸人當然也有使人敬佩的，但太少了。這班大員，勇于私斗，怯于抗戰，一點為國家民族犧牲的思想都沒有，難道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嗎？比如陳調元，身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在西安扣留期間還有心情調戲萬耀粕的姨娘，這種老而好色之徒，您還認為值得敬佩嗎？再說陳誠，平時口出大言，裝模作樣，貌似忠誠，一旦領袖蒙難，他既不設法營救，也不拔槍自戕，卻一頭鉆進垃圾箱里，難道這種大員也值得人家敬佩嗎？

　　李烈鈞（急忙制止）：不要說了，與本案無關。

　　張學良：這怎么能說與本案無關？！凡事都有一個根，這個根如果沒有毛病，它的枝葉一定鮮艷茂盛；如果這個根有了毛病，它的枝葉便要枯萎墜落。

　　　　李烈鈞：你不必說了。我們判吧。

　　（張學良確實“不必說了”，因為歷史已經說明蔣委員長領導下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怎樣地枯萎墜落了）

　　讀了以上的法庭實錄，我們難道不會覺得特色時代之前的歷史教材，才是真正符合歷史真相；而特色時代尤其是近些年的所謂理論創新，恰恰是對黨史良知的無恥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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