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為什么十分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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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幫一位老同志代發的文章,這位老同志今年84歲了,我認為他是目前中國黨史研究方面尤其文革史研究方面最具權威的專家。他的研究、他在黨史尤其文革史方面的突破性發現,是揭開文革神秘面紗,揭穿一些人篡改歷史的罪惡目的,解析、貫通真實、完整的毛澤東思想及其中國革命史,他的突破性發現是今天對我們毛左派最具價值、最有現實指導意義的貢獻。他的革命經歷、他豐厚的學養本身就是一部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歷史。現轉發這位老同志的文章拋磚引玉,看引起的反映及效果,后面一系列文章會接連不斷地發出來,以饗大家。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為什么十分樂觀
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為什么十分樂觀?!又為什么沒有實現?且差距那樣大?!這應該成為文革和文革史研究的突破口。
作者 蔣 理
筆者最近發現了一個很大、很讓人費解又讓人關注的問題。可以成為文革和文革史研究的突破口。或可以找出文革十年從發動到失敗的原因,現提出請給以關注,并找出答案。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于八月八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又于十二日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在十二日閉幕會上發表的講話及隨后一個時期的講話。對文革的設想都十分樂觀。如閉幕會上講:第一,“九大”可在明年的(即1967年)“一個適當的時候召開”。第二,“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準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此后,在九月十四日對劉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干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寫了如下的批語:“少奇同志:基本上寫的很好,很嚴肅。特別后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獲,然后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顯然是要劉過關。第三,閉幕會上還說:“對于(《十六條》)究竟這個決定能不能實行還是要靠我們在座的與不在座的各級領導去做。”到了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更是對參加會議的同志講:“無非是犯了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到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到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到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過去中央第一線沒有領導好。時間太短,對新問題沒有精神準備,政治思想工作沒有做好。所以,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會好一些。”殷切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哪有絲毫“打到”的影子呀?第四,毛澤東曾樂觀的估計文革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就可以結束了,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又說:“總而言之,這個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那個時候還會有新的經驗,還要總結。”
上述表明:毛澤東文革初期是十分樂觀的。為什么?正如他在閉幕會上說的“這次可能比過去好一些,一是因為過去沒有這樣公開的決定,現在有了《十六條》決定,二是“這次有組織保證”。他說“這回組織有新改變,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以及常委的調整,就保證了中央這個決定以及公報的實行。” 這里所說組織的保證就是五月二十三日關于組織的五個決定,及八月十二日的調整具體如下: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五項決定:停止彭、羅、陸、楊書記處書記及后補書記的職務,撤銷彭真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及常委的職務和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部長職務,調陶鑄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調葉劍英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并兼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以及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
隨后于十二日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批準五月二十三日的五項決定,并改組中央領導機構,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六人:陶鑄、陳伯達、康生、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補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三人:李雪峰、宋任窮、謝富治。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十一人:毛、林、周、陶、陳、康、劉、朱、李、陳。補選中央書記處書記二人:謝富治、劉寧一。全會沒有選舉主席和副主席,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的副主席職務以后均未再提,林列為第二,成了毛的接班人。
毛澤東如此樂觀自信,他認為可以按《十六條》實行下去,完成斗批改,能夠結束。但是,情況出人意外,第一,“九大”在一九六七年沒開成推遲到一九六九年開后,文革也沒有勝利結束。第二,劉少奇沒保住最終還是被打倒了。不過罪名不是走資派而是叛徒、內奸、工賊。第三,中央工作會議后,各地區各部門并沒有一呼百應按《十六條》把文革搞下去,而是停滯不前,陷于混亂。一九六七年一月終于爆發了上海奪權的一月風暴,各省市自治區都陷于奪權斗爭,原有當權派,除潘復生奪權外,紛紛被打倒,潘復生最終也未站住。第四,文革不但一年多未結束,反而延續了十年。動亂十年毛澤東至死也沒宣布結束。
這是為什么呢?
以下可以說明一點問題:
是李達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打成武漢大學“三家村黑頭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開除黨籍(李達重新入黨,毛澤東是介紹人)。七月十九李給毛寫信要求解救他,毛于八月十日見信后寫了批語:“陶鑄同志閱后,轉任重同志酌處。毛澤東,八月十日。”然而十四天后,八月二十四李達卻被迫害至死?這說明什么?為什么毛澤東連李達都保護不了?陶鑄政治局常委,王任重為中央文革副組長,到底起了什么保證作用呢?顯然,毛澤東的樂觀自信被文革的阻力壓倒了!但是,這阻力到底在哪里呢?為什么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也沒有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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