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冤案——在革命的祭壇上

關鍵詞：  延安整風  文化大革命   魯迅  八個樣板戲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海

沸騰著

他涌著一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胡風：《歡樂頌》

“你還我一個王實味！”

王實味被殺，毛澤東怒不可遏。

然而，卻是毛澤東拎出了王實味。

延安整風，王實味被押上審判臺；建國后，毛澤東再批王實味，號令全國“痛打落水狗”。

王實味的悲劇人生，成為10年后胡風、馮雪峰及共產黨“右派”們未鑒的前車轍，也成為獻在20年后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祭壇上的原初犧牲。

他們倒在毛澤東的威權下——

從蘇區肅反時被處決的“AB團首領”謝漢昌、李白芳，到延安整風時被清除的王實味，再到建國后被相繼打倒的胡風、周揚、劉少奇……，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他們真是“反革命”嗎?

不是！

謝漢昌、李白芳不肯背叛蘇維埃政權，王實味苦苦哀求保留自己的共產黨員黨籍，胡風真誠地謳歌新中國，周揚處心積慮地緊跟毛澤東，劉少奇“死不改悔”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他們怎能是“反革命？

然而，他們必須是“反革命”。

并不是毛澤東排斥異己，而是毛澤東對他們背離革命的本質把握。

共產黨人的革命是什么？

是顛覆！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旗幟鮮明：“與傳統的所有制和傳統的所有觀念實行徹底決裂”！

一句話：消滅剝削！

除非背叛共產黨，否則無權模糊這個本質。

謝漢昌、李白芳對富農剝削網開一面；王實味不顧解放區四面被圍的嚴酷現實，過分苛責工農政權；胡風以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一得之見，抗拒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時代大潮；周揚困于工農兵文化的牽強，終究滑向封資修的泥塘；而劉少奇向資本主義妥協，助長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形成和坐大。

對于顛覆幾千年特權剝削和私有制而言，對于被壓迫的廣大勞苦大眾謀取徹底翻身的大革命而言，從謝漢昌、李白芳到王實味，從胡風到周揚、劉少奇，能說他們是“革命”嗎？

“革命”與“反革命”是對立的同一體。

這個同一體，不僅表現為個人，更是廣大歷史現象的抽象。還記得魯迅投槍擲處嗎？那不是簡單的個體，而是“類型”。

因為是類型的抽象，所以毛澤東強調“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所以毛澤東前有對王實味被擅殺的憤慨，后有對右派學生林希翎被擅抓的不安：得知林希翎竟多年身陷囹圄，毛澤東下令“立即放人”。

魯迅——毛澤東，兩波孤絕之浪。他們以激進革命的急迫，催擊時代之流，鼓動被壓迫人民向歷史峰巔沖決。

這是囊括一切人的革命。這“一切人”，既是革命的的主體，也是革命的客體；既是革命的動力，也是革命的對象。二者之間，并無鴻溝。

作為“革命的對象”，在一定意義上，不就是對革命的反動嗎？

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置身毛澤東顛覆舊制度舊文化的滾滾狂潮，知音者少，順從者多。偏偏幾個不“知音”又不“順從”者，便榮膺了“類型”之靶。

王實味被貼上“反革命”標簽抬向革命祭壇，胡風也被貼上“反革命”標簽抬向革命祭壇。可是，批判胡風的萬千“英雄”，有誰明了：“我也是胡風”？

胡風，一個被重墨勾勒的“類型臉譜”： “胡風和胡風分子確是一切反革命階級、集團和個人的代言人。……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他們給人以假象，而將真相蔭蔽著。但是他們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將其真相蔭蔽得十分徹底。作為一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們和我們的爭論已有多次了。”（毛澤東：《〈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

這是不妥協的“多次”。胡風梗著脖子與毛澤東文藝路線、與胡風小集團之外的幾乎所有左翼知識分子論爭。

胡風無所畏懼，他倚著一個大靠山，那就是魯迅。

延安整風，王實味“以現代魯迅自居。”（袁盛勇：《魯迅：從復古走向啟蒙》） 胡風則傾其后半生，自命魯迅嫡傳。

胡風自是魯迅晚年圈子中人。難得魯迅如此評價：“胡風鯁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

胡風繼承了魯迅耿直而不偽善的品格。

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只好瞞和騙，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 他熱烈地期待：“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它的血和肉來。”（《墳·論睜了眼看》）

胡風說：“一個作家最寶貴的東西是真誠，不能虛偽。如果虛偽，怎么能正確地反映現實呢？怎么能把人物的真實感情表達出來呢？”（《關于魯迅的雜文》）

胡風繼承了魯迅深沉而厚重的文學觀。

魯迅說：“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

胡風說：“藝術活動的最高的目標是把捉人的真實，創造綜合的典型。這需要作家本人和現實生活的肉搏過程中才可以達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實的愛憎去看進生活底層才可以達到。”（《張天翼論》）

胡風繼承了魯迅對創作“革命文學”的嚴肅態度。

魯迅說：“革命文學家，至少是必須和革命共同著生命，或深切地感受著革命的脈搏的。”（《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胡風說：“如果作者對于人生不抱有積極的態度，他就不能和進步力量呼應或融合；離開了進步力量，他又怎樣能夠大無畏地看清生活的真理，創造出能夠推動生活的作品呢？”（《文學與生活》）

要做革命文學，先做革命人。

胡風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升魯迅：“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就產生了新文藝的戰斗生命，我們把那叫做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在今天》）

胡風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訴諸文壇。“自左翼文學運動以來，胡風一直以其驚人的意志力與盛行在左翼文壇的‘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傾向作斗爭”， （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然而，胡風卻被毛澤東打成了“反革命”。

胡風不解：“我對世界對歷史的看法雖然只限于從一個小角度出發，在涉及了的具體問題上可能有錯誤，但怎么會和黨不同呢？（《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

胡風一生崇拜毛澤東。

重要的是，胡風的文藝理論在革命指向上與毛澤東殊途同歸。

毛澤東強調：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胡風明確：“對于對象的體現過程或克服過程，在作為主體的作家這一面，同時也就是不斷的自我擴張過程，不斷的自我斗爭過程。”（《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

毛澤東強調：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兵相結合。

胡風警告：“知識分子的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結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義所戰敗，而走到復古主義的泥坑里去。”（《青春的詩——路翎著〈財主的兒女們〉序》）

毛澤東強調：文藝必須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胡風規定：“藝術應該是人的心靈的傾訴，但如果不能對于受苦者的心靈所經驗的今日的殘酷和明日的夢想感同身受，信徒似地把自己的命運和它們連結在一起，那還能傾訴什么？”（《〈人與文學〉題記》）

胡風以對文學創作的獨立求索，道出了毛澤東文藝理論的真諦。

毛澤東與胡風是同一的：創作革命文學，先做革命人。

然而，胡風執拗地限于文學的“小角度”。當他如數家珍地摩挲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瑰寶而沉浸其中時，毛澤東顛覆舊制度舊文化的政治大革命則如黃河之水其勢滔滔，把他和他鐘愛的“瑰寶”一起卷入大潮。

毛澤東與胡風是對立的。

胡風強調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使命。

毛澤東強調五四文化的工農兵方向。

胡風主張：知識分子在“表現”工農兵中完成主觀精神與客觀真理的碰撞，實現革命化。

毛澤東主張：知識分子向工農兵學習，在“學習”中轉變世界觀，成為工農化的知識分子，以工農感情創作工農文學。

一句話，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立場，在改造工農兵的同時改造自己呢？還是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在向工農兵的轉化中表現工農兵？

歸根結底，誰改造誰？

毛澤東有著胡風缺欠的被壓迫階級的階級直覺，更有著遠遠超越胡風的政治深刻性——在中國文明史上，知識分子從來不是主體。

對于中國革命，知識分子同樣處于“依附地位”。其“主體”訴求，不管如何“先知先覺”，只是對自身的過高估計；其啟蒙民眾的自負，不管如何崇高，最多是催喚主體的時代號角。

毛澤東與胡風在對立中同一。

因為同一，所以從延安到北京，毛澤東“整”過的知識分子大多被委以重任，而新中國也給予胡風文化領導者的崇高地位。

因為對立，所以毛澤東一“整”再“整”知識分子，堅決抵制知識分子向舊文化傾斜，更不允許胡風依恃文學理論的“高明”干擾工農兵文化的方向。

李輝說得對：“寫出令人拍案叫絕的詩詞的毛澤東，并不將自己僅僅作為一個文藝家來介入文藝，他著眼的是政治，是千萬人的思想改造。”（《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胡風身在廬山卻“不識廬山真面目”，他一頭扎進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知識堆中精雕細琢，卻模糊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實質。

胡風與毛澤東對立，也與魯迅對立。

魯迅認同“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胡風挺著魯迅風骨，傲對“皇上的圣旨”；然而他不能認識：這“皇上的圣旨”竟也同時是“革命前驅者的命令”。

魯迅與瞿秋白，是以文學交的革命戰友。

魯迅與胡風，是同居革命陣營的文學同道。

革命抑或文學，是二者的不同取向。

晚年魯迅曾無情批駁左翼文學家們公式化、概念化的自鳴得意；然而，魯迅實在是階級斗爭的自覺工具。胡風卻不是。朱壽桐評說：“即使是魯迅最親近的朋友和學生，也無法真正進入到他的思想領地，更無法取得和他對話的資格或資本。”（《孤絕的旗幟》）

信哉其言！

胡風也曾為“文藝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而激動，他寫道：在反動逆流中，“急迫地要求著戰斗，急迫地要求著首先‘整肅’自己的隊伍，使文藝成為能夠有武器性能的武器。”（《〈逆流的日子〉序》）

但這是理性的抽象，不是融在血液里的自覺。他執著于文學的本能和對政治的疏離，使他不能真的將文學作為武器納入政治革命中。

魯迅則不同。

青年魯迅學工、學醫到學文，是為救國。文藝不過是救國的工具。魯迅的文學之路，其實是政治之路。小說、散文、詩歌、歷史故事，是顛覆舊文化的的不同手段，雜文更是得心應手的工具。

魯迅的散文美也峭立，魯迅的小說骨立傳神，魯迅的詩歌戲語人生里透射冷峻悲憤。寥寥幾筆寫精神——魯迅的眼，何曾青睞文學的玫瑰色。

怪不得從魯迅逝世至今，眾多自封的和被封的“文學大師”、“文學小師”們，也當了一回堂·吉訶德，紛起指責魯迅文學少文。

似乎有理。魯迅自己就說過：過去的“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不過想利用它的力量，來改良社會。”（《南腔北調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為著改良社會，這“文學”便是武器，是工具。

魯迅主張文學的“階級斗爭工具論”。

在《致董秋芳》中，魯迅要求無產文學充分發揮文學特性，用以推動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文藝“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魯迅主張文學的“齒輪論”。

在《柔石作〈二月〉小引》中，魯迅批評主人公游離于大革命之外，就在于“自我”的固執與軟弱，“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

魯迅更將自己的血肉鍛鑄成人民大眾反抗特權剝削的工具——匕首和投槍。

魯迅在人類史上的高度，胡風仰觀不能窺其頂，其戚戚于嫡傳之悲而空余井蛙之嘆，實所難免。

其實，個體的胡風，縮影著整個知識分子群。這個群體揮之不去的迷惘：魯迅竟與毛澤東同著心？

魯迅期待：工農大眾文化取代帝王將相、富豪大亨的舊文化，“必須待政治之力的幫助。”（《集外集拾遺·文藝的大眾化》）

延安整風，毛澤東明確政治對工農兵文化的護航，更以對人民專制的訴求，助推魯迅的期待向著新中國展開騰飛的雙翼。

林偉民寫道：“毛澤東的‘工農兵’方向和為工農兵‘普及與提高’，是左翼文學運動所倡導的文藝大眾化運動在新的歷史階段的空前發展，它真正實現了魯迅生前關于文藝大眾化的實現‘必須待政治之力的幫助’的預言。”（《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延安整風張揚五四精神：五四運動不僅是民主與科學，更是對整個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顛覆。

拒絕這個顛覆，是知識分子群區別于魯迅、毛澤東，抵制魯迅、毛澤東，并被魯迅、毛澤東無情橫掃的根本原因。

延安整風驚心動魄。毛澤東遍燃黃土高原的“煉獄”之火，用幾乎人人過關的“極刑”，甚至不惜冤假錯案和逼供信的偏差，迫使知識分子們嘗盡撕心裂肺的苦楚，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

延安整風的主題：誰改造誰。

王實味說：“我們的革命事業有兩方面，改造社會制度和改造人——人的靈魂。……首先針對著我們自己和我們的陣營”（ 《政治家·藝術家》 轉引自袁盛勇：《魯迅：從復古走向啟蒙》）

王實味的見解其實深得毛澤東的心。在致蕭軍的信中，毛澤東感嘆：“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都應改正。”（轉引自王科、徐塞：《蕭軍評傳》）

延安不是凈土，舊中國的腐氣在解放區彌漫。中國革命需要改造，中國共產黨需要改造。

那么，誰來改造？

王實味挺身而出。

知識分子們冒著生命危險奔赴延安，在他們心目中，延安是一塊圣潔的土地。那里是民主的天堂，是自由創作的百花園。周揚初到延安曾意氣風發：“在延安，創作自由的口號應當變成一種實際。”（《文學與生活漫談》）

然而，他們失望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專制與等級，延安有；國民黨統治區的官僚與特權，延安也有。

為著理想的崇高，知識分子們聯袂抗爭。

王實味嚴責解放區“衣著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體制；丁玲高呼拿起“雜文”武器，刺向延安孳生的官僚主義；艾青怒批延安文壇的壟斷現象：“文藝運動上形成了霸權”。 （《我對于目前文藝上幾個問題的意見》）

懷著向往新時代的真誠，知識分子們以天下為己任，自詡“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王實味說：“藝術家的任務偏重于改造人的靈魂。”（《政治家·藝術家》） 艾青說：“作家的工作是保衛人類精神的健康。”（《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轉引自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平治天下，舍我其誰？

這原是五四知識分子的嗣傳：“從民眾中驅除愚昧，把自己放在精神拯救者的位置上。這一點，倒是不分左翼、右翼，想法一致。左翼作家雖然早就把‘大眾’掛在嘴邊，可多半只是表示自己站在‘大眾’一邊，有資格在歷史和意識形態上代表‘大眾’，而實際上并不覺得‘大眾’的文化是好的，相反以改造者自居。”（李潔非：《典型文壇·長歌滄桑》）

先知先覺，改造社會。

王實味開放一朵《野百合花》，為延安整風初期各機關、學校“反官僚、爭民主”的洶涌大潮，映照一抹野氣的艷麗。

這是何等的壯觀！為著民主，為著自由，解放區的知識分子向共產黨抗爭，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向國民黨抗爭，兩股潮流相呼應，將知識分子們追求崇高的朗朗心跡真誠地寫在中華大地上。

然而，知識分子們劣根性的尾巴卻也“褲子遮不住，畢竟翹上天”。

毛澤東拍案而起，他不容教條主義改造中國革命；也不容知識分子改造中國共產黨。一場”脫褲子，割尾巴”的颶風，掃得知識分子們噤若寒蟬。

實在說，王實味們太高看了自己。當他們用“民主”的標簽把解放區貼的花花綠綠的時候，實際上用軟刀子把共產黨政權切割得七零八碎；當他們把對蔣介石統治區的破滅的幻想，拋撒在毛澤東統治區，將民主的訴求急迫地施之于與舊制度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新生工農政權，只是暴露了知識分子的天真。

王實味們是崇高的：他們忠實于人類解放的原則和信仰。

毛澤東是崇高的：他不僅忠實于“原則”和“信仰”，更有著與被壓迫階級血肉相連的階級直覺。

所以，任何時候，毛澤東決不把屁股歪向特權剝削，而知識分子則常常游走于兩端之間；所以，沉迷于原則的抽象，知識分子可以迸發滿腔正義，將投槍擲向革命陣營的狹隘、自私以及專制與腐化，毛澤東則高度警惕著這些批評演化為向舊勢力的呼應。

王實味們不能明了：身處外寇內患的專制羅網中，如果不訴諸革命的專制與等級，如何聚沙為石，鍛鑄一支抵抗重壓的鐵軍，求得生存與發展？

進而言之，摧毀中國社會幾千年封建專制體制，豈能指望“民主”、“自由”的隔靴搔癢？它需要革命專制的重錘。

20世紀的中國沒有民主。

延安需要專制。

專制——工農政權殺出舊專制包圍圈的唯一法寶，中國共產黨聚人民之力實現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

中國革命是農民革命，農民天生地追求平等，然而農民也潛在認同專制與等級。別說農民，便是穿長衫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王實味、胡風們，周揚、丁玲們，以及王蒙、劉賓雁們，盡管不平而鳴，為民主與平等扯破嗓子鼓與呼，但內心深處對“人上人” 的渴求、對爬上更高等級博取功名利祿的“雄心壯志”，其實足令農民革命黨們自愧弗如。

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先知先覺”的自我意識，使知識分子們抱著五四的民主虛幻，對弱勢的新生工農政權求全責備，從而迎合了反動勢力對解放區的圍剿。

王實味贏得蔣介石集團的喝彩，便是最好的說明。

毛澤東不能不怒喝：“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 他不容分說：丁玲、王實味們當先生可以，但必須先當學生。因為，你們“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立意高遠。他確定：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改造中國革命；用工人階級世界觀改造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文學有鮮明的階級性。

然而，資產階級知識精英們不認可。

你說是帝國主義文化嗎？不對，那是“人”的文化。

你說是殖民主義文化嗎？不對，那是“博愛”的文化。

你說是特權剝削文化嗎？不對，那是“普世價值”的文化。

其實，資產階級的文化階級性從不含糊。“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然而，資產階級拼命掩蓋自身的階級性。

他們不敢提“階級性”，因為那只會暴露他們不義財的剝削來源，激起人民的暴烈反抗；

他們不用提“階級性”，因為幾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深厚積淀，使整個社會有著對“私欲”、“私利”乃至弱肉強食的習慣性共識。

實在說，資產階級文化較之無產階級文化有著巨大的優越性，它天然地占據著文化制高點。

因此，無產階級如果不強烈地主張著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不淋漓地捅破“普世價值”掩蓋的特權剝削的實質，就不能聚起自己的軍隊奪取制高點，就不能享受比太陽還有光輝的公平和正義。

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它必須“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無產文學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這是共產黨人須臾動搖不得的基本立場。

瞿秋白強調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齒輪和螺絲釘”；

沈澤民率先提出“無產階級藝術”的概念；

茅盾《論無產階級藝術》揭示文學的階級性；

郭沫若明確倡導文藝為工農大眾服務。

締造下今日之社會主義中國的革命先驅者，一開始便以火的激情和鐵的冷峻，規定他們的黨徒和后代子孫：不能放縱帝王將相、富豪大亨們霸占著文藝舞臺一手遮天，不能辜負人民大眾顛覆特權剝削的歷史使命，不能背叛文化的工農兵方向。

毛澤東說：“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確定工農兵文化方向。

毛澤東拒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民主的抽象和知識特權的空幻訓導共產黨，訓導工農兵；相反，他以專制的鐵拳迫使知識分子向“泥腿子”跪拜。

毛澤東率領工農大眾殺向特權剝削在文化領域的世襲封地：一篇《講話》，以被壓迫階級對文化話語權的訴求，為2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搭建起理論框架；三年整風，以階級斗爭方式展開思想革命，為2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特區實驗”。

毛澤東在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思想路線上，完成了中國共產黨自遵義會議以來的歷史轉折。延安整風，確立了毛澤東的革命專制； 《新民主主義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了毛澤東專制的屬性——人民專制，而且以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堅定指向，萌發了毛澤東主義的第一支新芽。

40年代棗園的一炬燈燭，已經激情跳動60年代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紅海洋般的萬千紅旗、萬千紅臂章、萬千紅胸章的紅色壯麗輝光。

共產黨人面前，從此展開向著共產主義繼續革命的宏偉藍圖。

延安整風是成功的。

延安整風深刻地觸及了知識分子們的靈魂，轉變了他們的立場。

郭沫若畫龍點睛，將“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改為“文人下鄉”、“文人入伍”；一字興廢，認同了知識分子從“先生”到“學生”的置換。

茅盾轉化文藝的自我意識，強調：“做民眾的學生，認識民眾的力量，表現民眾的要求。”（見蔡清富：《現代文學縱橫談》）

丁玲滾入鄉村的田壟地頭，寫出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趙樹理、艾青、蕭軍、田間、郭小川……大批知識分子成長為人民革命的文化戰士。

隨著全國解放，延安整風的“特區實驗”向著中華大地輻射。建國后，與經濟建設同步，毛澤東緊鑼密鼓地開展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他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

知識分子們真誠地投身運動。朱光潛寫下《自我檢討》，費孝通寫下《解放以來》，馮友蘭寫下《一年學習的總結》，他們以名重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身份，進行真誠的自我批判，表達向工農兵文化的認同與轉化。費孝通說：“知識分子的包袱是重的，傳統的思想是深刻的，這個包袱是要一個一個暴露出來，加以清除的。”（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延安之花，在960萬平方公里的的廣袤國土上綻放。

然而，延安整風真的成功嗎？

郁達夫曾訴肺腑：“將來的天下，是無產階級的天下，將來的文學，也當然是無產階級的文學，可是生在19世紀末期，曾受過小資產階級的大學教育的我輩，是絕不能做未來的無產階級的文學這一點，我是無論如何也不想否認的。”（《對于社會的態度》）

郁達夫勇敢地正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幾乎不可能！

拋開郁達夫。至少，三年延安整風，并沒有使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胎換骨。建國后，這個群體迅速翹起了自身根性的尾巴。毛澤東的期待落空了。

1949年，新中國第一次文代會確定“與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的文化方向。周揚宣布：“讓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新的人民文藝》）

然而，這幾乎是“唱”給毛澤東的空谷之音。

1950年，被毛澤東斥為“賣國主義”的《清宮秘史》，被知識分子們熱情而堅決地捧為“愛國主義”；

1951年，被毛澤東斥為“階級投降主義”的《武訓傳》，在全國知識分子群中，卻響起此伏彼起的叫好聲。

緊接著又出現了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向資產階級權威叩頭的“咄咄怪事”。

延安整風，成果何在？

要知道，文化戰線的領導者們都是經過延安整風被毛澤東一手提攜起來的共產黨優秀知識分子啊！——周揚們，馮雪峰們，丁玲們……，甚至中共政治領袖們。唐文權披露：《武訓傳》在中南海試映，“許多中央委員都稱贊影片拍得好。朱德熱烈地握著孫瑜的手說：‘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義。” （《開國第一文化冤案》）

毛澤東如何壓得住心中的怒火？

“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

“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毛澤東如何估價延安整風的成敗？

1963年，他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

1964年，他在《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所屬各協會整風情況報告》上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為延安整風交出的，是一張不及格的答卷。它訴諸中國革命：小資產階級的物質構成，卻要形成頭腦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太難。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換一付無產階級面孔，容易；甚至從理性上認同共產主義，也容易；然而，完成向無產階級世界觀的轉化，不容易。而且一旦離開強制，放任自流，便迅速向舊文化傾倒，斷送工農兵文化方向。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足以為證。

這是歷史的結論：沒有工人階級的壯大與成熟，就沒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確立與形成。

然而，毛澤東不信邪。他要“愚公移山”，他試圖在社會發展不充分的情況下，進行強制性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完成小資產階級在世界觀上向無產階級的升華，進而在無產階級世界觀指導下，促進生產力進步，改變小資產階級的階級結構。

主觀的自為被寄予厚望，精神的威力被過分夸張，毛澤東向主觀唯心傾斜，他掀動工農兵文化大潮，涌濤層層，卻聚起一堆泡沫。

涂抹政治。中國文壇再現公式化、概念化的荒唐。郭沫若早年對文學青年的“教誨”悄然行走江湖：“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英雄樹》，轉引自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文壇荒蕪。工農兵未成熟到可以寫出文藝作品，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又寫不好工農兵作品。郭沫若的筆鈍了，茅盾的筆鈍了，知識分子們的筆鈍了。胡風戰友舒蕪與路翎在通信中嘲諷：“試看今之官們，都是不動筆的，或是十幾年前動過筆的，何其可笑！”（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毛澤東置身尷尬。“大家都正煩悶于偏重農村工廠一類題材上，煩悶于正趨向公式主義的牛角尖的危機上。” （周文：《魯迅先生是沒有死的》， 轉引自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1953年，第二次文代會共識：反對公式化、概念化，反對圖解政治。

胡風堅持他的理論批判：“在所謂政治性這個‘左’的偽裝下面的反現實主義的內容，用偽裝出的‘政治’面孔的主觀教條主義的氣勢雄視一切。”（《論現實主義的路》）

胡風慷慨陳言。他堅信，只有他的文藝理論君臨文壇，才能催動社會主義文化園地百花盛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必刻意改造世界觀，其革命傾向完全可以在創作實踐中，“通過現實主義就會達到馬克思主義”。（《三十萬言書》）

然而，胡風的一廂情愿，并不為知識分子們領情，他們的“現實主義創作”，不是“一不留神”便滑進了《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滑進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心靈殿堂嗎？

“無產文學”何在？

毛澤東堅持工農兵文化方向，抵制舊文化回潮。他斬釘截鐵，寸步不讓：“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五四運動》）

胡風不以為然。

曾經，延安整風的三年“煉獄”，胡風在重慶，躲過一劫。

延安派人給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們“補課”，胡風拒絕。

然而胡風必須“補課”。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的威權及于全國，胡風躲不過這一劫。

其實，這是越出延安一隅遍及全國的整個知識分子群的“浩劫”。胡風扛起這個群體的“類型臉譜”，承受“浩劫”。

毛澤東要酣暢淋漓地演出一場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時代大戲。“封建階級或資產階級在作為歷史舞臺主角時，都要求并且獲得了文藝的主角地位，現在勞動人民更加千萬倍理直氣壯的要求這個地位。”（蔣天佐：《反對歪曲和偽造馬列主義》）

浩劫，從來是歷史進步為著質變的節點。

然而胡風看不到這個“節點”，他心里塞滿了文學的“小角度”。

胡風把自己擺在了革命祭壇前。

——胡風訴說延安時期王實味們的心聲。他以對藝術規律的推崇，向工農兵文化的“統一政治標準”痛下殺手：“文學的藝術規律決定了它是一種個性化的‘精神生產’，而這是無法用一種統一的‘政治標準’所代替的。”（見吳三元、季桂起：《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概觀》）

——胡風張揚延安時期王實味們的精神。他以擁抱人民的自為，搪塞開融入工農兵中接受再教育的動員令：“文藝作品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動態，創作活動是一個艱苦的精神過程；要達到這個境地，文藝家就非有不但能夠發現、分析，而且還能夠擁抱、捍衛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戰斗要求不可。”（《文藝工作的發展及其努力方向》）

——胡風重申延安時期王實味們對“特權”的抗議。他固守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主體地位，拒絕工農兵方向的強制規定，必欲折斷作家頭上的“五把理論刀子”。

第一把刀子：“作家從事創造實踐，非得首先具有完善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第二把刀子：“只有工農兵生活才算是生活”；

第三把刀子：“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三十萬言書》）

沒有經歷延安整風，胡風人生缺了重要一課。

解放前，胡風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是當作黨內文件來學習，而是作為一種文藝觀點來體會。”（梅志：《胡風傳》）

解放后，胡風更肆意指責：“‘下去’了才是‘生活’，‘上來’了就變成了沒有人民的‘太虛幻境’。這個大名鼎鼎的理論，使許多本來可以成長的作家漸漸衰萎。”（《三十萬言書》）

胡風精神很鼓舞他那個乳臭未干的戰友張中曉。張中曉搬弄學術術語，惡批《講話》：“壓殺真正的批評，壓殺新的東西……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機械的看法……應該驅逐這些庸俗的惡劣的說法。……關于魯迅雜文的一段，完全不對……根本沒有懂得魯迅……總觀全書，其本質是非現實主義。”（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后生可畏，小子張狂。然而卻是反動的張狂！

其實，從《武訓傳》到《海瑞罷官》，到……，知識分子們自詡的“學術討論”，不同程度地躍動著對毛澤東文藝路線的這個“張中曉張狂”。

20世紀50年代，林希翎指責《講話》過時，劉紹棠指責《講話》過時。

20世紀70年代，王蒙復出便宣泄心火：“全面橫掃，動輒在文化學術問題上搞徹底批判，罵倒一切，上綱上線……”（《話說“紅衛兵遺風”》）

20世紀80年代，晚年胡喬木竟也躋身其列：毛澤東批判《武訓傳》，“一開始就拒棄了文化藝術學術討論的思路，而引導為一場‘不由分說’的帶有政治傾向的文化批判運動……我可以負責地說，當時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非常極端，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轉引自林偉民：《中國左翼文學思潮》）

以胡公之份，如此“負責”，曾不汗顏？

毛澤東在天之靈，該當如何訓示：這不是“文化藝術學術討論”，而是顛覆舊制度舊文化的政治革命，它不能不“極端”，不能不“粗暴”，甚至不能不“片面”。

毛澤東說：“矯枉過正”！

魯迅說：“矯枉不忌過正。”（《魯迅年譜》 轉引自朱壽桐：《孤絕的旗幟》）

毋庸諱言，“過正”，反映出毛澤東、魯迅超越歷史進程的主觀激進；但不容否定，這恰恰是被壓迫階級壓縮在心底的反抗特權剝削的強烈呼聲。

被壓迫階級不需要“知識精英”和“清官”們從上面俯視的“人文關懷”，而需要掃蕩一切特權剝削的人民革命、人民專制、人民主權，以及人民新文藝。而“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為著新文藝，郭沫若的《女神》是嘗試，茅盾的《子夜》是嘗試，曹禺的《雷雨》是嘗試，老舍的《茶館》是嘗試；然而真的闖將，盡管不成熟吧，卻是《小二黑結婚》、《紅旗譜》、《創業史》、《艷陽天》、八個樣板戲。

這是文化舞臺主角的轉換，這是工農兵文化對舊文化的抗爭，這是以公有觀念顛覆私有觀念的偉大實驗。

八個樣板戲嘔心瀝血，精益求精，成就了工農兵文化的高峰。盡管依然不免公式化、概念化，但卻展示著新文藝的必由之路：“三突出”的藝術得失可以不論，其將舊文化對富豪大亨、才子佳人的“突出”，顛覆為新文化對勞動人民尤其工農兵英雄的“突出”，分明以開拓性的探索，為無產文學積下寶貴財富。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艱難的，然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需的。沒有這個“改造”，就沒有工農兵文化的新文藝。

從古至今，任何成功的思想改造，沒有不經歷自覺的強制。耶穌是這樣，奧古斯丁是這樣，盧梭是這樣，魯迅也是這樣。

胡風拒絕“強制”，并鼓動他的戰友乃至知識分子群抗爭毛澤東引導知識分子投身思想革命的大潮，他怎能不成為歷史進步的阻力而被無情掃除？

錢穆回憶：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擴大會議，郭沫若提出把胡風“作為反革命分子來依法處理”，與會700多人報以熱烈掌聲。（見林賢治：《中國作家與精神氣候》）

胡風被抬上革命祭壇。

周揚批判胡風：“片面地強調所謂‘主觀精神’，實際上就是拒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到工農群眾的實際斗爭中改造自己，在這個基本點上，他的理論是和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正相違背的。”（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茅盾批判胡風：“以為革命理論的學習是足以使作家‘說謊’，以為發揚作家的‘主觀’才會有藝術的真實表現。他們認為既然是革命的內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場……因此就抹殺了作家去和人民大眾的現實斗爭相結合的必要。”（《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性》）

胡風夫人梅志批判胡風：他參加土改，“不明白這不是去體驗生活，而是要改造思想，沒有來個大轉彎，進行自我批判……他還是死心眼地只想搞他的創作。”（《胡風傳》）

被胡風們斥為“叛徒”的舒蕪批判胡風：“我們過去一切錯誤的出發點，是硬要把自己傾向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追求過程，當作正確的革命道路。”（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胡風寫出《我的自我批判》：“局限于狹隘的實踐觀點而不能從政治原則看問題”，“在作風和態度上表現為長期地拒絕思想改造”，“對解放后的人民文藝運動采取了冷淡的態度”，“發展成為和黨所領導的文藝運動直接采取反對態度的嚴重錯誤”。（轉引自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不管胡風的檢討真誠與否，他已經說出了問題的實質——對革命的反動。

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默·戈德曼意識到：“如果胡風關于藝術創作的獨立性質的看法付諸實施的話，那就會挖掉黨所強制推行的整個控制體系的墻腳。”

不管戈德曼如何反感共產黨的“控制體系”，他已經透視了胡風對抗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內涵。

    可憐胡風，誤讀革命，且“拘泥”（魯迅批語）， 竟至終生不悟。去世前，“在大兒子曉谷問道毛澤東為什么將他打成反革命集團時，病房里的胡風只是說出簡單的一句：‘可能他嫌我不尊重他。’”（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不僅胡風。時至今日，多少“知識精英”以自己的多愁善感揣度毛澤東的個人好惡，卻無視毛澤東以偉人胸懷所擔起的開天辟地之使命。

什么是毛澤東的開天辟地？

不是建立新中國；而是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那扭轉人類文明史之乾坤的偉大實驗。

炎黃子孫，誰不置身其中？

1955年，胡風被批判了；時隔11年，批判胡風的周揚也被批判了。

1955年，公安部長羅瑞卿簽署了胡風的“逮捕令”；11年后，簽署胡風“逮捕令”的羅瑞卿也被逮捕了。

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第一任公安部長》中血淚斑斑：“這兩個悲劇的驚人相似之處確實帶有某種嘲弄意味……他們因為產生于同一陰暗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個人的命運。”（轉引自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曾經，胡風的夫人奔波在去往秦城監獄的路上；后來，羅瑞卿的女兒也奔波在去往秦城監獄的路上。兩個女人的柔弱之心，堅強地承受著命運的磨難。

確實，這不是個人的命運，而是祖國的命運，人民的命運。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這樣的命運？

是“陰暗背景”嗎？

無疑，極左制造了這樣的悲劇。

然而，極左后面的背景，卻是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強烈呼求，是公有制和公有觀念顛覆私有制和私有觀念的歷史使命的感召。

胡風意識到這個歷史使命了嗎？

羅瑞卿和他的點點意識到這個歷史使命了嗎？

一切在毛澤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受“迫害”的、沒受“迫害”的以及“迫害”他人的人們，意識到這個歷史使命了嗎？

                                    北京市寫作學會  薛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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