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華;官僚主義已嚴重威脅社會的穩(wěn)定和黨的執(zhí)政地位

    官僚主義：“指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做官當老爺的領導作風。如不深入基層和群眾，不了解實際情況，不關心群眾疾苦，飽食終日，無所作為，遇事不負責任；獨斷專行，不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主觀主義地瞎指揮等。有命令主義、文牘主義、事務主義等表現形式。官僚主義是剝削階級思想和舊社會衙門作風的反映。”

    官僚主義容易帶來社會不滿情緒累積，不安定因素增加，進而危害社會穩(wěn)定；極端情況下，將帶來革命；自改革開放以來，使得官僚主義再度成為黨和人民的大敵，成為中國社會的大敵，它使得“官”和“黨”混在一起，破壞了黨的品牌形象，破壞了黨群關系，已經嚴重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wěn)定、威脅到黨的執(zhí)政地位。

    2011年5月26日上午9時左右，江西撫州市檢察院、區(qū)政府大樓和區(qū)藥監(jiān)局大樓，接連三聲巨響，一起連環(huán)爆炸案發(fā)生了。據報道，目前為止，僅有6人受傷，3人死亡的消息，一輛桑塔納轎車被炸毀。這起連環(huán)爆炸案，是令人觸目驚心的，2010年12月25日，錢會云死了，據說是死于普通車禍，但大多數民眾都認為是死于暗殺謀害。2011年5月26日，錢明奇死了，據說是死于恐怖襲擊，但大多數民眾都認為是死于正義反抗。他們兩個人身上有太多的共同點，他們兩個人都屬于長期上訪者：錢會云上訪6年，錢明奇上訪10年；錢會云因強征上訪，錢明奇因強征上訪；錢云會為集體上訪，錢明奇為個人上訪。他們兩個人的事件都具有轟動性，兩個人都是非正常死亡，兩人都用死來為他們的上訪畫上了一個并不算完的句號和一個鮮紅的感嘆號。錢明奇的死是有準備的：錢明奇在微博上說，他以前沒有做唐福珍、汪加正，今天也不愿做錢會云和徐武，他就想做董存瑞。錢會云的死是防不勝防的：錢會云明知他們會有所行動，也采取了許多防身措施，如不在家里睡覺、戴特殊功能手表等，但仍沒能幸免于難。

      我建議;各級黨和政府領導人向社會公眾公布聯系電話，使有冤屈的人民群眾有冤有處訴，各級黨和政府領導人接訴后要直接或派人去查處。也可以成立幾個真正有權的巡查組.由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組成.不定時.不打招呼地到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并有權直接查處各地各類黨政官員的違紀犯法案件.此舉一能克服各地黨政官員天高皇帝遠的思想.二能打擊地方保護主義.三還能體現中央的權威.這個欽差大臣之制度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從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錯案.大都是欽差大臣出來才得以解決的.巡查組到地方時,要先暗訪幾天，然后通過各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暫駐地址.電話.方便舉報人舉報.這樣也就是真正人民監(jiān)督官員。上級監(jiān)督下級才是真正的監(jiān)督，無權的人民群眾監(jiān)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權力監(jiān)督黨政干部行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監(jiān)督黨政干部行為.才能真正強有力監(jiān)督地方黨政干部的。決不能犯官僚主義當中轉站，若人手不夠，可以多招聘人員。不要以任何借口轉交到當地讓當地自行查處，如果在當地能得到解決,誰愿意冒著被打斷腿，被強奸，被送入精神病院，被拘留、被攔截、被恐嚇、被追捕的風險千里條條來北京訴冤。

    如果全國人民都知道國家主席的電話，或國家主席每周能安排一天時間親自接待人民來訪,再或成立幾個真正有權的巡查組.由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組成.不定時.不打招呼地到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并有權直接查處各地各類黨政官員的違紀犯法案件.我敢保證哪一級黨和政府都不敢有天高皇帝遠的思想.都不敢有官僚主義思想，都不敢不把老百姓的事當回事。都不敢說你你告到中央，告到聯合國去我也不怕。

    也許有人認為;國家主席是管國家大事的，也沒精力和時間去管老百姓的小事，我認為;起初會有大量的工作量的，只要能堅持這樣的制度，以后就不會出現人民有冤屈的事的，就是出現了，當地黨和政府也會及時解決的，誰也不想讓上面知道自已無能，當然要規(guī)定;人民有冤屈要一級一級來訴，不能直接就向國家主席訴，比如一個村民有冤屈，先向鄉(xiāng)鎮(zhèn)黨和政府訴，得不到解決了,再向市縣區(qū)黨和政府訴，向市縣區(qū)黨和政府訴得不到解決了，再向省級黨和政府訴，向省級黨和政府訴得不到解決了,再向國家主席訴，另外要規(guī)定走法律程序解決不了的才可以訴。同時要規(guī)定對亂訴者懲處制度和追究各級黨和政府無能的責任制度。

    目前信訪局發(fā)函交辦的信件，一般直接轉交給有權處理機關，只要有權處理機關在接信后能給發(fā)函信訪局一個問題處理的報告，信訪局則視同問題已經處理。至于是否處理到位，信訪局無暇過問。信訪局有權對處理機關的調查過程、調查處理情況、問題解決情況等進行跟蹤核實，但這個權力幾乎被荒廢。這樣一來，辦信工作就變成了簡單的收發(fā)信件工作，顯然與人民群眾對辦信工作的要求不符。流程圖：信訪人—國家信訪局(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省信訪局—市信訪局—縣信訪局—被投訴部門（沒解決）被投訴部門編造一份假的說明材料給信訪部門，這事就算解決了，天下和諧。

    現行信訪制度最大的毛病就是信訪部門沒有實際權力,結果必然淪為收發(fā)室和中轉站,告狀的信回到被告手中.各地的信訪局都是隸屬于當地黨政的領導下，與本級政府的各部門都是平級單位，而且信訪局對違規(guī)辦理信訪案件的部門只有轉辦權和督辦權，而對違規(guī)人員沒有直接處理權。信訪事項實行的是“屬地管理，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所以信訪局在辦理同級的信訪事項時實際只起到了一個“收發(fā)室”的作用。信訪工作只是“來信轉轉，來訪談談”一般到國家信訪局上訪的大多是在地方上冤屈沒有得到解決的,如果在當地能得到解決,誰愿意千里條條來北京訴冤。國家信訪局若不直接查處上訪案件，地方官也不把國家信訪局放在眼里，各地方官員心理就有天高皇帝遠的思維，總想著，你告到中央去也得轉回來當地查處，怪不得有些地方官員說，你別說告到中央，你告到聯合國去我也不怕。

    古人上訪既不非法也不違法，男人不用擔心被打斷腿，女人不用擔心被強奸，男女均不用擔心被送入精神病院，當然更用不著擔心被拘留、被攔截、被恐嚇、被追捕，只要備足盤纏，到達衙門口擊鼓鳴冤，官員就得放下手中公務升堂受理，不敢有絲毫怠慢。古代官員注重為官聲譽，又大多秉承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不敢胡來，為卸任告老還鄉(xiāng)計，至少在家鄉(xiāng)父老鄉(xiāng)親面前不敢隨意耀武揚威，權力也非常有限，至少無權隨意拘禁訪民。河南一農民欲用鄉(xiāng)長茶杯喝水被拘7天，福建一婦女向市委書記下跪喊冤被拘9天，大批群眾到遼寧省莊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敗的問題，要求市長出面接待但遭拒，于是在政府大樓門口集體下跪，河南內鄉(xiāng)法院盡然在門口懸掛標語：上訪一次拘留、上訪二次勞教、上訪三次判刑，《深圳明確14種“非正常上訪”禁止到中南海天安門》。

    “各位與那些昏官有什么親，又與那些來告狀的人有什么仇？”說這句話的是東漢順帝時的尚書仆射虞詡。這個職務相當于副總理，虞詡身居如此高位，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確實難能可貴。更可貴的是，他居然為一介訪民當面糾正皇帝圣旨。當時，寧陽縣的一位秘書（主簿）為了替縣令伸冤，不遠千里來到京城告御狀。這位秘書連續(xù)遞了上百次奏章，竟然始終無人問津，一擱就是六七年。該秘書不得已最后上書給順帝，言辭至為激烈：“臣是陛下的兒子，陛下是臣的父親。臣連續(xù)上了數百次奏章，竟然無一受理，難道讓臣北上到匈奴單于那里去伸冤告狀嗎？”這封信順帝倒是看到了，龍顏大怒，后果很嚴重。尚書們根據順帝的意思，判寧陽縣主簿為大逆之罪，按律當處以死刑。時任尚書仆射的虞詡在順帝面前據理力爭：“寧陽縣主簿所申訴的，是他上司的冤屈；他一連上了數百次奏章都沒有送到陛下的手里，這是相關部門的過失。”聽罷虞詡的話，順帝認為言之有理，下令赦免了這位主簿的死罪。事后，虞詡責問尚書們說：“小民有冤屈，費盡千辛萬苦，不遠千里來到京城告御狀，卻不被受理，這難道是我們做臣子們的道義嗎？各位與那些昏官有什么親，又與那些來告狀的人有什么仇？”

    現在的中國國家信訪局不但當了中轉局，還放任各地警察和官員在中國國家信訪局門口非法抓捕上訪人，你說老百姓到何處說理？古時有人說有冤屈北上匈奴伸冤告狀,難道現在要人說有冤屈南下臺灣伸冤告狀嗎？

    我認為中國政府應該給國家信訪局更大的權力。或讓信訪局把上訪案件轉交中紀委和監(jiān)察部與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直接查處，這樣才能使人民的冤屈得以徹底解決。也能使各地官員不會有天高皇帝遠的思維，及時查處冤假錯案，以后來北京上訪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否則，會越積越多。永遠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希望中紀委和監(jiān)察部與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不要犯官僚主義，不要把案件轉回當地查處。要負起責任直接查處，為民解憂,伸張正義。

    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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