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站出來說：毛澤東發動文革不無道理

我們可以承認中國共產黨“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經濟制度”的合法性，卻不承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請讓我發表一下我的看法，闡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合理性，及批判我們中國學者面對改革開放的春風“隨風倒”的弊病和尷尬行為。

在我看來，文革不能否定，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是為中國社會主義著想，只不過是因為被人利用了。如果目的正確，中途出錯了，我們完全可以改正。而文革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了，反革命集團期望“天下大亂，篡黨奪權”，很顯然，錯不在毛主席，而在反革命集團的野心和中國當時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環境。毛澤東的原因是次要的，反革命集團的原因是主要的，而中國的時代環境所造就的狀況是根本的。

二、毛澤東是被利用的，毛澤東的錯誤是次要的

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里說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理由：“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從現在來看，毛澤東這些論點在當時確實有點高估當時的局勢。但是，請注意，中國共產黨建立于1921年，到1956年，35年！中國共產黨經歷了35年的“血的奮斗”，建立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取得的成就，容易嗎？無數的革命烈士用“血和淚”鑄就的革命的果實，我們中國共產黨有什么理由不去捍衛？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將近半個世紀之際（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用無產階級專政來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的果實，這有錯嗎？劉少奇、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被“誣陷”，請問這是毛澤東誣陷的嗎？《決議》中清楚的寫到：“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這足以證明誣陷他們的不是毛澤東，而現實中，為什么有些人總是把這種“誣陷”和毛澤東聯系起來呢？好像是毛澤東誣陷了他們，迫害了他們。在一個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尚未脫離封建思想影響的中國高層政治中出現“領導人一言堂”現象再正常不過。

粉碎四人幫后首先要做的事情應該是變革上層建筑中的法律制度，尤其是權力制約機制，而不是為擔心上層建筑不易變革，率先調整經濟基礎，盡管看上去“先變革經濟基礎，再調整上層建筑”的方式符合在同一制度內的改革路徑。

三、改革開放，改革經濟基礎，開放上層建筑？

這個短標題顯然不符合現今“改革開放”的實際定義，我需要談一談改革開放的“趣味性”。改革開放是建立在對文化大革命否定的基礎上的重大決策。

這個決策的實際行動是，第一，“變革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進而緩慢改變中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公有制”演變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第二，“中國共產黨是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代表者、社會主義工農聯盟專政”演變成“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先分析第一條，請問文革的錯是什么？是公有制經濟基礎的錯誤嗎？我想大家都會說是“毛澤東的錯誤發動，反革命集團的利用”，是，我們的學者現在是這么講的，不過我們的學者還說“中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們不能實行絕對公有制經濟基礎”，嗨，之前，我們的學者還說1956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必要的”、是“必須的”，怎么現在來了個大轉彎呢？這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國落后生產力的水平決定了我們不能實行單一公有制，這是違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基本矛盾運行規律”的，毛澤東發動文革是違背這一規律，是受這一規律制約的。那么說，我們1956年的改造是錯誤的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學者們把同一問題“給出兩個不同的分析結果”。應該怎么做，才能解釋清楚這個問題？答案就是，文革結束后不應該先變革經濟關系，而應該先治理上層建筑中的法制問題，當遇到阻力時，再變革經濟基礎也不遲，事實上，沒這么做。

再來分析第二條，“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稍具政治學理論知識的人們都知道，這不是作為一個政黨的綱領，這是作為一個政府的宣言。我們知道，政府是執行機關，是行政機關，政府的對象是整個國家，從口號上宣傳的是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而政黨卻不同，政黨就是代表特定階級的利益的，不亂搞“大包攬”，“大包攬”的直接后果是“想擴大群眾基礎，卻失去群眾基礎。”我們看，現在社會中的任何“壞的問題”，不管是“歷史的、客觀的”、還是中國共產黨“非人為”的，人們都一股腦的抱怨、指責中國共產黨。這就是大包攬的弊端，與其做個“老好人”，倒不如“就愛一個階級”。

四、改革開放提0高了生產力發展速度，可是財富分配問題可以解決嗎？

市場經濟不是奴隸社會的產物，同樣不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它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特定的產物。請注意我的觀點，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書上通常這樣說，“市場經濟是一種以市場為基礎進行資源配置的經濟制度。”這個定義好簡單，這定義在政治經濟學面前遇到了以下問題，“市場是什么？”“誰是市場的主體？”“市場中的主體是否存在對立關系？”“這種對立關系人格化后是什么？”“企業主是什么？”“職工是什么？”“雇傭勞動制存在不？”“雇傭勞動制存在的企業如果是私營的，這就是資本家企業”。這種情況令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異常尷尬的局面，在課堂上不承認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在私下又異常郁悶，偷偷議論。

你是不是又要告訴我“公有制為主體決定著我的經濟基礎以及建立于之上的上層建筑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好，我正準備來論述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者認定的理論，我們用這個理論證明“僅靠公有制為主體不能決定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性質”，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中包含“生產資料歸誰所有、產品如何分配、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這三個要素是互相聯系、密不可分的，“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就是我們的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產品如何分配”就是我們現階段的分配制度，“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就是企業主和雇員等關系的綜合表現。我們僅僅認為公有制占主體就決定著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未免太過簡單，否則我們就可以直接了當的說，我們中國是就是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必要加上任何特色。很顯然，我們目前的生產關系中是矛盾的統一體，這種三個矛盾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被確定為主要矛盾。我認為，不合理。

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雇主和雇員三者的關系決定著中國社會的性質，只要私有制存在，雇傭勞動制所帶來的“財富分配不均”問題永遠無法解決。為了保證中國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權力必須牢牢掌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我們在改革開放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關鍵，但是需要設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考察體系，“是不是堅持了？”“偏了沒有？”都需要考量。

不久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一個在1956年被改造的資本家，假如他當時的年齡處在35-45歲之間，那么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處在57-67歲之間的他，頭腦肯定清醒，他根本不會忘記20年前被消滅的企業制度的“誘惑性”，他會想盡辦法或協助他的子孫組建新的企業。改革開放后迅速崛起的大量企業的背后動力是什么？很顯然，這是一些人回憶起了20多年前的事情。”

實在遺憾，我們既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也不能建立超越生產力水平的經濟關系。但是，只要我們遵循社會發展規律，我們就能獲得歷史的認可。

1956-1976：20年，這“是”一個擁有著純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人們卻吸附著揮之不去的封建思想的社會主義中國。

1976-2016：40年，這“是”一個參雜著多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人們卻剝離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社會主義中國。

毛澤東錯了嗎？沒有。鄧小平錯了嗎？沒有。誰錯了？誰都沒有錯，歷史的發展，多因素的綜合體。你可以說：“王佩，你沒有觀點，你沒有找到歷史發展的主要矛盾”。沒關系，你可以說我帶有“形而上學”的哲學觀，但是我相信形而上學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理性的推理和邏輯去研究不能直接通過感知所得到的問題，這是形而上學的魅力。歷史的發展總是不能通過預先感知，而必須通過實踐來證明的。

正視歷史，展望未來。

本文作者：王佩，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 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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