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戒了紅燒肉（歷史，紀實）
—謝春濤

    一、領袖與群眾同甘共苦
　　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獲得人民群眾支持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黨及其領袖毛澤東擁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澤東等領導人反對特殊化，與群眾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黨和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中共中央沒有隱瞞災情，而是及時地把困難情況告訴人民，共克時艱，只用了三四年的時間，就克服了國民經濟衰退的巨大困難。如果沒有黨和毛澤東所形成的威望，這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當時因經濟困難，為減輕國家的經濟供應負擔，要精簡那些在“大躍進”中從農村招工到城市里的工人和他們的親屬，從1961年年初到1963年6月，全國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城鎮人口2600萬。廣大職工、干部顧全大局，體諒國家困難，表現了很高的覺悟，使這一工作進行得很順利。作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曾深有感觸地說：下去這么多人，等于一個中等國家搬家。在中國依然貧困交加的情況下，沒有哪個政權能夠這樣做并且保持社會穩定，只有我們才有這樣做的群眾基礎。1979年11月，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副部長以上干部會上也指出：“那個時候為什么能這樣做？那一次調整國民經濟進行得比較順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黨和群眾的關系密切，黨的威信比較高，把困難擺到人民面前，對群眾講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單單兩千萬人下放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黨和政府沒有很高的威信是辦不到的；即使辦到了，也會社會事件頻發而不穩定?！?985年8月，鄧小平在同津巴布韋非洲民族聯盟主席、政府總理穆加貝談話時又一次指出：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那時，我們黨和毛澤東主席由于長期斗爭歷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們把困難的情況如實告訴了人民，并且在毛主席率領下采取了比較切合實際的政策、步驟和方法，1962年就開始從困難的境況中恢復，1963年、1964年情況比較好”。
　　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期，人民群眾的生活十分困難。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感同身受，帶頭勒緊褲帶過苦日子、渡難關。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就高級干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問題發出指示：“有關特需供應的規定，范圍宜定得小些，標準宜定得低些”，“實行副食品特需供應的照顧面，對黨外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可以稍寬，對黨內干部必須從嚴。不宜不分黨內外，籠統地規定某一級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應”?！皥猿诌@一條，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為了便于團結、教育和改造黨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顧他們一點，群眾是不會有多少意見的。但是，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干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后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的處理，其后果就很嚴重。干部生活特殊，脫離群眾，從眼前來說，會損害黨群關系，妨礙我們帶領群眾來戰勝困難，渡過災荒；從長遠影響上看，則勢必對干部的思想發生腐蝕作用，發展下去，就有出現‘特殊化’的危險?！边@一規定在執行中，第一類的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供應標準是：每戶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第二類的人大、政協在京的常委，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長，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長、高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的副秘書長，各民主黨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級人員，供應標準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級煙兩條，雞蛋三斤。對于雞蛋一項均看貨源情況，少的時候少供應，沒有的時候不供應。

    為作表率，毛澤東本人中斷了愛吃的紅燒肉。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過了三個生日。從歷史檔案保存下來的菜譜看，毛主席這三個生日都過得相當簡單，沒有酒，沒有壽糕，也看不出絲毫喜慶的氛圍。1962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69歲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僅喝了一碗麥片粥。早餐時，毛澤東請了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吃，菜譜上記載著這樣幾道菜：“干燒冬筍、油爆蝦、白汁鯉魚、雞油冬瓜球、炒生菜?！?BR>　　同時，毛澤東自降工資，將工資由一級每月600元降為三級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沒有改變。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帶動下，1960年9月11日，國家計委黨組、勞動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交了《關于當前勞動力安排和職工工資問題的報告》，報告提出：“根據最近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指示，為了進一步地縮小高、低工資之間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領導與群眾的關系，我們對降低國家機關十七級以上黨員負責干部的現行工資標準提出如下建議：三級（包括原來的一、二級）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級降低百分之十；五級降低百分之八；六級降低百分之六；七級降低百分之四；八級降低百分之二；九級至十七級各降低百分之一。企業、事業單位中相當于國家機關十七級以上的黨員干部的工資，應該同樣降低。軍隊中的黨員負責干部的工資，也應該相應地降低?！倍胺屈h干部的工資標準，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級以上黨員干部的工資的措施，從今年十月份起執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家計委黨組、勞動部黨組的指示，認為這個報告所提出的各項措施是正確的，望即布置執行，并提出“黨員領導干部的工資，今后幾年內應當逐步降低，以縮小高低工資的差距，并利于帶動群眾艱苦奮斗，勤儉建國”。
　　1979年11月，鄧小平專門就此事指出：“我們曾經提出過，怎樣使高級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眾生活比較接近一點，我們曾經把高級干部的工資標準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確規定高級干部的工資標準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廣大干部和職工的工資，改善群眾的生活?！?BR>　　中國社會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國家的集體主義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親族共同化解；國家有難，仁人志士毀家紓難。中國古代典籍《戰國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之語，講述的是發生在燕國的一個故事：燕國太子繼位后，無論誰家有婚喪嫁娶等事，他都親自過問，與百姓同事安樂和悲苦，最終把燕國治理得國富民強，受到舉國上下的一致擁戴。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與群眾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擔當意識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獲得群眾支持的重要舉措。
　  二、勇于擔當責任的毛主席
　　對于“大躍進”造成的浮夸現象，毛澤東主動公開宣布承擔了責任。勇于正視錯誤、修正錯誤之后，國家繼續發展才會有正確的方向。

    在1962年初召開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地、縣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一些重要廠礦和部隊的負責干部參加的共約7000人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BR>　　7000人大會后，劉少奇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把7000人大會的精神向黨外民主人士通了氣，說明大躍進“浮夸風”的責任在黨，主要責任在黨中央。周恩來就政府工作中的問題代表國務院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出席會議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為中國共產黨襟懷坦白、敢于承認錯誤和認真糾正錯誤的鄭重態度所感召，紛紛表示愿與共產黨同舟共濟，團結一致，克服困難。
　　對“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是刻骨銘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誡說:“這些教訓都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965年隨著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一些領導人頭腦開始有些發熱，又想大干快上。毛澤東這時比較冷靜，他提醒說:“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薄拔铱创蠹蚁攵喔?，你們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根據客觀可能辦事，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對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緊。總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喪失民心，……脫離老百姓毫無出路，搞那么多就會脫離老百姓?！?BR>　　對于如何看待“大躍進”的錯誤，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有過兩次講話。1980年2月，鄧小平指出：“我也犯過錯誤。……1958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1980年4月，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說：“‘大躍進’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不能歸咎于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BR>　　中央領導人這種主動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引以為戒的做法，并沒有使黨和毛主席的形象受到損害，反而得到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擁護。
　  失敗是成功之母，中國人總是善于把錯誤作為正確行動的先導。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國內曾經興起一股歪曲污蔑毛主席的風潮，畢生追隨毛主席的黃克誠、曾經丟職后再次復出時的黃克誠，隨即針對性地指出：“從整個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從十億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從怎樣做才有利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有利于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出發來考慮問題、來看待毛主席。多少年來，舉世公認毛主席是我們黨和國家的領袖，是中國革命的象征，這是合乎實際的。” 

    1980年8月21日、23日，鄧小平兩次會見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問。在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鄧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八麨橹袊嗣褡龅氖虑槭遣荒苣⒌?。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