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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華;影響中國崛起的是貪官奸商洋奴漢奸與日本美國歐盟俄國

陳中華 · 2011-04-09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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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中華;影響中國崛起的是貪官奸商洋奴漢奸與日本美國歐盟俄國

      陳中華;影響中國崛起的是貪官奸商洋奴漢奸與日本美國歐盟俄國

    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著勢力的外部擴張。起碼歷史的經驗,會讓人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周邊國家甚至美國的警覺,為了消除這種焦慮,中國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但由于對概念的內涵解讀不同,并無助于世界了解中國最終到底要走向哪里,因此,科學地界定中國崛起的目標就顯得十分緊迫和必要。

  一、目標分析

  (一)政治目標:探索國家長治久安之路

  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指導,繼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借鑒外來文化的精華,探索出一條能夠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路子。即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外國稱之為“中國模式”。

  (二)經濟目標: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社會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等富貴,均貧富”成為歷朝歷代農民起義追求的目標。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真正實現了“均貧富”的目標,但同時也帶來了共同貧窮。鄧小平時代,中國走向了富裕之路,但同時社會貧富差距拉大,也給社會的穩定帶來了隱患。

  現在,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位居世界第二,在可預見的將來,與追趕者的差距還會被繼續拉大。中國不應該也沒必要把GDP世界第一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1840年的大清王朝GDP世界第一,可依然被一支七千人的英國海軍打敗,從此開啟百年噩夢之路。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忠于自己的理想,以實現本國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GDP、人均GDP,作為最高追求。

  (三)國防目標:消除外來威脅,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

  古往今來,富國強兵都是崛起大國的顯著標志。在富國基礎上的強兵,國家才能安享太平,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中國歷史上的宋朝富庶程度不輸漢唐,但最終卻被北方少數民族所滅,重文輕武是根本原因。因此,中國崛起,必須要學漢、學唐,莫學宋!

  當前,中國內有臺獨、藏獨、疆獨分子伺機作亂,外有領土爭端及強權干擾,可謂內憂外患。不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崛起只是一句空話。

  (四)文化、教育、科技目標:創造世界最先進的文化、教育和科技,為人類發展做貢獻

  曾幾何時,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國家之一,古老的四大發明為人類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卓有成效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輻射到日本、朝鮮、東南亞國家,使中國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中國周邊國家與中國一道,被稱為“儒家文化圈”。

  中國崛起,從文化角度講,也可稱為華夏文明的復興。自從中國社會承襲儒家文化以來,侵略性就失去了生存的理念基礎。因此,同是遠洋航行,西方帶去的是殖民,而中國帶去的絲綢和瓷器。中華文明的復興,不能走西方強權崛起的擴張之路,但成為地區文化、教育和科技的中心應該當仁不讓。

  二、影響中國崛起的因素分析

  (一)內部因素:貪官、奸商、洋奴

  所謂貪官,就是利用手中職權,無償地占有公共資源的當權者。奸商,是指采用不法手段謀取暴利者。洋奴則是指在精神上完全被西方俘虜者,在戰爭年代稱之為漢奸。中國網絡民調顯示,貪官位居中國崛起制約因素首位。

  貪官對中國崛起的危害在于:一是少數貪官無償地占有公共資源,導致大多數民眾生存環境惡化,造成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如不有效控制,必然會導致激烈的社會動蕩;二是貪官在斂財時往往把自身定義為政權的代表,以黨和政府的名義為自身的利益辯護。例如,中國某地方官員曾這樣質問記者:“你是在為黨說話,還是在為老百姓說話?”這樣,普通百姓對貪官的厭惡很可能轉化為對中共政權的不滿,從而動搖統治根基。

  奸商的存在,取決于行政當局的容忍程度。奸商以不法手段牟利,必然會尋找貪官作為保護傘。二者的結合,便會產生官僚資本和黑金勢力,對社會產生極大的破壞力。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老虎,由于打擊對象是有官僚資本背景的奸商,結果無果而終,因為蔣氏家族本身即是官僚資本,打擊奸商即是打擊蔣氏自己。打老虎失敗,標志蔣氏王朝已經從頭爛到腳,無藥可治,使人民徹底失望,從而紛紛倒向共產黨一邊。

  現在中國政局比較穩定,主要得益于中國有一個勤勉、高效、廉潔的中央政府。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對中國都多大偏見,都不得不對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的人品及能力表示敬意,相信地球人都不會指責他是貪官。正因為此,中國的老百姓雖然對地方政府的貪官頗多微詞,但對中央政府則贊賞有加。中國崛起的希望就在這里。

  但是,假如中共政權的繼任者無法像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政府這樣有效控制貪官和奸商,導致老百姓對當局失望,洋奴就會抓到可乘之機,打著“反腐敗、爭民主”的旗號,像現在中東北非一樣,號召老百姓顛覆政權,從而使中國陷入蘇聯和東歐那樣長期的動亂和經濟衰退,崛起亦宣告失敗。

    腐敗的危險,在于不滿情緒的滋生和漫延。不光是人民不滿,腐敗者自己也有怨氣。因為在每一個腐敗者眼里,總有一個比他級別高的上級,他固執地 (往往也符合實際)認為,那個大家伙比他貪的更多。腐敗所得由于是一種暗箱收入,別人貪沒貪,貪的比自己多還是少,比自己容易還是難,只能靠想象和揣測。貪者總愿意夸張地計算,雖然既使夸張,也未必脫離事實。 

  不根除腐敗,怨氣難平。給予優厚待遇,如公務員和部隊的待遇,也抵不住腐敗、特權造成的憤憤不平和切齒痛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所以,溫總說腐敗最危險,我認為反腐最迫切。官員腐敗問題是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均與官員腐敗有關.這我就不多說了.

  懲治腐敗對執政者是意味著利益的巨大損失甚至生和死的選擇,對于怎么懲治腐敗,我認為不但要理性還要有切合實際和穩妥的措施,要以“既往不咎,未來是天”為方針掃除懲治腐敗中的障礙, 以免造成官員恐慌國家混亂.1993年韓國“總統”金泳三以身作則,在腐敗積重難返的韓國閃電推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暴中,數千名官員受到懲處,包括國會議員、法院院長、部門長官、空軍和海軍總長等高官顯要,一度造成政局恐慌。中國如果經歷這樣的反腐力度,政治和社會能不能繼續保持穩定的局面,是個很現實的問題。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嚴懲警察腐敗,三年間兩百多名警員入獄,最終導致1977年香港警員上街沖擊廉署。在此壓力下,港督當夜頒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對1977年10月1日前的貪污行為停止追究。港督為了讓廉署這個重要機構生存下去,做出的一次艱難但正確的讓步。既要破除官員的心理抵觸又要避免社會動蕩的現實考慮。 

  領導干部腐敗之風有越演越烈之勢,腐敗之風多年來無法根除,與反腐手段沒有創新及制度缺陷有不可分割的關系。懲治腐敗要有切合實際和穩妥的措施,給貪官出路就是給我們國民自己的出路.其實以前的貪官污吏.大部份還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誰也不會天生就會貪污受賄的.如果不讓中國以前的貪官污吏放下包袱,他們天天擔心被查處,無心執政,國家怎么發展呢.如果外國手里掌握著貪官污吏把柄,他以公布來威脅,中國的貪官污吏們怎么對外國強硬呢.如果沒有切合實際的辦法,天天只喊懲治腐敗的口號,中國腐敗問題怎么能得到徹底解決呢. 

  如果人民不放過一次貪官污吏,那么后果很嚴重,這些大量的資本轉移到它國,肥了敵國,當然他們情感上也不愿意流落他鄉,愿意生活在這片土地上,他們不愿意坐牢,就是他們坐牢,也只能增加人民的負擔,更何況誰會傻到坐以待斃,如果人民不能原諒,就這么對峙下去,腐敗一代接一代,人民最受傷,其后果就是經濟趨向崩潰,最后受傷的還是老百姓,重新積累資本,還有消耗多少資源,多少環境的代價。如果人民原諒了,那么資本留在國內,或者流出的資本重新流入國內,無論怎樣,他們的后人都會生活得很自在,這是現實,有錢哪里不能過好生活。我和大家一樣恨貪官污吏,但不能意氣用事,應當考慮到最有利于百姓著想,他們坐牢與不坐牢,我們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如果這些資本都留在國內,自然有利于人民,所以,我認為人民原諒更有利于人民,不過要有個條件,他們必須退回非法所得,希望大家理性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只有赦免以前的貪官污吏,才能懲治以后的貪官污吏.在法律上實行赦免制度:對之前的貪官污吏在規定時期內退還不法收入的,不論干部職級,不論問題大小,一律免除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法律責任,原政治、經濟、生活待遇不變;對沒有按期退還不法收入的,政治上,一律開除公職,并存檔備案,永不敘用;經濟上,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并處以高額罰金;法律上,按刑法的最高標準處罰.

  總歸一句話;不管什么問題,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總比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好.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后一般總是兩敗俱傷的。目前中國的官員可以說是貪官污吏比清正廉潔的多,解決辦法無非二個,一個和平的方式一個暴力的方式。難道我們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嗎?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就會引起貪官污吏帶著貪來的財物逃向外國,還可能造成國家混亂的嚴重后果,遭殃的還不是我們國家和人民自已嗎?

  為了國家的穩定.發出通告;對以前的貪污腐敗.違紀犯法的官員.采取不懲處的辦法.讓他們30天內自首.交出以前的不法收入[可以設立一個公開退款帳號.讓他們向公開帳號退款],不追究任何責任.不撤職.不公開,還要為其保密.解除他們的顧慮,對不自首的一定要嚴懲.其實現在這些貪污腐敗分子,大部份還是因以前制度不健全而造成的.誰也不會天生就會貪污受賄.違紀犯法的.給他們一次自改的機會.以免他們攜款逃跑[出國].迫急了還可能給我們國家帶來混亂的.為了國家的穩定及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樣做會得到全國人民及黨政官員擁護和理解的.讓現有的貪污腐敗.違紀犯法的官員放下包袱,專心地執政,否則,他們天天擔心受怕被查處,他們還可能天天只想怎么不被查處。那里有心執政呢?官員無心執政,國家怎么發展呢?政府怎么為人民服務呢?另外,他們不自首,查他們是不容易的。若不這樣做.中國的貪污腐敗問題永遠得不到徹底解決的.赦免以后要制定新的制度預防腐敗.新的制度應遵循以下八點。

  1.期限過后,號召全國人民檢舉揭發。要激勵人民群眾舉報.按貪污受賄官員被查處金額的百份之五十獎勵給舉報人,[也許有人說獎勵太多,我認其實不多,如果沒舉報人的舉報,大部分貪官污吏是很難被發現的,且舉報人是擔著被打擊報復風險的],另外,做好保護舉報人工作.對保護舉報人不當的司法人員要從嚴懲處.

  2. 規定接受舉報的司法機關應直接去查處.不能當中轉站.轉到當地去查處.轉來轉去往往又轉回到被舉報人手里去了,接受舉報的司法機關一定決不能犯官僚主義.

  3. 立法規定.按貪污受賄一萬判刑一年計算,二十萬以上包括二十萬的判死刑。只有嚴厲的刑罰,官員才能望而生畏,不敢貪污腐敗。做到清正廉潔。

  4.司法機關還要主動出擊.不能在機關里等著舉報才去查處.另外,以后不要只抓大案要案.不抓小案.其實大要案都是從小變大的.這和一個人生病一樣.小病不治變大病就不好治了.

  5.立即更改法律法規.對自首的行賄人及配合司法機關調查的行賄人不要定罪.按一般的舉報人對待并給予狀勵.對不配合司法機關調查的行賄人要與受賄人同罪對待。此舉是解決行賄受賄問題的最有力措施.最了解受賄人就是行賄人!現在對行賄人的處罰比受賄人還嚴厲,簡直就是逼著他們結盟!行賄若無罪,受賄人就會自危,怕行賄人過河拆橋而不敢受賄.行賄人也就無處行賄了.行賄受賄問題也就解決了。 

  6.撤銷各地紀檢和監察部門. 只留中紀委監察部作欽差 .目前各地方紀檢監察部門作用實在太小,很多都與地方行政官員同流合污。比如市紀委書記要受到同級的市委書記管理。市監察局要受到同級的市長管理. 各地紀委與被監督對象聯系密切,紀檢人員與查處對象低頭不見抬頭見,縱使不直接認識,想托點關系也不難。畢竟真正的黑臉包公還是少數,況且歷史上那位也未必就像戲臺上演得那么好。既然如此,中紀委就應該考慮推廣異地辦案的路子。雖然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什么都不熟悉,但不要忘記了,舉報人是群眾,只要真心辦案,并不缺少支持力量。欽差就是巡按,唐天寶五年(746),派官巡按天下風俗黜陟官吏,巡按之名始此。明永樂元年(1403)后,以一省為一道。派監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視,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稱巡按御史,又稱按臺。巡按御史品級雖低(監察御史為正七品官),但號稱代天子巡狩,各省及府、州、縣行政長官皆其考察對象,大事奏請皇帝裁決,小事即時處理,事權頗重。清初亦有巡按御史,其好處有。增加中央對地方的監察力度,防止地方上山頭林立,對中央指令陽奉陰違,對加強中央的權威有巨大的作用。其次可以有效的緩解百姓對地方政府的對立程度。讓百姓有可以控訴、申告的地方。對換回百姓對黨的信任有重大的作用。中美創新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建議;撤銷各地紀檢和監察部門. 只留中紀委監察部作欽差.成立一個真正有權的巡查組.由中央紀委,監察部.最高檢察院法院.公安部組成.不定時.不打招呼地到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并有權直接查處各地各類黨政官員的違紀犯法案件.此舉一能克服各地黨政官員天高皇帝遠的思想.二能打擊地方保護主義.三還能體現中央的權威,使中央的方針政策得以執行.這個欽差大臣之制度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從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錯案.大都是欽差大臣出來才得以解決的.巡查組到地方時,要先暗訪幾天,然后通過各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暫駐地址.電話.方便舉報人舉報.這樣也就是真正人民監督官員。上級監督下級才是真正的監督,無權的人民群眾監督有何用?人民要借中央的權力監督黨政干部行為.中央要使用人民的力量監督黨政干部行為.才是真正強有力監督黨政干部的。另外;中紀委和監察部應公開辦公地址電話和網站郵箱,方便人民群眾申訴,接到人民群眾申訴后由中紀委和監察部直接派人去查處,同時要嚴懲捏造事實亂告者。

  7.加強黨政官員的思想教育及法律教育,讓他們有執政無私為民的思想及知法守法。決不能讓官員有做官是為了名利的思想,犯了法才知犯法的法盲。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擴大群眾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積極推行和完善民主推薦、民主測評、差額考察、任前公示、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任職試用期等制度。加強人事管理和監督方面的制度建設,逐步形成相互配套、約束有力的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和干部選拔任用監督機制。 

  8.以后的司法機關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真正獨立.不受地方任何干涉.也許有人會反對司法機關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正獨立.那如果最高司法機關出現貪官污吏怎么辦?中美創新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認為;司法獨立要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下獨立為好.司法機關官員的權力不但要有人監督還要有人領導才能清正廉潔的。

  (二)外部因素:日本、美國、歐盟、俄羅斯

  中國中央電視臺有這樣一則廣告詞:“如果你知道去哪里,全世界都會為你讓路!”在當今世界,中國就是為數不多的幾個知道自己去哪里的國家之一,在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的理論指引下,中國正堅定地走在大路上。但一個國家的發展遠沒有廣告詞描繪得那樣簡單,中國要最終到達目的地,不僅僅取決于自己,還要看世界是否為中國讓路。

  新中國經過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已經成長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強國之一。能夠影響中國前進的國家和組織不多,無外乎日本、美國、西歐、俄羅斯而已。

  那么,上述四個國家或組織對中國的崛起,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古人講:“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下面我們回顧一下歷史上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影響:

  1842年,英國在與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獲勝,強迫中國簽訂《中英南京條約》,要求中國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元、開放通商口岸。

  1844年,美國趁火打劫,強迫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要求在外交和通商方面享有與英國同樣的權利。

  1856-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先后攻占廣州、天津,并一度攻進北京,火燒圓明園。

  1856年,俄國以武力脅迫中國簽訂《中俄璦琿條約》,割讓中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約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給俄國。

  1858年,英、法、美、俄強迫中國分別簽訂中英、中法、中美、中俄《天津條約》,要求中國賠償英國400萬兩白銀、法國200萬兩白銀,英法美俄則分享中國從沿海到長江流域的自由通商、傳教和外交特權。

  1860年,英法強迫中國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要求中國賠償英國400萬兩、法國600萬兩白銀,割讓九龍給英國。

  1860年,俄國強迫中國簽訂《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劃歸俄國,并在新疆地區增設通商口岸。

  1864年,俄國強迫清政府訂立《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占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44萬平方公里土地。

  1895年,經過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加入掠奪中國的行列。在甲午戰爭中擊敗中國,強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要求中國賠償日本2.3億兩白銀,割讓臺灣、澎湖、遼東半島給日本,增設通商口岸。

  1895-1899年,日本戰勝中國后,大大刺激了西方帝國主義的胃口,他們開始把中國稱為“東亞病夫”,說這個國家“正躺在死亡之榻上”,公開提出“分配這個病夫的遺產”,對中華民族的敵視、輕視和侮辱絲毫不加掩飾。于是,帝國主義開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德國強租膠州灣、英國強租威海衛和九龍半島、俄國強租旅順、大連,法國強租廣州灣。

  1900年,英國、法國、普魯士(德國)、俄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奧匈帝國(奧地利和匈牙利)八國聯合進攻中國,其中日本出兵最多。強迫中國簽訂《辛丑條約》,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與此同時,俄國出兵占領中國東北。

  1904年,日本和俄國為爭奪中國東北和遠東地區的利益開戰,最終俄國戰敗,將在中國攫取的部分利益轉讓給日本。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全境,并有計劃向中國東北地區移民,到1945年戰敗,合計移民35萬人以上。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一度占領中國華北、華東、華中大部分地區。

  1945年,蘇俄出兵中國東北、美國逼近日本本土,并使用了核武器,日本宣告投降。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抗戰軍民付出了3000多萬人的重大犧牲,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但由于國力衰弱,仍無法擺脫被大國宰割的命運。蘇俄出兵東北的同時,將日本在中國掠奪的大量資產搬運回國,將中國的大連、旅順和南滿鐵路等沙俄時期侵占中國的利益繼續據為己有,并以出兵為條件,強迫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使中國喪失了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與當時的國民黨政權簽訂《中美通商航海條約》,中國的市場以及領海和領空全面向美國開放,致使中國民族工商業瀕于凋敝。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廢除了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從1949年到1999年,先后收回了蘇聯侵占下的大連、旅順和南滿鐵路,英國侵占的香港,葡萄牙侵占的澳門。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透過歷史,仍可以做出一些推斷:

  如果日本稱霸世界,其他列強無暇東顧,日本的戰略是通過割地賠款一步步蠶食中國,直至像滿清那樣完全征服中原地區,然后有計劃地移民大陸,滅亡中國,因為日本生存環境惡劣,既缺土地,又缺資源,擴張動機最強。

  如果俄國稱霸世界,其他列強無力阻擋,俄國的戰略是通過割地一步步向中國內地推進,因為俄國地廣人稀,對占領區可能實行殖民統治,而不是移民政策,把中國作為附屬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如果日本和俄國同時強大,那么日本和俄國可能會為爭奪中國東北重現1904年的日俄戰爭,勝者主宰中國,敗者退出。

  上述推論的依據在于,在中國的百年噩夢中,日本一度占領了中國東北、華北、華東、華中大部分地區,并有計劃地移民,俄羅斯則使中國喪失了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當然,現實情況是,俄羅斯已經比較羸弱,國內生產總值僅僅相當于中國的四分之一。除了航天軍工產業外,其他方面對中國毫無優勢,因而構不成實質威脅。日本則不同,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雖然超過日本,但國民生產總值仍然不及日本。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國民生產總值仍然是中國的三倍。尤其是日本的軍事技術比中國仍有質量上的優勢。日本的鷹派曾經叫囂:“一個星期毀滅中國海軍。”

  由此可見,如果日本無法得到有效制約,將會對中國的崛起構成最大威脅。

  中國戰國時期諸侯國爭霸曾經提出一種策略:“遠交近攻”。同樣是強敵,離你最近的,當然是最危險的。因此,離中國最近的俄國選擇了從中國割地,日本選擇了吞并中國。而離中國較遠的英國、法國、美國選擇了讓中國賠款、自由通商和租借港口。并不是說這些帝國不想吞并中國,而是中國離它們太遠,遠到無法有效統治。

  地理因素是國家安全中不能忽視的因素。中國元朝的蒙古騎兵一度曾打到歐洲的多瑙河流域,征服亞歐多國,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相繼失去有效控制,對外擴張也就變成了一次旅行。

  由此推論,即便英國、法國、美國很強大,也不會使中國亡國。況且,中國太大,留給列強的利益過于豐厚,其他列強不會容忍某一國獨享,因此,如果中國再次衰落,像1900年那樣被列強瓜分的可能性非常大。

  目前,大英帝國已經失去了往昔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法國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也風光不再,老牌帝國們不得不以歐盟的方式來延續輝煌。似1840年那樣靠七千人的海軍就想征服中國,無異于天方夜譚!以中國目前的實力,無論是作為個體的英、法,還是群體的歐盟,都無法對中國構成實質性威脅。

  那么,美國怎樣影響中國呢?

  中國空軍上校戴旭曾經出版過一本書,名為《C型包圍圈》,預言美國試圖肢解中國,一時引起轟動。該書反映了中國軍方對美國威脅的一種焦慮,但有些觀點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撐。下面,我們還是回顧一下美國從1840年到現在對中國的影響。

  184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1858年,簽訂《中美天津條約》,在兩個條約中,美國既沒有要求割地,也沒有要求賠款,只是要求分享中國給其他列強的待遇:自由通商、傳教和外交特權。

  1900年,美國伙同英俄日法等國聯合進攻中國,出兵人數在八國中居第五位,隨后分得中國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中的一部分。

  從以上分析可知,美國在當時最強大的五個帝國主義國家中,給中國造成的傷害是最小的。當然不能說,美國對中國仁慈,相隔太遠或者不想在英國面前過于表現,可能是主要原因。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美國給中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物資,并派航空隊直接參與中國抗戰。目的很明確,阻止日本占領中國。

  1945年,日本戰敗,美國幫助蔣介石政府搶奪勝利果實,并簽訂了《中美通商航海條約》,中國的市場以及領海和領空全面向美國開放。

  1950年至1953年,朝鮮戰爭爆發,中美兩國在朝鮮半島刀兵相見,以和局收場。

  1972年,尼克松訪華,雙方同意共同應對蘇聯的威脅,美國對中國進行了軍事援助,中國的黑鷹直升機就采購于這一時期。

  1979年,中國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事前鄧小平訪問美國,取得了美國的支持。

  英國首相丘吉爾說過一句話:“沒有永遠的朋友,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中美兩國在歷史上忽而為敵,忽而為友,完全是利益在驅使。

  如果在東亞地區,日本做大,美國會支持中國制衡日本;如果俄羅斯恢復前面蘇聯的勢力,對美國構成威脅,美國依然會支持中國對抗俄國。同樣,如果中國強大到足以威脅美國的安全,美國也會支持日本抗衡中國。這就是美國為維護自身利益采取的制衡手段。

  現在,中美兩國爆發沖突的最大危險在于:雙方對形勢的誤判。如果美國認為,中國崛起后有進攻美國、危害美國利益的野心,就一定會采取各種手段阻擾中國崛起;如果中國認為美國想遏制中國,就一定會采取各種措施,對美國進行有針對性防御。互相猜忌的結果,可能導致局勢一步步升級,最終釀成一場不可避免的沖突。

  實際上,從中美雙方的切身利益來講,雙方找不到拼死一戰的理由。

  中國自從接受儒家思想以來,就一直秉承仁義治國的理念,即便是在最強盛的漢、唐帝國也沒有向日本那樣吞并東南亞,何況是幾萬里之遙的美國。中國對美國,是主觀上沒想法,客觀上沒實力。炒作中國威脅完全是個別國家的陰謀。

  而美國對中國呢,即使是在中國最艱難的時候,由于離中國太遠,也沒有占領一寸土地,更多的時候是搭其他國家的便車,撈取一點賠款和通商利益。如今中國已經相當強大,再加上美國占領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經使其品嘗到苦頭,軍事占領中國就更加顯得不可思議了。

  可以說,中美雙方都沒有置對方于死地的必要。相比較而言,一個強大而沒有外部制約的日本,則有可能使中國亡國。在這方面,中國應該得益于美國的制約。試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起飛,賬面上的資產超過美國,如果不是美國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議》,導致日元升值,遏制日本崛起,那么美國被趕出東亞之日,也就是中國遭殃之時。因此,中國不能隨意提驅趕美國,在中國能夠獨立抗衡日本之前,美國在東亞的存在有彈壓日本的作用。

  實際上,美國涉足東亞,不僅僅針對中國,它的目標是四個國家: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誰對它構成威脅,它就用其他國家去制衡它。

  另外,美國是一個全球帝國,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戰略利益。美國用東歐制衡俄羅斯;用英國制衡法國和德國;用以色列制衡阿拉伯國家;用阿根廷制衡巴西;用日本制衡中國。如果美國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點上,就會造成顧此失彼,使自己的全球統治體系瓦解。因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美國直接同中國開戰的可能性非常小,更大的可能是慫恿周邊國家與中國開戰,消耗中國的同時,大發戰爭財。

  當然,中美之間的沖突,除了美國要攫取中國的財富,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對立。美國希望用它的民主制度改造中國,使中國發生顏色革命。然后像1945年對待蔣介石政府那樣,徹底打開中國市場,把中國變成美國的后花園。不過,達成這個目的有一個前提,就是中國政府對貪官和奸商失去有效控制,導致人民不滿,洋奴們利用人民的不滿挑起事端作為內應。

  所以,中國能否順利崛起的關鍵依然在于:中國政府能否有效地懲治貪官和奸商,維護中國社會內部的穩定。

  三、中國崛起的路徑探討

  (一)政治經濟方面:

  1、完善利益分配規則-鏟除貪官-共同富裕-社會穩定

  中國歷史大多數朝代的更替都源于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是形象的寫照。在當權者的貪婪導致普通民眾生存陷入困境的時候,他們就會揭竿而起,推翻統治者。所以,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對貪官的懲處力度,改革干部任用制度,避免因制度漏洞產生腐敗;另一方面要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實行按需分配,加大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力度,使他們從國家發展中受益。這樣才能實現共同富裕,促進社會穩定。

  2、健全市場競爭規則-打擊奸商-企業健康發展-國家富強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講究權謀的民族,遵守規則的意識比較差。有一些不法商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只為掙錢,不顧及社會效益。比如說,“三鹿奶粉”事件, “雙匯瘦肉精”事件,為了掙錢,不惜以損害公共健康為代價,“三鹿奶粉”事件差點毀掉中國一個產業。隨著中國政府執政經驗的豐富,一定要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場競爭規則,嚴厲打擊奸商,這樣企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

  3、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引進人才-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掌握核心技術-成為技術強國。

  中國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術,成為技術大國是最明顯的標志。而掌握新技術一靠人才,二靠資金投入。目前中國對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發達國家,也不如發展中國家。好在中國政府意識到了這一點,最近大幅度提高教育、科技投入,爭取到2012年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戰后日本、德國、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對教育的高投入,中國目前意識到這個問題,尚不算晚。另一個問題,就是引進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益于全球戰亂,全世界高科技都聚集到美國,造就了美國今日的輝煌。據統計,現在留在美國的頂級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國北大、清華高科技專業的頂級人才更是以班為單位流向美國,學成回國者不及20%。一段時間,中國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國成為共識。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提高知識分子的待遇入手,讓科學家、教授成為最受人羨慕的職業。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改革開放使一批政府官員先富起來,于國于民都不是好事情。而這,也可能就是中國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

  (二)國防方面:

  密切與俄歐關系-制衡美國-促成朝鮮半島南北和解-改造日本-收復臺灣-勘定與南海周邊各國邊界-勘定中印邊界。

  1、密切與俄歐關系-制衡美國

  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可能更多地表現為控制與反控制,介入與反介入的關系。

  中國想要獨立解決臺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島嶼問題,而美國說,不行,你必須聽我的。在美國人看來,這些因素是它制約中國的籌碼,因此它不會輕易放棄。中國人很難理解美國人為什么做一些對它自己沒有好處的事情,其實,中國人可能把美國人想得復雜了,美國人想要的可能是就是兩個字:霸權。就是說,這個地球的事情必須由我美國說了算。

  對它來說,權力是由實力決定的。沒實力,一切免談。因此,當中國資產達到美國一半的時候,估計十年以后,中國就有資格要求最起碼在亞洲地區實現“中美共治”。美國處理亞洲事務,不能再奉行單邊主義,而必須考慮中國的利益。當然,在此之前,中國還必須忍耐,通過密切與歐盟和俄羅斯的關系,來制衡美國。在軍事上,俄羅斯依然強于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安全威脅,中國應適當援助俄羅斯,確保俄羅斯不至于崩潰,否則,中國將獨立承受美國的壓力;在經濟上,中國應繼續加強與歐盟的經濟聯系,維持歐元區的幣值穩定,如果歐元垮掉,中國辛辛苦苦掙得的美元外匯將不得不送回美國,白白為美國打工。歐元的存在無疑分擔了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另外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支撐。

  2、促成朝鮮半島南北和解-改造日本

  當中國有足夠實力提出“中美共治”時,中國就會與美國達成一個協議,劃清彼此的影響范圍或者各自承擔的責任。屆時,改造日本將被提上日程,因為二戰以后,美國為了對付蘇聯和中國,對日本軍國主義沒有進行徹底對清算,導致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猖獗,嚴重危害地區安全。中國可能聯合俄國、朝鮮、韓國對日本進行改造,迫使日本放棄與周邊國家的有爭議的領土,對中、朝、韓三國進行經濟賠償。使用周邊國家認可的歷史課本教育年輕一代,認真反省戰爭罪行。在時機成熟時,中國可能要求美國撤出第一島鏈,由中國調停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簽署和平協議,實現民族和解,奠定東北亞的和平局面。

  3、收復臺灣

  中國不能急于收復臺灣,關鍵就在于有美國和日本的制衡。如果中國派兵直接攻打臺灣,必須做好兩面作戰的準備:一面是攻臺作戰;一面是打援,對手就是美、日聯軍。美國干涉是預料中的事情,因為它要靠臺灣制衡中國,它要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而日本出兵則有更為復雜的動機:一方面它擔憂如果中國收復臺灣,會控制日本的海上運輸線;另一方面,日本希望亂中牟利,如中美兩敗俱傷,日本可趁勢東山再起,擺脫美國控制。如中國失敗,日本可乘機登陸,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因此,中國必須等解決了日本和美國的制衡以后,再討論臺灣問題。而屆時,臺灣失去了一切靠山和討價還價的資本,只能接受改編。但目前可以先從名義上的統一.使中國臺灣失去獨立的理由.也使外國無干涉的借口.

    原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江澤民說過;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么問題都可以談。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胡錦濤說過;只要承認“九二共識”什么問題都可以談。

  原任中國的臺灣地區總統陳水扁宣誓就職時的“四不一沒有”承諾,“不會宣布臺灣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李登輝的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 國統會’的問題”

  現任中國的臺灣地區總統馬英九說:以后兩岸關系或相關政策說明時,用字遣詞應更謹慎,稱對岸或大陸,不應稱為中國,且公文書也不應稱呼中國。我認為馬英九這樣說,是表示避免制造“一中一臺”或者兩個中國的。

  從中國兩岸領導人說話中看,大陸地區領導人很是想統一的,也是十分有誠意的,臺灣地區領導人也想統一,也是有誠意的。我認為臺灣地區領導人最大的顧慮可能是怕談判時不平等,大陸地區領導人應理解并拿出切合實際的辦法解決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顧慮。我建議用一國兩區兩首的辦法解決臺灣地區領導人的顧慮。一國兩區是指一個中國兩個地區,中國大陸地區,中國臺灣地區,一國兩首是指中國可以有兩位首腦,中國大陸地區一位,中國臺灣地區一位“一國兩首”的提法更利于兩岸之間的平等交往。只有相互以“總統”和“主席”相稱,才真正體現了平等、自尊。當然,如我在前文中所說,在雙方的正式行文中,可以稱“我國臺灣地區總統”和“我國大陸地區主席”,這看似天有“二日”,國有“二君”,但無傷國體,關鍵是雙方都承認這“主席”也好,“總統”也好,都是“我國”。只要承認是“我國”就好辦,就可以平等地協商如何將“兩首”整合為“一首”,如何將“總統”和“主席”整合為一個職務。“此辦法”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統一是為邁向實質性統一奠定了基礎.

  歷史已經證明: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國強民富的基本條件。統一則國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族興旺;分裂則國弱,地方割據,戰亂頻仍,民不聊生。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也是確保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根本要求。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是很難在國際上贏得應有的地位和尊重的。海峽兩岸的分隔,已經給民族給兩岸帶來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損失,直接干擾了民族的振興和發展,給臺灣同胞和兩岸人民造成了巨大傷痛。臺灣地區與祖國長期分離是違背民族意愿的,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包括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深知一盤散沙之害、國弱民貧之痛的孫中山先生曾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幸福;不能統一便是受害。中華民族要振興,就必須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一綱四目是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前身。一綱:臺灣必須統一于中國。四目:(一)、臺灣統一于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介石;(二)、臺灣所有軍政經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政府撥付(三)、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商決定后進行(四)、雙方互不派遣特務,不做破壞團結之舉。“一國兩制”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中國大陸地區一種政治制度,中國臺灣地區和中國香巷特區及中國澳門特區一種政治制度。  

  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的一綱四目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與江澤民主席的八項主張和胡錦濤主席的四點意見,我總結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主席的統一中國之意見,用一國四府兩首的方式統一中國更切合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陳中華的一國四府是指一個中國四個政府,中國大陸地區政府,中國臺灣地區政府,中國香巷特區政府,中國澳門特區政府。但中國香巷特區政府和中國澳門特區政府必須由中國大陸地區政府管理永遠不能改變,陳中華的一國兩首是指中國可以有兩位首腦,中國大陸地區一位,中國臺灣地區一位.中國的國名就叫中國.去掉中國國內有爭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國名。中國的國家元首之名稱稱為中國國家主席. 以后中國大陸地區領導人稱呼為中國大陸地區主席,中國臺灣地區稱呼為中國臺灣地區總統[其它職位統統加上地區]。中國大陸地區主席和中國臺灣地區總統各自用現有的政治制度管理各自地區,不得干涉各自地區的一切事務。但若中國國家的任何地區受到外國侵略,必須一同打擊侵略者。    

  去年朝韓緊張對峙,讓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觸景生情:同為國土分裂,同為骨肉分離,好在我們已走過了劍拔弩張的歷史,開啟了和平發展的新時代。但兩岸之間的問題遠未解決,一方鐵了心要離家出走,選擇獨立;一方義正辭嚴要維護祖國統一。更關鍵的是,這樣的分歧并未因雙方交流的加深而縮小,臺灣選擇獨立的人越來越多,贊成統一的人已完全被邊緣化。照這樣發展下去,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幾乎為零。未來若處理不當,朝韓之間的悲劇很難說不在中國兩岸重演。  

  中兩岸之間的問題不能久拖不決。拖久了,雙方都會失去耐性。近來雙方隔空“吵架”,就已顯露出不和的苗頭。大陸說,兩岸間“經濟層面的”和“容易的”問題都已解決,本著“先經后政,先易后難”的原則,現在談判的主題也應該轉向較難的政治議題了。臺灣方面則強調七個方面的“核心利益”,包括主權、統獨選項等,明擺著不愿與大陸談政治,也就是不與大陸談統一。說白了,臺灣的骨子里就是想獨立,現在的策略就是“拖”,能拖多久拖多久。這勢必將大陸的耐性逼到極限。只要任何一方失去了耐性,兩岸之間就必然陷入危機。  

  所以,兩岸之間的問題還是早解決為好。所謂的留給子孫后代來解決,那只是一種托辭,那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那么,如何解決問題呢?答案就是做選擇題,也就是從兩岸發展的可能走向中選出一種既符合兩岸民意,又符合世界潮流的選項。目前擺在兩岸之間的選項有四個:和平統一,和平獨立;武力統一,武力獨立。顯然,武力不符合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首先應該排除。戰爭不管結局如何,都是人類的悲劇,更何況是骨肉相殘,手足相煎。中華民族再也不需要戰爭,即使這種戰爭是以統一為名。如此,兩岸的選項就剩下兩個:和平統一,和平分裂。和平統一臺灣人不干,而和平獨立大陸人不干。那怎么辦?維持現狀?不!維持現狀就是“拖”,就是回避矛盾,而矛盾的積累總會爆發,一旦爆發就是災難。所以,我們必須從二者中選出一個最優的答案。這就需要動用中華民族幾千年積累的智慧。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認為;現在無論是大陸還是臺灣,都不可能吃掉對方而實現社會主義或三民主義的統一,只能各行各道。也不可能大陸政府作為中央政府,臺灣的民國政府作為地方政府來實現統一,因為臺灣不是香港、澳門。中國大陸很多人都希望與臺灣的和平統一進程能象香港、澳門一樣順利,事實上那是根本行不通的。因為臺灣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現狀及兩岸問題的歷史發展與香港、澳門有本質的差異,香港、澳門模式不完全適用臺灣,所以.中國統一大業必須要有切合實際的思路。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本來是沒有疑義的,可是現在我國得一再地向所有國家申明。從超級大國到最貧窮的彈丸小國,凡是要與中國討價還價,都要拿臺灣說事,打臺灣牌,而且一打就靈。這實在讓人感到窩火,可也實在沒有辦法。臺灣以及臺灣海峽太重要了,極具國際戰略意義。中國的強大,意味著世界現有秩序將被打破,世界資源將重新分配。而世界現有秩序是以美國為首形成的,維護現有秩序就是維護他們的國家最高利益,他們必然要壓制中國,壓制不了也要想方設法遏制中國、干擾中國。臺灣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要成為美日實現這一企圖的工具。它可以就近監視和干擾中國大陸,還可以扼住海峽通道封鎖中國,更可以阻撓中國開發東南沿海大陸架資源。所以,臺灣問題不在臺灣本身,而在美日,在國際戰略益。但美日沒有任何理由直接去占領臺灣,只能找借口維持兩岸分裂的現狀。大陸一旦失去耐心開戰,美日就可以乘機把臺灣問題國際化。大陸不開戰,也可以因島內陳水扁之流不斷給兩岸關系制造麻煩,借以牽制中國。兩岸應結束彼此的口水戰,把臺灣問題內部化是當務之急,讓臺灣失去了獨立的機會和理由。只要能把問題內部化,美日再能耐,也無可奈何。而要達到內部化,就要面對現實,國共兩黨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應各自作出讓步,希望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有“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的思想,面對現實,不計私利,互相謙讓.共同協商,用切合實際的方式統一中國.造福于中國人民。  

  目前中國海峽二岸已達成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中國大陸說一個中國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臺灣說一個中國是代表中華民國,從這點看一個中國是沒有問題了,我建議中國的國名就叫中國.去掉中國海峽二岸有爭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國名。用一國兩首的辦法統一中國。大概構想如下;    

  1.中國的國名就叫中國.去掉中國有爭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國名。中國國家元首名稱稱為中國國家主席,另建議中國共產黨應設黨主席制度,胡錦濤為主席,習近平為黨的副主席.這樣便于國共兩黨對等稱呼及以后的人事安排. 以后中國大陸領導人稱呼為中國大陸地區主席,中國臺灣地區稱呼為臺灣地區總統[其它職位統統加上地區]。中國大陸地區主席和中國臺灣地區總統各自用現有的政治制度管理各自地區,不得干涉各自地區的一切事務。但若中國國家受到外國侵略,必須一同打擊侵略者。   

  為了國家的穩定,立法規定對中國國家領導人不實行選舉制度,直接任命中國大陸地區主席胡錦濤和中國臺灣地區總統馬英九為中國國家主席。以后中國大陸地區主席和中國臺灣地區總統直接就是中國的國家主席[國家主席可以考慮中國大陸地區主席和中國臺灣地區總統輪流當]。   

  任中國大陸地區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為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其它有影響力的黨派團體包括臺灣地區的民進黨和親民黨等的領導人為副委員長。  

  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為;賈慶林和宋楚瑜,其它有影響力的黨派團體包括臺灣地區的民進黨和親民黨等的領導人為副主席.   

  軍隊及最高檢察院,法院不變動。名稱改為中國大陸地區xx軍,中國臺灣地區xx軍,中國大陸地區最高檢察院.法院.中國臺灣地區最高檢察院.法院.   

  2.中國設立二位總理,溫家寶任中國大陸地區政務院總理,管理現有的大陸地區[原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現有制度。吳敦義任中國臺灣地區政務院總理,管理現有的臺灣地區[原中華民國],實行現有制度。兩位總理具有同等權力.可以以中國地區總理身份與外國交往及處理各自地區事務。  

  3.現有的省市縣名稱改為,大陸地區的改為中國大陸地區xx省xx市xx縣.中國大陸地區xx自治區.市.州.縣.鄉.鎮.村。臺灣地區的改為中國臺灣地區xx省xx市xx縣.xx自治區.市.州.縣.鄉.鎮.村.  

  用此辦法統一中國”可實現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雙贏的結果.  

  臺灣得益.首先是政治上求得長期和平安定的環境,其次是經濟上求得臺灣地方利益最大化,再次是求得國際空間。“此辦法”則同時滿足上述三種的根本利益。   

  首先,雙方在名義承認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既然都是一家人,大陸就沒有發動戰爭的理由和動機,所謂撤銷飛彈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因此,“此辦法”可以使臺灣獲得永久的和平環境。任何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會看到,無論臺灣怎樣備戰都不可能止戰的,為了維護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解放軍是不怕犧牲的,大陸也不會吝惜經濟遭受到重創的。  

  其次,既然都是一家人雙方協商就會更融洽,臺灣就可抓住大陸經濟崛起的歷史契機,使臺灣經濟長期繁榮,臺灣百姓生活富足,安居樂業,這才是臺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再次,“此辦法”在名義上和形式上承認臺灣和大陸同屬一個中國,而在實際上臺灣和大陸互相不統治對方,雙方也互不隸屬,臺灣不存在被矮化的問題,在實質上仍然是維持現狀。臺灣用“中國臺灣地區”的名義與世界所有國家交往,參加除聯合國外的一切國際組織,同時臺灣地區領導人可以用中國臺灣地區總理身份出訪一切國家,使得臺灣的國際空間無限擴大。  

  實際上,從歷史的長遠眼光看,大陸與臺灣力量對比,時間是越來越傾向于大陸一方的,兩岸最終的實質性統一是必然的歷史規律。因此,臺灣越早越主動地談統一問題,臺灣的發言權才越有分量,才能真正地對臺灣根本利益有利。  

  大陸也是獲益匪淺.對于中國大陸來說,維護祖國統一是其根本利益,盡管“此辦法”只是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統一,但為實質上的統一贏得了時間。在中國大陸的總體實力沒有超越美國、日本、韓國和臺灣的總和實力之前,大陸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因此兩岸能和平統一才是上策。“此辦法”名義上和形式上的統一是為邁向實質性統一奠定了基礎.  

  此辦法還有以下五點好處;第一、提升臺灣的政治地位。因為大陸地區政府和臺灣地區政府都是互相平等的政府,所以臺灣和大陸的關系就是對等的關系,而不是的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等于是變相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事實。臺灣人樂于接受。大陸也沒有吃什么虧。第二、由于兩岸政府是對等的政治實體,所以兩岸都無權干涉對方的內部事務,大陸可以繼續保持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臺灣可以確保民主政體不受大陸干擾。第三、可以完全把臺灣問題納入一個中國的框架下,成為實實在在的內政,徹底避免國際干預。即使將來大陸的政府想通過武力統一臺灣的政府也是天經地義,完全合法。美國人和日本人也無話可說。第四、實現兩岸良性競爭。在“一國兩府”制度下,大陸地區政府和臺灣地區政府都出現了一個競爭對手。因為無論是大陸政府還是臺灣政府都必須努力提高執政水平來吸引民心,避免因為喪失民心而被對方吃掉。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臺灣失去了獨立的機會和理由。  

  任何有歷史遠見的人都會認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可阻擋,中國最終統一也不可阻擋。只要兩岸人民及國共兩黨的思想真正解放,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兩岸關系和諧快速發展,必然會給兩岸人民帶來真正的長期和平和永久幸福,一個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最終會到來。只要雙方把名稱改變,就可以給雙方帶來永世的和平與安寧,就可以改變中華民族的命運。國共兩黨領導人也必然會在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上名垂青史、流芳百世。  

  以上是我個人構想,懇請大家為國家的統一建言獻策,把此辦法完善起來。同時我希望大家有什么思路可以好好談談自已的想法。不要互相攻擊,我認為只要是熱愛祖國,只要是為了中國的統一,什么辦法都可以想。二位主席二位總理只是名義上的。誰大誰小,誰主誰次.站坐一起,眾人皆知。此辦法共產黨圖實,國民黨圖名。不必大驚小怪。我想以江澤民,胡錦濤主席的一個中國的前題下什么都可以談之胸懷.這個辦法也不是不可能的。此辦法其實也是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創新一下而以。  

  歸一句話;不管什么問題,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總比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好.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最后一般總是兩敗俱傷的,解決中國統一的辦法無非二個,一個和平的方式一個暴力的方式。難道我們非得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嗎?用暴力方式解決就會引發國家混亂的嚴重后果,遭殃的還不是我們國家和人民自已嗎?若能用此辦法實現祖國統一,這是國共兩黨的誠意表現,也是全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符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 

  4、勘定與南海周邊各國邊界-勘定中印邊界

  勘定與南海周邊各國以及與印度的邊界,對中國來說,是次要的利益。只要解除美國的制約作用,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與中國相比,這些國家相對弱小,中國可能以投資、轉讓技術、提供市場等優惠條件,要求對方放棄爭議領土要求。畢竟對于經過百年噩夢割地賠款的中國人來說,任何一寸土地的放棄都會激起民憤。在這一點上,中國沒有退步的余地。當然,因為這個方面不是中國的主要戰略方向,中國不愿意在這方面過早消耗國力、浪費資源,因此勘定邊界放在次序的最后。

  當然,中國能否順利解決上述問題,取決于美國的合作態度,如果順利,可能實現和平過渡;如果不順利,可能免不了一場沖突。但那,不但是中美兩國不愿看到的,也是整個世界無法承受的。

    5.中國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實行有序的民主政治制度,執政有人說,在現代社會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多黨輪流執政。其實這是一種任意的夸大和欺騙,甚至是有人惡意偽裝。我們以美國為例,首先我們說美國從來不是多黨輪流執政。即使以美國包裝出來的偽裝來看。美國主要就是兩大黨派。很多時候,一個黨的總統可以連續多任。實際上美國的總統更多的時候并不代表自己所在的黨派。而是利用一個黨派來取得自己的任職資格。因此一個政治家改換黨派很正常。但是美國總統并不是美國的權利核心,很多時候美國的議院比美國的總統具有更大的權力。這就是制定法律的權力。而美國的議院很少一黨獨大,而是多數情況下,必須兩大黨派合作。也就是說在制定法律方面,其實這兩個黨大多時候是一致的。美國兩院還不是美國的權利核心,很多時候美國的法院比參眾兩院還具有更大的權力,這就是憲法的解釋權力和法律的裁決權。可以說美國的權利核心就是美國的憲法,它的權力支柱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司法,掌握在司法體系主要有法院、監獄、軍隊;二是立法,掌握在議院體系,主要包括制定行政法律、核定行政編制和經費、對行政人員進行檢察;三是執法,掌握在行政體系,主要有總統、國務院、軍隊參謀總部。因此事實上,在美國只有一個政黨,那就是美國憲法黨。民主黨和共和黨不過是這一個黨中的兩個派而已。
  世界上其實沒有一個搞民粹式民主。以美國為例,其政治體制不過是準君主制的改良形式。英國和日本甚至仍然是君主立憲。中國近現代史,就是一部追求民主化的歷史。令人感概的是,在如此重要的議題上,中國有些留洋的知識分子之知與行均不著邊際。他們總是走極端。要打倒了君主,想搞民主,搞到最后就變成了無主。心中無主,國中就無主。一個主權領土完整卻無主.民主的路徑其實就在君主制之中。無論是國君作主,還是君子作主,一定要有個主子。剩下的事情,不過是讓這個主子不要脫離民意束縛。毛澤東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搞了一點個人崇拜。鄧小平也知道這個道理,于是樹立了一個核心。集權未必就不好。中國之大,必須要有一個最后的負責人。同時,人民也需要委托一個權威的問責人。將這件事情交給人大和政協早已證明是不靠譜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個大權獨攬的國家領導人。而不是什么集體領導。
  西方、美國幾百年的強盛并不是其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有人講“國家實現民主必然發達,發達國家必然是民主政治的國家”,我認為這是個誤區,西方民主國家包括美國并不是由于其民主政治而發達起來的,西方的發達是從十五世紀、十六世紀開始,首先是由于西方環海島國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等這些都屬于環海島國、半島國,是環海島國的海洋文化。到了中世紀,西方為了加快貿易,加大流通交往,要求對航海事業大力發展,在航海事業十分需要的天文知識、數學知識、造船技術,造木船、造鐵船,造大船的技術的需求上帶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西方的科學技術革命又引發了工業革命,使其在航海方面發展迅速,海上強國的黃金時期終于到來。這些海上強國向外擴張,所到之處無不大獲全勝,滿載而歸,侵略、掠奪、殖民由此而始。這種掠奪不斷地增加西方國家的財富,形成這些國家最早的原始積累,積累起來的資本以貿易,以資本再投入不斷運轉,不斷發展。西方是依靠掠奪、搶奪別人財富,首先富起來的國家。所以西方發達的原因并不是民主政治帶來的變化,而是靠侵略、掠奪、殖民、簽訂不平等條約,強行賠款,賠償這些強盜的“損失”及割讓土地等等而發展起來的。一個時期、一個時代有一種經濟模式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先進的政治力量和武裝力量,秦國統一六國是必然的。蒙古騎兵,成吉思汗馬背上的民族馳騁于歐亞大陸是必然的。西方“島國”的堅船利炮在海上橫沖直撞,雄霸全球幾百年,到世界各地擴張也是必然的。美國的發展也是如此,嚴格的講,美國也是海洋文化,他的國民都是漂洋過海到達美洲的,他的國民大多是西方“島國”的國民,他的文化、文明自然也是西方的文化、文明,美國只是集中地表現了西方所有的特點,把西方國家的文化全面反映出來。獨立后的美國使西方大量人才流入,教育、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資金大量積累、有待開發的土地、礦山都為美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所以西方、美國的發達不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結果,而是靠侵略、掠奪、剝削的結果。“民主政治使西方繁榮”的結論是一種表面現象,是一種假象。
  日本也是海上島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它并不是一個施行了民主政治的國家,它遠離西方,孤立自成一體。只是在19世紀受到西方嚴重威脅的時候才開始學習西方、投靠西方,對亞洲鄰國趁火打劫,趁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在中國積貧積弱的情況下,挑起中日甲午戰爭,以中國停戰言和、割地賠款為條件暫時休兵。把臺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割讓給了日本,把朝鮮的管轄權讓給了日本,賠償了日本兩億兩白銀。日本靠這些賠款大大地強大了自己,武裝了自己,反過來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1931年侵占了東三省,1937年全面侵華。日本的強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西方列強的慫恿支持,大肆侵略、掠奪,一個海盜國的搶劫及殖民剝削而發達起來的。沒有靠民主政治、也沒有靠自由,而是依靠軍國主義戰爭。所以說,施行民主政治并不是西方、美國、日本發達強盛的理由。日本的民主政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以后,占領國美國扶植建立起來的,因此西方、美國沒有理由把自己強盛的根源推理到施行民主政治的結果上去。
  水葫蘆,原產于南美,在原產地巴西由于受生物天敵的控制,僅以一種觀賞性種群零散分布于水體,1844年在美國的博覽會上曾被喻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自此以后,水葫蘆被作為觀賞植物引種栽培,現已在亞、非、歐、北美洲等數十個國家造成危害,1901年作為花卉引入中國,并作為觀賞和凈化水質的植物推廣種植,由于繁殖迅速,又幾乎沒有競爭對手和天敵在我國南方江河湖泊中發展迅速,成為我國淡水水體中主要的外來入侵物種之一.美國的民主就是這種水葫蘆,在西方,他們的西方民主也許可以正常運行,到其它國家,則一般都成了災害,比如讓前蘇聯垮了,南斯拉夫垮了,東歐垮了,菲律賓、印度等國家運行不暢,根本的原因是西方有西方民主的生態鏈,有天敵,所以運行正常,但到了其它國家,這種生態鏈斷了,失去了可以控制它的天敵,則成了一種災難,而且可能是滅頂之災,就像水葫蘆一樣。
  舉一個例子,中國與美國生態鏈人性不同的地方如下:一:中國信“人之初,性本善”,美國信上帝,人是有原罪的,是惡的。二:中國文明與美國文明不同,三:社會主義是以善為基礎的,所以民主重協商,這與中國文明“人之初,性本善”相合。資本主義是以惡為基礎的,所以民主重制衡,這與西方文明宗教中人有原罪相合。從惡變善很難,從善變惡很容易,而且比一直惡的人還更惡得多,變惡了沒有天敵,對人類就會變成災害。這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方面,中國和美國不同的生態鏈就自然界一樣,數也數不清,美國民主在人家美國人看來只是平常的習慣,而對中國人來說,則是要把自己的基因全部打散重新排列,是文化的顛復。
  事實上,山寨了美國民主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沒有一個不是民主的怪胎,都被美國民主這個民主水葫蘆危害了。臺灣,一年四季一天到晚都是選舉,政客甚至執政當局,最大的精力也是用在選舉上,藍綠兩派,黑白分明,除了選舉,一切正事都只是他們選舉的借口,讓正事都荒廢在他們的打架爭吵中。日本則是夸張到一年可能換3任首相,而且這些首相不是財團的代表,就是某某政治家族的子孫,不知道這些人這樣的人這樣能對國家有怎樣的良好的領導。泰國的街頭政治讓他們的人民頭痛得不知道才結束。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等,都有美國民主這個民主水葫蘆泛濫成災的現在進行時。
  他們都和我們中國大陸相似的背景,如果中國某天像他們一樣,就算沒像蘇聯一樣四分五裂,也一定是一個沒有前途的國家,因為政治人物天天在選舉,天天在游行,天天在換領導,領導是有權有錢的人代表,天天在政治折騰。但不四分五裂是不可能的,那些被西方資助的分裂分子,要中國再殖民三百年的民運分子,是不讓中國折騰到四分五裂是不會完的,要讓中國再沉睡的美國是不會完的。
  集體負責可防一人獨斷,也是一種制衡,這東西在國內戰爭中起到很大作用。例:在國內戰爭時全國有各大軍閥,除共產黨的軍隊外其他各派有反水的,有拉部下單干的,有拉隊伍離開一派投另一派的,還有暗中投敵做內應的,為保實力對上奉命令出人不出力的,還有暗中于敵方通信息合做的,等等。這一切是他們失敗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而共產黨的軍隊向這種事基本沒有,原因就是制衡,也就是決定什么不是一個人說啦算,得有關人員開會決定,而開會內容圍繞上奉指令轉,沒上奉指令開會談別的也通不過,反而于會者馬上通告上級,也有特殊情況開緊急會,決定后通報上級,如沒有特殊情況,也沒開會決定,有沒上奉指令,或和以布屬的事情又不貼邊,突然拉隊伍就走有關人員不問你干什么?第一個問你的就是和你平級的政委,離你最近的副職,副政委,參謀長,這一干人你說不清,下邊你也說不清,說不清少數服從多數向上請示,隊伍別動。在加上以形成的集體決定,和黨委決策鐵規定,所以說想把隊伍拉跑啦,不可能,不執行上級指令不可能。而這種組織關系是毛澤東創建的。這就是集體決策好的一面。現今是國家發展時期,全國上下齊努力打造中華強國,還用集體決策盯誰?防誰?打造強國靠的是政治精英,科技人才,不是人多力量大,更不是一幫愚人決定如何如何,選國家賢才謀國謀社稷,而人家有本事就應該亨受,誰也沒怨言,相應也得給人權力,不給權力讓一幫愚人左右還干嗎?有權力相應也有責任,權力越大相應責任越大,這就形成主管責任制,干不好誰也不找,就找你主管追究你的責任,這就是問政制。如還采用集體決策精英就無用武之地,例:三國演義中劉備無孔明,累戰累敗,無立身之地,得孔明大展宏圖,如集體決策靈還請孔明干什么?如不給孔明權力,萬事還大伙說啦算,還把孔明請來干什么?如孔明腦袋里想的什么,其意圖是什么,大伙都能猜出來還要孔明干什么?所以集體決策是不靈的。強國還得靠精英,精英責任制,精英問責制。
  集體領導會導致權威的流失,從而也是中央政府權威的流失。中國現在的情況在很多方面體現出傳統的“統而不治”的特點,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等等。“統而不治”必然會導致危機的。集體領導體制下會導致的集體不負責任的結果.同一層級的領導人互相制約,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讓他人做事情,結果是誰也做不了事情,誰也不負責任。
  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更好些。中國領導人要集權才有權威.有了權威才能使令出中南海,現在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政令不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方不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使中央的決策得不到實行.解決不了這個根本問題.中央的方針政策再好也是沒用的,全國政協委員楊志福曾當面向總理溫家寶念出了一段近些年流傳的民間順口溜──“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他認為,夸張的順口溜反映的雖然不是主流,但問題也的確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解決這個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總書記集權,讓總書記任中國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讓他擁有立法權及有監督一府二院的執政執法權。使中國的最高權力真正歸屬全國人大。中央決不能搞集體領導了,集體領導往往給人認為反正什么都是集體決定的,無所謂,出了事責任不易分清互相推諉,無人負責,無法追究責任,集體領導還導致政權無權威政令不暢。
  我們現在的領導體制是“集體領導,個人分工負責”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我認為這一體制存在很大弊端。集體領導是權力制而不是責任制。集體領導,重大問題由集體討論決定,結果由集體承擔。集體領導說明集體有很大權力,集體領導的權力是由每個集體成員的權力構成的。也就是說每個領導集體成員都有權力。但是,集體領導的責任是由集體承擔的,責任不可能落實到個人頭上。常言道;法不責眾。所以,一旦集體決定出錯,責任也不可能由哪個個人承擔;即便是有人承擔,也不可能承擔全部責任;特別是在本地方范圍內,都是在地方黨委的統一領導下,很容易形成“內部事務”,從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有三種約束和制裁方法,就象“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一樣。1、黨紀約束和黨紀制裁。黨紀約束和黨紀制裁只適用于黨員干部。2、政紀約束和政紀制裁。政紀約束和政紀制裁只適用于政府官員。3、法律約束和法律制裁。法律約束和法律制裁主要是真針對老百姓的,黨員干部和政府官員很少用法律約束和法律制裁。
  即便是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特殊和個別情況下違法違規了,但由于是集體領導,責任由集體來承擔。雖然說政府是首長負責制,責任可以落實到人,但是 ,地方政府都是在同級地方黨委的直接領導下,地方政府的首長一般都是地方黨委的二把手,地方政府實際上也是集體領導。普通官員做的事情如果是部門領導同意或默許的,其結果也是集體領導的。這樣法律法規就不可能直接制約黨員干部和政府官員,首先是黨紀處分,其次是政紀處分,最后才是法律制裁。這就形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這就出現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就有了個別官員違法違規而最終得不到法律制裁的事實,從而不能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滋生蔓延。這就是集體領導體制存在的弊端!
  我們國家的領導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體制。黨委和政府構成了二元權力結構體制。黨委是領導者,政府是被同級黨委領導者。黨委具有重大事情安排和重要人事任免權,政府只能聽命于同級黨委,政府是做具體行政工作的。從業務上看,黨委、政府和人大是三個單位,黨委決策、政府執行、人大監督。從組織和人事角度來看,黨委、政府和人大是一套人馬,地方黨委書記一般都兼任人大主任,地方黨委第一副書記一般都兼任政府首長,地方黨委主要成員一般都兼任紀委書記、政協主席、政府主要官員等。
  地方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員任免都是地方黨委“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集體是個“眾”的概念,常言道;法不責眾。再這說,“集體領導”不是自然人和社會法人,不能承擔法律責任。所以,“集體領導”不受法律法規制約和監督;不受國家監督機關制約和監督;不受社會公眾和輿論的制約和監督。
  在決策方面,即便是某個領導的個人意見,最后也要走“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形式。在用人方面,即便是黨委書記和管干部的副書記有“初使提名權”,最后也要走“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形式。不管是什么人的決定,一旦用“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形式確定下來,這個決定就變成了不受制約和監督的權力。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地方黨委的重大事情安排和官員任免都是公共權力,但是,地方黨委卻沒有責任,責任是由政府來負的。權力和責任不是由同一個主體來行使和承擔的,權責不統一。例如,到目前為止,查處了那么多腐敗分子和違法違規案件,但是,沒有一個地方黨委因為“集體決定”錯誤而承擔責任,也沒有一個地方黨委成員因為“集體決定”錯誤而受到處罰。即便是政府負責,政府也是班子“集體決定”,責任不能落實到個人,最終沒有人負責。這就說明“集體領導”是沒有責任的。一個不受制約和監督并且沒有責任的權力,在不能自律的時候,腐敗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反腐風暴將如何面對“集體領導”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問題?
  中國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無序的民主會使公民走上街頭,舉行集會,從而可能引發政局的不穩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條件下很簡單的事務變得相對復雜和煩瑣,從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無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復復的協商和討論,常常會使一些本來應當及時做出的決定,變得懸而未決,從而降低行政效率;無序的民主還會使一些夸夸其談的政治騙子有可乘之機,成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無序的民主還可能破壞法制,導致社會政治秩序的一時失控,在一定的時期內甚至會阻礙社會經濟的增長;無序的民主也可能破壞國家的和平,造成國內的政治分裂;中國要民主也是要有序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有序的民主要有個主持的領導人,這個主持的領導人就是國家主席,人民群眾有什么建議可以向國家主席提出,國家主席把人民群眾個人的建議在網絡及各新聞媒體公布出去,讓大家討論,或開會討論,從中吸取受到多數人贊同的去做就行了。這就是有序的民主。也是真正的大民主,對于下任國家領導人由誰來當,也可遵循這個辦法,在國家主席主持下實行有序的民主選舉,由國家主席指定幾個接班人,把指定接班人的理由及接班人的情況公布于眾,從群眾的意見中擇優錄取,這樣的權力移交會順利及穩定。其實治理一個國家是十分容易的,首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得要有個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就是中國的國家主席.中國的國家主席就應該集權,統管中國的黨軍政法。并主持有序的民主制定法律,嚴格的依法治國,實行政權責任制。國家主席只要把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的領導管好就行了,有權對干不好的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縣鄉村的領導隨時撤換,國家主席要知道軍隊.國務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各市縣鄉村的領導干的好不好,可以自己親自或派自己的親信出去巡查暗訪。可以成立幾個真正有權的巡查組.由中央紀委,監察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組成.不定時.不打招呼地到全國各地明查暗訪.并有權直接查處各地各類黨政官員的違紀犯法案件.此舉一能克服各地黨政官員天高皇帝遠的思想.二能打擊地方保護主義.三還能體現中央的權威.這個欽差大臣之制度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從古到今.好多大案要案,冤假錯案.大都是欽差大臣出來才得以解決的.巡查組到地方時,要先暗訪幾天,然后通過各新聞媒體向社會公布暫駐地址.電話.方便舉報人舉報.這樣也就是真正人民監督官員。上級監督下級才是真正的監督,無權的人民群眾監督有何用?人民借中央的權力監督黨政干部行為.中央使用人民的力量監督黨政干部行為.才能真正強有力監督地方黨政干部的。軍隊.國務院.檢察院.法院及各省各市區縣鄉村的領導也遵循國家主席的管理辦法就行了. 中國的權力應實行承包制度;一級一級地下級對上級負責,比如一個村出問題就追究村的領導人責任,一個鄉鎮出問題就追究鄉鎮的領導人責任,一個市區縣出問題就追究市區縣的領導人責任,一個省出問題就追究省的領導人責任,可以細化規定一下省市區縣鄉鎮村領導人的責任制度,這樣的政治結構可以做到;民主有序。權責分明,司法獨立。
  省市縣區鄉鎮村領導人應實行有序的民主選舉制度,村長在中國共產黨村黨委主任領導主持下由村民選舉產生,鄉鎮長在中國共產黨鄉鎮黨委書記領導主持下由村長選舉產生,市縣區長在中國共產黨市縣區委書記主持下由鄉鎮長選舉產生。省長在中國共產黨省委書記主持下由市縣區長選舉產生。國家主席由原國家主席推選,在國家主席主持下由各省市黨委書記和省市長選舉產生。省市縣區鄉鎮級的政治制度應實行行政與司法獨立。但中國國家主席要大權獨攬,中國國家主席和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及軍委主席應由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或主席一人擔任,也就是中央集權,地方分權,地方分權會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不會出現藩鎮割據,中國的政治體制會更加穩固。這是與我們國家的國情是相適應的。希望大家要以國家社會穩定與人民生活幸福為重,不要盲目追求不合中國國情的輪流執政與自由民主.

    中美創新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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