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業生產的解放
1. 科學社會主義之路
馬克思并沒有為通向共產社會指出一條清晰的科學社會發展道路,傳統之見認為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其實不然。因為共產主義是個真理,馬克思主義是通過揭露資本主義的反動性,來說明共產主義真理社會的存在原理。真理是永恒的,沒有目的或使命,就像一切自然法則一樣,無人可以指揮,也沒有人可以執行,它只是一條的準繩,人類只能基于共同的本性,以順應其規律而發展。用老子的話說,這叫:“大道無為”,任何人都無法“替天行道”。共產主義只能靠無產階級在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實踐中,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斷覺悟去實現。所謂歷史的局限性,只是馬克思的某些觀念現在已經改變,比如對科學的觀念,但這并不影響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運用。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取決于生產方式,它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總和,兩者相互作用,其中生產力起決定作用。人類社會只要有剩余價值勞動力的價值沒有發揮出來,就意味著生產關系不平衡,就必然會有斗爭,這種斗爭既是生產斗爭,也是階級斗爭,兩者其實是一回事,都是經濟利益競爭或爭奪,爭奪到利益均衡狀態,按照“納什均衡”的原理,達到了均衡狀態,沒有人會愿意打破這種均衡,那就是共產主義。所以沒有空洞的階級斗爭,暴力斗爭是在經濟利益極不均衡條件下,發生的一種特殊的斗爭,不是用來解決根本問題的長期的斗爭形式。違背自然規律的生產斗爭,必然導致經濟利益越來越不均衡,直到無產階級找到符合自然規律的生產斗爭形式,經濟利益才會越來越均衡,階級消滅了,生產斗爭才會完全脫離階級斗爭。這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無產階級是剩余價值的勞動力,他們的剩余勞動價值要釋放,釋放出來的就是先進的生產力,這就是說所謂先進生產力,并非無產階級長出了一種人類從未有過的特殊的本領。
問題是什么是無產階級,現代社會階層無比復雜,根本不可能從中識別或剝離出一群純凈的無產階級。不過毛澤東從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總結和化解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產主義要消滅的是私有制或壟斷資本,壟斷資本存在于社會各個階層,各階層之下層都有摧毀他們的上層壟斷和釋放自己剩余價值的要求,他們都是消滅壟斷資本不可缺少的力量,所以各階層的反壟斷力量都是可以團結的力量,這跟他們占有的資產無關,只要是壟斷資本,就必然會淪為下層反壟斷力量摧毀的目標,他們不想成為反壟斷的目標,就得繼續革命。所以一切反壟斷者都可以成為無產階級。當然越是底層的反壟斷者,革命性會越強。但最底層是農民,其實農民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凡是能由人創造的資產,都可能成為壟斷資本,只有土地生長的物產,由不得人創造,不能成為壟斷資本,它完全是由自然主宰的,人類都順從了自然的主宰,世界才能恢復自然的秩序,馬克思所認的政治經濟學的鼻祖,正是崇尚自然秩序的重農學派。但是由于農民不具備對壟斷資本的破壞力,所以摧毀資本主義的真正力量,還是需要依靠由壟斷資產階級創造出來的那個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主要是被壓迫在最底層的工人階級,而最底層的工人階級與上層壟斷的斗爭,必然要以農民為依靠,這就叫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這個基礎為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這與馬克思的預言也不矛盾。
不過,消滅壟斷資本所面臨的最復雜的問題,不是無產階級的劃分,而是知識分子的歸類,這是所有早期社會主義國家最受困擾的問題,也超出了馬克思時代的科學觀。其實只要看看歷史就知道,知識分子從來就是統治階級的奴仆,如果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知識分子就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的奴仆才對,這個道理只有知識分子才能看出來,但沒有哪個知識分子情愿覺得自己應該是無產階級的奴仆的,所以都沒看出來,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看出來了。其他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對知識分子要么是驅逐、宰殺,要么就是總放不對他們的位置。其實知識分子問題,根本在于知識本身的問題。孔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但實際上作為知識分子的典范,他自己生前就活的如喪家之犬似的。這就是因為知識的怪圈,它造就了知識分子的怪圈。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會使用工具,知識分子則是創造工具的人,進入階級社會以后,知識分子主要都成了為統治階級,創造駕馭人的工具的人,這工具:一種是武器,一種是精神枷鎖。至此知識就開始走向了邪惡與荒唐,結果武器殺傷力越造越大,精神枷鎖也越來越六親不認,對知識分子也照鎖不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欺騙性還在于,他們的知識恰恰像是在不斷打破精神枷鎖,但那只是打破舊的、換成新的枷鎖,去套別人,這是壟斷資本增值的需要。但壟斷資本一增值,知識和知識分子就得開始貶值,且知識分子越賣力就越貶值,知識和知識分子就越來越不值錢。尤其是科技知識分子,他們的知識大多套在嚴格的邏輯枷鎖里,且越精深其知識的壟斷性越高,應用的壟斷費用也越高,必須依附于壟斷資本,人文和文藝知識分子相對簡單些,他們的知識可以胡編亂造,大眾流行藝術就更沒約束,成功的偶然性機遇更高。所以廣大科技知識分子是壟斷資本的最卑微的奴才,看上去他們也在受壓迫,但他們決不是無產階級。老一代的知識分子似乎還有點堅持“真理”的傲骨,那都是針對于無產階級,在壟斷資本面前,他們的奴骨就全都暴露出來了,那是他們必然的主子,因為知識本身就是一種壟斷資本,它必須向上攀附才有壟斷價值,當然是壟斷資本犒賞越豐厚攀附者越多,這就形成就所謂主流價值觀,這種主流具體是什么,誰也說不清楚,本來就是一群爭寵的知識權威的七嘴八舌,都是一群“理發師”,說的也全是悖論,他們也會爭吵,但共同的底牌誰也不會揭穿,這是他們的職業道德操守,以維護他們共享的權威壟斷地位,而底層的知識分子也需要攀附這些權威,才能保住他們掌握的知識可憐的價值,既使向上挑戰,也得尊重職業操守,否則他們掌握的知識價值也得貶值。所以知識分子從上到下都是壟斷資本最忠實的奴才,只不過有些是自覺的、有些是不自覺的而已。為了維護這種不清不楚的主流價值觀,權威精英們還鼓吹精英主義,勉勵小奴才和他們一起甘當壟斷資本的奴才,事實上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楚精英主義是什么,更不知道精英主義究竟代表著怎樣的無恥,他們關注的都是自己手中的壟斷資本價值,所以他們會對科學和社會出現的悖論發展狀況都可以視而不見,或者裝沒看見,并利用他們的權威性,誤導社會對各種不平等和不合理現象變得麻木不仁,這就叫知識分子。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察覺出知識分子的不對勁了,這還不是單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而是看到:他們總能輕易地籠絡勞動人民,并爬到勞動人民的頭上,以及他們那種看似文質彬彬的做派和驕傲自滿的神情。現在回想來看,應該看出這就是一群職業騙子,這一點騙子們自己未必都能意識的到,比如我也是現在才意識到自己也是騙子之一,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最大特點,具體聽他們說話似乎挺有道理,整體一看就露餡了。毛澤東一直都在努力試圖培養出屬于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并明確給知識分子指出最有出息的出路——自覺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但盡管毛澤東想盡辦法為他們創造了改造的條件,這些知識分子卻始終就沒懷疑過是自己的知識本身出的毛病,都還當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方面有問題,所以他們總想的是改造好思想,再重新趴回勞動人民頭上,但真由著他們爬,卻都爬到了壟斷資本的胯下。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看的最透徹,他有句最經典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其實就是針對人類認識的價值觀的熱力學第二定律,這個觀點極端重要,以“卑賤者最聰明”為一切社會生產的衡量標準,自然就能符合“每一個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毛澤東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說的就更直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這種神的直覺的精準性后面都會應驗。毛澤東教導知識分子自覺改造的方法更是絕妙:“先當學生, 后當 先生”,其妙在 于 先生一旦先當了學生,再當回先生時,自然就成了解決學生的問題的公仆,當然學生有錯先生也可以批評,但是一定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最關鍵,這表示學生之錯根本在先生之錯,以免先生反仆為主凌駕于學生之上。人類發展的全部荒唐就在于此,自己道理講的再好,批評別人批評的再對,而沒有自我批評就必然成了比別人高貴而愚蠢的“理發師”,因為“卑賤者最聰明”,只有“卑賤者”才有資格批評“高貴者”,反過來那就根本沒道理,所以“卑賤者”講完道理,批評完別人,必須要接著自我批評,回到原來的“卑賤者”的位置上,才能有道理,若有不服,只有進行“卑賤”比賽,比到最后大家都“最聰明”了,不比了,自然就都逃出了“理發師悖論”。毛澤東思想可以解套“理發師悖論”,他就是前面說的另一位真神。但毛澤東本人并沒能徹底貫徹“批評和自我批評”于自己,卻不能責怪他,他的革命實踐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屬同一個范疇,他們兩位都分別是超越了他們所處時代的最孤獨的先驅,馬克思至少還有恩格斯相互參照,而毛澤東則完全是獨自一人探索到了共產主義之路的最前沿,他幾乎把一切都看到了,但在他前面卻沒有人能提醒到他看到自己。這跟我們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我是無意間遇到了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阻擋,卻怎么也沖不過去,才意識到:在悖論的世界里,人是看不到自己的,人只有主動從“卑賤者”的批評中尋找自己。這一點如果前面沒有人棒喝,自己根本意識不到,這是由生命體的本能所決定的。所以不能用“理發師悖論”套用于毛澤東和他的理論,他的理論可以解套“理發師悖論”,以他們的理論為指引,向“卑賤者”尋找參照,才能摸索到我們自己迷失的歸途。他是我們的真神,所有的人只要往他們的理論上撞一撞就能明白,撞比學更重要,學習很容易忘了自我,覺得自己似乎越來越偉大,只有撞,撞的頭破血流才可能發現自我,因為毛澤東他現在再也不能棒喝我們了,只有靠我們自己往他的身上撞,撞是自己的理論的一種實踐,“實踐出真知”——這還是他教導我們的話語。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科技知識分子最難分辨的地方是:為國防需要發展軍工,而軍工和民用工業的基礎知識是一樣的。其實兩個都是在生產武器,只不過一個是顯形的、一個是隱形的,但以當時的科學觀,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一點,而毛澤東卻是從人類平等的角度看出來了知識分子的尾巴,這就叫境界,毛澤東和馬克思理論的共同境界,都是以勞苦大眾、即“卑賤者”的利益為基準點來衡量一切,以這種境界產生的發展理論,一定符合熱力學第二定律,所以但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可能撞得過去,撞得過去的一定違反科學。過去有句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這是知識分子的捏造,嚴重違反熱力學第二定律,按照“卑賤者最聰明”這句話可以得出結論,“卑賤者”的道理一定比“高貴者”有道理,這個道理能化解并解釋以往我們所遇到的一切理論難題,它是科學的真理,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
當然毛澤東針對的不僅僅是知識分子,他試圖消滅的是一切不平等現象,包括干部和群眾的差別,城鄉、工農和腦體“三大差別”等等,毛澤東的思想和行為里,其實一直都貫穿著強烈的反壟斷和反權威的精神,作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他最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這是在反對馬克思的教條壟斷,最重要的是他非常了解人民群眾的力量,他看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這是反壟斷最根本的要點。不過毛澤東思想雖然正確,但是由他來親自領導,則只有當他本人處于反壟斷地位時才會有效,因為反壟斷的目標是明確的,而當他處于壟斷地位時,反壟斷的目標就化為了一種無形的價值觀,在沒有找到一條公正的反壟斷的公約準則之前,一切都只能由他自己壟斷,這在龐大的計劃經濟壟斷體制下,必然就會產生龐大的壟斷費用。如果中國在60年代初,對農村實施了“包產到戶”情況可能就不同,“包產到戶”本身并非農業最好的生產方式,農民期望的關鍵意義是要消除上層壟斷,放任農業自由,是產生不出資本主義的,而當農民成為了最富有的國民,自然就成了無產階級專政,并且以農業為基礎的民族和民間文藝也能得以保存,這是抵御資本主義價值觀的重要屏障(所謂“封建思想”里只有等級和男女觀念才是反動的),如此消滅“三大差別”的愿望也就容易實現了,“五七干校”和“上山下鄉”大概還得排隊等候,知識分子都成為農民圈養的奴仆,其中農業知識分子為向農民爭寵維護自身的利益,自然會積極挑剔一切非農業的知識及其分子的各種毛病,限制他們的發展。如此,工業發展完全由國家計劃壟斷,只能限制運用于支持農業、公益和國防等事業上,富強的農業、根深地固的民族文化和對科學真理的信念,就足以抵抗住一切壟斷資本的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可能已經走向共識。這種可能性是馬克思不可能預見到的,這是由當時的科學觀所決定的,沒有意識到農民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本身并非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作為摧毀資本主義的先鋒力量時,才具有領導意義,在社會主義國家尚未開放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資產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剩下的只是消滅壟斷資本的價值觀的問題,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的生態的生產方式,就可以化解壟斷資本的價值觀。
這種可能性歷史上它還有過一次真正的機會,這就是列寧曾經推行的“新經濟政策”。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是不能忽視的,他最早發現了資本主義拓展世界市場,根本就不是馬克思說的在改造世界,而是出于壟斷資本的帝國主義掠奪本性,他試圖以強大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予以對抗,也沒按馬克思的教條,但他先推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他自己也發現不對,后來改為推行的“新經濟政策”,則帶來了一線生機,其最大的好處就是寬松的農業政策,讓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主要的大型工礦企業則都由國家控制,有限地開放中小企業和商業,這樣就能遏制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尤其是防止商業文化的泛濫,而讓農業自由發展,當時俄國本身就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國家,有條件大力發展農業。藉此如果列寧能進一步發現,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本性,正是他所描述的分割論制造的間斷性和偶然性被放大的結果,大概就能徹底完成了馬克思主義,他去世的太早,沒能做到這一點,但他有一個很重要的見解,那就是“顛覆資本主義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其貨幣不斷貶值”,其重要性在于壟斷資本貶值,就必然是人力資本即人的價值上升。斯大林推行的計劃經濟把這種可能性徹底毀滅了,計劃經濟最大的危害就是農業集體化,這是完全違反自然法則的生產,本身就是壟斷思維,這與軍備競賽的需要有關,但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到軍備僅僅具有維持和平的意義,軍備就只能更加加強壟斷資本的價值觀。斯大林領導的前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計劃經濟體制,幾乎壟斷了當時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形式,差一點就葬送了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是斗爭哲學,在一個壟斷的體制內,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必然相互脫離,階級斗爭就淪為空洞的政治斗爭,又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根本建立不起無產階級的價值觀,所以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都抵擋不住資本主義價值觀的沖擊,而放棄了共產主義理想。只有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順應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潮流,但依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這才為全人類的發展帶來了最后的一線希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章程》里提出的:“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與一般的科學發展完全是兩回事,科學發展得有目的性,首先要保證的是人的發展,“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以每一個人都得到充分地自由發展作為一切科學發展的約束條件的發展觀念,或者是發展讓每一個人都得到充分地自由發展的科學,使科學的發展目的回歸到人的本位上。“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是基于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而提出的,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耗費,只有在每一個人都得到充分地發展的前提下,才會是對全人類都有利于的,否則就必然是在危害人的發展。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比人更具有可持續發展意義的發展,人力資源才是最低碳、最節能、最環保、最生態和最具可再生意義的資源。 “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是人類社會最公平和最無可爭議的發展公約,過去人類社會出現的一切不合理現象,都是因為沒有一個公平的發展公約,公約或法律不公平,必然導致發展的不平衡,政府根本不能不用“有形之手”來調停。自由放任本身是沒錯的,自然生態都是處于自由放任的狀態的,人類社會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必須要有一個公平的發展公約為約制,才可能實現平等,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雖然正確,可以為無產階級在革命斗爭實踐中運用,但社會發展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公約為標準進行管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作為公約就能做到絕對的公平的管理,沒有人愿意反對,也允許任何人反對,誰反對意味著他不希望自己得到發展,那只是在反對自己發展,危害不到別人,這才是最平等公正的人權公約。其根本的要義是:限制一切危害他人自由發展的發展,以保障每一個人充分自由發展的權力。這就是本文一開頭就說的,公約不能用來指揮和執行,它只能用于限制一切違約行為,這才叫依法管理,加強這種管理就是加強對每一個人充分自由發展的保障,否則管理就變成了壟斷。政黨的領導意義就在于喚起廣大人民,積極以此公約為準則自由地發展,去瓦解一切壟斷資本的勢力,并且監督政府公正地嚴格按照這一公約為管理。有了統一、公正的公約,才能不斷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開放,真正向著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邁進,這才能到達社會全面協調的發展目標,讓人人都能享受到自然賜予每一個人的自由、平等和人權。發展均衡了,政府就能漸漸變成如斯密所說的“守夜人”,當各國政府都成為“守夜人”,按共產主義學說就是壟斷資本逐步消除了,沒有了階級對立,也就沒所謂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就自然退出了歷史舞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則世界就真正走到了共產主義。
聯合國氣候大會反復在呼吁保護地球環境,要求降低“碳排”,但只要人力資源或人類的剩余價值沒有發揮出來,根本不可能實現“低碳”,一切非人力的生產必有多余的“碳排”,“碳排”就是熵,若不以“碳排”就會產生更危險的“地排”或“水排”,而要確保“地排”和“水排”的安全,就必須確保社會每個人承擔的社會責任是緊密相連的,這樣每個人就都有了充分的存在價值,即沒有了剩余價值,那么社會就根本不可能有多余的“碳排”。多余的“碳排”根本就是人的剩余價值或壟斷資本的產物,消滅壟斷資本才是“低碳經濟”的根本,也是世界環保的“新興產業”,而在壟斷資本壓榨下的人的剩余價值釋放,就是這個“新興產業”最清潔的“新能源”。風能和太陽能雖然能源來源無害,但能源的收集、儲存、傳輸和使用等過程,依然克服不了熵。所以真正的“低碳經濟”,就是國際共產運動,聯合國氣候大會開成全球共產聯盟大會就找對了方向。
從任何角度看,只有按照“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公約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所謂社會主義就是以人的社會價值為神圣的主義,一切對社會有價值的行為必然符合“以人為本”的準則。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公約的發展,代表著的是全人類的剩余價值勞動力的發展要求——這是最生態、也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它必然代表著全人類的文明或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根本利益。所以它是屬于全人類的,并且也只有通過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奮斗,才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但這決沒有霸權主義的含義,這是真理,它不像資本主義用人操作的人權,真理和標準沒有指導和執行的概念的。“以人為本”的思想反映的是中華農業文明“天人合一”的整體論的思想特色,用“天人合一”的觀念理解,就知道“以人為本”實質是以自然為本,尊重因果輪回的自然法則,尊重自然是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它還是馬克思所認的政治經濟學的鼻祖(重農學派)的鼻祖,這又是一個大輪回。說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馬克思的本意都是相通的,這并非巧合,而是因為凡是真理都是相容的和無矛盾的,只有抽象的、貌似公正的“公理”放在一起,必然就會遇到哥德爾不完備定理,這就是整體論和分割論的區別。
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所有實行了市場經濟的國家,只有按照斯密的核心思想為指導,不斷地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斯密的核心思想沒錯,他的指導理論不完善,但原理沒錯,荒謬的理論是不知所云的理論,只會擾亂社會意識,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基礎,資本主義的荒謬發展的理論基礎是斯密的理論,并且已經形成了社會價值觀的定式,這就不能用新的理論打倒它,否則必然會制造新的壟斷和混亂,只能因勢利導,應用斯密的核心思想來完善他自己的理論,以糾正他所造成的、以及他人所歪曲的錯誤發展,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原因,是因為有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這個可以用來衡量一切發展最無可爭議的標尺,它將約制著市場經濟發展,按照斯密的操作思路不斷地修偏,就能走回到它的原點之上,這是一切分割論的神奇特點,這就叫怪圈。這種怪圈式發展,馬克思早有預言,就是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所謂螺旋式上升,就是理論上可以回到原點,現實世界卻不可能時光倒流。不過,這一切還得從生產方式上糾正,就是從生產企業的解放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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