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四川省大邑縣安仁鎮劉家墩子。1921年，其弟劉文輝當川軍旅長，駐扎宜賓，劉文彩先后被委任為四川煙酒公司宜賓分局局長、敘南船捐局長、川南護商處長、川南禁煙查緝總處長、川南捐稅總局總辦、敘南清鄉中將司令等職。劉文彩有了財權和軍權，即在川南橫征暴斂，僅敘府一地開征的項目就有四十四種之多，什么花捐、廁所捐、鋤頭捐等等，無奇不有。從樂山到敘府一百余公里就有強收護商稅的關卡三十余處。他強迫農民種罌粟，繼而收煙苗稅、煙土稅、經紀稅、紅燈捐，對不種罌粟的農民，就收懶稅，使川南人民飽受其害。1927年，劉文彩派兵捕殺了屏山縣領導六千農民抗煙厘捐的農會負責人、共產黨員徐經邦；1928年3月，劉文彩派軍警特務殺害了中共敘府城區區委書記李筱文和敘府縣委候補書記李家勛，并鎮壓了他們領導的抗捐暴動，屠殺共產黨員和農會會員六七十人；1929年冬，又鎮壓了川南工農革命軍，殺害革命軍領導和戰士五六十人；1931年3月，他又制造了震驚全川的“五人堆”事件，中共四川省委特派員梁戈、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孔方新等五名黨的領導干部殘遭其槍殺。

 　　1931年夏，劉文輝與劉湘叔侄為爭霸四川，矛盾日趨惡化，劉文彩派刺客去重慶暗殺劉湘未遂，更激起劉湘對劉文輝、劉文彩的憤恨。11月24日，劉湘派飛機轟炸宜賓，劉文彩倉皇逃命，出逃前，他用勒索軍費的命令，僅兩天就在宜賓城內搜刮二十萬銀元，連同他過去掠奪的金銀財寶，共裝了四千五百余個大木箱，用二十只船運回大邑家中。1933年夏，“二劉”戰爭以劉文輝敗退雅安而結束，劉文彩脫離軍政界回老家安仁鎮，他用蓋有關防的空白官契在華陽、新繁、溫江、崇慶、大邑、雙流、邛崍等七縣，采取霸占民田、買“飛田”、吃“心心田”、買“官田”等手段，豪奪田產一萬二千余畝，還有銀行字號22處、當鋪5個、街房684間、碾子10座、公館29個，家藏大量金銀珠寶。從此，他開始過起了殘酷剝削農民的惡霸地主生活：農民租種他的一畝田，先要交二斗黃谷作押金，由于通貨膨脹，押金往往貶值，他便采取奪田另佃或換訂新約的辦法要佃戶重交押金；他還特制量斗，用大斗進、小斗出的辦法，在農民交租、購借糧時進行盤剝。劉文彩妻妾成群，還強奸女青年多人。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安仁鎮家的有六個，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媽、丫頭、雇工就有六七十個，這些人飽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劉文彩豢養了一連的武裝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濫殺，就連自己的親戚、劉文輝夫人的族侄楊炳元，也因醉酒后對他評頭論足，而被他派人槍殺于雅安鬧市。為了擴張勢力，劉文彩于1941年建立了袍哥組織公益協進社，各地的袍哥大爺、惡霸地主、土匪頭子趨炎附勢，在他的卵翼下為非作歹。

 　　從1947年7月開始，解放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蔣軍節節敗退，解放軍已進入了戰略反攻階段。這時，早已聯共反蔣的川軍將領劉文輝，更加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推翻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立場。而劉文彩這個土豪惡霸卻鼠目寸光，不但不反悔自己殘殺共產黨人和殘酷剝削、鎮壓人民群眾的罪惡歷史，改惡從善，反而一意孤行，繼續在大邑一帶稱王稱霸，與共產黨人作對。劉文彩曾企圖利用肖汝霖組織的大邑青年會來與陳少夔爭霸，當發覺不能駕馭時，就斷了對青年會的支持。后來，劉文彩又查出中共地下武裝拿走了他的武器，并在寶興縣山區擊潰了他所豢養的大土匪郭保之的隊伍，便開始預謀對地下武裝進行瘋狂的血腥鎮壓。 　　1949年10月，病危回安仁鎮途中，在雙流縣地界病死。

      我們明了劉文彩的一生作為，就會明白為什么程美信要為這個大地主家族嗚冤叫屈了，為什么程美信要稱道劉文彩的道德為他涂脂抹粉了？看看程美信筆下的劉文輝，對農民是多么和藹可親，他是多么熱心公益大做慈善啊？這種人不是大善人誰是呢？為什么程美信如此賣力地為劉文彩評功擺好呢？因為歷史上劉文彩是殺害共產黨人的大兇手。表面的那些說法，無法掩蓋程美信為地主階級招魂喊冤的實質用意。其實，他就是地主階級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的在藝術評論領域里的急先鋒。要論及劉文彩與革命人民的恩怨命案，究竟誰欠誰更多呢？只是這筆血債劉文彩本人逃過了。他的后人所遇，固然不幸，值得動情，但若依佛家因果報應說，又何嘗不是劉文彩作惡多端給后世遭的報應？當然我們共產黨人是不信因果報應說的。劉文彩后人之遇害，是另有因由的。至于具體因由是什么，當就事論事，不應把因果隨意擴大，上升為因果說與歸于政治原因作為階級斗爭學說的政治罪惡，都是有違歷史真實的。

      拋開歷史往前看，我們是要講和諧團結，和平共處生活。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抹殺了剝削的罪惡，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反動官僚勾結資本勢力對人民的壓迫與剝削的不公平與罪惡。消滅剝削與壓迫，這是共產黨人的歷史責任，這種任務，在今天看來，更是任重道遠。我們既要與剝削階級作斗爭，還要與代表他們的政治立場的搖筆作文的反動文人，作堅決的思想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