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骨干們的勝利和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立場
災難必將帶來后果，巨大的災難必將帶來巨大的后果。這是常識。
中國歷史上爆發過很多次農民大起義。爆發農民大起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災害頻發的災難是其中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瘟疫直接引發了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東漢末年短短30年間，史書上有記載的全國性大瘟疫共12次，桓帝時3次，靈帝時5次，獻帝建安年間，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萬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難。因大瘟疫肆虐，張角創立了太平道，自稱“大賢良師”，借治病傳教，10多年間，發展了數百萬信徒，于公元184年，發動黃巾大起義，直接導致了漢朝的滅亡。
歲荒直接引發了唐朝末年的王仙芝、黃巢起義。起義前一年，關東發生了大旱，官吏還強迫百姓繳租稅，服差役，百姓走投無路，聚集黃巢周圍，與官吏進行過多次武裝沖突。公元875年（乾符二年），王仙芝在長垣（今河南長垣東北）起兵。黃巢在冤句（今山東菏澤市西南）起兵響應。《舊唐史》記載：“乾符中，仍歲兇荒，人饑為盜，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長聚盜，起于濮陽，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鄆州。”王仙芝、黃巢起義直接打擊了唐朝政府的統治，加速了唐朝的滅亡，
大饑直接引發了明朝末年的農民大起義。《明史》記載：“崇禎元年，陜西大饑，延綏缺餉，固原兵劫州庫。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胤，宜川賊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并起。有安塞馬賊高迎祥者，自成舅也，與饑民王大梁聚眾應之。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明末農民大起義從1627年陜西王二起義開始，到1658年失敗，起義軍與明軍戰斗17年，與清軍戰斗14年。這次起義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近代以來，中國還爆發過很多次革命。爆發革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災難頻發的災難也是其中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災荒直接引發了清末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前10年，年年災害頻發。如：1902年四川大旱，“災民數千萬”。1905年云南大水，僅昆明附近就有“數萬戶災黎倉卒逃生”。1906年幾個省同時發生大水災，湖南有饑民近40萬，長沙附近一次就“淹斃人不下三萬”；江蘇災民達730余萬人，聚集在清江、沭陽等地的饑民，“每日餓斃二、三百人”。1908年廣東大水災，“災黎幾及百萬”。1909年湖南大水，“統計各處災民不下百余萬人”；江蘇大水，海州逃荒流民27萬余，沭陰11萬余，贛榆8萬余，全省可以想見。1910年安徽大水災，“人民被災而無衣食者，約有二百萬”。上述數字，遠遠不能反映在“饑民遍野”、“餓殍塞途”等籠統描寫中所包含著的悲慘事實。這些風餐露宿、衣食無著的饑民、流民，就像無數火藥桶，只要有一點火星，就可以引發毀滅性的爆炸。接連不斷的災荒，引發了接連不斷的反對現存統治秩序的自發斗爭。例如：以“滅清、剿洋、興漢”為口號的四川義和拳斗爭。發生在本世紀初、延續數年之久、清政府動員了廣西及兩湖云貴各省軍隊、“糜餉以千百萬計”才勉強鎮壓下去的著名廣西農民大起義。1909年，全國下層群眾的搶米風潮和饑民暴動約149起；1910年，上升到266起。各種自發斗爭，最終引發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則直接導致了清朝的滅亡。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災害頻發的災難是引發起義和革命的直接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大災難會引發大起義和大革命，輕者動搖政權，重者導致政權更替，甚至導致國家滅亡。
建國后的1960年—1962年，據說遭到了空前的大災荒。大災荒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嚴重，原本一直在爭論中，沒有一個權威的共識。兩種觀點，針鋒相對。一種觀點認為：大災荒主要是天災，確實存在餓死人現象。另一種觀點認為：大災荒主要是人禍，“餓死三千萬”。但現在權威的結論已經問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上市了。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第563頁“繼續大躍進和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說：“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情。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的嚴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訓應該認真總結和記取。”
通過以上表述，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1960年—1962年大災荒的總結性結論：（1）餓死三千萬。“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一年1000萬，三年自然是三千萬。（2）人禍。“這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的嚴重后果。”暗示所謂人口減少是餓死的。
這一結論，與辛子陵的說法是驚人的一致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萬8千人，并引用某個刊物發表的所謂研究結果說，這比中共上臺前2129年中國歷史發生的203次（死亡人數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死亡2991萬多人還多764萬！
這一結論，宣告了辛子陵們的勝利。至此，多年來關于1960年—1962年大災荒問題的激烈爭論，似乎應該鳴金收兵了。爭論雙方也應該握手言和了。因為依據常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中共黨史，其權威性應該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事情往往走向它的反面。正如如今一切權威都是那么荒唐、可恥一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權威，同樣是荒唐的、可恥的。
平心而論，我很想相信這一權威的結論是正確的。我也很想相信辛子陵們的結論是正確的。可是他們的結論卻很難令我信服。因為，這個結論違背歷史常識和基本邏輯，是荒唐的。
如果建國后，中國共產黨因為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導致了1960年—1962年的大災荒，導致了餓死三千萬人，成為自恐龍滅絕以來空前的生命大災難，那么這就必將引發空前的大起義和大革命，必將招來蔣介石國民黨反攻大陸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武裝干涉（看看薩達姆和卡扎菲等人吧），必將激起前蘇聯這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強烈譴責，中國共產黨就必將跨臺，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必將滅亡。
然而事實卻是：1960年—1962年的大災荒，這個自恐龍滅絕以來的生命大災難，沒有引發大起義和大革命，甚至沒有引發多大的社會動蕩；沒有招來蔣介石國民黨反攻大陸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武裝干涉；沒有激起前蘇聯這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的絲毫譴責，中國共產黨也沒有跨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仍然存在。不但如此。這個大災荒，自恐龍滅絕以來的生命大災難，反而進一步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加速了“兩彈一星” 的成功研制和現代工業體系的全面建立；反而直接引發了由中共領袖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有效地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這一結論，同時也是可恥的，其可恥目的昭然若揭。因為通過肯定餓死三千萬，就可以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通過否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就可以否定毛澤東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否定毛澤東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想干什么呢？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是一部歪曲和抹黑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新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的偽史，是一部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面教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不站在黨的立場說話，不站在人民的立場說話，他們沒有資格寫黨史。與其讓這樣一群吃里扒外的假共產黨員寫黨史，還不如讓一群有良知的黨外學者和國外學者來寫黨史。他們寫出的中共黨史還更好。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不但不能因其權威發布止息這一爭論。相反讓這一爭論和更多的爭論，將更趨激烈，非到真相大白這一天，不會休戰。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