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義　　

1、理論意義　　

“大眾傳媒除了自身作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之外，同時對促進整個公共空間職能的發揮起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1]”電視具備公共服務功能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常識”，對于收視率的崇拜是否會犧牲電視的公共服務功能，還在爭論中。追求收視率本沒有錯，但在國有體制下，電視臺所有的節目都以收視率論英雄，那么電視媒體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將出現缺位，這也成為新媒體和以博客為代表的個人話語逐漸興盛的背景。我廣播電視事業發展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大眾提供公共服務，包括為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服務。我國電視機構普遍存在著對商業利益的追求超過了對公共服務的追求的現象，一些解讀公共政策的、教育的、文化的、藝術的、社會道德的節目，在娛樂化、低俗化節目競爭面前難以獲得較高的收視率，在商業化的標準下，許多省、市電視機構也很難專注于這樣的公益性服務。電視傳媒在走向市場化、產業化的過程中，既沒有承擔起公共服務功能，又深陷于一心追求收視率的泥潭當中不能自拔。對收視率和商業利益的過分追求與公共服務的缺失可以說是目前學界關于電視批評的主要聲音。　　

2、現實意義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大環境下，社會階層發生了分化，多種聲音需要代言，其結果既產生了對公共服務的迫切需求，又為電視的公共化服務的誕生提供了現實的土壤；在經歷了廣播電視業產業化改革，我國電視又陷入結構單一、功能混亂的局面，原有的電視從功能上講已經不能滿足公共服務的需求，對電視進行功能分離，公共化是必然的選擇之一。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冠以公共電視的電視節目、欄目和頻道，但實質上難以擺脫來自市場和生存的壓力。國內的傳媒學者關于電視公共服務功能的論述較多，對于公共電視的呼吁也在加強，但可供研究的具體欄目案例卻并不多。　　

《人口》欄目由中央電視臺與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合辦、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承辦，是中央電視臺目前唯一的揭示生命奧秘、傳遞生命科學，探尋中國人口與經濟、人口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檔專題欄目。自1988年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開播，風風雨雨已有21年歷史，在中央電視臺一套可謂化石級欄目。同時期的《神州風采》《為您服務》早已消失。《人口》長期堅持促進人口與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宗旨，傳播人口知識、宣揚健康理念，倡導人文關懷，呼吁尊重生命，追求科學，實現人與社會協調發展。欄目每期二十分鐘，播出時間為中央電視臺一套的周三下午二點二十分，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在中央電視臺一套播出的社教類節目之一。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制作承辦的中央電視臺《人口》欄目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了較高的收視率。作為部委直屬的公共傳播平臺，同時在全國多家電視臺、廣播電臺開辟了人口、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等專題欄目。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國共開設了近2000個人口類專題廣播電視欄目。從該欄目的內部與外部因素進行研究，推廣到政府和媒體各自提供的公共服務，剖析二者之間極其緊密、辯證的聯系性，有助于理清、強化該欄目真正定位并對各媒體該類具備了公共服務功能欄目的未來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　　

（二） 綜述　　

1、理論淵源及演進過程　　

本文關于電視的公共服務論述主要理論依據是電視社會學，電視社會學認為電視為社會傳播和推行占主導地位的主流文化提供了強有力的手段，并為社會成員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念，提高社會整合能力創造了有利條件，成為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媒介。電視所傳播的觀念和行為方式對受眾有著直接的或潛移默化的影響。　　

“追溯電視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不可避免就會涉及到19世紀末的四位美國學者：約翰·杜威，喬治．H．米德，查爾斯．H．庫利和羅伯特·帕克。杜威認為，大眾傳播使人們能夠分享社會信息，從而維持了整個社會的存在；不僅如此，大眾傳播還是社會變遷的工具。在杜威的影響下，庫利指出，大眾傳播是人類進步的動力，是拯救社會的工具；而帕克則更加指出，大眾傳播具有參考功能和表達功能。這些學者的研究，不僅影響了傳播學的發展，同時也對傳播媒介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論基礎。[2]”在這種學科的發展下，認為電視媒體作為社會信息的載體，它具有公共服務性和社會共享性。無論在什么國家和在何種制度下，電視媒體都普遍被視為一種公共事業。但同時，電視媒體與政治密不可分，可以說，社會關系的建立與維持、權力的維護和運用、政策的制訂與執行、各階層調和以及國家的有效管理，都有賴于電視媒介的有效傳播。由此產生電視的公共服務功能探討。　　

2、國外有關研究的綜述　　

業界認為世界上主要有三種廣播電視體制，即以美國為代表的商業體制、以英國為代表的公共體制和以前蘇聯為代表的國家體制。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關于體制問題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前兩者，而且美國的商業體制因其成熟而有效的商業運作與最大的節目出口量，在全世界范圍內居于主導地位，成為許多國家效仿的對象與標準。盡管自由市場所帶來的沖擊與影響是巨大的，但是，英國廣播電視公共服務傳統與公共體制自身也在不斷地發展之中，成為全世界公共電視的典范。本文更多運用和借鑒的是公共電視理論和來自于英國電視公共服務的啟示。　　

3、國內研究的綜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的執政理念與方式日益創新，特別是自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與轉變政府職能等理念，政府逐漸向為公民提供基本而有效的公共服務和管理的現代政府轉變，政界與學界開始對公共服務的理論與方式進行新的認識與思考。在此背景下，近年來有關廣播電視公共服務的論文多集中探討廣播電視的公共品屬性以及其產供組合方式的變化，以及發展公益性事業和建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上。　　

4、本人對以上綜述的評價　　

在通過關鍵詞搜索和考察大量專業文獻后發現，目前國內較少專門針對行政公共服務中的“人口公共服務”與電視媒體相結合的研究。究其原因，政府公共服務自上世紀80年代引入，在十六大之前還是一個較新的概念。人口本身是個統計學概念，人口學又屬于社會學范疇，人口行政又屬于政治領域，而電視欄目研究屬于傳播學范疇，與人口本身屬于不同學科領域，一般情況下二者很難結合在一起，因此同時作人口公共服務和媒體研究的文章比較少。《人口》欄目成為這一結合具有一定的“基因突變”性，作為一個體制上的特例，又介乎于不同學科之間，對于該欄目的研究屬于個例研究。從傳媒的角度，越來越多的人提出公共服務的理念，顯然是對過去主流媒體“喉舌”功能的提升，也是時代發展和政府服務理念轉型的需求。《人口》欄目身上有很多別的欄目沒有的特質，它是迄今為止，中央電視臺一套第一個也是唯一的全面實施制播分離制的欄目；同時也是冠以“政策保護”帽子最久的欄目，經歷數次涅槃而不死，甚至可能永遠帶著“國策”的印記存活在主流電視頻道的角落里。　　

雖然是電視欄目“特例”，但一個生存了20年的欄目和全國地方電視臺普遍存在的類似欄目，也確實有必要進行研究，往往特例的后面會有預示未來的一般性規律。《人口》欄目作為一檔存在于中央電視臺一套和大眾生活20年的欄目，卻往往被傳媒學界和人口學界研究遺忘。欄目自誕生之日起被蓋上政策保護的帽子之后就很少出現在媒體研究刊物上，在一些近似于垃圾的時段里默默存活著，近些年屢屢出現在被警告的名單上。筆者認為欄目屢次被警告只是一個表面現象，除去制作品質原因外，本質上來自欄目乃至整個中央電視臺多年逡巡于公共和市場之間的尷尬。本文通過分析《人口》欄目，試圖解構現有體制和市場背景下公共服務與主流媒體的互相作用關系，更試圖從一個體現公共服務精神的欄目興衰變化來探索未來創建公共電視的可能性。

一、人口公共服務與中央電視臺　　

進入21世紀以來，“公共服務”這個詞越來越頻繁的出現于大眾的視野、媒體的報道和政府的文件之中。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新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運動”等各式概念和表述也層出不窮。什么是公共服務？　　

（一） 公共服務的內涵　　

　2004年2月21日　，溫家寶總理曾對我國政府公共服務的內涵作了科學、全面的闡述：“公共服務，就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公布公共信息等。”[3]公共服務通常由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和企業承擔，其中政府是責無旁貸的公共服務提供主體。它具有以下幾個基本特征：一是為大眾的服務，具有廣泛的覆蓋面，而不僅是對特殊階層和特殊人群；二是基本的和基礎的服務，如九年義務教育、新農村合作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養老保障制度等；三是非贏利性的服務，它指不以贏利為目的，其服務所得不用于利益分配，而用于公共事業發展。目前在我國公共服務包括四大類：一是基礎性的公共服務，如基礎設施、水、電、公路、電信等；二是經濟性的公共服務，如規劃與計劃的制定，規范的監督，宏觀調控，資金的動員與分配等；三是社會性的公共服務，包括教育、衛生、科技、文化、人口等；四是安全性的公共服務，如國防、警察、消防等，用以維護整個社會安全與穩定。通過提供公共服務，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夠均等地享受發展和改革的成果。本文所指的人口公共服務正是上述第三類所界定的社會性公共服務，而具備教育和文化屬性的廣電媒體（尤其是中央電視臺這樣的主流媒體）同樣屬于社會性公共服務范疇。在我國，人口公共服務的提供者是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作為國務院組成單位代表政府來向民眾提供，而兼顧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的雙重性質的中央電視臺作為我國最大的主流廣電媒體向全國受眾提供文化和教育的公共服務功能。　　

目前我國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的轉型期，而且是歷史上轉型最快的時期。“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社會的管理是從上到下實施“沉邊蓋底”的單位制、戶籍制的嚴格控制。社會管理的主要載體就是單位、戶口和檔案等制度，主要方法就是會議、文件傳達。“文山會海”成為傳統體制下控制社會的最簡便的方法。但是現在，單位制解體了，單位人不斷向社會人轉化。非公經濟、民企、退休和流動人員不斷增加，靠文件會議的方法已經不能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了。人們獲取信息、了解大政方針最主要的渠道都是通過新聞媒體。全社會上下，包括領導干部，也往往都是通過媒體在第一時間了解到中央精神，例如兩會。各級黨委、政府也主要是通過媒體來宣傳黨傳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動員社會，凝聚人心。所以，現代國家的社會管理，從某種意義上講更主要的是借助媒體。[4]”2003年以來，我國倡導建構公共服務型政府，“十一五”計劃中也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國公共服務文化體系。關于公共文化服務：　2005年10月11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完善文化產業政策”作為在“十一五”期間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推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重大措施。決議關于“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論斷，是近年來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的重大成果；關于“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的說明，關于“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文化產業格局”的新表述，是在文化產業領域落實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路的高歸納，標志著中國文化產業從突破走向規范，邁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2006年1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指出，推進文化事業單位改革，羅要根據現有文化事業單位的性質和功能，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明確不同的改革要求。要加大公益性文化事業投入，調整資源配置，逐步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進一步完善鼓勵捐贈和贊助等各項政策，拓寬渠道，引導社會資金以多種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業。　　

筆者試從兩種視角來解釋人口公共服務與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　　

政府視角下人口的公共服務本質----人口工作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人口的公共服務包括了人口的規劃、人口發展的監測、人口與計劃生育、生殖健康服務等。近年來人口公共服務面臨新的兩個轉變，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和綜合治理人口問題。所謂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就是關注人口的數量、素質、結構、遷移和安全問題；所謂綜合治理人口問題就是用宣傳、科技、行政、法律、保障等手段來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目前在我國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有人口數量問題、人口素質問題、人口結構問題、人口遷移問題、人口安全問題等。在政府人口工作的各種文件里，歷來把宣傳教育放在首位，無論是早些年的“三為主”還是現在的“兩個先導”，政府往往也把人口工作看做是一件移風易俗的艱巨任務。所以，上述人口工作內容要靠宣傳教育才能廣泛進入工作對象。近年來，由于人口部門主管宣傳部門的意識提升，已經由“宣傳”向“傳播”轉變，更注重通過傳媒來進行政府公關和提供服務。宣傳是一種傳播，但傳播不等于宣傳。“宣傳”往往是一種單向的信息傳輸，而“傳播”則是雙向的信息交流。現在的公共服務更強調的是組織與公眾之間雙向的信息交流。宣教與傳播兩個詞語，并不是簡單的兩個時代的不同表達，而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思維和工作方法。宣教建立在執行指令上，傳播建立在調查和分析上；宣教建立在“我要說什么”上，傳播建立在“你想聽什么”上；宣教是單向的，傳播是雙向甚至反復多向的；宣教是政府行為，傳播是信息行為；宣教是封閉的，傳播是開放的；宣傳靠的是經費和文件，傳播講究的是營銷；宣教往往是階段性的，傳播會讓人們的行為成為可持續發展。由此設立于中央電視臺一套《人口》欄目無可爭議的成為人口公共服務的一個最重要傳播窗口，主要承擔關于政府人口政策執行和政府提供物質保障的宣傳、為群眾提供各類有關人口文化服務和關于人口的公共信息發布功能。遺憾的是，除了《人口》欄目外，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主流媒體對于人口公共服務方面內容持之以恒的關注和報道反而并不多見。　　

媒體視角下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本質----廣播電視具備自身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社會“公共物品”，中央電視臺所隸屬的廣播電視業有其自身的公共服務功能。2003年，《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21號文件）和《關于促進廣播影視產業發展的意見》出臺，將廣電業劃分為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兩類，涉及廣播電視公共服務問題。2005年，廣電總局把該年作為建設農村廣播電視公共服務體系年，推進村村通工程，發展農村廣播電視公益性事業。而加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逐步形成覆蓋全社會的比較完備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成為“十一五期間的重要任務之一，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部署的七項公共文化建設重點工程中，涉及廣播影視的就有三項，包括：村村通廣播電視、農村電影放映和“西新工程”，特別是村村通廣播電視，被列入2006年國務院工作要點，成為“十一五”期間社會主義農村文化建設的一號工程。由此，可見中國廣播電視有其自身的公共性及其公共服務功能。“公共服務作為政府職能與媒體有某種關聯度，其部分內容甚至最終會通過媒體實現。但是從媒體職責視角考察公共服務畢竟與政府職能視角有很大差異。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傳媒主要有三大公共服務職責，分別是信息、教育和娛樂。[5]”尤其是信息和教育功能，大眾媒體具有受眾面廣，傳播速度快等優點。媒體可以將政府的決策告知公眾，增進公眾對政府的了解，加強政府和公眾的溝通，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政府通過對大眾傳播的監測，可以收集大眾輿論對自身形象的反映，從而不斷改進和調整自己的決策和行為，完善政府形象。由此可見中央電視臺所代表的主流媒體提供的公共服務更多來自于宣傳黨和國家政策、客觀全面的信息報道服務、匯集反映社會客觀民意、以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教育民眾和提供符合國情的健康高雅的娛樂服務為主。　　

（二） 《人口》欄目的設立是人口公共服務對中央電視臺的需求　　

《人口》欄目是政府形象傳播的需求。政府形象傳播，主要就是政府借助傳媒傳達自身形象的過程，政府形象傳播的對象是公眾。一個政府要有良好的形象，就必須重視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和良好關系。充分開發政府形象這一政府的軟資源，讓公眾及時、準確地認識、了解，是樹立良好形象的前提，也是政府形象傳播的使命。大眾傳播主要是指通過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向人數眾多、范圍廣泛的人們公開或定期傳遞信息的過程。大眾傳播具有受眾面廣，傳播速度快等優點。電視是目前中國大眾傳播的主流媒體，中央電視臺則是主流媒體中的老大，作為政府專門用于宣傳人口政策、體現人口公共服務的平臺，設立在中央電視臺一套的《人口》欄目就自然起到了政府形象傳播的重要作用。　　

中國的生育率在進人21世紀前后降到更替水平。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時，與之相關的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人口素質等問題逐漸顯現。人口宣傳開始著眼于更大范圍的人口問題，更加關注受眾的切身利益，其宣傳教育的視角也隨之擴展到更寬領域。隨著人口工作由以控制人口增長為主向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轉變，人口宣傳開始與廣大受眾生育意愿轉變、提高生活品質和社會進步相適應。在這個過程中，《人口》欄目一直承擔了傳播人口政策的作用，并一直樹立著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政府形象。這里需要特別提出一個現象，正是由于上個世紀的關于計劃生育的強勢傳播，人口部門至今留給大眾的印象還停留于帶著明顯計劃經濟時代痕跡“只生一個好”的階段，這種落伍、土舊、缺乏時代感的李普曼所形容的“刻板成見”成為人口宣傳和《人口》欄目的一個需要艱難努力才能自我打破的桎梏。　　

《人口》欄目的設立機制和體制屬性有一定歷史淵源：自1988年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開播至今，《人口》欄目己走過了20個春秋，業已形成一檔具有獨特定位和穩定增長的收視群的欄目。1988年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開播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欄目，每期15分鐘，主要內容是介紹計劃生育的相關政策、全國計生系統的重要信息、基層先進典型，以及計劃生育、生殖健康科普知識。1997年欄目更名為《中國人口》，增加為每期20分鐘。2002年中央電視臺開始實行欄目末位淘汰制，2003年《中國人口》受中央電視臺黃牌警告。2005年《中國人口》欄目進行全新改版。結合節目定位和自身特點，以人口、健康和家庭為主要選題。以社會事件或人物故事打動觀眾，融入人口和健康的科學知識。2006年1月，欄目更名為《人口》，播出時間調整到中央電視臺一套的每周六15：30，在中央電視臺一套30多個欄目里綜合排名保持中上游，季度排名曾在第4、7、9位。　　

《人口》欄目從設立開始就體現了“制播分離”的特質，是由國家人口計生委與中央電視臺聯合舉辦，中國人口宣教中心獨立制作，中央電視臺總編室具體負責聯系和監審。不同于任何中央電視臺自辦欄目，欄目在結尾處的尾標是“國家人口計劃生育委員會”。也就是說，這個欄目代表的是政府的一個部門。這個往往被人們忽略的尾標，早已給欄目打上了政府“喉舌”功能的烙印。　　

從體制上講，國家人口計生委是與廣電總局平級的正部級部門，中國人口宣教中心為正局級事業單位，具體負責制作節目的團隊都是一個“正處級”部門，從編導到攝影師都是國家體制內的正式干部。與當代電視高度市場化相比，這個欄目在體制上決定它的非市場化、非產業化、非商品化。這么一個被稱為“古董級”的欄目和特殊的體制，如何在中央電視臺內與其他欄目競爭、生存并承擔起公共服務的功能，將成為本文一個內核化的命題。　　

從欄目設立之初，就被冠以“部位合辦”和“政策保護” （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政策協調”）的帽子。類似欄目還有國家民委的《中華民族》，全國總工會的《當代工人》等，但最大不同在于制作及把關完全由中央電視臺以外的部委來承擔。與人口相同的體制如來自于農業部影視中心、解放軍電視制作中心的節目雖然陸續成立自己的時段和頻道，但與中央電視臺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中央電視臺一套的《人口》欄目可以說是電視界絕無僅有的欄目。2002年中央電視臺開始實行欄目末位淘汰制，以收視率為主要評價指標對欄目進行綜合排名，優勝劣汰。這使得政策性業務性較強、收視人群范圍較窄的《中國人口》欄目，面臨嚴峻挑戰。欄目組緊急進行改版，調整了節目形態并進行危機公關，由部長出面，向國家宣傳和廣電主管部門進行游說，并動用文件進行協調，最終得以保全該欄目在中央電視臺一套的位置。改版過程中，編導認識到“以往節目只注重對人口業務工作的關注，忽略了大眾傳播規律，在節目的制作質量上，傾向于單一標準，忽視了受眾收視率的標準。”經過努力，節目收視率有明顯提升。筆者認為，節目品質的提升只是一個外部因素，因為電視節目制作規律永遠要求精益求精，不斷追趕收視市場的變化。而“政策保護”的措施才是欄目得以保存的根本，因為有一個問題被“收視率至上”掩蓋了，那就是《人口》欄目的公共服務功能體現了國家意志，國家的人口政策和形勢需要保全《人口》欄目在主流媒體的存在。在這里無需諱言“政策保護”帶給《人口》欄目先天優勢，面對泛娛樂化和不斷商品化的電視傳媒，體現公共服務職能的欄目必須堅守并在某種程度上與代表市場和廣告商需求的“收視率”進行抗衡。根據現有中國觀眾中普遍存在的“知識溝”，同等制作條件下，公共服務節目很難與時尚、娛樂類節目相抗衡，更不要說電視劇等“強勢”的電視形態。“政府話語權必須通過媒體傳播才能得以體現，其話語影響力和權威性也只有通過媒體的反復強化和邏輯印證，才能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媒體話語對政府的維護，是樹立政府威信和形象的最有效的工具。[6]”因此對于國家人口計生委而言，中央電視臺并不由其直接控制，必須通過“政策協調”來實現其話語權威。　　

同中央電視臺在傳媒界的地位相匹配，人口部門在一系列人口政策和法規的解釋權上具有無可比擬的權威性，甚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涉及到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國家級法律法規就有近二十個，地方性政策和條例也有數十個。從某種意義來講，人口部門作為執政黨政府的一個專門部門代表了這個國家和執政黨的主流意識形態，本身具備了一定的“文化霸權”，這種霸權再次結合了中央電視臺這樣的主流媒體的話語霸權，在過去近20年的時間里形成了高強度宣傳氛圍。 “這種霸權表現在電視能夠在體現有權者利益的意識形態再生產力過程中，將有權者的物質利益模糊化、自然化。電視被認為向人們提供片面的、高度選擇性的社會現實。在這種事實的體系中，電視的限制性權力就成為分析的焦點：電視被理解為能限制人們觀點和圖像的獲得，而且，它被理解為能限制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以便反映和再生產官方文化的規范和傳統。”[7] 　　

目前除《人口》欄目外，包含中央電視臺在內的主流媒體關于人口的表達和報道很少。一方面因為人口的話題屬于媒體的邊緣題材。相比起房價、就業、礦難、節慶等社會熱點而言，人口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反而成為“談也談不清”“談也沒用”的話題。另一方面原因也恰恰在于前文所述的人口宣傳所體現出來的文化霸權不僅僅體現在對普通民眾的生育控制上，甚至面對中央電視臺這樣的媒體巨頭，同樣體現出一種默默的強勢。在中央電視臺內部有不成文的規定，涉及到人口和計劃生育的報道一定要征得人口部門的審核、批準和同意，一般記者輕易不會觸碰這類題材。面對廣大人民群眾迫切的生育愿望和社會上愈演愈烈的爭論，人口部門低調處理“不爭論”“不炒作”，但這樣同時也制造了人口公共服務的低出鏡率，形成了“雙刃劍”效應，也是人口公共服務面對媒體時的一種尷尬。　　

（三） 中央電視臺的公共服務功能有義務為《人口》欄目提供保障　　

中央電視臺網站這樣介紹：“中央電視臺節目全國人口覆蓋率達到95.9%，觀眾超過11.88億人(2005年統計數據)。在國內收視市場，中央電視臺的收視份額基本保持在全國收視市場的30%左右。據統計，2005年中央電視臺15個開路頻道總體收視分額達34.14%，創五年新高；觀眾人均每日收看中央電視臺節目的時間為52分鐘(人均每日收看電視時間為154分鐘)；中央電視臺各頻道的觀眾滿意度也占據著全國衛星頻道滿意度排行的前12位。[8]”在全國3000多家電視臺中，只有中央電視臺的全國入戶率為94.4%，收視高峰點觀眾人數平均每天8.28億，而且CCTV-1的《新聞聯播》、《焦點訪談》，都是基層電視臺必轉的節目，中央電視臺的覆蓋面可達到國家的每一寸土地。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中央電視臺是中國當之無愧最大的媒體。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媒體的主要功能包含如下解釋：中央電視臺是中國重要的新聞輿論機構，是黨、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是中國重要的思想文化陣地，是當今中國最具競爭力的主流媒體之一，具有傳播新聞、社會教育、文化娛樂、信息服務等主要功能，是全國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國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我國傳統的傳媒體制有一個基本的價值支點，這就是“喉舌論”。換言之，所有的傳媒體制設施與政策規定都是圍繞著如何保障傳媒的“喉舌”作用而建構起來的。從傳統的理論邏輯上說，對黨和政府負責與對人民群眾負責并不矛盾，因為我們黨一貫強調，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宗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并無自身的特殊利益。[9]” 　　

中央電視臺在上述功能，尤其是公共服務功能驅使下，為《人口》欄目提供播出了時段和平臺是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媒體對政府的必須實現的使命。“電視支持、因而也強化社會規范；它賦予社會成員、地點、政策以及事件以地位，只要給這些內容上鏡的機會就可以；而且有時電視能使人們不那么積極地投身于他們自己的生活中去。”“托德·吉特林( Todd Gitlin 1978)是大眾傳媒研究的另外一種典范，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我們有時所稱的大眾傳媒的制度權力。他說，這種權力包括媒體給予某種意識形態的特殊偏好，對公共議程的影響，調動社會網絡以支持某個政黨或國家的政策，以及更一般地說，動員社會資源以支持這類制度性安排。[10]”因此可以說中央電視臺是政府執政的重要社會資源，它自身的“制度權力”給了國家人口政策和公共服務重要支持。　　

對于政府而言，媒體具有特定的政治功能。在傳媒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政府話語必然通過國家媒體去傳達，人們也是通過國家媒體去了解政府的決策和管理行為。國家媒體的基本功能就是政府向社會公眾傳遞各類有用信息，不僅是媒體滿足受眾信息需要、獲得市場利潤的基本任務，而且是媒體的社會責任所在。中央電視臺作為大眾傳播的主渠道，既承擔著將人口政策和服務傳達到廣大民眾的政治任務，又承擔著將民眾的態度、觀點、意見和建議反映出來的社會責任，它在政府與民眾之間架起了一座信息溝通、觀點互動、輿論引導和行動說服的橋梁。國家人口計生委通過與中央電視臺的協調，可以充分利用《人口》欄目這一溝通民意的信息傳播渠道，實現引領社會輿論、緩解社會矛盾、爭取社會支持、維護社會秩序的政府行政目標，這種支持同時也是贏得公眾的信用需要。《人口》欄目正面報道以改善人民生活生命質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與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的事件和話題，把黨和政府的倡導與觀眾的家庭、命運、健康、幸福聯系在一起，為人口部門樹立良好政府形象。這種借助大眾傳播所形成的社會口碑，可以說是政府的無形資源。通過媒體的正面報道可以樹立、完善、強化和提升政府形象，使這一無形資源價值不斷提升，成為政府行政的重要支撐，進一步鞏固政府的公信力。　　

此外，中央電視臺的外宣功能把《人口》欄目作為向全世界解釋我國人口政策和宣傳人口文化的平臺。中央電視臺尤其是一套節目作為“國家文化形象”通過衛星對全世界的普及，具備了重要的外宣功能。溫家寶總理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表示，“要加強和改進對外宣傳工作。全面、準確、及時地向外界介紹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也不回避中國存在的問題。善于運用靈活多樣的對外宣傳和交往方式，盡量使用國際社會聽得懂、易理解的語言和喜聞樂見的方式進行交流，增強宣傳的有效性，努力引導各方面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和國際作用，營造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的人口問題和對于人口控制的政府行為往往成為境外勢力妄加評論我國人權狀況的借口。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對外宣傳力度較為薄弱，世界對于我國人口現狀和人口政策了解也非常少，對于我國的現在所倡導的新型人口文化更是知之甚少。在中央電視臺一套設立《人口》欄目（甚至可以考慮在國際頻道設立外語版《人口》欄目）可以向全世界華人和外國觀眾宣傳我國人口公共服務的巨大變化和成就，宣傳我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統籌解決人口問題所取得的經驗，積極應對國際輿論監督，抵制不良政治因素影響，樹立負責任的政府形象。展示我國現在的人口公共服務不僅關注人口數量控制和生育過程，還關注人口的結構、分布，人口的健康與安全，這些正是近年來國家人口公共服務的重大理念轉變。通過中央電視臺向全世界傳輸，有利于樹立國家形象，駁斥不利于國家的言論，最終達到傳遞軟實力的作用。　　

中央電視臺作為事業單位存在公共服務功能和自身盈利之間的尷尬。根據前文所述，“國際上的公共視臺大都不打廣告，更不會“資金大部分源于廣告收入”，比如BBC和NHK；按照目前中央電視臺所擁有的超級公共資源和政府、社會賦予的職責，“黨、政府和人民的重要喉舌”決定了它應該也必須是一個公共電視臺。如此則每年數十億元的廣告收入便無法解釋了，因為這是一個商業電視臺的行為。[11]”中央電視臺在其網站上是這樣介紹自己的：“中央電視臺現為國家副部級事業單位，內設15個副局級中心（室），包括辦公室、總編室、人事辦公室、財經辦公室、機關黨委、新聞節目中心、海外節目中心、社教節目中心、文藝節目中心、廣告經濟信息中心、體育節目中心、青少節目中心、技術管理辦公室、技術制作中心、播出傳送中心；有3個直屬處級單位，包括監察室、審計室和電視報社，以及新臺址建設工程辦公室（臨時機構）。”這種事業單位體制與《人口》欄目的產權所屬者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完全相同，也就是說兩個單位的事業屬性和主要功能基本一致。事業單位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其英文較為準確的意譯為“public service unit”，即“公共服務機構”。中國的事業單位的產生有著十分復雜的社會背景，隨著特殊背景和特殊制約因素的變化，事業單位經歷了一系列變革。目前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對事業單位的定義主要有兩個：一個是1998年國務院發布，2004年修訂的《事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將事業單位定義為：“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另一個是199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定義為：“依法成立的，從事公益事業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教育機構、科學研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社會公共文化機構、社會公共體育機構和社會福利機構等。”根據事業單位的基本屬性，概括上述兩個定義，事業單位的概念可表述為：“事業單位是依法設立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益服務，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社會組織。[12]” 　　

中國的事業單位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權力而成立的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法律實體，其職能一是從事教育、衛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公共服務活動，二是在特定的情境下，依據法律法規的授權和行政機關的委托，從事一定的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這兩項界定正好說明了中央電視臺和中國人口宣教中心各自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事業單位與企業職能最大的區別在于企業是從事商品生產和經營活動的組織，其目的是獲得更高的經濟利益，并將所獲利潤作為投資人的回報和分配給組織成員。事業單位是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的公共需求，實現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副部級事業單位初始資金來源于國有資產、必須以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主要目的、必須重點從事社會公共服務活動，這同其每年大規模招商的經營行為明顯存在矛盾。這個矛盾更多來源于國家對中央電視臺現有財政的“斷糧”政策，迫使中央電視臺走市場化道路。所謂電視娛樂化、低俗化來源于市場化和“收視率”，實質是來源于對招商的需求。“中國電視的發展也處于一種尷尬的狀態：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它必須把社會效益、精神和道德追求放在第一位；作為一個沒有財政補貼的商業主體，它又不得不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看重廣告創收和經濟效益。[13]”近年來，中央電視臺的頻道化改革本應該呈現轉機，合理分解公共服務和商業創收性質不同的頻道，但似乎目前還并未看到有效果的進步。現在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導致人口公共服務的在中央電視臺的弱化和《人口》欄目的收視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應是中央電視臺作為事業單位的公共服務功能和自身盈利驅動的矛盾和尷尬所致。　　

二、《人口》欄目的公共服務功能　　

“議程設置”理論告訴我們，大眾傳播可能無法影響人們怎么想，卻可以影響人們去想什么。《人口》欄目在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語境下，可以不僅從政策和國家利益來詮釋人口方案，還從人性、社會學、倫理學、醫學、行為學等方面解讀中國人口問題，在各種節目中力圖與受眾達成“共識”。作為一檔電視欄目，同時兼具中央電視臺的媒體屬性和欄目特殊政策賦予的政治屬性，它的公共服務功能與生俱來。　　

（一） 欄目的宗旨是提供人口公共服務　　

“宗旨是一個欄目的根本和基礎，是欄目的靈魂和方向，是欄目賴以生存的支柱。獨特的定位是體現欄目個性化的非常重要的環節。總而言之，明確的欄目宗旨和正確的欄目定位是一種好的傳播模式形成的首要前提。[14]”在央視國際《人口》欄目網頁上是這樣概括欄目的宗旨：《人口》欄目是中國人口宣教中心承辦的宣傳中國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電視欄目，也是中央電視臺目前惟一一檔揭示生命奧秘、探尋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家庭健康與和諧為主要內容的社教類的專題欄目。該欄目以改善人民生活生命質量、提高人口素質，促進人與社會、環境和諧發展為主題，圍繞著人口、家庭和健康話題，倡導人文關懷和科學的生活方式，向觀眾傳播人口知識和健康理念，把黨和政府的倡導與觀眾的家庭、命運、健康、幸福緊密結合。在這個主題背后，有來自三個方面的支撐：　　

首先是核心價值層面的支撐。《人口》欄目“從政策和國家利益來詮釋人口方案”，主要表現在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形成的社會輿論環境、打造公開透明的政府。“讓政府形象充分優化，政府的形象是黨執政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時代、擬態環境下的政府形象建設，最根本當然還是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15]”人口公共服務的主流意識形態也可稱之為人口宣傳核心價值體系。十七大報告在論述文化建設時，首先強調的也是要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因為這是我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以構建‘生育生命、家庭健康、和諧發展’人口計生宣傳教育的核心價值體系為主體，樹立以宣傳教育為先導、人民群眾為主體的理念，在倡導理念、宣傳政策、普及知識、建設先進文化、提供公共服務、影響和引導群眾婚育觀念和行為轉變等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更注重人文關懷，樹立‘大眾認同、社會認可’新形象，大力推進‘人口文化先導力建設’，努力促進群眾婚育觀念為的轉變和文明程度的提高，[16]”以上就是來自于核心價值層面的支撐，《人口》欄目的設立和發展有利于構建有中國特色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宣傳教育工作新機制，營造籌解決人口問題的社會氛圍，為全國的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創造良好的人口發展環境。　　

其次是文化層面的支撐。什么是文化？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泰勒給文化的定義至今具有代表性：文化就是人作為某個社會成員所獲得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慣等一切能力或習性的總體。文化實際包含了由內而外的三個層次：“社會價值觀”“制度、習俗及生活方式”“藝術和審美”，越是內在層面的文化，越具有穩定性；越在外在層面的文化，變化就越大。傳播人口文化是《人口》欄目的重要功能。人口文化是國家人口計生委所倡導的一種獨特的表述，這種亞文化種類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人口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經濟、社會、科技發展條件之上的生育觀念文化與生育科學文化的合稱。人口文化是一個范圍比較寬泛的概念，生育文化是人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人口文化的全部內容。現在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進入了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工作內容由控制人口數量為主向統籌解決人口問題轉變，需要從更廣的領域、更深的層次來理解、建設的人口文化。人口文化除了過去了一些理念內容之外，還包含了人口與媒體、人口與文化產業的內容。[17]”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要求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利用大眾傳媒，采取靈活多樣、生動活潑的形式，持續廣泛開展人口和計劃生育方針政策的宣傳。 “中華民族有幾千年從未間斷的人口文化傳承。其鮮明的民族個性和無限的人文魅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豐富的家庭、婚姻、生活習俗和文化現象，特別是改革開放帶來的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人口的大規模流動，以及生活生命質量的大幅度提高，使中國人口文化更加博大精深。人口文化在倡導人與自然、環境、資源和諧發展、人與家庭社會和諧相處，以及新的生活理念包括生理心理健康、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18]” 　　

第三是學術層面的支撐。《人口》欄目倡導健康生活方式，從人性、社會學、人口學、倫理學、醫學、行為學等方面解讀人口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學、倫理學、醫學三種學科背景的相互支撐”，這三門學科正好相對應于《人口》欄目“人口、家庭、健康”的三大主題。一是人口學，以人口學所依托，社會學為學科支撐，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與人口學相關的專業性與普及性相結合的問題。通過這個欄目，觀眾了解到人口學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識。比如人口分布和人口流動，人口比例和男女性別比，這些知識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卻并不為大多數人所了解，因此，恰當地處理有關人口學、社會學知識傳播中專業性和普及性之間的關系就變得非常必要。二是倫理學，“而倫理學的學科背景是哲學，與人口、家庭相關的問題之一首先是人倫，其中既包括人倫的規范，也包括人倫的缺失，這就決定了《人口》欄目的內容不僅有謳歌式的，即對符合倫理規范行為的肯定，也要有監督式的，即對有違倫理規范行為的批評[19]。”涉及到人的倫理、家庭的倫理和社會倫理，最明顯的就是《人口》所宣傳的節育理念同流傳了千年的儒家思想“多子多福”“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之間的矛盾與統一。三是醫學，《人口》欄目定位于“揭示生命奧秘、傳遞生命科學，探尋中國人口與經濟、人口與社會協調發展的一檔專題欄目”，自然少不了涉及醫學方面的知識。人口公共服務有很大的比重在于向廣大群眾提供如優生優育、避孕節育、“五期”教育、生殖健康等優質服務，這些體現在欄目中往往是一個個融合了知識、政策和人文關懷的案例故事。　　

（二） 《人口》欄目的公共服務功能內涵　　

無論該欄目歷史上曾經是何種類型——政宣型、服務型、科教型、文化型，其根本功能都是提供或宣傳公共服務。根據欄目的發展，《人口》欄目具備了四種公共服務功能：政策宣傳、信息傳遞、知識普及、文化傳播。　　

政策宣傳功能，就是“喉舌功能”。傳播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黨和政府的政策和聲音，人口計生委作為政府部門辦欄目的目的就是要表現國家以人為本的執政思路和社會溫暖。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制度的規定性，電視媒介一直以來都被定位為黨和人民的喉舌，是黨和政府的宣傳工具。黨中央多次重申，電視是教育鼓舞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強大的現代化工具，是黨和政府與群眾聯系的最有效的途之一，在正確引導輿論中發揮骨干作用。現代媒體的傳播可以在短時間內覆蓋到廣大地區的受眾，既能夠在短時間內塑造和提升政府形象，也能夠很快地毀壞政府象。因此，《人口》欄目的正面報道，凸現政府以人為本、勤政為民、廉潔高效，不僅有利于政府工作輿論的形成，而且是鞏固政權的需要。充分發揮喉舌功能，加強政府工作的正面報道，并堅持從科學性、建設性和現實性的角度出發做好輿論監督，是政府形象樹立和傳播的關鍵。特別是在重大突發事件處理上，要通過媒體報道形成政府科學預見、妥善處置、勇于負責的政府形象。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國的電視媒體不僅是社會信息的載體，又是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在《人口》欄目組內部有種說法叫“工作片”，意在專門解釋某項政策的專題片，如扶助困難家庭進行小額貸款和產業扶助的“少生快富”工程和為60歲以上老人發放養老補助的“獎勵扶助”政策等。這個時候“喉舌功能”就要面臨能否把政策講好講清楚的風險，也是對編導的“編碼能力”和節目品質的考驗。　　

信息傳遞功能，是大眾傳媒最基本的功能。信息可以消除人們對周圍世界新近變動情況的不確定性，為人們改造世界的行動和決策提供參考。及時、準確、全面地傳播信息，也是大眾傳媒在社會中最基本的功能。欄目在傳播信息時應保持信息傳播的“有益性和平衡性”。當代傳媒在從傳統方式向市場導向方式轉向的過程中，新聞價值觀也隨之進入重構過程，不少媒體受市場影響。“在我們的新聞傳播中存在著許多矛盾和相悖的現象。—方面在提倡節約型社會，另一方面又在提倡吃喝玩樂，追求豪華奢侈。甚至有些欄目就是以吃喝玩樂命名的。一方面提倡關注弱勢群體，另一方面卻出現了城市報紙盛極一時，而面向農村、面向農民的新聞媒介卻越來越少的趨勢。致使社會中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在新聞傳播領域有日益被邊緣化的危險。[20]”《人口》欄目往往關注弱勢群體，對于弱勢群體如農民工、艾滋毒感染者等而言，這種信息功能更難能可貴。　　

知識普及功能，“人口”有著豐富的知識內容，從優生優育預防出生缺陷到避孕節育自我防護、從“五期”教育到男性健康，無疑不是與每個受眾自身需求息息相關。欄目追求的不是趣味，不是轟動效應，追求的是為觀眾傳播科學理念、人文精神以及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并引起人們的理性思考。此外，隨著經濟社會飛速發展和國家法制建設不斷完善，很多社會知識包括相關法律法規都需要不斷普及，簡單舉個例子：一對流動在異鄉的新婚夫婦如何養育一個健康的寶寶將會面臨各種法律知識和醫學知識的缺乏，甚至在哪里體檢、在哪里辦證都未必清楚。欄目的知識普及功能可以滿足這些需求。　　

文化傳播功能，在欄目中體現的人口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計劃生育的問題，人口問題應該提到更高的程度來看，要談到人口與社會、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問題，其實就是人口文化的問題。前文已經論述過人口文化的內涵，人口文化對應的正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風尚”，以及“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中的“文化內容、體制機制、傳播手段創新”。欄目傳播的就是人口文化，弘揚人口文化正是欄目追求的最高境界。　　

同時，《人口》欄目通過自身的發展還能反作用于公共服務的改進。具體表現在“影響決策層、影響輿論、輿論監督”三點作用。　　

《人口》欄目作為中央電視臺一套的顯著地位，本身會引起政府高層的注意，除了人口系統領導干部是忠實觀眾以外，甚至可以到達更有影響力的決策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9年國慶期間為配合中央電視臺“部長訪談錄”系列節目，《人口》欄目也錄制了一期節目，將國家人口委主任李斌請到演播室，運用人性化包裝將部長還原成一位和藹可親的充滿女性魅力的發言人形象，用交談式口吻解讀了人口政策的成就與變化，本期節目成為當時央視的一個亮點，塑造了領導親民形象和人口工作新形象的同時，對于當時正在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參會代表和中央領導都是一次重要的影響。　　

我國的人口問題，存在許多現實的困惑與問題需要披露和監督。在施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以前的很長一個時期，中國人口的高速增長，不僅與當時的有關人口問題的指導思想和人口政策有關，也與這一問題上的傳統觀念、公眾人口健康知識的匱乏以及人口健康與醫療衛生資源分布的不均衡有很大關系。即使在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施行近30年后的今天，這方面的問題仍普遍存在。因此，無論是《人口》，還是其他電視欄目，除了正面報道之外，都應有更多的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監督，以使欄目所展示的“擬態環境”，盡可能呈現和還原現實社會的豐富性，而不是將它窄化或模式化。近來社會對于放開生育限制的呼聲越來越高，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成果需要更加適合的人口政策來分享，但國情的穩定性和政策調整周期決定了國家需要時間和良好的輿論環境，這時候正是《人口》欄目大手筆出擊，運用各種電視手段來引導輿論的時機。《人口》欄目作為人口部門宣傳的一桿旗幟，同時對于全國各省市縣的人口部門自辦廣播電視欄目都有指導和借鑒意義。往往是該欄目播什么樣的主題，全國各地《人口》欄目就會效法，形成一股巨大的影響力，不僅承擔起了宣傳黨和國家各項政策的職能，同時還針對觀眾的各種需求來發揮公共服務職能。　　

見圖一　　

媒體在承擔政府話語傳播者的同時，其話語權在表現形式上具有相對獨立性，即媒體在履行黨和政府喉舌功能的過程中，除主動配合政府傳播其發展思路、工作決策、管理活動外，還從執政為民、科學發展的黨和政府根本利益訴求上，對政府具體工作進行監督。在目前媒體高度發達、信息渠道廣泛、傳播快速便捷的條件下，媒體話語能否與政府話語始終保持一致，做好政府話語權的維護者而不是批評者，是政府意志得以實現的關鍵所在。　　

三、公共服務在《人口》欄目中的案例分析　　

美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提出傳播過程的五個基本構成要素，即:誰傳播，傳播什么，通過什么渠道傳播，向誰傳播和傳播的效果怎樣，后人稱之為“拉斯韋爾公式”。筆者在《人口》欄目工作十余年，見證該欄目經歷了多次改版，每次改版無一不是伴隨著中央電視臺的改版和整個中國電視界的潮流。從最早宣教意味濃厚的會議片、行業片到1995年興起的紀錄片風格、欄目版塊化、片頭包裝，一直到2000年以后的推崇收視率、末位淘汰和警告制，直到現在欄目時興的講故事風格。在這個變化過程中，欄目的生產和消費過程關于“拉斯韋爾公式”中的“誰傳播，通過什么渠道傳播，向誰傳播”基本沒有太大改變，“傳播什么和傳播的效果怎樣”發生了比較明顯的變化。　　

（一） 《人口》欄目相關元素分析　　

關于受眾分析，“對于任何性新聞媒介，受眾的接觸與選擇，都是其一切功能目標實現的首要前提。無論從哪方面講，受眾對于媒介的成敗與生存都是至關重要的制約素之一。要占有市場，要贏得受眾，這是媒介的必然選擇。而占有市場，贏得受眾的第一步就是欄目的受眾定位，即確定媒介整體和所設欄目的明確的傳播對象，解決向誰傳播的問題。[21]”由此可見，受眾對象的研究對于欄目的宗旨與定位的確立至關重要，要進行準確的電視節目、欄目定位，就必須倚仗精確的受眾分析，即要加強電視節目、欄目受眾對象的針對性。受眾是傳播活動的對象或受傳者，即傳播活動的信息接受者，作為一個集合概念，體現為讀者、聽眾或觀眾等。在電視文化傳播中，受眾主要是指電視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它與電視信息的傳播者構成傳播過程的兩級，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沖突。《人口》欄目的受眾到底是哪些人？按公共服務的職能，當然是盡可能覆蓋足夠廣的人群，最好是打破年齡、性別、地域、階級的界限，但作為一檔節目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到目前為止該欄目尚未做過真正的受眾分析，也沒有委托過專業的調查公司進行專門分析。筆者根據自身在欄目的從業經歷和欄目組收到的來信來電反饋，分析該欄目的主要收視人群為以下幾個群體：農村觀眾、家庭婦女、居家老人和基層計生干部（這些人一度視此欄目為本系統的代言人）。尤其是2005年以來關于生殖健康和出生缺陷節目內容的增多，不少準備孕育后代的青年觀眾和家庭成為觀看群體的另一來源。這些觀眾群體恰好與人口公共服務的對象相吻合：人口工作重點在農村農民和流動人口，主要工作對象是育齡婦女，家庭孕育指南、青春期教育和老齡化解決方案正好對位于家庭成員。而這里面大多數人，包括農民、婦女、老人均具備了弱勢群體的特質，絕非白領階層和中產階級。這里有一個巧妙的吻合，公共服務的特征之一恰恰是更多關注和服務于弱勢群體。對比老牌公共服務電視BBC就可發現。“英國廣播公司歷來被視為公共性質傳媒的典范，它強調以保障公共利益為根本宗旨，覆蓋面廣，為社會各種聲音提供表達和交流的渠道。它滿足不同層次觀眾的需求，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積極提供適合兒童、青少年、婦女和老人觀賞、有益身心健康的節目，盡力克服現代社會日益增加的疏離感，從而有效地建立社群的整體感。BBC節目制作以社會教育、時政類節目為主，尤其注重新聞，強調教育性、文化性、知識性和服務性。BBC有別于商業電視臺收視率至上的理念，保持多元性，維持不同形態節目的均衡，提供民眾迫切需要而且無法從商業媒體那里得到滿足的資訊服務。[22]”此外，觀眾對于該欄目的重復觀看率和粘性不高，主要是因為周播節目內容本身缺乏一定連貫性，觀眾觀看也有很大隨機性。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非央視自辦節目，滾動宣傳和包裝較少，只有1995年至1999年曾經在《中國電視報》做過一段時間的預報宣傳。　　

關于話題分布，即“傳播什么”，在改版前《人口》欄目主題集中于以出生性別比治理、流動人口服務、預防艾滋病宣傳、青少年性教育等相關節目。目前《人口》欄目的內容在已有話題的強化下，改為為每期講述一個貼近百姓生活的故事，在講述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傳播人口理念及相關健康科學知識，以引人人勝的故事情節和感人至深的人物命運帶動觀眾自發地對人口問題進行深層思考。節目選題涵蓋了個體生命從起源到終點——嬰幼兒期、青春期、新婚期、孕產期、更年期和老年期等各個階段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科學知識，從人口學、經濟學、社會學、醫學等多學科的視角觀察人口的出生、婚姻、死亡、遷徙流動、健康狀態、性及生殖健康教育、艾滋病預防等諸多人口問題。我們通過一系列的節目名稱可看出欄目的主要內容分布。《生育的故事》系列包括《危情孕婦》、《愛的奇跡》、《生命不言放棄》、《愛心大營救》、、、《神秘的雙胞胎村》等。《特殊孩子的真情故事》系列包括《母愛為腦癱姐妹撐起藍天》、《讓孩子遠離吸血病魔》、《鏡頭里的奇遇》、《拯救“襁褓”男孩》、《“鏡面”女孩》、《托起生命的希望》、《重綻的花朵》、《愛喚醒椰島女孩》等。此外，欄目針對突發事件的處理也體現了對于公共服務的追求：以1998年洪水和2003非典，《人口》欄目制作了《大水沖出的人口反思》《直擊非典》等節目。在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后，《人口》欄目推出了三期特別節目《生命線上的贊歌》、《愛與生命同行》、《震后“送子”記》。　2008年8月8日　，北京奧運會開幕，《人口》欄目派出五個攝制組，分赴北京，廣東、河南、上海、四川，制作了特別節目《生于奧運開幕日》。　　

關于表現形態，欄目從表現形態上經歷了20年的演變，基本上遵循了一個清晰的變化過程，“政策宣傳——科普知識——專題片——故事講述”。從最早的報道各種工作會議到口號式的宣傳，又發展成以科普板塊為主的赤裸裸的展示，再到以解說為主的空洞專題，為什么欄目最終選擇故事講述作為主要表現形態？“當他們收看電視并接觸其他媒體的時候，他們會認同這些圖像世界中的人物及其故事和事件；這些人參與圖像世界的方式，是我所指稱的以敘事為基礎的方式。通過這種敘事化認同，他們使自己置身于統治性話語所偏愛的意義之中，并使他們自己置身于社會的宏觀脈絡之中。人們也會批判他們的所見、所聞和所讀，因此也會與他們慣例地收看到的劇中人物以及故事和事件發生分化。[23]”如今中國電視圈流行的做法就是講故事，似乎中國觀眾更習慣于接受故事，從電視劇“霸占”熒屏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在電視傳播中，將事實“故事化”，將故事“情節化”，將情節“戲劇化”，將結構“懸念化”等等手法已被廣泛采用，以激發人們的收視興趣，在接收信息的同時產生情感共鳴。隨著講故事成為一種爭取收視率的手法被廣泛運用，避免在故事化手法中一味煽情或勾起觀眾獵奇心理，在保證欄目品質和滿足社會需求之間把握一個“度”的關系，這是該欄目及類似欄目共同要面對的問題。　　

關于欄目收視，即“傳播的效果”，“對于電視欄目的考評，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量化指標，但是在傳統的電視節目考評體系中，收視率的調查是被媒體和廣告商普遍接受和認可的一套依據，它也是現在我們采用得比較多的一種方式。固然，收視率的高低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檔欄目的節目質量和傳播效果，畢竟任何優秀欄目都要能以獨特的內容和風格吸引住一定數量的觀眾群，在長時間內贏得受眾的信任，擁有自己的知名度，這樣才能在激烈的媒介市場競爭中占據自己獨特的位置。[24]” 2008年以來，《人口》欄目在央視一套激烈的競爭中能夠保持一定的收視率，平均收視率達到0.6-0.8之間，每季度有約四分之一節目的收視率突破1.O，綜合排名保持在第12-15位。作為一檔公共服務欄目，不知它的收視率還有沒有上升空間。　　

見圖二　　

關于符號分析，什么是《人口》欄目的傳播符號？從2010年5月起《人口》欄目即將更名為《人家》，正是出于強化符號的考慮。《人口》的傳播符號，是實現其整個傳播模式的體現公共服務特色的物質基礎和有力保障。《人口》模式的傳播符號體系包括政府標版、主持人（原有主持人形象已于2005年改版時取消）、影像構成的節奏、色調等等，這其中最重要的符號因該就是“人”。最早80年代的片頭就是無數個人的剪影構成了“控制人口數量”的主題，而現在的片頭運用體現溫馨氛圍的橙黃色結合各年齡段和不同性別的“人”的剪影形象。在20年將近十次的片頭改換，始終不變的都是以“人”的形象作為主要表現元素。欄目的名稱《人口》本身就已經將“人”的符號不斷強化。“在人類的傳播中，任何符號都與一定的意義相聯系，人類的傳播在現象—表現為符號的交流，而實質上是精神內容的交流，即意義。符號的意義不同的側面又可以分為若干類型。如果從邏輯學的角度來分，在邏輯中，符號一般稱為概念符號，而概念的意義區分為內涵和外延，所以符號也可相應地分為內涵意義與外延意義。內涵意義是對所指示事物的特征和本質屬性的概括，而而外延意義是概念符號所指示的事物的集合。”具體到《人口》欄目模式，其傳播符號的內涵本質意義即為“人的本體”和“人的聚集體”，而其外延意義則是包含了人的生命全周期、人和家庭社會、人和環境資源以及人群的分布、流動、比例、結構等等一切的總和。此外，欄目還有個功能性很強的符號，就在每集節目結束的片尾，往往會以黑底字幕的方式以區區數十字，將本期節目的政策背景或醫學知識展示出來，起到了幫助觀眾對有效信息加深印象的作用，同時起到為不同風格的節目進行了統一的片尾包裝的功效。　　

在將近20年的轉變期間，欄目表現形式開始向著現代媒體方向轉化，將政令傳達轉換為解釋性報道。突出問題意識、清晰準確、關注實效，從協商民主的角度關心利益表達、決策討論、決策評價。由政績宣傳、典型塑造，最低限度轉換成記錄社會文化變化、反映人物內心的普世價值；更進一步，在真實報道的前提下，促進國家族群認同、強化民族自信、進行現代人格倡導。“該欄目不僅追求正確的導向和輿論教化，還關注受眾需求與利益相關性，以及傳播的實用功能；它以平等方式構建交流平臺，注重受眾的參與和互動，尊重受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由計劃生育宣傳教育逐步走向人口傳播，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25]” 　　

（二） 《人口》欄目存在問題和不足　　

傳播學對“把關”的概念的解釋是“對信息進行的過濾，加工過程就是把關。它是傳播過程中必然發生的行為，其目的在于爭取更多的受眾和有效的受眾。”“把關”主要包含搜集信息、過濾信息、制作信息、傳播訊息四個階段。該欄目是“選題—節目—人員”高度統一于特殊體制內，“把關”過程直接影響到節目品質問題。電視節目作為承擔社會和經濟雙重職能的、有形的精神產品，對其品質的衡量不同于一般的物質產品，需要結合制作水平、市場效果和社會影響綜合分析。制作水平和市場效果僅僅是電視節目品質的外在表現，要綜合全面地衡量節目品質，離不開對節目內在品質的關注，也就是對節目的內容及其社會影響的關注。“和其他物質產品不同，電視節目作為精神產品，必須服務于公共領域秩序的建立和維護。目前國內對于節目品質的關注強調電視節目的社會功能的前提下，逐步把節目的制作水平和觀眾市場的實際反饋納入節目品質考量范圍之內。[26]”　　

深入性不夠。以人為本、關注民生這個大的時代背景下，對人的生命、生活、家庭和人性的主題挖掘不深，我們缺乏對社會生活的敏銳觀察和深人體驗，對人口素質，特別是人的心理素質、人的行為的現代化，家庭生活方式現代化的引導，包括我們在挖掘民族、家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方面，還非常欠缺。這與從業人員的文化素養和思想理念密不可分，相對于電視臺人員的年輕化、高學歷化、市場化、高流動性和廣闊視角，該欄目由于體制限制人員流動性很小，從而思想偏于保守局限，工作狀態更接近于機關。　　

盲目講故事。某些節目對趣味性、故事性、獵奇性的盲目追求導致節目失去原有的人文品質和道德高點。在故事背后關于人性和深層次問題挖掘反而不深。為講故事而講故事，層層設置無謂的懸念，最終觀眾會有一種被欺騙感。新聞工作者的職業倫理，應當是電視工作者不能僅僅考慮如何吸引受眾的眼球以提高節目的收視率，還應充分考慮到電視傳播所特有的形象性和直觀性，在視聽素材的取舍和表現上，不應以獵奇的方式表現不健康、不科學的做法或習俗，不刻意渲染痛苦、賺取觀眾廉價的同情等等。欄目曾經一度以各種殘疾題材和“疑難怪病”謀取高收視率，也算是同類電視專題欄目的通病。　　

見圖三　　

問題性不夠。《人口》欄目體現公共服務的最大不足在于正面宣傳和解讀過多，而關于人口政策執行和地方政府行政過程中出現的不當現象缺乏應有的報道和分析，關于社會熱點話題如“富人超生”“呼吁放開二胎”等采取回避姿態，欄目自身創造的有社會影響的品牌和活動較少。這些都說明了一點，欄目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度和深入性不夠強，這樣反而削弱了欄目的社會影響力，“混同”在一般的社敎類甚至“醫療服務類”節目中。事實上，近些年來媒體的改革隨同“陽光”政府的改革越來越發揮著輿論監督的功能。早在《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出現后，隨著媒體的曝光率和對社會負面問題的追蹤調查，恰恰反映出了政府對于違法腐敗、黑惡勢力、丑惡現象的打擊決心，維護了政府的公正形象。《人口》欄目完全可以利用自身政府背景和系統優勢，對相關社會問題甚至是負面事件進行分析報道，起到以正視聽和傳播政府聲音的功能。欄目記者到外地出差采訪，通常會由地方人口部門官員陪同踩點和選取拍攝對象甚至宴請，拍回來的節目通常以歌功頌德為主，很少見體現輿論監督功能的作品，這也是體制屬性帶來的另一個桎梏。　　

原創精神缺乏。欄目創作多年來有一個“頑疾”就是原創性不夠，編導習慣于從別的媒體上獲取信息來源，很多節目在“炒冷飯”。由于題材非原創，被別的媒體引用和復制就更少，因此引發社會熱點話題成為經典的成功節目就更少。事實上，欄目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優勢資源：由于體制原因本可以第一時間得到來自國家的相關信息和發布，但為此而跑上層的記者很少，一般習慣于等待政治宣傳任務或安于當“駐會記者”；多年的事業運作積累了大量的一流專家隊伍，遍布全國各地的人口計生宣傳網絡可以提供大量一手新鮮的新聞和專題來源，但這些資源都沒有得到有效運用，很多欄目記者和編導習慣于上網搜材料，最多到北京各大醫院蹲守拍攝各類“疑難雜癥”，以至于一年的節目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北京地區拍攝。　　

作為橫向比較，在中央電視臺一套與《人口》欄目相似度最高的應該是《當代工人》欄目，兩個欄目在央視的命運很相似——“《當代工人》是1997年創辦的周播節目，2004年被歸為央視一套的政策保護性欄目。作為每期時長30分鐘的專題類節目，《當代工人》到現在已經有10年共四百多期的節目，是中央電視臺唯一以“工人”為報道主體的欄目。欄目開辦之初正在國企改革的熱點時刻，“國企改革”、“下崗”、“再就業”等正是當時整個社會和媒體文本的關鍵詞。在建構整個社會再現框架，或者說文化主題的時候，這個欄目得到了政治主流的肯定。欄目以大型現場為主，沒有主角沒有嘉賓，談話主體就是在工作現場圍坐的普通工人，創造了一種具有現場感的敘事空間。節目制作者對各種事件的定義和敘述，是通過“即興”的現場談話完成的。[27]”

兩個欄目相似處有：1、相似的公共服務功能——《人口》以人口公共服務功能為主（前文已有詳細描述），《當代工人》以工人代言人的身份報道企業發展、傳遞與工人有關信息、維護工人權益。2、相似的目標人群——從表現主體和目標收視觀眾而言，《人口》針對的是農民和婦女，《當代工人》針對的是工人。相對于當今媒體上風光無限的娛樂人士、成功人士、政商精英而言，都是“弱勢群體”的代言人。事實上，兩個欄目的目標觀眾恰恰是占中國公民大多數的主體。3、相似的市場壓力——兩個欄目收視率屬于較低收視率段位，基本沒有來自廣告商的青睞，由市場壓力轉化為現實的收視壓力。4、相似的央視待遇——共同被末位淘汰制困擾，并先后被警告。　　

兩個欄目不同處有：1、不同的政策保護和制作體制——前一個來自于國家人口計生委，后一個來自于中華全國總工會。由于《當代工人》屬于中央電視臺自辦欄目，體制上來自于外界政策保護力度較弱，故而被淘汰的危險性更高。2、不同的定位調整——《人口》欄目及時調整為講述生命故事、展示生命關懷為主要內容，將相關政策解讀和信息服務巧妙融合到里面。《當代工人》的設立初衷就是要塑造工人的正面形象，而不是為工人提供有關的信息服務，也不是溝通上下信息，更像是一種“工人老大哥”光輝、自信、勤勞的形象展示。隨著國有企業改制、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等社會變遷，沒有及時調整內容方向，并且對于新時期產生的社會問題沒有進一步深入挖掘。3、不同的形式變化——《人口》欄目幾經改版，基本上采用都是當時最流行的表述方式。而《當代工人》幾乎清一色都是一種現場談話的模式，沒有突破意識。4、不同的收視結論——在同一個數階上，《人口》欄目整體要高出近0.5的收視率，筆者認為《當代工人》的低收視率主要由上述四條原因導致。　　

見圖四、圖五　　

通過比較發現中央電視臺警告的“規律”，不好看、受警告的節目往往是公共服務功能比較單一如工人、農民、少數民族、婦女等“弱勢群體”代言人或者曲高和寡的藝術、教育類節目，很少見綜藝、投資、時尚類節目被警告。《當代工人》落后于《人口》的現狀也提醒著《人口》欄目的危機——如果再這樣不斷淘汰下去，遲早也會淪為末位。　　

四、結 論　　

本文對于我國公共服務的概念、政府公共服務和廣電媒體公共服務的關系、《人口》欄目在這種關系中的演變和功能進行分析后，從擴大宣傳人口公共服務的工作思路和電視欄目公共服務功能定性研究思路出發，形成“欄目自身發展”、“央視一套改革”、“建立人口頻道”三步走的思考總結。　　

（一） 《人口》欄目應以公共服務為指導思想可持續發展　　

中國發展中的人口問題是貫穿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問題，而家庭與健康又是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所以《人口》欄目的社會需求將在長時間內存在和不斷增長。在新媒介環境下和現有政策背景下《人口》欄目必須適應公民社會和來自市場的需求，在傳播理念方式和機制上不斷創新，才能生存和發展。盡管人口主題是非常重大的主題，是極有社會需求的主題，但是如果不能夠適應社會和市場變化，理念、方式和機制跟不上社會發展，甚至不能發揮媒體在社會發展中的關鍵作用，欄目被淘汰只是時間問題。所以欄目要克服自身諸多問題，擯棄盲目追求收視，明白真正體現公共服務功能才是欄目立身之本。把公共服務欄目做到好看、好用，是欄目自身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其實質問題是要緊緊抓住公共服務的主題，真正探尋和反映民眾對于生育、生活、生命健康的需求和對政府的要求，運用現代傳播手法，不斷更新節目編排，學習國際公共服務電視節目的先進理念和制作手段，才能發揮欄目的公共服務功能，獲得廣大民眾和傳媒界的認可。

中央電視臺《人口》欄目對地方《人口》欄目應該繼續起到引領和擴大傳播的作用，形成全國聯動、信息共享、快速反應的傳播機制。為政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盡快將經濟成果與民眾生育意愿相統一，滿足提升公民生活品質和被尊重的需求的發展目標營造全社會的良好輿論氛圍。　　

（二） 《人口》欄目所在央視第一套頻道應該主推公共服務　　

我國如果出現公共電視，將有別于西方的公共電視屬性。根據“誰出錢為誰辦事”的市場規律，當電視臺主要靠企業廣告贊助來養活的時候，電視臺自然就要為企業服務，于是“收視率”成為電視業績主要衡量標準。在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下，很難想象完全由某家企業注資控制的媒體會報道與自己不利的負面新聞就是這個道理。同樣，在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完全由政府出資辦的電視自然要為政府說話。“我國公共電視必然兼具政府喉舌與社會公益雙重屬性，是政府職能與媒體職責雙重訴求的交匯點。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在我國，電視媒體過去、現在、未來都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宣傳功能是其基本職能，不可從公共服務中分離。[28]”這與西方所倡導的“公共電視”既脫離于政治又脫離于市場，完全由“公民”和“公共話語”控制不同。西方誕生“公共電視”的政治背景是由于西方國家大多執行兩黨輪流執政或多黨制，政黨之間彼此傾軋、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治觀點有較大不同，往往要靠控制不同媒體來尋求話語霸權，經濟背景是媒體對“市場失效”的失望，由此產生了傳媒界關于躲避政治和市場干擾，尋求獨立話語空間的“公共電視”訴求。我國的公共電視是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并主要出資，不以盈利為主要目，作為執政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所辦的電視應該是不折不扣的公共電視。在這一點上，本文所提倡的公共電視在反對商業化上的立場與西方公共電視一致。所以“在市場和政治的博弈中，中國電視的角色開始從單純的政治和商業性質中分化出來，成為了‘作為政治的公共領域的傳媒’。它既是政治治理結構的一部分，又承擔了國家與社會‘中間領域’的角色，二者相輔相成。公民社會、公共領域的興起又為公共廣播電視服務提供了社會和思想基礎。[29]”中央電視臺一套作為全國人民共有的、認可度極高的國家級傳媒文化平臺，理應成為中國第一真正的公共電視頻道，面向全體公民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弱勢群體，嚴格杜絕廣告發布，避免商業化的干擾，解決方案可以由完全由政府出資主辦，由政府各部門參考《人口》欄目的方式租用時段，提供各種公共服務。或者由央視其他商業頻道的收入進行補貼，也可以由全國各省電視臺共同參與股份制，成立類似公益基金管理委員性質組織來管理和運營，甚至曾有人提出由全國人大出面監管未來的公共電視。總之，為了更好更純粹的履行公共服務職能，杜絕在收視率面前的軟弱，中央電視臺一套應該拿出勇氣在朝著公共電視的方向上有所作為。讓中央電視臺一套節目不僅僅成為成為政治宣傳工具，更應該成為社會的公器，在復雜多變的世界政治格局和國家經濟社會格局中發揮其越來越重要的公共服務功能。　　

（三） 成立人口公共服務專門頻道　　

在上述加強欄目自身建設和完善、依托央視一套公共服務化改革的基礎上，人口公共服務宣傳應在國家電視傳播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為實現這一目標，可以考慮由《人口》欄目依托主流媒體，在20年公共服務電視欄目制作經驗基礎上，利用部委財政資金和現有體制保障以及人才（中國人口宣傳教育中心有將近50名專業技術人員）、器材（該欄目是2009年央視一套推行高清以來第一家購買使用高清技術器材的欄目）和系統優勢（全國各省市縣的人口宣教網絡系統近20萬人）會同廣電部門成立專門的人口公共服務頻道。此處所指的“專門化”不同于“專業化”“分眾化”，專門的服務頻道不劃分目標人群，執行的是以人為中心的思路、覆蓋的是全體公民尤其要兼顧弱勢群體利益，倡導的是人口宣傳中常提到的“生命全周期”理念。該頻道始終貫穿公共服務精神，不以盈利為目的，也不以收視率為衡量標準，而是以服務反饋和民眾口碑為價值參考。該頻道也可鼓勵各類社會公益組織共同參與節目制作，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這一目標應該不會太遠。　　

由此可見，《人口》欄目和同類型的電視欄目唯有不斷發展，才能承擔起提升公共服務職能、促進社會民主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公共領域的責任，在以中央電視臺為代表的媒體改革過程中立于不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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