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治國強于文人治國
王 小 東
來源：《綠葉》 2010年第7期
來源日期： 2010-8-10
西方發(fā)達國家最上層的治國精英，多數有文科背景：法國多為高等行政學院畢業(yè)，日本多出自東京大學的文科，美國則多有法律專業(yè)背景。反觀當代中國上層政治精英，則多為工科出身。現(xiàn)在中國是不是應該像西方那樣更多地由文科出身的知識精英來擔當治國大任呢?
我認為這樣不合適。主要理由：第一，西方上層的文科精英并非單純的“文人”，他們同時對科技、邏輯比較精通;第二，有技術者沒文化、有文化者沒技術，常被視作中國知識精英的通病，但是比較而言，中國技術精英的水平還是要高于人文精英的。下面詳細闡述一下。
一、西方知識精英結合文化與技術的過程
1.從奴隸到科學家與工程師：西方科技知識分子的身份演化
在人類歷史上，不僅中國文明，而且古希臘古羅馬代表的西方古文明，人文知識分子一直占有很高的地位，過去所謂的學者、讀書人、知識分子，僅僅指的是“文人”，根本不包括掌握技術的工匠。其實，人類歷史的進步，技術推動功不可沒，掌握和改進技術的工匠對于人類的貢獻事實上是極大的。像人類文明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都是以材料技術來命名的，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的差別盡管不是以材料，也是以工藝來劃分的。但是，歷史上工匠的地位一直很低，中國如此，西方更是如此，工匠不過是奴隸。柏拉圖看到他的有些哲學界的朋友搞工匠技藝研究——在今天都是理工工程師干的事兒——的時候很生氣，他說這是奴隸干的事兒。亞里士多德講過：“在治理得最好的城邦中……市民們既不從事手工業(yè)，也不經商，因為這種生活缺乏高貴的色彩，與美好的名聲背道而馳。”羅馬哲學家塞內加在給盧齊利烏斯的一封信中則認為：“眾所周知，有些東西僅僅出現(xiàn)在我們的記憶中。如玻璃窗的使用，它能讓充足的陽光透過一塊透明的玻璃照進房間;浴池下層結構及其嵌在墻上的管道，能發(fā)出熱量，使池內上下水溫相等。……還有速記，它能記下最快的演講，手舌并駕齊驅。但所有這些都是最卑賤的奴隸發(fā)明的。哲學則處于更高的地位，她并不訓練人的手，而是精神的導師。……是的，我說，她決不是一個僅僅為生產日常必需品而制造工具的工匠。”
古代的知識分子是非常優(yōu)秀的，他要去搞技術的話肯定也會同樣出色，但是他不去，因為那樣他就跟工匠沒有區(qū)別了，有損自己的高貴身份。這一狀況，到了近代在歐洲發(fā)生了重大轉折，知識分子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非常優(yōu)秀的那一部分人開始介入科學技術，參加到了傳統(tǒng)工匠的行列中——這實際上可以被看作是前現(xiàn)代化社會和現(xiàn)代化社會的一個分界線。這首先極大地促進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成為我們今天所享受的具有種種便利的現(xiàn)代化生活的支柱。其次，工匠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他們被尊稱為科學家與工程師，成為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對此演變，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概括得非常好：“正是這種哲學家與工匠相分離，阻止了歐亞大陸諸文明的技術發(fā)展；也正是哲學家的有條理的思維與工匠的實踐經驗及傳統(tǒng)知識這兩者間的相互影響，使得西方在近代完成了偉大的科學和工業(yè)革命，而為人類的發(fā)展出了杰出的貢獻。”在這一過程中，西方知識精英在文化與技術的結合方面做得比較好，文化與技術間割裂的弊病在他們身上的表現(xiàn)相對不太嚴重。其根源我們就不詳加探究了，總之這是事實。
2.中國尊崇文人的傳統(tǒng)
相較于西方，對知識分子的尊崇在中國文明中可能更甚。中國有著非常優(yōu)秀的養(yǎng)士傳統(tǒng)，把他們的地位抬得很高，給予他們很多的特權，有所謂“皇帝與讀書人共天下”的說法。而讀書人當中雖有敗類，但作為一個階層，確實起到了社會棟梁的作用。中華文明歷經幾千年而不衰，讀書人在政治、社會結構中所占據的位置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
但是這一傳統(tǒng)也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那就是過度地重視了一些純文藝腔的東西，比如說詩詞歌賦等等，這些東西與經邦治國富民并沒有直接關系。詩詞歌賦這樣的東西，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包括一部分的文史哲，實際上是高度發(fā)達的文明的一種奢侈品。古希臘、古羅馬有資格享受或供養(yǎng)這些奢侈品，在那之后，西方陷入中世紀黑暗時期，文人地位也就降低了，直到文藝復興。中國古代文明維持的時間最長，擁有這種奢侈品數量最多、時間最長的自然也是中國。即使在古代中國，其實也不是沒有人認識到這一點，王安石變法時，就想在科舉考試中取消詩詞歌賦這一科。這種想法絕對不是嫉賢妒能、心理陰暗，因為王安石本人就是詩文大師。他這樣做說明，古人當時已經認識到詩詞歌賦這東西太虛，它跟治理國家、管理國計民生這些實事是有距離的，國家還是應該優(yōu)先考慮點更務實的東西。
像西方知識分子那樣介入科技領域，在中國也不是沒有，只是太少。像中國人喝茶愛用的紫砂壺，其中好的款式幾乎全是創(chuàng)自清代，因為這是由一些知識分子來設計的。這也再次說明，素質高的人文知識分子要介入科技領域的話，也會是非常優(yōu)秀的。但今天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從總體上說是素質不高的。
3.工科知識分子在西方的地位被中國人低估了
當代西方理工科知識分子的地位常常被我們低估了。現(xiàn)代國家大都認識到理工科特別重要，西方大學80%是文科，但是他們普遍認為權力是掌握在20%的理工科知識分子手里的，當然還有一部分權力掌握在政經法這些硬文科手里。即使最上層的治國者，在西方也有很多是理工科出身的，而并非像大家通常認為的那樣全是硬文科的，像日本新當選的首相菅直人是學應用物理的，當代西方最著名的兩個女政治家，撒切爾本科是學化學的，默克爾則是搞物理的。這類事實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加拿大留學，有白人大學生在學生刊物上發(fā)表文章，說白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因為白人學文科的太多，亞洲人都學習理工科，而任何一種權力，技術、經濟包括政治權力多數掌握在理工科手里，所以將來白人的地位會被亞洲人擠占。可為什么那么多白人去學習文科呢?理其實很簡單，文科好玩兒，有錢了就不用再學理工科了，這太辛苦。不只是加拿大，這在西方是普遍的，白人富家子弟，就是說用不著再掙錢的人，用不著為生計奔忙的人，他們最想學的就是法國文學，好玩兒啊。按中國一個年輕人的說法就是泡妞很容易，理工科整天學習，沒情趣，不浪漫，不招女性喜歡。這樣產生的問題是不掙錢、沒權力，可是因為他們的父輩已經掌握了權力，有了錢，所以他們就不用在乎了。玩兒的結果是會逐漸喪失權力和財產，這正是那些有志的白人學生所擔心的，因此希望更多的白人學生來學理工科。白人統(tǒng)治這個世界不是靠法國文學，而是靠堅船利炮、衛(wèi)星導彈，沒有了這個就什么都沒有了，而這些東西都是要依靠科技的。
近代以來西方過舒服日子已經很長了。舒服日子過久了，必然會出現(xiàn)中國古代出現(xiàn)的那種情況，文人知識分子缺乏足夠的生存壓力，樂衷于玩弄詞藻，占據道德制高點。因為這個社會好像不需要他們發(fā)揮什么真實的作用，大家就都玩去吧。問題是現(xiàn)在西方有條件玩，中國沒條件，盡管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是曾經有條件玩的。
二、科技精英治國的歷史合理性
1.當代中國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多集中于理工領域
中國到了近代之后，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打敗了，被迫地走上了科技和工業(yè)化的道路，知識分子不能再一味地圖享受當文人了，開始大量地進入理工科領域。尤其是1949年之后，中國理工科知識分子的隊伍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在迅速提高。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日本去留學，才發(fā)現(xiàn)理工科和文科的比例，中國80%對20%，而日本則是反過來的。一般來說，國外大都是80%文科，20%理科。蘇聯(lián)我搞不清，可能跟中國差不多，因為中國當時學蘇聯(lián)，一心想趕超。這個比例對中國這樣一個趕超當中的國家來說是合理的。中國首先要解決的任務是不再挨打，那就得有好的武器，那就離不開大量科技人才。什么制度層面、文化層面，先解決器物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有時候器物的改變才決定了制度、文化的改變。
為了趕超，優(yōu)秀人才全被理工科吸走了，理工科不管在學生總量還是尖子總量上都遠遠超過了文科。不單共產黨，國民黨也是有現(xiàn)代化傾向的，蔣介石提的目標也不是要多少文人，而是要培養(yǎng)多少個工程師，只是沒有中共后來那樣集中。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這種社會氛圍和導向致使最優(yōu)秀的人才集中在了理工科。即使毛時代結束后，到了我們上大學那個年代即上世紀八十年代，文科最優(yōu)秀的學生的考分恐怕連二三流理工科學校都進不去，當時考文科的人很可能就是因為考不上理工科，這是實話。
其次，還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使文科難以吸引到優(yōu)秀人才。49年以后，搞文科危險，容易在政治上出問題，這導致本來想去或適合去文科的優(yōu)秀人才也權衡利弊轉投理工科了。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這種顧慮人們也沒有完全打消。以我本人為例，我原本是很喜歡，也很適合文科的，但是八十年代初期高考的時候家里堅決反對我報考文科，理由是怕我出政治危險，我就考了理工科，本科畢業(yè)后才再轉到文科。
因此說，1949年后，相比于科技知識分子，中國文科知識分子——不管是文史哲軟文科還是政經法硬文科——的素質是比較差的。過去有句話講“學會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沒有說學會文史哲政經法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由此可見，在近幾十年的中國，由工程師、由理工科人才而不是文人來治國，是有其歷史合理性和正當性的，畢竟他們是從中國最優(yōu)秀的人才當中選拔出來的。
2.科技精英治國的缺陷
理工科治理國家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他們容易缺乏全局觀念，而這對治理國家又是至關重要的。理工專業(yè)講的不是治理國家、管理企業(yè)這種事情，治理國家、管理企業(yè)，要更多考慮到人的問題，而理工科考慮人與人之間的事情會少一點，更注重人與物之間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人與人的世界，非常復雜，不可能像理工專業(yè)當中的對和錯那樣無可爭議。比如數學里邊的對和錯就很少有爭議，工程技術的對和錯也比較容易判定，比如說你蓋個房子塌了，就錯了，房子沒塌，就對了。但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就復雜多了，有的時候對和錯很難判斷。我是從理工科轉向文科的，一開始我就不適應，我原來認為對和錯應該是很明確的，怎么到這兒全都不講理了呢?我就感覺文科不講理，跟你胡來，心理承受的壓力非常大。直到真正上了一個層次以后才明白，這其實是人類社會的常態(tài)，你得適應這個世界。
這一缺陷又引發(fā)了新的缺陷。既然文科處理的問題可比理工科復雜得多了，那么理工科的人就有處理、應對不了的時候，就會產生強烈的挫折感，特別是他看到這個問題比他原來的專業(yè)領域要復雜得多的時候，他的挫折感還是很大的。于是有人就失去了自信，又跳到另外一個極端，就是很懼怕、很崇拜所謂的人文知識分子。沒有文化的人，以沒有文化為榮肯定不好，但是，因自己沒有文化就崇拜所謂的“文化”——也許是個假文化，也不知道這文化是什么，就迷信它，這更不好!
三、當代中國文人的弊病
1.當代人文知識分子的水平依舊相對較低
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文人的不足首先在于，前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中國最優(yōu)秀的人才一直集中在理工科，而不是文科。那么這種情況在今天得到根本改變了嗎?我認為還沒有。最近這些年，人文知識分子水平沒有提高多少，地位或影響力相較于過去倒是有了不少提高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文人以及人文高度敬仰的傳統(tǒng)還繼續(xù)存在。即使是毛時代，表面上看不重視文人，一是把尖子都弄到理工科了，二是整了很多文人。但另一方面，他為什么整了這么多文人?這恰恰說明他是很重視這些文人的，老是怕他們會發(fā)揮什么大的影響，顛覆了政權。當年李希凡、藍翎寫了一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就能得到那么高的重視，這種事情在其他時代恐怕是很難見到的。
文革結束之后，包括尊崇文人在內的諸多傳統(tǒng)迅速反彈。比如，像林徽因、徐志摩那點浪漫故事被反復地傳唱，最近又在宣揚什么吳宓和毛彥文的愛情，甚至在黨內也得弄一個 高 君宇和石評梅出來。他們對于中國歷史的影響真的是那么大嗎?事實上有無數的工程師和科學家，無數的軍人、政治家，比他們所起的作用大多了。這些文人的東西被放大，其實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現(xiàn)在還是這樣。
其次，實行市場經濟之后，最起碼文科中的商、經、法有經濟效益了，甚至金融專業(yè)能夠發(fā)大財，而原來經濟效益是理工科才有的。經管法律金融這些專業(yè)，尤其是金融，開始吸引大批人才，學生素質現(xiàn)在是改善了。
但是人文知識分子水平偏低的狀況依舊未能扭轉。水平的高低，除了學生，還得看老師。現(xiàn)在 文科 老師的素質太差，基本上還是90年代以前培養(yǎng)出來的，其水平和素質跟理工科有較大的差距。即使現(xiàn)在文科的生源比過去好了，跟著這樣的教授，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因此，文科學生水平的真正提高，得有耐心。
再者，大學文科課程太輕松了。文科很多學生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不用學習，甚至連復習都不用，稍微在考試之前翻一兩天的書就能過。理工科是這樣的嗎?最起碼一個像樣點的、正經點的大學的理工科不會這樣容易過關，還是需要努力學習的。憑此就能判斷出許多文科生根本沒學到什么東西，一玩就是四年，里面的好苗子反倒給糟蹋了不少。
2.“文藝腔”：文人缺陷的具體表現(xiàn)
文科學生或文科知識分子水平低，具體表現(xiàn)在什么地方?第一，自然科學知識極差;第二，邏輯思維能力極差。跟國外的文科相比，中國的這種差距非常之大，既缺乏自然科學知識，又不講邏輯。那么具體到處理問題的時候，文人們就只會講漂亮話，玩弄詞藻，只知道搶占道德制高點。但是真正有用的，比如在講治國，甚至是管理企業(yè)這些方面，他們其實是沒什么本事的。這種特征被稱為“文藝腔”。
將來的理想狀態(tài)還是應該文人治國，但絕不是現(xiàn)在這樣的文人。理想的文人，不要求他在自然科學方面能做專業(yè)性的工作，但是起碼應該了解自然科學的思維方法，它的最新發(fā)展。比如由你來給自然科學研究撥款，你要不懂的話，怎么知道該給誰不該給誰啊?再一個就是要具備邏輯思維能力或者說有條理的思維能力。盡管中國古代沒有邏輯這個概念，但最起碼王安石明白，一個詞藻漂亮的人跟一個懂道理的人還是有差別的，他做改革，想選拔的是懂道理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詞藻華麗的人。治國，最起碼在講道理和懂道理這方面，你得具備非常高的素質。
現(xiàn)在許多文人，甚至連漂亮的詞藻都不會玩了，只剩下唱高調，其他的都不管，置世界的復雜性于不顧。比如有人愛講“戰(zhàn)爭泯滅人性”，確實如此，但是進一步講，你不準備戰(zhàn)爭你會被別人消滅掉，這樣的東西他就不講了!環(huán)保領域也是如此。環(huán)保既是個技術問題，又是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甚至還是個軍事問題。環(huán)保領域搞科技的人可能對他的專業(yè)有所了解，而沒有全局觀念，甚至對自然科學都沒有全局觀念，更不用說政治、經濟、軍事等；可是那些沒有任何講道理的頭腦和了解這個世界包括科技發(fā)展知識的文藝腔來談環(huán)保，就更沒譜了。他們就會說：不要討論爭執(zhí)那些問題了，不要討價還價了，環(huán)保這是人類大事，爭什么啊?這是不道德的，我們?yōu)槿祟愔卫憝h(huán)境做貢獻不就完了嘛!有些外國人就這么忽悠中國人，我說你為什么只要求中國這樣做而不要求你的同胞去做呢?這種漂亮話頗能得到那些文藝腔的青睞，你要是反對，他們就會破口大罵，說你沒有人性。
3.透過幾種專業(yè)看文科缺陷
按說法律專業(yè)應該是非常講邏輯的，但中國的法律界人士卻并非如此。我曾對某些人說過，你們老講美國式的民主憲政這個道德制高點，我絕不反對，但是中國要真的實行美式制度了，你們還有飯吃嗎?因為他們的辯論能力極差，不會講道理，要像美國式的庭審辯論的話，只會一敗涂地。美國的辯論當然在講邏輯的同時也會去煽情，但是如果太不講道理，情也煽不起來。美國由那些法律界的人士來治國是挺恰當的，因為他們一方面有文科那種好處，比如說全局觀念，了解這個社會，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能煽情;另一方面，他們又非常能講道理。可我就不明白為什么中國的法律人士就不會講道理，當然，
警官類的學校畢業(yè)的學生，學刑偵的、學公安的等等，講道理的能力比法律專業(yè)的強，只是警官學校恐怕很多還屬于理工科。當然，這跟中國司法腐敗是有關系的，很多法律工作者主要不是靠庭辯，而是靠幕后操作、庭外操作，這當然是不需要講道理的。中國法律界人士有一種高調，重罰遏制不了犯罪。乍一聽挺高尚、挺人道的，但這純粹是煽情的話，沒有任何理性的數據支持，正相反，數據恰恰說明重罰是能夠震懾犯罪的，這是明擺著的事兒。比如說對酒駕加重處罰后，酒駕明顯減少了。當然，重罰震懾犯罪也會付出社會代價，那另當別論：你可以說社會代價太大，所以我們反對這樣做，但你不能說“重罰遏制不了犯罪”。西方也有這種人唱高調的，一個德 國 教授來做學術報告，他拿一組數據來說明青少年犯罪中受到懲罰的人重犯率比沒有受到懲罰的人還高，因此得出結論：重罰不僅不能震懾犯罪，反而引發(fā)犯罪。我當場就質問：受到懲罰的那些青少年所犯的罪行跟沒受懲罰的所犯的罪行是一樣的嗎?如果不是，那么，你的數據也許只是說明犯重罪者重犯率更高;如果是，那么你們德國的司法公正何在?你真的可以嚴格控制所犯罪行這個變量嗎?一句話就把他間傻了。這種人為了占據道德制高點，被沖昏了頭腦，無法進行理性思考了。
在文科當中，素質原本就很高，又學了比較多的技術和邏輯思維的人集中在哪兒?主要在金融，因為可以賺大錢。但是對于我們這個國家來說，文科優(yōu)秀人才都集中到金融去了，未必是有利的。學金融專業(yè)的人去治國，同樣缺乏大局觀念，而且搞金融的老是想以投機取巧來發(fā)財，往往貶低實業(yè)。現(xiàn)在這都成了風氣了，這是完全錯誤的，實業(yè)才是更重要的。
歷史學，我認為是所有文科——文哲政經法——的基礎，因為文科沒有辦法像自然科學那樣做實驗，用來代替實驗的只有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盡管整個歷史環(huán)境不能復制，今天的東西跟過去都有好多地方不一樣，不可能像自然科學可以復制所有其他條件來一次一次做實驗，但是依舊能在歷史上做借鑒，找到相似的東西，看看當時人怎么處理一些大事情及其興亡得失等。所以我認為學歷史是特別重要的，是所有文科的基礎。也許詩詞歌賦刨除在外，詩詞歌賦是一個感性的東西，你講得漂亮就可以了。除此，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金融學，盡管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數學公式化了，這樣好像更嚴謹了，但事實證明，數學公式還經常出毛病，還是得以歷史為基礎。那么中國現(xiàn)在歷史學的情況怎么樣呢?我相信我也知道有很多歷史學家是在孜孜不倦地進行研究的，從長遠看，將來他們的工作一定會產生影響，可能不是一時的，而是千秋萬代的影響。不過在此，我們是從時政的角度，是從當前產生社會影響的角度來看，那么浮在面兒上的那些歷史學家恰恰是既不好好挖掘史料，又不講道理的，全是胡話，非常膚淺，無非是利用歷史學來嘩眾取寵。歷史學本來是一個非常講道理的學科，很接近理工科的思路。首先得收集史料、收集資料，這跟理工科的觀察自然、觀察實驗結果有相似之處。其次，要從挖掘的史料當中講道理，合乎邏輯地推出你的結論來，否則是站不住的。問
題是中國現(xiàn)在所謂的歷史學者，收集史料他不行，講道理也不行，他的長處就是文藝腔：詞藻花哨和搶占道德制高點。我碰到一個歷史學家，他居然說歷史學家可以不講邏輯。像他們這樣的人來治國，會比工程師更好嗎?
在這樣一種情況之下，侈談說中國過去工程師治國是錯誤的，應該換成文人治國，我認為是有問題的。不管工程師治國還是文人治國，都有缺陷，若真是要兩害取其輕的話，我寧可要有技術沒文化的，也不要這種所謂有文化沒技術的。可惜這個迷信后者的趨勢很強，我發(fā)現(xiàn)中國的工程師確實很沒有自信。
四、如何實現(xiàn)技術與文化的結合
綜上所述可知，1949年以后，理工科的確聚集了中國最優(yōu)秀的人才，此長彼消，文科在這方面自然就大為遜色了，而且文科知識分子還存在著文藝腔的弊病。因此，盡管理工科知識分子有缺乏大局觀等缺陷，但是權衡利弊，他們還是比人文知識分子更有資格擔當治國大任。工程師治國強于文人治國，直到今天依舊如此。
當然，這絕非理想狀態(tài)，最理想的狀態(tài)是彌合文化與技術的割裂。從長遠來看，政治領導人多為文科出身而又了解科技與邏輯，這樣最好。但是，這畢竟不是朝夕之功，需要假以時日。時不我待，從目前的現(xiàn)狀出發(fā)，如何才能盡快地在最基本的程度上實現(xiàn)文化與技術的結合呢?簡單地說，道路不外乎兩種：第一，有文化的多學習技術;第二，有技術的多學習文化。兩者哪一個見效更快呢?
我傾向于后者，即提倡學理工科的學生多學習點文科的東西，這相比文科生去掌握自然科學知識要容易得多。其實這也是老生常談了，學理工科的要改行學文科，包括考研究生及后來的工作，不會感到太大困難;反過來說，學文科的要去弄理工科，比登天都難，簡直是沒可能。所以要想解決有技術沒文化、有文化沒技術的問題，我覺得權宜之計，首先還是有技術的人學習文化，然后才是有文化的人學習技術。
再以我本人為例。我本科學數學的，碩士想改為經濟學。為了考試得現(xiàn)補經濟學基礎課程，為此，我僅僅是在考前花了兩個星期時間就過關了。在報考之前，我曾經征詢過我的一個當時正在人大讀經濟學專業(yè)的同學，他也說不用花太多時間就會掌握的，把薩繆爾森的那本教科書吃透就行了。一個在人大經濟系這樣很優(yōu)秀的地方學習的學生，毫不懷疑一個理工科的沒接觸過經濟學專業(yè)的學生，可以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大體上掌握他這個專業(yè)的知識，并與他們在研究生考試中競爭，這說明了什么?說明經濟系的學生很清楚，其實他們四年就學了這么點東西。要說他們特別有文化，有道理嗎?那點文化讓有技術的學起來不是很快嘛?或者說如果你考上經濟學專業(yè)，其實你也可以整天泡妞，根本用不著廢寢忘食。
有技術的去學文化比有文化的去學技術要容易很多，所以當務之急應該是提倡有技術的人去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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