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說許先生對于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一邊倒的取其右的一端，對市場萬能論一味崇拜，毫無批判精神，那么許先生，對于孔子的文化則不經意的流露出無謂的輕視，而且暴露出嚴重的誤解和無知。
許先生批評孔子是精英少數人政治：
“孔子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別是社會精英如君主和君子的自覺上，欲使仁成為他們的自覺，”
孔子沒有平等權利的價值觀：
“例如小人的權利就與君子的不同，婦女的權利就和男人的相異。”
儒家的失算就在性本善的假設上：
“人是奇特的動物，一半為天使，一半為野獸，馴服野獸靠皮鞭——強制執行的法律，而儒家的失算就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假設上。”
上述許先生的觀點，每個都是錯誤和糊涂。
事實上人類歷史中，任何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政治，都是少數人執政。
即使現代西方民主制，也是少數精英在起著關鍵性的政治作用。有個流行觀點：美國的政治可以形容為是一個精英在制定規則，而九十九個傻瓜去執行。這種夸張比喻，意在突出美國政治精英的社會文化作用。
古希臘城邦曾經實踐過多數人統治的直接民主制，但是西方最優秀的哲學家蘇格拉底卻成為這個制度的犧牲品。蘇格拉底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泉，而他的思想成因，又直接源于對希臘城邦“群氓”式極端民主制的激烈批評。
古希臘的極端民主制，視同政治是“輪流坐莊”的生活游戲，蘇格拉底一針見血的揭露了這種政治的十足的愚蠢性，蘇格拉底對它的批判否定的評議十分精彩，幾千年來一直被人們津津樂道，他說：
“用豆子抓鬮的辦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鬮的辦法來雇傭一個舵手或建筑師或吹笛子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作錯了的話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國家方面發生錯誤要輕得多。”
其實，判斷一種政治程序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它能不能有效的選拔出社會中最優秀的德才兼備的人才，因此，精英政治事實上永遠是各種政治思想理論追逐的目標。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些西方文化的開創者，他們的主要思想內容，就是政治哲學，而他們政治哲學的出發點，就是思考如何教育培養和選拔成功最優秀的政治家。
奇怪的是許先生言必論西方，對這一點，為什么閉口不言。
這些西方文化的開創者和孔子的年代相近，但是他們的政治研究和實際聯系的太緊，因此很多政治觀點時過境遷，而孔子政治思想的優勢，是站在最抽象的人性的高度，去辯證的思考人性的好和壞，強與弱，聰明和愚蠢，偉大和渺小，等等，而人性的研究越抽象就越永恒，因此一直到今天，孔子的思想，我們仍是感覺十分親切，十分睿智，十分理性。
這就是今天中國乃至世界，仍然深深喜歡孔子的根本原因。
任何政治制度的失敗，不是因為它實行了精英政治，而恰恰是因為它沒有實現這個目標，是因為少數精英政治，被偷換成為少數腐敗特權利益集團操控的政治，變成了掛羊頭賣狗肉。
孔子是偉大的政治理論教育家，孔子用中國傳統的優秀道德文化教育和影響統治階層，而且有教無類，孔子認為“性相近也”，人人平等，以道德文化為政治人才的首要標準，比起封建門第等級觀念，要進步的多。
為什么中國文化選擇了孔子？正是這種立足于人人平等基礎之上的精英教育制度，合理的平衡了多數人和少數人的關系。
在歷史文化發展實踐中，這種政治教育制度始終成為了社會健康精神的中流砥柱。
這種歷史文化精神，也成為了一面歷史明鏡，把古往今來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各種丑陋，照射的一覽無遺。
許先生沒有去積極認識孔子思想對中國政治文化建設的歷史決定性的健康意義，更不愿意去肯定這種健康的文化精神，對今日之中國政治具有雪中送炭和正本清源的重大現實意義。
許先生主觀的把孔子的思想理解為源于性本善，又荒唐的給孔子戴上一個主張不公平等級制的帽子。
孔子是不是認為性本善暫且不論，許先生注意沒有，他的兩種認識是互相打架的：任何性本善的哲學觀點，都會導出人人平等的人格精神。因此許先生犯了一個很簡單的理性邏輯錯誤。
孔子關于君子和小人，以及小人和女子的言論，都是對社會中道德文化狀況的一種具體分析和區分，否則人們就不能對社會發表任何道德價值意見，社會就徹底喪失了道德是非文化，難道我們今天事實上，不仍然在每時每刻的進行著這種是與非的思維活動嗎？
因為孔子愛憎分明，具有是非價值觀，許先生就來偷換概念，給孔子扣上一個主張社會權利不平等的政治帽子，豈不武斷和荒唐？
其實，孔子從來沒有說過有天生的君子，也沒有說過有天生的小人，孔子一生的奮斗，就是教育弟子，向君子的文化標準看齊，把身上的小人習氣擯棄。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個“道”，就是君子之道。
這個“道”不是孔子創造出來的，而是客觀存在的，是一種客觀精神，人們可以認識和遵循宣傳這個“道”；
“非道弘人”，就是說這個“道”不是被某個人創造發明的，因此這個“道”不會專門為某個人服務，而是運行并且服務于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
比如，我們推崇孔子，與孔子的私人感情無關，而是推崇孔子所體現的一種精神價值，正因為它是一種客觀精神，所以這種價值才具有了永恒性。
許先生顯然沒有認識到孔子文化的這種深刻普遍的精神意義，否則，他就不會把孔子的思想，看成是建立在幼稚說教的、膚淺的性本善假設、以及強詞奪理的君子小人等級劃分，等等一系列雜亂的基礎之上。
進一步分析，孔子“人能弘道”的道是什么？
這個道就是中庸之精神，中庸就是平等，平等就是獨立，獨立就是主體，這些思想我已經反復論述過，不再具體說明。
孔子思想邏輯的嚴密性，絲毫不亞于斯密對于看不見手的市場作用原理的邏輯推理。而且要高于斯密。
《論語》中的道德邏輯性，是需要一種天才性的直覺判斷，因此孔子稱為天命，即天賦，而斯密的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是在經驗基礎上形成的概念的歸納和演繹。比較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同樣的道德命題，斯密的深度遠遜于孔子。
孔子也從來沒有在絕對意義上說過小人的權利與君子的不同，也沒有說過婦女的權利和男人的相異。
不知道許先生指的是什么權利，一般而言，“權利”一詞和民主選舉權相聯系，如若要求孔子具有現代意義上的公民平等選舉權利的政治思想，肯定超越實際，成為無的放矢，本人就不評論了。
如若是指當時政治權利的公平思想，那么在《論語》中，恰恰記載了孔子對于具有政治色彩的女人南子，給予了足夠的和男子一樣的公平尊重，而且孔子是在力排弟子反對的情況下做到的。
對于“小人”的政治權利，孔子也沒有歧視的絕對表現。
孔子的貼身弟子子路，數次被孔子批評為小人，孔子甚至指責他野蠻，但是在很多處孔子又表揚子路是君子，后來子路做了大官，而且在職位上以身殉職，殺身成仁。
我曾經發表文章說，在西方文化中，有“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的哲學名言，東方文化中也有對應的思想，即“人一半是君子，一半是小人”，這個思想在《論語》中有很多表現。
孔子從來沒有把君子和小人絕對固定對象化，而是要求他的學生不斷的向君子的標準看齊。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常常說“先君子，后小人”，也是習慣于將君子和小人看作是人性中的矛盾的統一體。
以上擺事實，講道理，可以看出許先生批評孔子，是雞蛋里面挑骨頭。
《論語》當中極少數的言語，含義不清，不懷好意的人就抓住這些話不放，任意朝壞的地方解釋，而對《論語》中大量的傳誦幾千年，為百姓深深喜愛的思想，他們卻或者只字不提，或者一筆帶過。
這種惡俗難道能容忍它肆意猖獗嗎？難道不需要我們迎頭痛擊嗎？是可忍，孰不可忍？
最后，許先生一個最大的觀點，本人不贊同，他認為市場經濟的人權法治文化是社會的核心價值觀，是社會的“公域”，而道德等宗教信仰是個人小天地的“私域”，等于是社會邊緣文化。
其實就人類生存發展的意義，這兩者價值很難判斷孰輕孰重，它們應該是相互制約，平衡發展，因為前者主要是強調效率和功利，客觀上是優勝劣汰，而后者是強調非效率的公平，是強調人類沒有功利基礎的互助友愛，社會不能對兩者厚此薄彼，更不能把它們看成是各不相干，恰恰相反，它們越是各自具有生命活力，相處融洽，自然和諧，越是說明社會處于一種健康狀態。
只有對待兩種文化價值一視同仁，人類社會才能減少內耗沖突，全人類也才能預防被大自然強行報復而導致的宿命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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