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歷史書，你希望去尋找什么？對清荷而言，我希望去尋找一個投影，一個過去與現在的結合點。我深信，只有抓住歷史才可能抓住現在。歷史的發展絕對不是一條直線，歷史邏輯的展開，是無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不外乎分為兩類：進步的，革命的；倒退的，反動的。歷史運動的真實軌跡也就是在這兩大類因素中間不斷地找到一個又一個平衡點。我們知道，當進步的因素不斷戰勝倒退的因素，量變不斷積累，最終必然會產生質變，這也就是革命的勝利。
人類社會毫無疑問將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然而同樣令我堅信的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倒退和反動的因素能夠占據主導地位，使社會不斷退化，從而走向自我崩潰和毀滅。這樣一條路線，就是極右路線而推動這條路線的力量，也就是極右勢力。想要通過歷史來研究極右勢力發展演變的規律，必須了解和研究這些極右勢力政治上的代言人。那么問題就來了：歷史人物當然不是白臉曹操紅臉關公這樣的簡單，誰也不會在臉上貼出標簽，告訴你他是左派或是右派。怎么樣去分辨歷史上極右勢力的代言人？首先請不要妄自菲薄地輕視古人，尤其是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能被記恨至今的王莽，秦檜之流絕不會是什么好人。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雖極為重視通過歷史來總結王朝興衰的經驗教訓，但出于歷史的局限性和現實中愚民的考慮，其中也必然包含著大量唯心主義特征。但因此就拋棄歷史規律中所必然蘊含的相對真理，將這么一筆巨大的財富棄之如敝帚，不是無產階級應有的態度。我們當然要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和解讀歷史現象，找尋隱藏在規律背后的社會與階級因素。而由于某種觀點與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相違背，就貿然去否定客觀存在的現象和規律，這樣做恰恰是把歷史唯物主義主觀化和庸俗化。
對于古人，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的局限性去苛求他們。雖然那個時候在老百姓心中沒有階級之類的概念，但是古代的勞動人民對于分辨誰奸誰忠，自有一套樸素而有效的法則：幫助地主豪強和貪官污吏欺壓平民者，就是奸；鋤強扶弱，保家衛國者，就是忠。那么很明顯，奸臣自然就是坐視欺壓與侵略，姑息養奸，甚至養寇自重的權臣。怎樣用階級的觀點看待這種樸素的忠奸觀？封建時代的朝堂之上，難道就是一洼死水，究竟存不存在階級斗爭與路線斗爭？對于僵化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人，當然都是不存在的：因為既然朝廷代表的只是地主階級的利益，僅僅只是鎮壓農民階級的工具，那么即使有政治斗爭，也只是統治者之間爭權奪利的狗咬狗罷了。持有這種觀點的人，自然無法理解儒法斗爭背后深刻的階級根源，自然也對秦皇漢武、武則天等有為君王的歷史功績選擇性失明了。
凡是希望有所作為的皇帝，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代表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利益。因為在封建社會，只有這兩個階層是最關心生產，最希望國家穩定。皇帝要維護一家一姓的統治，那么在抵御外族入侵和預防國內階級矛盾激化這一點上，甚至與這兩個階層的多數人有共同的利益。而以自耕農為代表的平民，在和平時期面對地主豪強欺凌時，所依靠和幻想的對象也只有象征著“天理”的皇權。即使到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甚至在多數農民心中所期盼的，無非也是一個能夠抑制豪強的明君。對于這一點，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三日》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雖然如此，國家權力并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并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到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中國歷史上地主-農民這一對矛盾中，常常是地主階級占據矛盾的主要方面：農民被逼到活不下去才造反，而恰恰是地主不受約束的兼并和欺凌將農民逼到了那一步。當一個新的封建王朝建立，由于舊秩序被摧毀，新的地主豪強力量相對皇權也非常薄弱，并且在借鑒了舊王朝覆滅的教訓后會表現得比較收斂。而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必然不斷向豪強地主集中，大地主豪強相對于統治階級中的其他階層，會具有越來越顯著的優勢。他們力量不斷壯大并出于維護其利益的需要，必然要尋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皇帝雖然是所有地主階級的總代表，但由于有一套嚴格而獨立的接班程序，并不總能成為專屬于大地主大豪強階層的代表和庇護人。況且，天心難測，依靠地主豪強上位的皇帝未必不會哪天將矛頭對準昔日的盟友。
大地主階級要實現其政治上強勢地位，更有效的方式是全面掌握皇帝手下的行政體制即官僚集團；而要控制官僚集團為其服務，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扶植本階級的官權代理人。比如漢初的三公、唐的仆射、明的大學士、清的軍機大臣等。特殊時期，類似的職責也可能由諸侯、軍事首腦、地方軍閥兼任，如藩王、大將軍、唐的節度使、明末的督師等等。在唐宋之前，地主貴族通過直接出面擔任政府重要職位來實現其統治。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這一制度使政府的重要職位必須經過大地主的推薦認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結果保證了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豪門同樣是政治上的世家。
懲于這個教訓，隋唐時代開始逐步確立起科舉取士的制度。這一變化是有利于中小地主和自耕農的。科舉制度正式確立后，大地主階級不再能簡單通過自身社會影響力直接擔任政府要職。可是，封建社會中，他們真的就甘心退出政治舞臺了么？不，它一定會找到一個適當的方式。這種方式就是一套和科舉制度并存的官場運作潛規則。
第一，無論歷朝歷代怎么倡導廉政愛民，官員的貪腐是禁不掉的。而且職位越高越重要，就越有可能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而在封建時代，人們一旦獲得了大量金錢，首要的選擇自然是買田置地，從而加入大地主階級的行列；第二，在封建王朝末期，吏治日益腐敗之時，想在官僚系統獲得升遷，必然需要花費大量金錢疏通關系。而通常只有大地主豪強擁有這么雄厚的經濟實力；第三，那些政治前途被看好的官場新人，如狀元進士之類，往往成為大地主爭相籠絡的對象；第四，當官員推行的是一套反對地主豪強的路線，大地主階級必然會動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資源進行阻撓，包括朝野清議、執行時的消極怠工、形左實右的假積極等等。
這一切，在地主階級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斗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最后，當王安石的繼任者推行的是一套擁護大地主階級專政的路線，這也就意味著足以制衡皇權的官權的誕生。大地主階級必然會動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政治資源來支持這條路線。一時間，權傾朝野者的指鹿為馬，生辰綱，所向披靡，暢通無阻。官權代理人本人自然也是格外的權勢熏天，貪贓枉法。
一旦大地主階級徹底控制了官權，并且利用其壓倒皇權。那么就再也沒有什么合法的力量來阻止地主對農民的侵奪以及土地兼并。豪強地主們也就表現得格外荒淫無度，階級矛盾將會愈發激烈，這一矛盾也就只能通過最激進的階級斗爭即暴力革命來解決。于是一個舊的王朝要么被農民起義推翻，要么被外族入侵。然后新的王朝，新的統治階級崛起，開始一輪新的循環。這就是為什么，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一定伴隨著官權膨脹以至失去制衡。
奸臣豪強勾結所產生的破壞力，開國之君往往看得比較清楚。這是由于他們比較多的接觸人民群眾并且吸取了前朝滅亡的教訓。開國皇帝往往也有力量并且也懂得抑制地主豪強的重要性，他們也會采取措施阻止豪強對于官僚系統的滲透。如果處理好皇權與官權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打擊地方豪強勢力，這個封建王朝往往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如漢唐明，都是在建國初期有效地打擊了地主豪強，推遲了這一階級全面掌控政權的時間，從而王朝本身獲得了較長的壽命。反之，如果處理不好與豪強地主階級的關系，官權憑借著豪強地主的支持在建國之初就能壓制皇權，這樣的王朝必然是短命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晉，司馬炎在外戚集團的壓力下，讓弱智的太子最終登基，結果以外戚為首的貴族地主，在缺乏有效抑制的情況下，把驕奢淫逸發揚到極點。最終釀成“八王之亂”與“五胡亂華”的慘劇。明洪武廢相事實上就是統治集團內部民主化的嘗試，希望能夠通過官僚的互相制約限制官權，但結果卻是官權到了明末反而愈發集中。可見制度的革新并不足以阻止一個階級的崛起。只要維持封建的生產關系，則土地必然是愈加集中到少數人手中；擁有大量土地的這一部分人，必然會利用經濟上的優勢，最終找到政治上施加影響力的方法。
需指明的一點是，東西方豪強地主在階級性質上存在差異。在西方，早期的資產階級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封建地主，因此這個階級具有一定革命性，比如在英國早期民主革命時，貴族反對國王的戰爭也就具有革命的性質。而中國古代的地主豪強卻一般不與資產階級結合，相反卻利用土地所有權和封建特權抑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鴉片戰爭后他們第一次正式地與資產階級的結合，卻結合成“寧予友邦，勿予家奴”的買辦資產階級。因此，對這一階級不應抱有任何幻想。他們對勞動人民殘酷剝削，對異族屈膝投降，是一個徹底的反動階級。而中國皇權對大地主豪強進行剝奪和抑制，能緩和階級矛盾，促進生產發展，具有一定的正面意義。
為什么明知道奸臣掌權會導致亡國，但中國歷史上類似的現象卻層出不窮？古人對這個問題存在著一些非常唯心的看法，甚至認為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這一觀點，看似荒誕，其實卻包含著深刻的見解。我們的古人已經直覺地感受到，官權其實是作為一種標志或者工具而存在。官權膨脹腐化的背后，似乎存在著某種不可抗拒的天命。這種天命背后的推動力，其實也就是階級斗爭的發展和不斷激化。看待這一問題，我們必須要抓住官權腐化的社會根源：官權背后，支配他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的真正力量，也就是官權的階級基礎。權臣在中國歷史上，是官僚集團的代表，同時更是封建大地主豪強的代言人。權臣獨大，和他背后的階級因素密不可分。而一旦形成權傾朝野，他的階級本性必然驅使他繼續去加速矛盾的發展。因此，只要這一階級繼續通過土地兼并不斷壯大，甚至只要地主階級存在。他們就必然會在政治上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代言人，將階級矛盾發展到極致，從而也就必然走向它自身的反面。
通過對封建社會政治格局的分析，我們也可以知道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局限性所在。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是舉世聞名的，眾多的農民起義不僅僅是針對貪官，而且是直接指向昏君！他們注重奪取政權，也提出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均田地”等進步的口號。但為什么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要么被殘酷地鎮壓，歸于失敗；要么淪為野心家和政治投機者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是因為，農民起義無論是反昏君還是反貪官，都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整個地主豪強階級對土地的壟斷性占有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階級專政。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農民階級本身是不可能超越歷史時期，自發產生出這樣的階級覺悟。因此推翻封建專制，必然需要有新的階級出來領導。在歐洲，資產階級領導了農民推翻封建專制的斗爭。而在蘇聯和中國，則是無產階級的領導完成了這一偉大的歷史過程。而不考慮階級因素，僅僅從唯生產力論的角度，自然無法解釋我國宋明時期經濟空前發展，卻無法跳出封建治亂循環的原因了。
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期，官權膨脹腐化所體現的必然是統治者最落后最反動最黑暗的一面。不進行土地革命這樣徹底針對地主的階級斗爭，而僅僅只是奪取政權，那么改朝換代的故事必然反復上演。廣義地說，官權獨大未必是封建時代特有的產物。只要是階級社會，只要階級斗爭發展到一定程度，而社會中最強勢的那個階級在政府中找到了它的代言人，必然會賦予他不受約束的權力。這一權力也將像歷朝歷代反復上演的那樣，造就出權臣。而與農民起義類似，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無產階級僅僅只是爭取所謂民主，或者尋求黨派輪流執政，而不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資本家和資產階級，那么即使能夠僥幸畢其功于一役，勝利也只能是短暫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極右勢力及其代言人還會回來的。而只有那個最革命最無私的階級真正地覺悟，只有剝奪了被私人所占有的生產資料，建立公有制經濟，讓勞動者自己掌握生產，實施專政，官權腐化作為一種歷史的必然產物才會有朝一日真正地走向它的末日。
在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工人”這個名字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只不過一百來年。一百年時光，恍若昨日。當我們回過頭去，重新回味這段還尚帶體溫的歷史時，發現歷史真是一面鏡子，不但照出了30年河東，也照出了30年河西——“工人”，作為筆畫最少的一種職業名稱，在中國百年里卻是命運最跌宕起伏的一個群體。中國工人曾被抬高到一個充滿榮光的高位，后又經歷了一個群體的艱難轉型。或許這就是歷史的吊詭之處吧：無論何人何事何時，其不同程度的演變，都可以在歷史的這面鏡子之下真實地顯現出來。
一、 中國近代工人：“包身工”與“中國勞工”的悲慘遭遇
自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家在通商口岸開設的工廠中，產生了近代中國第一批工人階級。從此，工人，作為一種新的勞動身份、新的勞動主體以及一個新興階級的構成元素開始出現在中國的歷史舞臺上。但是，這個時候的工人身份，總是被置放和排列于工廠、機器以及生產資料的后面，仿佛一件純粹的生產工具，僅是眾多成本投入中的一項。我們從近代的中國文學作品當中，工人在這一時期的形象就是：他們衣衫襤褸，面帶倦容，在城市的邊緣流離，在社會的底層掙扎，在擁擠污穢、疲憊饑餓的狀態下茍延殘喘。。。長時間的工廠勞作，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幾乎構建了我們對這一勞動主體的全部想象。最為典型的是，包身工和中國勞工，是這一時期中國工人宿命式的生存狀態。
提到“包身工”這個詞，我們的頭腦里，馬上就會浮現出夏衍筆下的“蘆柴棒”與“小福子”的悲慘遭遇。她們年紀輕輕，卻沒有陽光，沒有自由，只能在嚴密監視下往來于工房與工廠之間，兩點一線。惡劣的生活條件，繁重的體力勞動，嚴重摧殘著這些未成年少女的身心健康。在這樣的環境里，她們變得麻木，像機器一樣。
中國近代史上，包工制盛行在礦業、航運業、碼頭搬運業以及上海的紡織工廠中。在這些行業，直接監督包身工的叫做“包工頭”。比如當時礦山的包工頭被稱為“把頭”或“組長”，連帶承擔生產責任和義務，包工頭在自己的工頭和監工的協助下管理礦工，安排工作，組織生產。包工頭供給礦工食宿，按產煤量從公司領取工人的全部工資，扣除招雇費和膳宿費之后再分給工人。這種包工的工人叫做“外工”，也被稱為“死工”或“賣身工”；而公司直接雇用的工人，叫“里工”或者“雇工”，也稱為“活工”。碼頭工人和搬運苦力等一般都是包工，包工往往受到一連串包工頭及中間人(大保、二保、三保……)的層層盤剝。而來自紡織工廠的包身工大部分由包工頭受廠方委托或自行經手從農村招募，送進工廠做工并全權負責管理，這類包身工通常是女工，她們的全部工資完全交于包工頭，不經過女工的手。
在這一時期，另外一種現象是：由于清朝末期各國列強染指中國之后，曾誘騙和拐掠大批華人出洋充當苦力，史稱“苦力貿易”。 比如40年代的美國資本家為了開發加利福尼亞州，曾派人到中國華南一帶，以招請為名，誘騙勞動人民前往美國作工，這些人就被稱為華工。被誘騙和拐掠準備運送出洋的華工，一般是先被集中到所謂“豬仔館”里。為何叫“豬仔館”？為了防止苦力們反抗，船上形同監獄，戒備森嚴，艙門多被加上鐵柵欄，警衛人員荷槍實彈，如臨大敵。華工們稍有不馴順的表現，輕則遭呵斥辱罵，拳打腳踢，重則挨皮鞭棍棒，乃至以刀槍相見。不少船上設有專為囚禁懲治苦力的竹籠或鐵檻，慣把“不聽話”的苦力鎖入其中。這樣惡劣的條件，必然導致苦力們途中的高死亡率。譬如有一批被運往秘魯的775名華工，途中就死去289人。這還未必是最高的死亡率。可以說，每一只運載苦力的船，都浸透著殖民者的血腥，記錄著其滅絕人性的殘暴。
就這樣，當時拉丁美洲的開發，美國和加拿大橫貫大陸鐵路的建設，巴拿馬運河的挖掘，南洋的墾殖，以及沙俄西伯利亞大陸的建設，金礦、鋁礦和煤礦的開采，無不記錄著中國華工的身影。華工們為這些地方的開發和建設，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在風雪交加、空氣稀薄的高山上，在烈日似火，揮汗如雨的沙漠里，在潮濕泥濘，水深沒膝的沼澤中，筑鐵路，鑿運河，開金礦，做美國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但是工資卻要少一半，而且還要繳納繁重的賦稅。
華工對歐洲國家的貢獻，并沒有改變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即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真正作為中國的代表參與戰爭的，是十四萬北方農民為主組成的中國勞工，協約國稱為“中國勞工旅”，他們為協約國西線戰場提供了重要的勞動力。這些貧苦的勞工，以其勤勉和堅韌的精神，給異國的人們帶去了最初的中國人的印象。西線英法戰場，東線沙俄戰場，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戰場上都有中國勞工的貢獻，但是，中國勞工的參戰并未能改變中國羸弱的國際地位，也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和權利。以至于在巴黎和會上的舉動，終于激起了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的憤怒，他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消息傳回中國，群情激憤的學生走上街頭，這就直接導致了改變日后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
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對近代歐洲的建設，中國華工的功不可滅。他們遍布世界，高強度的勞動，受盡磨難與非人的待遇，有的實在不堪重負，慘死異域。據史料記載，有上千人因無法忍受最后被送進集中營一般的精神病院，據說一位華工甚至在極端狀態下挖坑將自己活埋。
因此在中國近代，所謂的工人生存狀態和命運，是極其悲慘與卑微的。而恰恰是深重的苦難和壓迫，使得早期的工人階級對萬惡的舊社會不存在絲毫溫情的幻想，它造就出無產階級毫不妥協的反抗精神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為工人階級帶來了真正屬于自己的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成立，工人階級以鐵的紀律和嚴密的組織開始正式登上政治舞臺，標志著階級的團結和覺悟達到一個全新的高度。土地革命的綱領，使得工人階級能夠找到人數最多，力量最龐大的農民階級作為自己的同盟軍。最終，隨著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在正確路線的指引下，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政治代表，能夠科學地處理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各種復雜的矛盾，找到了那把通向勝利的鑰匙。工人階級，這個在舊社會人數不多，苦難深重，地位低下的階級，卻如同火山噴發一般，爆發出驚人的能量，成為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者，成為推翻三座大山的中流砥柱。無產階級終于取得了第一個重大的勝利－－奪取政權。
二、 毛澤東時代：咱們工人有力量
伴隨新中國來臨的那一刻，也迎來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曙光。回溯新中國走過的路，伴隨著“中國奇跡”一次次亮相的，是中國工人階級的發展壯大。隨著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大潮，一支陣容不俗的工人隊伍，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迅速被建立起來。與70年代后工人隊伍重門深鎖相比，這時工人隊伍的開放性恍若隔世，倒有點類似90年代后農民工涌入工廠的情景。只不過，90年代后涌入工廠的農民得到的是一連串飽含歧視的稱呼，而這個時期的工人擁有的卻是一個帶有“鮮亮光環”的新稱呼——工人老大哥。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乃至此后很長一段時期內，工人都是中國經濟復蘇與建設的主力軍。與他們的付出相對應，他們在社會地位、經濟待遇上獲得了更高的回報。“生產長一寸、福利長一分”是工人待遇形象的概括。福利房、鐵飯碗、鐵打不變的退休金，令人羨慕的“老大哥”地位與形象在六七十年代達到了一個高峰。“七八十年代，有誰家孩子能進工廠，對全家來說都是一件榮耀的事情。”賈樟柯在《中國工人訪談錄》中寫道：高中時，他很多同學都退學進了工廠，“在有燈光籃球場的柴油機廠上班，是讓無數同學羨慕的事”。
工人，這個身份背后的東西——意味著每月穩定的工資，意味著暑期的時候會發茶葉、白糖；冬天的時候會有煤火費。也意味著家里人可以去工廠的浴室洗澡，每個月還發若干雙手套和幾條香皂。
這不只是物質好處，更是一個群體的內心驕傲。這種驕傲的源泉，來自于毛澤東對工人階級各方面的重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身份受尊重。在毛澤東時代，如果你是工人，那么馬上就會有人向你投來羨慕的目光。無論是在外面，還是廠里的黨委書記或者廠長、車間主任，見了工人總是一口一聲“師傅”。節假日車間里加班，給師傅們送夜餐的隊伍中就有廠長和黨委書記、工會主席、行政科長等等。
第二，工作受重視。尊重是禮節，重視是實質。毛澤東時代是把工人階級視為國家的基礎，視為真正的依靠對象，一旦國家有事，工人這支隊伍是最靠得住、也最忠誠、最勇敢的隊伍，國之干城，非工人階級莫屬。至于工廠的管理，“兩參一改三結合”，職工代表大會，都是行之有效的辦法。
第三，生活受保障。毛澤東時代，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期，工廠里最窮的工人也沒有為住房支出發過愁。每個月幾毛錢、一兩塊錢的房租，沒有人說承擔不起。生病看病，子女上學，老人養老，以及探親假、婚假、喪假等等，自新中國一成立，工人就充分享受了。
第四，地位受肯定。 1944年9月29日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總綱”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富強而奮斗。”這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并制定憲法以前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關于“……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體的規定，是開天辟地第一朝，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從此，在基本大法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體中工人階級領導的地位奠定了不容動搖的基礎。
然而，暗藏的危機卻也在此時步步逼近：雖然完成了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但幾千年的私有制，幾千年的小生產不可能不在社會文化與人的心靈中留下烙印；右派和反革命們雖然被鎮壓，雖然在學習在改造，可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在教育文化等部門擔任要職，他們中的許多人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恢復自己曾經的天堂；與此同時，新生的黨內資產階級開始接管各個重要崗位，開始利用國內外黨內外各種矛盾向毛主席和黨內革命派施壓；而最讓人扼腕的是，伴隨著共和國而誕生的新一代工人階級，并沒有如他們前輩那樣，親身經歷過萬惡的舊社會，也沒有親自體驗過在舊社會環境下那樣尖銳的階級斗爭。雖然可以從書本上，尤其是從馬列毛著作中學習，但這畢竟與他們平時經歷的東西有所不同。因此，也就造成了他們中的多數人缺乏政治敏感性，追求生活上的安逸，容易被小資產階級思想同化的特點。國民經濟在發展，工人階級的人數在增加，但政治上的覺悟和力量卻在減弱。“告別革命”等小資產階級的口號開始暗流涌動。在這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黨內革命派沒有能夠通過文革等手段消滅走資派。隨著偉人離去，走資派掌握政權，資本主義的復辟也成為必然。于是，自然地，我們來到了今天這個“特色”時代。
三、 資改時代的新稱呼：“下崗工人”和“農民工”
“失業”，是世界通用的語言，涉及勞動和就業的問題，各國法律都認可“失業”。而“下崗”和“內退”，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是中國勞動問題中的特殊詞匯，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詞匯。同樣，在中國的漢語詞典里，你絕對找不到“下崗工人”和“農民工”這兩個詞，與同“弱勢群體”一起，也成為了改革開放“新成果”的體現。當年國家經濟建設中重要的生力軍的農民和工人，國家的主人，正隨著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在我們現在這個為人民幣服務的社會里，如果你對“沐浴”在改革開放“春風”里的年輕人說：“我是工人，我是國家的主人。”那么，他們一定會認為你是精神病患者，難怪當下動不動就以精神病患者來說事，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荷認為，改革開放最大的“創舉”，就是讓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讓上億農民成為“農民工”。聽說最初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下崗的原因，無外乎這么幾條：產業結構不合理，資產結構不合理，職工大部分素質差，下崗職工就是競爭的失敗者，就理所當然地被淘汰。于是在所謂一連串的“減員增效、下崗分流、規范破產、鼓勵兼并”的國企改革浪潮中，下崗工人數不斷增加。
1986年8月3日 ，中國第一家破產企業在沈陽出現。宣布破產的第二天，在這家名為沈陽市防爆器械廠的廠門邊，掛了一對小花圈。沒有挽聯，沒有落款，觸目驚心。之后，隨著國企改革的如火如荼，全國各地的國企也爭先恐后地宣布破產，一批又一批地下崗工人，便被無情地拋棄在時代的大潮里自生自滅。前面是工人們前赴后繼地下崗，接著領導們前赴后繼地腐敗，中國特色制度下所增添的又一新的特色。
盡管《憲法》第一條仍然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實際上工人階級已經變成同企業只有由勞動合同確立勞動關系的雇傭勞動者，無論在企業內或在社會上都處于無權的地位，工農兩大勞動階級都已經成為社會公認的弱勢群體，中國工人階級隨著中國社會步步演變，社會地位正步步下降。
寫到這里，清荷從以上三個不同階段不得不得出這么一個結論，這就是資改派的歷史貢獻：他們正在造就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覺悟程度最高的新一代無產階級。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罪惡，一樁樁，一件件，赤裸裸地擺在人民面前。他們通過血汗工廠和黑磚窯式的生產方式，這種高剝削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地吸收廉價勞動力，使工人人數大幅增加；他們通過征地，通過拆遷，不斷地使農民失去土地，從而最終轉變為工人；通過通貨膨脹，不斷地讓社會中間階層走向破產，社會兩級分化不斷加劇，而最終這些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也會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通過教育改革，使得大量貧寒學子畢業即失業，成為高文化的無產階級后備軍。
當然，人民絕不會感謝反面教員，他們的罪惡一定會得到清算。現在重要的是弄清楚我們的位置，和我們所需要去做的。那就是和工人階級結合起來，了解他們的特點以及他們所思考的和關心的問題，把理論的武器傳播給能夠真正掌握和運用它的人，自覺充當無產階級的大腦與喉舌。尤其是如我一樣，出身小資的左派，必然存在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只有在無產階級的幫助下，才能得到克服。這就使得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互聯網上的宣傳，而應該想方設法去影響身邊的人，尤其是那些平時不太上網的工人農民們。并且一些反饋信息，發到網上，讓大家學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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