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終專稿：也談極左表現、根源及對策

-- 并以此文紀念毛澤東誕辰117周年

作者  蘇  杜　　

日期  　2010-12-26　　　

       （本文大意：本文分四小節，第一小節：“主要防止左”錯在改變了共產黨的斗爭方向。第二小節：反極左必須揭其實右之實質。第三小節：極左的階級淵源與文化淵源。第四小節：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根除極右與極左）　　

       鄧小平先生說“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將“防左”提高到這個份兒上，在中共主要領導人或主要理論家中，可以說除他之外，絕無第二人。三十多年來，執政黨解放思想一而再、再而三者，“主要防左”是個綱。近一二年來，在左派論壇上，“主要防左”也有了新意：“主要防極左”。反對中共，打倒中共，“極左派”與“資改派”“普世派”“沉船派”一樣，都是主角。《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上，時有“主要防極左”重頭文章，反復指出民眾運動中的“異常苗頭”。提醒民眾，什么壞事，都是“資改派”“普世派”“沉船派”干的，與中共無關，誰要是借著反腐敗、反三座大山、反土地財政將矛頭指向中共和政府，誰就是在搞“里應外合”“顏色革命”，這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這引起了我的很大警覺。為什么呢？因為在我評論時政的帖子中，常常免不了涉及反腐敗、反三座大山、反土地財政，也總以為這些事執政黨和政府脫不了干系。這些年來點燈熬油地寫帖子，還累得做了一次頸椎大手術，這做不成關心國家興亡的匹夫倒不打緊，如果不明不白地成了“最大敵人”，卻實在是有點不甘心。　 　

       但我也沒有什么好辦法。唯一一如既往的辦法，還是學習，還是思考。我就要看一看，“主要是防左”是怎么回事，“主要是防極左”又是怎么回事。以下是我圍繞極左表現、根源及對策而進行的學習與思考，請看，請批，請教正。　　

       第一小節  　　

       論及左、右，我還是想將它們放在黨內思想路線這個范疇來看。左也好，右也好，這都不過是不同階級意識、立場在黨內的反映。從根本上來說，共產黨要打倒，要推翻，要消滅的是哪個階級？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意識及立場反映到黨內，是右的還是左的？是右的。以革資產階級命為已任的共產黨，怎么能是“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確，中共吃過王明左傾路線的大虧，丟了中央蘇區，但更吃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大虧，使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于失敗，幾十萬革命者犧牲了性命。抗日時期雖然國共合作建立了統一戰線，但中共仍然沒有“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對于王明由左而右的“一切通過統一戰線”，毛澤東堅決批右，絕不放棄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抗日勝利了，中共要避免內戰、爭取和平，但還是沒有“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對劉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毛澤東再次堅決批右，最終領導中國人民打贏了解放戰爭，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工人階級通過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中國。建國以后，毛澤東主導的多次政治斗爭，都是“反右”，這不是他好“左”喜斗，而是因為到了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無論政治還是經濟還是文化，革命都革到了資產階級及其附庸的頭上了，被革除的事物無不出于右，不反右不得了。主要反右，實在是事出必然。反右這個斗爭方向，在毛澤東領導下，從來沒有改變過的，也是正確的，符合共產黨這個政黨的階級屬性的。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變了共產黨的這個方向，改變了它的階級屬性，也就是改變了中國這條航船的方向，根本上就錯了。　　

第二小節         　　

       那么，左要不要反？要反，不僅要反，反左也是中共60多年歷史的一個部分，是為了保證它總方向不被改變的一個重要方面。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王明左傾路線，抗日時期的關門主義，建國以后的強迫主義，劉少奇的“五風”，文革期間“老子英雄兒好漢”“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只抓革命，不促生產”，都是史有所載地被反對過，批判過，糾正過。但是較之以右，還是不能稱之為“主要”。因為，道理很簡單，這種左，看起來很美，但骨子里還是右，名以“形左實右”，實在是太恰當了。遠的不說了，單就文革期間的形左實右來說，就特別的有意思。你要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嗎，好的，他就燒書、砸廟、剪辮子。你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嗎，好的，他就抽出革命皮帶來將老舍們打得跳湖。你要斗爭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好的，他就把班主任、小組長、小隊長一個個弄去戴高帽子游街。你要靈魂深處鬧革命、斗私批修嗎，好的，他就“早請示，晚匯報，過語錄崗，跳忠字舞”。你要講階級斗爭嗎，好的，他便事事擺出一副根紅苗正、唯我獨革的馬克思主義老太太和她兒女們的嘴臉來，天天專業刨別人的祖墳。但這些左做，早就失去了光環，不獨后來要“撥亂反正”，當時就為絕大多數一般百姓所懷疑，所不服，所反對，所痛恨，等不到“撥亂反正”，早就被畏而遠之，避而唯恐不及了。現在，親歷過文革的人健在的很多，試問，有誰不知道，從目睹革命皮帶掄來掄去，到投身忠字歌舞唱來跳去，不就是勉強撐了一年多的時間嗎？到革命只剩下最紅、最紅、最最紅，最革、最革、最最革的那一部分人在那里叱咤風云的時候，毛澤東所要破的“四舊”，所要倒的黨內走資派，還沒有動到幾根毫毛呢。要反左，就要揭破它右的實質。可惜的是，對于這種形左實右的思潮與表現，雖然遇到了民眾的堅決抵制，但終于沒有從其階級根源、文化根源上得到深刻的批判，右，也借著左的蔭庇，腑伏下來，滋養著根系，不久就破土而出，如蘆如筍，其勢不可擋了。這時，馬克思主義老太太和她的兒女們，又與時俱進，解放思想，告別革命，脫胎換骨，在瓜分集體所有制財產的分田單干與瓜分公有制財產的工廠改制中率先致富，帶頭享受改革開放的豐碩成果，昨日批丁玲，今日批魏巍，一舉成為改革開放的中堅了。　　

第三小節　　

       在中國，這種形左而實右，是有著特別深厚的階級淵源與文化淵源的。這種階級的淵源，不是別的，就是存在了幾千年，尤在“特別是”年代重新給予正名，貼上先進生產力，甚至工人階級標簽的自耕農（現在叫“農民”，其變種是“農民工”）、手工業主（現在叫“經理”，其官名是“企業家”）、小知識階層（現在自稱為“白領”）這一小生產經濟群。表面看來，他們也用上了電腦、互聯網、流水作業線這些所謂“高科技”，但這并改變不了其小生產經濟的本質。在中國進入WTO后，這種小生產經濟更充滿了殖民地經濟的特色，完全成了為世界資本列強賣力、賣命、白送自然資源的附庸。這一階級中，所謂“成功人士”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光鮮的也只是外表，在國際資本列強的壓迫下，無論是有沒有“金融危機”，他們都只能吃點主子賞給的殘羹剩飯。當然，他們在洋老板之下，還是高高地在“農民工”之上的，他們光鮮的外表是靠剝“農民工”的皮拼湊出來的。小生產經濟群中的小白領們是自我感覺良好的一層。他們從滿身泥灰的“農民工”旁走過，總是滿臉的不肖，用嘴與眼做出特別嫌臟狀來。其實，作為“房奴”“漂族”，“知識”到底改變沒改變他們的“命運”，其個中滋味他們全知道。這個小生產中的“農民工”完全是破產農民。在愈演愈烈的土地流轉旋渦中，農民的守田單干，這種比“企業家”的“企業”更細小的小生產經濟，早已蕩然無存或在茍延殘喘，根本無法保持其家人起碼的生存需要。破產了的農民，走進了完全依賴出賣勞動力為生的“農民工”大軍，或者寄于一隅，經營著現在叫作“城鄉超市”的“林家鋪子”，從“成功人士”編織的多層大網下，檢拾幾只米蝦或線魚。小生產經濟群的不同階層雖然各有各的幸與不幸，但他們共通的愿望就是想“改變命運”。這種想法令他們時哭時笑，浮躁不已，更令他們東撞西突，想從本土圣人與外邦圣人的教訓里，革命與復辟的動蕩中，尋得登堂入室的敲門磚來。“甭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真是他們此一心境、百般手段的好寫照。他們這種共通的“改變命運”愿望與不擇手段的手段，便使他們總是與時俱進地表現出“極”來。欣逢改革盛世，他們是“改革中堅”；遭遇文革運動，他們是“革命小將”。如果再早生些年頭，高舉三面紅旗，他們便能“畝產萬斤”；揭批右派分子，他們馬上就能揪出本單位的小羅隆基、小浦熙修來。逝者如川，人們總會看到這樣要“改變命運”智慧而驍勇的一群。　　

       當然，想“改變命運”，窮則思變，并非壞事。但是小生產一族的“改變命運”卻與工人階級（城市與農村的無產階級）的“改變命運”卻不能同日而語。工人階級從大生產的社會地位出發，從斗爭經驗得出，只有與其他工友們一道改變命運，自己的命運才能真正改變。小生產一群從小生產的社會地位出發，卻總是心存一角，只要自己的命運改變了，其他人就“管他娘”了。所以，賠本的買賣他是不干的。時勢一到，挽胳膊擼袖子往上沖的是他，時過境遷，痛哭流涕、捶胸蹾足悔過的也是他。　　

       這種翻著跟斗的“革命者”，魯迅的筆下給我們留下了一個“革命小販”楊邨人和一群“革命奸商”。楊“小販”先是做“革命文學家”“革命戰士”，后來“脫離政黨的戰壕”，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告別革命”，自樹一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來做“第三種人”了，就像如今“新左派”主張“中國必須在反思西方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走一條超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之路”的“第三條道路”差不多。而那一群“革命奸商”者，其中“一種是國共合作時代的闊人，那時頌蘇聯，贊共產，無所不至，一到清黨的時候，就用共產青年，共產嫌疑青年的血來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闊人，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一種是革命的驍將，殺土豪，倒劣紳，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稱為‘棄邪歸正’，罵‘土匪’，殺同人，也激烈得很，主義改了，而不失其驍。”不過，這“革命小販”和“革命奸商”，其實還算不上形左而實右的祖宗。稍稍翻翻歷史，時勢變而不變其闊，主義改而不失其驍的淵源深得很。試看歷朝歷代，哪一家沒有一幫先意承旨的幫忙或幫閑，變著法兒地表現忠與順，以至于因此而改變了命運呢。而深入民間的以忠為良、以順為孝的教化，更是使窮鄉僻壤里祥林嫂這樣的女人，也以烈死來表現她對從一而終道德理念及法制規范的認同與順從了。在今天也崇尚忠良順孝的一個國度里，盡管“革命小販”“革命奸商”的貨色可以有所不同，但無所不其“極”卻是一脈相承的。因而，對于時勢變了而不變其闊，主義改了而不失其驍的一群，一般的百姓總是清醒的，并不在階下百諾，令這一群不住地感嘆：一群散沙了呀，有幾個覺醒的呀，靜靜地看著他們在壇上捶胸頓足，聽他們在紙上握筆浩嘆。　　

第四小節　　

       我以為要根治中國這種毛病，指望突然降下一個明君來，恐怕是辦不到的。前幾年，不少人眼巴巴地盼著偉大轉折的到來，結果到現在，才知道這偉大轉折一會兒半時還實現不了。后來又號召傳遞火炬以愛國，捐錢災區以凝聚，但百年奧運夢想成真，災區援建勝利完成，人們的日子也還是在土地上流轉著，老樣子地這么過。　　

      中國的這種老毛病，根子在小生產經濟，是它在日日夜夜產生著順民、忠臣、左與右的極派，滋潤著世界資本列強的最后一塊富地。毛澤東是對的。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問題，深刻之至。要挖掉中國小生產經濟這個根子，就得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對三農的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這種挖掉小生產根子的改造，只能在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之下才能完成。在現在，在中國，小生產經濟體最終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它最終是要賣身于國際資本列強的，成為唯列強馬首是瞻的殖民地經濟體。以所謂“新階層”為階級依靠基礎的政權，對小生產經濟體，對殖民地經濟體，鼓勵尚嫌不夠，小生產經濟體的復辟與發揚，就是事在必然了。隨著這種經濟基礎的中興，順的極致，忠的頂峰，左的極派，右的幫忙，都附在要“掌控民眾運動”人士的肉身上而活靈活現了。　　

       “改革開放應該果斷進入防右階段”的呼吁，便是活靈活現的一例。呼吁者判定，“極右勢力主導中國改革”，“極右的‘西化派’的影響在92南巡后更加甚囂塵上，鄧小平去世后，一切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的改革主張更是在經濟領域大肆鋪開，而許多政治運行規則實際上也已經與美國接軌：資本逐漸開始控制權力，官員成為資本家的走狗。” “這種在左派看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場景直接刺激了‘極左’的毛澤東主義的復興。”“極右勢力越猖獗，極右勢力主導中國改革時間越久，中國與美國接軌的后果越慘重，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就越大。”而這位超然于“左派”“右派”“極左派”“極右派”之外的“理論家”，幫“中國改革”忙幫到了語無倫次的境地，終于不得圓其說的極致之形，也真是躍然紙上了。“勞苦大眾對中國現實與未來喪失信心、在逼迫無奈狀況下的必然選擇”還是“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恐怕是再怎樣防，也防不了的。　　

       現在，我來補寫各小節的標題：　　

       第一小節：“主要防止左”錯在改變了共產黨的斗爭方向　　

       第二小節：反極左必須揭其實右之實質　　

       第三小節：極左的階級淵源與文化淵源　　

       第四小節：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根除極右與極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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