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人民日報》文章《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
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郭馨的《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一文(以下簡稱郭文)。筆者讀后深感郭文通篇彌漫著一股懦弱、膽小、怕事的投降主義氣息,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當今主流社會在“釣魚島事件”上的共識。但主流社會的共識并不代表中國人民大眾的共識。在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遭受日本帝國主義肆意踐踏的時候,人民大眾通過各種方式向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抗議表達強烈的愛國熱情,何錯之有?!強盜已經把刀子架在了你的脖子上,你還那么“溫良恭儉讓”,你還那么“理性”,你還那么“依法”,這究竟是哪家的“理性”?!這究竟依的哪家的“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我們“理性”了,可日本強盜理性了嗎?結果是我們的“理性”換來了東北三省的淪陷;1937年“七七事變”后,我們又“理性”了,可日本強盜理性了嗎?結果是我們的“理性”又換來了整個華北的淪陷!只是后來,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結成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號召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奮起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在這里沒有“理性”,沒有“依法”,只有同仇敵愾,只有浴血奮戰,廣大中國軍民團結一致,拋頭顱、灑熱血,歷經八年的英勇作戰,終于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雪洗了近一百年來中華民族遭受外國列強蹂躪踐踏的屈辱歷史,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挺直腰桿,揚眉吐氣!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在21世紀10年代的今天,在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肆無忌憚地撞我漁船,扣我漁民,捕我船長,占我國土的危急時刻,歷史卻出現了驚人相似的一幕!想想上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時候,那時的是國民黨政府出于他們資產階級反動本質的需要,不讓抵抗,要求人民“理性愛國”、“依法愛國”,并且揚言“奢言抗日者,殺無赦”;可是現在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也發生了打壓人民群眾愛國行為的咄咄怪事?實實令人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難道是時光倒流又退回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
接下來我們還是來剖析一下郭馨的這篇《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吧!郭文一開始就說“中國個別城市近日發生了涉日游行。”這句話說得多么輕松、多么溫柔,多么中庸,仿佛作者是個置身于事外的第三國人,什么叫“涉日”?分明就是“抗日”、“反日”!理直氣壯,實事求是,怕什么?郭文接著說:“部分群眾對前一階段日本一些人士的錯誤言行表達義憤,表達愛國熱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看看說得多親切,表現得多寬容!面對兇惡的強盜,竟然還親切友好地稱之為“日本一些人士”!在這里就差把日本強盜稱之為“友邦人士”了!把日本強盜的侵略行徑,竟然輕描淡寫地冠之以“錯誤言行”!這是錯誤言行嗎?這分明是日本帝國主義蓄謀已久的侵略陰謀!這分明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可笑的是我們的外交部發言人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也發出了如下的表態:“我們主張,應當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對非理性、違反法規的行為是不贊成的。相信廣大群眾一定會把愛國熱情轉化為做好本職工作的實際行動,維護好改革、發展、穩定大局。”這么輕飄飄的、軟綿綿的幾句話,就能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領土的狼子野心“哄”住嗎?難道只要我們“理性”,日本帝國主義就良心發現放棄了它既定的侵略陰謀了嗎?
郭文還說“在對日問題上,中國政府一向是立場鮮明的。”既然立場是鮮明的,那為什么就害怕人民群眾的抗日游行呢?究竟是害怕日本帝國主義不高興呢?還是害怕國內一些“精英”不高興呢?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通過反抗表達自己的意愿,只知道“做好本職工作”、只知道“埋頭讀書”,日本強盜就會良心發現不侵占你的釣魚島了嗎?是的,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是愛好和平的,但是在關系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我們絕不能毫無原則的任人欺負,任人宰割!強盜已經騎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了,我們還能安心工作、安心學習嗎?郭文所表達的意思難道不是讓我們安心受讓強盜欺負嗎?!
郭文竟然還說:“堅持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特別是把我們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做好本職工作的積極性,……這是真正的愛國,也是形形色色想把我們中國搞亂、搞垮的境內外敵對勢力所最害怕的。”這未免也太天真,太幼稚了吧!這無疑是與虎謀皮,自欺欺人!上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的時候,蔣介石不是也“理性”地要求我們的學生和工人安心學習、安心工作嗎?可是到頭來怎么樣?日本帝國主義害怕了嗎?日本帝國主義理性了嗎?世界上的事就是這樣,你弱它就強,你強它就弱!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松為什么會屈尊前往毛主席的書房拜會毛主席呢?不就是因為我們曾經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打敗了這個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了嗎?不就是因為我們偉大的祖國在毛主席和共產黨領導下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了嗎?要知道那時我們和美國可是沒有外交關系的!可是現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外交上奉行“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一步步妥協退讓,從默許美國售臺武器到1989年被迫放走“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從1993年美國強迫我銀河號遠洋貨輪接受所謂化學違禁品檢查的“銀河號事件”到1999年美帝國主義故意用巡航導彈轟炸我駐南大使館,再到2001年美國間諜飛機侵入我領空撞落我戰機,這都是我國奉行妥協投降外交政策的惡果。在妥協投降外交路線的指引下,一方面卑躬屈膝對侵略者竭盡討好之能事,另一方面對國內人民群眾的抗議活動進行多方打壓,以至于發展到今天,日本帝國主義竟然明目張膽地侵占我固有神圣領土釣魚島!
毛主席教導我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當前這種內憂外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我們30多年來的外交路線了。是的,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是應該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但是,如果國內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祖國面臨外敵的入侵,我們還是思想僵化,逆來順受,一味迎合西方列強的需要,背離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面,繼續干著“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到時候民心盡喪,國將不國,又有誰來維護“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呢?
在這里真誠希望《依法理性表達愛國熱情》的作者郭馨先生及有類似思想的人,應該好好讀讀中國近現代史,應該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言行究竟是有利于侵略者呢?還是有利祖國的“和諧發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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