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搞新聞和言論自由導致解體

　　我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聯解體、蘇共崩潰的罪魁禍首，他在政治改革問題上作了錯誤決策，不應當實行政治“開放”，搞新聞和言論自由及開放建黨派。

　　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五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來，1989年國內政治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

　　由于種種原因，蘇共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力，國內隨之開始出現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它們在蘇聯解體和社會制度解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持不同政見者、雜牌軍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們的活動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發端于上世紀60年代初，從事的基本是維權活動，他們不同當局合作，但也拒絕使用暴力。他們人數很少，而且分散，組織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國內少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對于這些人來說，要點在于蘇聯存在著反對派這一事實。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有關這些審判的消息曾為部分人所知曉。主要是通過境外的這個那個之聲的無線電廣播，其內容是真話假話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過了一項政治議案，取消了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走出勞改營和監獄。但他們的運動實際上并沒有卷土重來。很多人已經厭倦了“為人權而斗爭”，還有一些人則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氣，便跑到國外過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際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對他們停止迫害而畫上了句號。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開始迅速出現各種社會團體，他們的成員被稱為雜牌軍。這些團體其實沒有什么原則。他們當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張愛國，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有的主張君主主義；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還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許多團體的形成不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而是根據活動方向：有的從事環境保護，有的從事古跡保護等等。雜牌軍同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同當局和平共處，不反對加入國家機構以及其他官方機構如工會、共青團等。但不久許多雜牌軍的活動開始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質。參加雜牌軍組織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們先取得經驗，然后就學會了把成千上萬的群眾帶上街頭。

　　內部的辯論磨煉了反對派活動家的技巧，培養了未來的政治家、記者、社會活動家。上世紀9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社會團體、新成立的政治機構、大眾傳媒的領導人。時至今日，我們也依然能在電視屏幕上和各種政治場合看到這些人的身影。現如今，他們還在“教導”人民在民主變革的條件下應該如何生活。

　　這樣一來，由于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八十年代，經濟危機隱然露頭之后，蘇聯社會中出現了一種對經濟改革的幻覺，認為只要推行市場化改革，就可以很快過上發達社會的富裕生活。從這種幻覺的背后，可以看到一種對經濟改革的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態度。然而，當時在蘇聯卻很少有人提到，在蘇聯這種長期維持高福利、資源耗盡的背景下，推行經濟改革其實是一種自救行動，其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減少資源消耗、防止經濟系統的進一步瓦解。這樣的經濟改革不會立竿見影地帶來“甜頭”，當然也很難讓已經相當高的社會主義福利再上一層樓；相反，經濟改革卻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給蘇聯民眾帶來“苦頭”。

　　社會主義國家或遲或早都得搞經濟改革，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比社會主義經濟更有魅力，人們可以在兩個制度里任意挑一個更喜歡的，或者可以像點菜那樣，從兩種經濟制度里選一些合乎自己胃口的東西。其實，社會主義國家搞經濟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不改革就可能垮臺。在這種情況下，只剩下一個市場經濟可以選擇，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能夠代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只有市場經濟，走市場經濟的路實際上是沒有選擇的選擇。

　　而要建立一個真正的有效的市場經濟制度，就不能再充分照顧人們在社會主義體制中得到的既得利益。所以，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大部分老百姓來說，改造計劃經濟、走上市場經濟的過程，并不是甜蜜的，而是痛苦的，會被迫放棄很多在社會主義制度里得到保護的既得利益，會面臨激烈的競爭，很多人原來的社會經濟地位可能保不住了，在相當一段時期里，生活水平不會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后來蘇聯東歐各國的經濟轉型過程都證明了這一點。

　　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方面雖不成功，但是他卻成功地推動了政治“開放”，促進了新聞自由，基本上結束了政府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壓迫，允許組織各種政治團體，實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民主選舉。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進一步開放新聞自由，報刊雜志陸續轉向比較客觀公正的報道，媒體上刊登出越來越多的、過去幾十年來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無從得知的真相。這就大大刺激了報刊的發行量，使得那些敢于脫掉令人憎惡的官方宣傳外衣的報刊銷路大增，而報刊之間爭奪讀者的競爭又進一步促進了新聞自由。

　　新聞自由出現后，蘇聯民眾不但讀到了許多人所共知、但官方以前一直嚴禁報道的史實，如蘇聯如何通過政治集中營關押、殘酷迫害上千萬政治犯，蘇聯強行推行農業集體化時如何遭到農民的反抗、最后數百萬農民被奪走糧食而死于饑荒等。而且，不少在蘇聯民間從爺爺輩就悄悄地代代相傳的政治秘聞都公開了。例如，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如何從德國領取津貼、從事反對本國政府的活動，列寧如何鎮壓了參加過十月革命但后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政策的波羅的海艦隊的數千水兵，列寧本人早年是如何染上梅毒、最后死于晚期梅毒下的癡呆癥，二戰期間蘇聯怎樣謀殺了數千投奔蘇聯的波蘭政府軍軍官(即蘇聯政府一向不肯承認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

　　蘇共只能靠隱瞞真相來維持一時的社會服從，一旦歷史被還原成真實后，老百姓懷著強烈的被欺騙了數代的憤慨，自然會轉向支持、同情新誕生的民主派，把蘇聯搞垮。

　　蘇聯在國際壓力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戈爾巴喬夫上臺后政治氣氛的寬松，有組織的異議人士活動也日益活躍，出現了公民社會的前兆特征。一九八七年七月，在莫斯科建立了第一個公開的人權運動團體。這一年的十二月，這個團體組織了蘇聯歷史上的首次人權問題國際討論會，當局未能阻止會議的舉行，卻設法阻撓國外和國內的與會者到會，也不讓會議組織者使用任何會場，結果會議的組織者只好把會議分散成多個家庭聚會，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仍然有四百位蘇聯公民和三十位外國與會者參加了討論。

　　七十年代的獨立青年文化運動也孕育出一系列志愿性民間社團，如環境保護團體，得到了許多科學家的支持；還有“國際和平”組織，它反對軍備競賽、主張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核物理學家薩哈羅夫的反冷戰、呼吁世界和平的聲音，經常與青年人的“國際和平”組織相互呼應。這些民間社團都逐漸建立起它們在全國的聯系網。當民主化的議題浮現出來后，這些民間社團就成了民主化運動的有力支持者。

　　除了人權運動和青年運動外，在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中間也出現了第三類民間社團。這些分散在各大學和研究所的學者，最初是自發開始研究一系列課題，試圖在被官方正式禁止的研究課題中，發現俄國歷史、民俗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許多史實，恢復被官方長期扭曲的俄國歷史和人物的真實面貌。他們通過非正式的討論、聚會進行交流。一九八七年在莫斯科的中央經濟數學研究所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到會的經濟學家、新聞學家、社會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等，自發地成立了一個“改革俱樂部”。它牽頭組織了一些非正式的政治俱樂部的“交流和對話”，參與者有莫斯科大學歷史系學生的“歷史－政治俱樂部”、全蘇社會政治記者俱樂部等。這樣的活動把具有不同背景、分布各地的團體和個人聯系到一起，討論政治和經濟改革問題。

　　從一九八七年秋季開始，“改革俱樂部”提出了一項被稱為“紀念”的活動，在街上征集簽名，要求政府徹底調查斯大林時代的非法鎮壓行徑，并組織正式的死難者悼念活動。活動的組織者不顧官方的禁止，于一九八八年三月六日在莫斯科的十月廣場組織了一場紀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游行，許多參加者被拘留，但很快又獲釋。活動組織者先后征集了三萬個簽名，到了一九八八年六月，戈爾巴喬夫在社會壓力下，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宣布，正式采納了“紀念被斯大林迫害致死者”的建議。

　　由于這次活動遍及蘇聯各地，需要產生有眾望的代表人物，于是在活動參加者中進行了選舉，推選出一些大家一致公認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這次非正式的選舉是蘇聯七十年歷史當中首次未受官方操縱的選舉，是一次真正的民意檢驗。通過這次簽名征集活動，活動組織者開始建立一個龐大的組織，名稱就叫作“紀念”。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當他們召開成員代表大會時，它已經擁有一百八十個分部、大約兩萬名積極分子。

　　雖然“紀念”這個在活動中自然誕生的民間團體有著相當強大的影響力，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官方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中，推出了不少候選人，事實上扮演著政治團體的角色，但它從未宣布自己是個反對黨。

　　而率先公開唱起反對黨角色的是“民主聯盟”。“民主聯盟”一九八八年五月召開了成立大會，來自十四個城市的一百五十位代表出席了會議，警察擾亂了會議，破壞了與會者開會的鄉間別墅。但與會者仍然宣布，“民主聯盟”是個“反對蘇聯極權體制的政治反對黨，目標是推動這一體制的非暴力轉型，并在人性、民主和多元化的基礎上建立法治國家”。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二十五個非正式團體聚會，宣布成立“莫斯科人民陣線”，主張推行激進的政治改革。這些民主派政黨的出現，標志著蘇聯共產黨壟斷政治舞臺的歷史終結了。

　　鼓吹新聞和言論自由.就是唯恐中國不亂者

　　戴著有色眼鏡的一些西方媒體總對中國抱有偏見，他們總是先入為主，每次所做的報道僅是尋找甚至制造點材料罷了。他們的居心暴露無遺。

　　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給新疆各族群眾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給當地正常秩序和社會穩定造成嚴重破壞。在這次事件當中，西方部分媒體堅持了以往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報道中國的“風格”，不顧事實真相，極盡挑撥離間、煽風點火之能事。

　　一些西方媒體將暴力事件的起因歸咎于中國政府和軍隊，而對暴徒們殘忍的屠殺行為只字不提。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7日在一篇題為“中國烏魯木齊出現騷亂”的報道中，大量引用一個所謂匿名目擊者和“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的話作為新聞源，肆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

　　在一些西方媒體的報道中，這場暴亂被寫成“抗議”、“示威”。不止一家西方電視臺在播放中國媒體提供的畫面時，配發充滿偏見的解說詞。

　　在關鍵時刻，一些西方媒體幾乎不加思索地做了中國法律破壞者和顛覆者的幫兇。這一幕，與西藏“3·14”事件之后一些西方媒體的表現如出一轍。在那次事件當中，為了誤導觀眾和讀者，某些西方媒體甚至在報道中“大做手腳”。對于那些鼓吹“尊重新聞客觀真實性”的西方媒體來說，此舉無疑是自砸招牌。

　　2008年3月17日，英國廣播公司（BBC）在其網站上刊登了一張照片，說明寫的是“在拉薩有很多軍隊”，而畫面卻是中國公安武警協助醫護人員將受傷人員送進救護車的場景。在當年3月19日和20日的相關報道中，德國盧森堡廣播電視臺（RTL）網站及電視新聞頻道N-TV分別配發了尼泊爾警方驅散鬧事者的照片，卻張冠李戴地將其說成是發生在西藏拉薩。這些刻意歪曲的報道，其用意不言自明。

　　戴著有色眼鏡的一些西方媒體總對中國抱有偏見，他們見不得中國的穩定發展，唯恐中國不亂。他們總是先入為主，每次所做的報道僅是尋找甚至制造點材料罷了。即使不發生烏魯木齊“7·5”事件，他們也常對中國指手畫腳，其居心每次都暴露無遺。

　　譬如，中國安裝綠壩軟件的目的原本就是屏蔽黃色有害信息，但一些西方媒體卻將該事件政治化。英國《金融時報》6月30日的社論認為，預裝綠壩“名義上是為了打擊網絡色情，但審查人員也因此獲得更大權力，來限制在他們看來會造成政治麻煩的信息和通訊。”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個人電腦在信息革命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而預裝綠壩將使其轉變為政府扈從的第一步。

　　而在此前，當中國政府對傳播色情內容的谷歌進行嚴懲之時，一些西方媒體也進行了“政治聯想”。美國《華爾街日報》稱，中國政府此舉是“擔心人們可以從網上獲得敏感的政治信息”。事實上，許多國家比中國采取的措施更嚴厲，例如，為了控制色情內容的傳播，韓國甚至采取了網絡實名制。對此，卻沒有誰說三道四。

　　中國決不能搞新聞和言論自由.網絡要實名制

　　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的自由，但現在有人把言論自由泛化甚至神化，這樣就會為荒謬言論甚至謊言爭得所謂自由的空間。企圖經這樣的“神化”，使荒謬言論、謠言、謊言能有表達的自由而不受約束、不承擔社會責任。

　　我們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相對的、有前提的，我們提倡、主張的言論自由亦是如此。言論自由既是權利，也有相應責任，任何權利都是與責任對應的，不能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因此,任何國家的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也是有條件的，相對的，而不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這種言論自由必須以憲法和法律為前提。孟德斯鳩有言，“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的事情”，言論自由也是如此。言論自由具有兩面性，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它既能促進社會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釁性、誹謗性語言而惡化人們間的關系；它既能成為弘揚公序良俗的載體，也能淪為敗壞社會風氣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會的各種憤懣和不滿，也能在特殊場合擾亂公共秩序。言論自由的兩面性，因現代通訊工具廣泛的影響力而增強了法制規范的必要性，使社會責任意識更加凸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論自由還應該遵守道德的規范。像粗口謾罵、污言穢語等違犯公序良俗的言論都應當受到約束，真正的言論自由應該是在法律、道德的約束內對自己觀點的負責任的理性表達。另外，言論自由還有不同場合、不同群體之分，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社會群體在享受著不同的權利的同時，也受著程度不同的約束。這在中國如此，在國外亦是如此。就言論自由而言，行政官員或公務員所受的限制就嚴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國家規定公務員在職期間無權向公眾發表個人的主張和意見，不得以個人的觀點來混淆國家在某一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等。

　　言論自由是為了真理的表達，而不是脫離法治約束、越過法治邊界、什么都可以說的所謂自由言說。“文革”給我們一個沉痛的教訓，就是一旦沒有法律準則，可以自由地誣陷、甚至捏造罪名，構陷他人，這種自由是多么可怕。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都有言說自由，同時也有批駁錯誤、荒謬言論的自由。任何法治社會對誣陷、造謠造成后果的還要依法處理，絕不能使危害國家、社會、他人的言論自由地泛濫。如果造謠、說謊的言論被允許，這不僅與法治建設的目標背向而馳，而且真正的言論自由也無從談起。言論自由必須有利于社會穩定，有利于形成社會共識、促進人民團結、推動社會進步，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言論自由是個外來思想，非真正國產。”西方所宣揚的言論自由是與話語權緊密相聯的，誰的話語權強，誰的言論自由就大，沒有話語權，言論自由就成為水中月，鏡中花，根本不是現實。在某些西方國家的這種政治和輿論環境中，借著話語權強勢，言論自由成了打擊別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薩嚴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體不惜歪曲事實、捏造虛假新聞，對中國進行造謠，這能謂其言論自由嗎？他們所主張的言論自由只是強勢下的盛氣凌人的言論自由、是罔顧事實打擊別人的言論自由。種種事實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論自由，在很多場合下變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雙重標準。他們可以隨意捏造一個借口，對他人進行污蔑，這豈不是對其所宣揚的言論自由的絕好諷刺。

　　所以，我們提倡言論自由，但不贊同那種抽掉言論自由的法律的、道德的、規則的前提和約束，空洞地、抽象地談論言論自由的做法。那種將言論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觀點和做法，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另外;我建議中國政府應立即整頓新聞媒體,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事關重大,現在出現了不好的苗頭,應立即制止,現在廣播電視臺.報刊雜志太多太雜,重復辦各種報刊雜志.重復建廣播電視臺.致使互相爭讀者.聽眾觀眾.過多揭露黨和政府的不良事件.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還大量浪費物資人員.而且為了經濟利益亂發非法虛假廣告.坑害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宣傳不夠重視,僅應付而以.黨和政府應及時整頓,否則后果不堪設想的.整頓應照以下幾條:1.壓縮廣播電視臺報刊雜志的數量.2.新聞媒體決不能市場化,與經濟利益脫鉤.3.廣播電視臺,報刊雜志全部由黨和政府辦,決不能由私人辦,更不能讓外國新聞媒體加入搞競爭.4.要各新聞媒體以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普法及科教類節目為主,身體健康,戲曲,歌曲,音樂為輔.5.最重要的一點,要重新發展有線廣播,有線廣播是任何宣傳工具也代替不了的,能強制"人民群眾聽.有線廣播應接上高音音響,每個村每條街道接上幾個,統一控制,不得有個人控制.強制人民群眾聽,早上六點至八點播出,晚上六點至八點播出,使人民群到那里都能聽到.當然也要考慮人們休息時間,中午就不要播了.播出內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思想教育.普法.科教.身體健康,戲曲,歌曲,音樂.不播任何廣告[真正有好東西可以以新聞方式告訴人民群眾],全部節目由黨中央國務院制作,省市鄉村,只有轉播權,無任何制作權(自辦節目)要搞政治性的.決不能搞什么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對國家和人民沒有什么好處的.

　　其中普法宣傳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現在好多人犯法被懲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為什么會得，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會有人去犯法的。如果能讓人知道怎么樣才能保持身體健康，那人就會很少生病，國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員和建那么多監獄及不用那么醫護人員和建那么多醫院了。

　　最后.我建議中國應實行網絡實名制

　　網絡實名制好處最主要是為了防止匿名在網上散布謠言，制造恐慌和惡意侵害他人名譽的一系列網絡犯罪。而且還能有效遏制網癮，并使網友看到更有責任的言論，有利于建立社會主義信用體系，提高個人信息的準確度，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將更方便安全。你若發表的言論是為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留下真實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實的，就應不怕報復地留下真實姓名.幫助有關部門破案解決,邪是不了壓正的。怕什么？要有正義心還要有正義膽才是。我認為那些反對網絡實名制的人，不是膽小怕事就是圖謀不軌之人。

　　中美聯合國際疑難病研究院院長陳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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