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常上烏有之鄉(xiāng)網(wǎng)站,發(fā)些帖子,更多的是閱讀網(wǎng)友的文章,從中汲取知識和力量。但有一個感覺,就是很多文章都較長,有的無法細讀,有的來不及讀,只能割愛。
特別是一些批駁資改精英種種謬論的“辯論之文”,為了批得周詳、駁得徹底,作者往往列舉對方的論點,一一剖析,逐個批判,似乎不如此便不能揭示資改謬論的荒唐,于是使文章不得不寫得很長。
恕我直言,這樣的長文看起來好像有根有據(jù)、頗為有力,實際上卻不那么具備應有的“殺傷力”,作者寫得吃力,讀者看得也費神,效果并不理想。
由此,不禁想到魯迅先生在《兩地書》中同許廣平所論及的關于如何撰寫“辯論之文”的一些話。
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致“廣平兄”的信里談到許的稿件時說:
【你投稿雖不寫什么“女士”,我寫信也改稱為“兄”,但看那文章,總帶些女性。我雖然沒有細研究過,但大略看來,似乎“女士”的說話的句子排列法,就與“男士”不同,所以寫在紙上,一見可辨。】
4月6日,許廣平回信請教“魯迅師”:
【“女士”式的文章的異點,是在好用唉,呀,喲……的字眼,還是太帶詩詞的句法而無清晰的主腦命意呢?并希先生指示出來,以便改善。】
魯迅在4月8日的復信中便教導“廣平兄”說:
【我所謂“女性”的文章,倒不專在“唉,呀,喲……”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則多用好看字樣,多講風景,多懷家庭,見秋花而心傷,對明月而淚下之類。一到辯論之文,尤易看出特別。即歷舉對手之語,從頭至尾,逐一駁去,雖然犀利,而不沉重,且罕有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者。總之是只有小毒而無劇毒,好作長文而不善于短文。】
魯迅先生的這番話,可謂切中“好作長文”者之肯綮,發(fā)人深思。當然,魯迅并不一般地反對長文,他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等名篇,篇幅也較長。但魯迅更多的是短文,也就是所謂雜文、雜感,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充分顯示了強大的戰(zhàn)斗力。
為什么魯迅不醉心于鴻篇巨制,而好作這樣的短文呢?瞿秋白同志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道出了其中的緣由: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斷斷續(xù)續(xù)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于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里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zhàn)斗的意義。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zhàn)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fā)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溶鑄到創(chuàng)作里去,表現(xiàn)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xiàn)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于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于民眾斗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里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斗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chuàng)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我們今天,不正處于“急遽的劇烈的社會斗爭”中么?不正面對著“殘酷的強暴的壓力”么?不正需要這種“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的戰(zhàn)斗的“阜利通”么?
這里不是希望大家都去寫魯迅式的雜感、雜文,但是,提出“辯論之文”要盡可能短些,適合人民群眾閱讀,并且能正對“論敵”之要害,僅以一擊給與致命的重傷,不僅有“小毒”,更有“劇毒”,從而更好地發(fā)揮革命輿論的作用,這樣的建議,并不過分吧?
在這方面,毛主席也有許多精辟的論述,就不一一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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