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漢奸”是個泛稱，不管哪個民族，只要是中國人投靠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都稱“漢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中華民國對愛新覺羅●顯玗——川島芳子的懲處。愛新覺羅●顯玗，又名金誠三、金夢芝、金壁輝，滿族人，具有清朝皇室血統，是清朝肅親王的第十四位女兒，按清朝規矩應該稱作“格格”的。這個“格格”三歲時被其父過繼給當時日本公使館駐華外交官川島浪速為女，易名川島芳子，六歲時去日本，從此接受日本殖民主義教育。“格格”長大后，回國先后參與“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滿洲獨立”等諸多日軍重大侵華活動，并親自導演了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及“營救”秋鴻皇后等臭名昭著的賣國活動，成為日本諜報機關的“一枝花”，被稱為“東方魔女”的男裝女諜。抗戰勝利后，1945年被國民政府逮捕，以“漢奸罪”提起公訴，于1948年被執行槍決。對此，《辭海》對“漢奸”一詞做出了明確解釋：“原指漢族的敗類。現泛指中華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國侵略者，甘心受其驅使、出賣祖國利益的叛徒。”

然而，縱觀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隨著中國由黃河流域的“中原”一片小地方發展為東至庫頁島，西到中亞，南至曾母暗沙，北到外興安嶺的廣闊地域，中華民族也在不斷地發展壯大著，由最初的相對單一的漢族發展為今天的五十六個民族，因此，在歷史的長河中，“漢奸”的內涵與外延同樣是在不斷演繹變化的。譬如宋朝時期，北方的女真人因巨大的文化差異與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還不相融，投降女真即是漢奸；南宋末年，游牧民族蒙古族逐漸強大，建立元軍，西征中亞、西亞后，又帶領中亞、西亞軍隊滅金侵宋，被當時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中華民族視為異類，投降之即為漢奸；明末，女真后裔滿族人再次強大起來，建立后金——清朝，入侵中原，投降之即為漢奸；清朝末年滿族已徹底融入中華民族，西方列強入侵，凡投降列強或向其出賣國家利益者即是漢奸；民國時期，日本鬼子大舉侵犯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不管哪一族只要有人投降之即是漢奸，如此等等，不一而論。

但是，漢奸并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當漢奸要有資本，有權有勢才能當漢奸，一個平頭百姓去當漢奸，人家理都不理——廢物一個！因此，觀古今中國歷史，凡出了名的大漢奸，都是聲望顯赫之人。論資排輩，漢奸首推可稱作“漢奸祖師爺”的后唐節度使石敬瑭。石敬瑭先祖中亞人，從沙陀移居太原，后襲其父石紹雍從李克用父子征戰軍功，且本人才華出眾，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招為女婿，逐步發跡，歷任保義、宣武、河東、成德諸鎮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936年）舉兵叛變，受契丹冊封為大晉皇帝，認比他小十歲的遼太宗耶律德光為父，稱其“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并于滅后唐后，將燕云十六州獻給契丹，另外每年納歲絹三十萬匹，開創了漢奸大規模賣國之先河。第二位大漢奸，應屬宋朝秦檜。秦檜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參加科舉考試，登進士第，曾任太學學正，屬大知識分子。北宋末年與徽、欽二帝一起被金人俘獲，變節投降，被放南歸。任南宋禮部尚書、兩任宰相，執政十九年。此人一入南宋，即獻給皇帝趙構兩件“見面禮”，一是策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即：被金俘虜的南方人歸南，南下的北方人歸北。前者是空話——決定權握在金國手中，由不得南宋做主，而“北人北歸”則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送給金國，大批不愿降金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接受金人統治，且由于南宋軍隊及其將領主要由西北、河北和山東等地人組成，如此還要自行解除武裝；二是擬寫致金國軍事權臣撻懶《求和書》。對此，《宋史·秦檜傳》說：“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不僅如此，他還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反對議和、積極抗金的岳飛父子，徹底瓦解了主戰派，毀滅了南宋的復國希望。第三位大漢奸當屬明末洪承疇。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洪承疇考中丙辰科進士，也屬大知識分子，累官至延綬巡撫、陜西三邊總督、兵部尚書、薊遼總督，總督關外五省軍務。1642年松山之戰兵敗投敵，參與清廷滅亡中國大計，并自領清軍征伐中原，屠殺當時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各族人民，雖建言統治者“以撫為主，以剿為輔”，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但清軍實際卻在山東、浙江、四川、云南等十余省屠城四十余座，屠殺人民上億人，是中華民族人口比明末銳減四分之一、“非死君手，卻因君死”的始作俑者，特別是其攻戰與攻心相結合的方法，徹底瓦解了中華民族反抗侵略的人心和斗志，為當時的異族滅亡和奴役中華民族立下不世大功，其出賣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豐功偉績”當屬漢奸之最，對此就連其母和胞弟也當面辱罵怒責。第四位大漢奸，非清末李鴻章莫屬。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進士，仍然是知識分子出身。因組建淮軍鎮壓太平天國之大功，累官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等職，秉政清王朝二十五年。任內一貫堅持賣國投降路線，先后與秘魯簽定《中秘通商條約》，與英國簽定《中英煙臺條約》，與法國簽定《李福協定》、《中法會訂越南條約》，與日本簽定《中日天津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與俄羅斯簽定《中俄密約》，與八國聯軍簽定《辛丑條約》，到處割地賠款，幾乎清末所有賣國條約均出自此公之手。李鴻章自己無能，與洋人戰每戰必敗，竟置左宗棠、太平天國、甚至民間多次擊敗洋人的大量事實于不顧，堅稱中國無力與洋人戰，遇有戰事不論實情，極力議和反戰，甚至在清軍取得廣西和臺灣戰場勝利后，還與法國簽定喪權辱國的《中法會訂越南條約》，讓法國取得對越“保護權”、中越邊境對法國開放等特權，時稱“法國不勝而勝，中國不敗而敗”，遭到朝野一致聲討怒罵。鑒于賣國本領清廷朝野無人能出其右者，日本人在簽定《馬關條約》時竟然指定中方代表必須是李鴻章，而李鴻章出訪美國時，受到的接待規格、禮遇和受歡迎的程度，更是后來訪美的中國領導人如鄧小平等無一能望其項背——李鴻章居然憑借賣國的“本事”和“業績”贏得了西方列強一致的信賴和友善，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曠世奇聞。說到第五位大漢奸，已是民國時候的汪精衛了。汪早年官費赴日本留學，畢業于日本政法大學，后又留學法國，是海歸派高級知識分子。因其從孫中山參加辛亥革命，歷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潛逃越南，發表“艷電”，公開投降日本。后又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與日本特務機關簽定《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家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衛正式成立偽國民政府，自任“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在軍事上策反近百萬國民黨軍隊組建偽軍，配合日寇瘋狂屠殺我抗日軍民；在經濟上，協助日軍對淪陷區搜刮，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鏟除民眾的反日思想；在政治上，承認滿洲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大肆出賣領土，分裂國家......

由是觀之，當漢奸并不容易，是需要有深刻背景——資本和資歷的，要么有權，要么有影響力，權力和影響力越大，當漢奸就越受主子們的歡迎。按照這個標準推論，在中國有資格當漢奸，特別是當大漢奸的其實就兩類人，一是當權者，二是知識分子。而在時下的中國，由于洋鬼子們打不進國門來，沒有直接賣國的便利條件，要當漢奸就只剩一條路——“走出中國，走向世界”，主動去聯系。如此，當漢奸又有了幾個附加條件，一是要會外語，以此與洋大人作語言交流；二是要有普世價值觀，張口就得說“民主、人權、自由”，如此才能與洋大人思想一致，摸清洋大人在想什么，然后投其所好；三是要有一技之長，以博洋大人青睞，把他當“人才”用，而不是當“狗腿子”使喚；四是要有接觸洋大人的機會，要通過經常性的貿易往來、學術交流等方式、渠道與洋大人互動，在互動中勾勾搭搭，出賣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五是還要在國內有一批應聲蟲和跟屁蟲，說話有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最好還能左右政府，甚至執權柄于政府。如果你能同時具備這五個條件，那就是時下最理想、最完美的漢奸了，一定最受洋大人鐘愛，就像貴夫人養叭兒狗一樣好吃、好喝、好樂地養著你。其實對號入座，不過就是擁有專家、學者、教授、博導、政府顧問等各種頭銜的經濟界買辦精英和馬立誠、殷紅、龐中英、余桂圓、吳寄南們——只有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海歸知識分子才有條件溝通洋人、影響政府，最有資格出賣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不然，讓一個農民、一個下崗工人去賣國當漢奸，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毛澤東曾說立場錯了，知識越多越反動，許多知識分子聽了會氣得跳起來罵，但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抗戰中，任職偽政府的高級大漢奸哪個沒有知識分子的背景？充當鬼子兵“小棉襖”、“鐵褲頭”的翻譯官哪個不是海歸知識分子？而在時下中國不時發布漢奸言論、從事漢奸勾當——甘當西方利益掮客的買辦精英哪個不是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出身？自己不檢點，賣國求榮、禍害民族，不怒己不爭，卻怨人嘲弄，豈有此理！

文章出處：http://hi.baidu.com/xingshihengyan/blog/item/e69535ef7e5fea3eacafd5f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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