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應該找誰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華社老記者、《炎黃春秋》的核心作者楊繼繩在香港發表了一部震驚中外的名著《墓碑》，該書論述了自大躍進時期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種種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餓死人現象，深入批判了中國社會的種種不正常現象，號召打倒極權制度，在中國實現民主，恢復中國人應有的正當權利。
應該說，我在讀作者的前言論述的時候，深深感到了作者的真誠和善良，感到了他對于當時社會發生的種種問題的痛心和沉重，同時我也不得不指出，雖然楊繼繩有著優秀的文筆，理論闡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論建設上是絕對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視眼加理論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間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確的結論和必然推導出荒謬的結論。
對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點將不放在事實的論述上，除了必須點睛的地方外，將盡量不涉及事實的真偽的考證，從相信作者的角度，評判作者政治上的眼光短淺之處，探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第一章 毛澤東是不是極權的“帝王”？
楊繼繩說
“極權制度，從上面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面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筑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于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后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這里我將闡述如下觀點：
1、 “極權”現象的有無和責任的劃分
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有的！毋庸諱言，即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言堂”現象在中國也是普遍存在，使得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上明確提出和倡導的“集體領導”形同虛設，基層人員執行的是基層主要黨政領導特別是黨支部或黨委的主要領導的意志，基層黨政領導執行的是地方黨委政府特別是黨委的主要領導的意志，地方黨政領導執行的是省市黨政領導特別是省市黨委的主要領導的意志，省市黨政領導執行的是中央黨政領導特別是政治局和書記處主要領導的意志。
在這種體制下，組織路線就成了核心的核心，誰掌握了干部任免權，誰就是集體領導的核心，誰就能說了算，誰就是金字塔的頂端。
顯然，這樣的一言堂體制是嚴重破壞了民主集中概念的。什么是民主？就是每個人都有主張自己權利和意愿的自由的制度安排。什么是集中？就是貫徹以實現（民眾）共同意志的體制和行動。
顯然，當領導者壟斷了“貫徹以實現共同意志的體制和行動”的時候，他也就不自覺地堵塞了制度安排上廣開的言路，民主這個政治前提也就事實上成了虛設。
這種體制下是很容易滋長官僚主義的，從壟斷集中走到堵塞言路，從壟斷集中走到滋長官僚主義，這是歷史發展必然。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中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出現了著名的“三反、五反”運動，而這“三反、五反”的劍頭所指，很大一塊就是這個體制上滋生的官僚主義。導致這運動爆發的直接導火線，就是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增產節約運動。而在運動中，發現和揭發出大量的貪污盜竊現象，而貪污盜竊又與黨和政府內部存在的嚴重官僚主義緊密相聯。
殷鑒不遠，從推翻國民黨反動專制制度中走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是有深刻體會的，這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毛澤東、周恩來旗幟鮮明地反復講話，要求在全黨堅決反對官僚主義的根本原因。
那么，這個問題能解決嗎？
毛澤東解決不了，因為組織部不在他的手里。周恩來也解決不了，因為組織部同樣不在他的手里。而不掌握組織部的人是沒有辦法從根本上改造組織建設上的問題的。
很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五十年代后期，毛澤東曾要求高級干部離京下鄉，深入基層一線，掌握真實的輿情民情，而這些高級干部就是遲遲不動。于是主管組織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講了這么一句：誰不執行就組織處理。很快，在北京的高級干部就為之一空了。
這說明了什么？
57年反右運動，毛澤東的本意是中國共產黨自己官僚主義病得不輕，要內病外治，用民主人士和社會輿論治一治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病。結果呢，在這種天然具有堵塞言路傾向的官僚體制面前，很快被扭曲到了發動者本意的反面。在這個路線的掌控之下，毛澤東也被顛覆了本意，號召反右，認為中國存在“三千到四千個右派”，結果呢，掌控這個組織路線的人一下子在中國定了五十萬個右派！
這又說明了什么？
我不敢說毛澤東天然具有反官僚傾向，但在當時的情境下，毛澤東確實是反對官僚主義的倡導者。1955年，當中央有人提出現在全國工作的情況是“冒進”了，要“反冒進”的時候，毛澤東相當不快，認為“反冒進”泄了全體中國人的氣。
于是，后來就有人因此把毛澤東看成了治國上極端不成熟的領導，講的應該是有條有理的管理和治理，怎么可以把“鼓氣、泄氣”等運動化的語言帶到治國上？顯然，毛澤東應該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扭曲前進負責，而且是從負面負責。
是這樣嗎？
顯然不是。
其一，毛澤東說泄氣是指精神面貌而言，不是指管理方式上不應該講協調發展，就該高大呼隆的政治運動方式，而是強調搞建設既要講發展的協調，也要講管理方式的人性化，更要注重協調發展下人的精神面貌的保持，不能是有了問題“一刀切”，來了問題“切一刀”，只講冷冰冰的經濟矛盾的化解，不管當事人心頭身上是不是血淋淋，傷害了建設者的感情，同樣是對建設健康發展的阻礙。
其二，否定毛澤東強調的人的精神面貌要求，片面強調協調建設的治國理念，其實還是自覺不自覺突出官僚治國和專家治國，腦子中只有按體制辦事僵化認識，沒有管理上的人性化發展的意識和要求。
顯然，對毛澤東提出這樣的認識和意見本質就是官僚主義在發聲和對毛澤東思想原本就水土不服的這種官僚體制在發聲。
可以類比舉例的是，和楊繼繩先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著名”黨史學者辛子陵，在今年五月份的一次演講中曾說過這樣的一句——“經過反右派斗爭，地方各級干部——這是劉鄧的基本隊伍”。
這句話說明了什么呢？
1955年，“反冒進”時還沒有完全掌握干部的劉鄧，經過1957年的反右后，就通過扭曲毛澤東的本意，達到了既恫嚇和掌控了存在官僚主義傾向的中國共產黨的干部隊伍，又利用這些人的手，沉重打擊了黨外人士和社會輿論，從而實現了全盤控制中國共產黨組織體系的目的。
而此時，出于鍛煉干部，防止出現蘇聯式政治交接班危機目的的毛澤東，又主動交權退居二線了，除了軍事和大政方針，毛澤東再不具體操作了，他把一線的工作交給了劉鄧。
于是，從這個時候起，我們也就開始看到楊繼繩先生在《墓碑》中提到了各種令人驚駭莫名的壯舉了！
形式上，這個時候的一線領導開始高舉毛澤東的“鼓氣”號召，不再“反冒進”了，事實上，這時的他們卻從干部隊伍入手，刻意把毛澤東堅持的鼓氣氛圍下的協調發展觀念，演變成鼓氣下不切實際的政治運動！
而此時心情愉快的毛澤東也終于在不久后就發現鼓氣出現的種種問題了。
這也就是楊繼繩在前言中提到的事實
“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后果以后，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
有效嗎？沒有，效果甚至是相反的，因為對方的操作是變本加厲，甚至毛澤東把自己信任的吳冷西派到《人民日報》去頂風抵制都難以抵擋：各種萬斤田的“衛星”新聞滿天飛，插“紅旗”、拔“白旗”滿天飛，為了滿足上級要求，各地從省市到基層紛紛造假，相當數量的干部造假造到不顧老百姓的生計死活。
筆者曾經了解到這么一件事，有個經歷過那個時代的農村老者是這么介紹當時的上級作風的：誰實事求是說糧食產量不高，領導就給你難看，給你壓力，誰不講實事求是說糧食高產甚至是放“衛星”，領導就夸誰表揚誰。為了完成政績，這些上級領導什么招都出。當時糧食困難，基層干部到上級機關匯報工作期間，機關就故意準備了兩樣飯，一樣是香噴噴的肉菜饅頭，一樣是稀溜溜的米湯窩頭。誰按照領導的要求進行高指標匯報了，就吃肉菜饅頭加表揚，誰實事求是匯報了，就吃米湯窩頭加斥責。威脅利誘加黨性恫嚇，很快絕大多數干部就繳械了，成了完成高指標的表揚對象。
中國人講一管窺豹，從小見大，從局部看整體。對照大環境，對照這個地方干部的人格扭曲，你能得出什么結論呢？
這是他們心中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要他們這么做的嗎？
五十年代有句名言：寧可犯政治錯誤，不能犯組織錯誤。這里面投射出當今中國的多少政治悲哀呢？
為了捍衛自己的“鼓氣”思想，毛澤東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站到“自己”的對立面上，一次又一次勞而無功的糾偏，一次又一次的發直插到鄉村基層社隊的《黨內通信》，乃至憤怒斥責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成年男女軍事化管理，連正常家庭生活、夫妻生活也被破壞“極左”現象。
事情發展到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高峰，就是毛澤東拿著《黨章》和《憲法》走進政治局會議會場，艱難捍衛自己的言論自由權利。
更不要說四清運動初期的高層發燒讓基層吃藥的怪象，基層鄉村干部給整得死去活來。更不要說六十年代中后期毛澤東的一聲“打倒閻王、解放小鬼”的號召激起了多么廣泛的共鳴！
什么叫“資產階級當權派”？說穿了，就是反民主的官僚思想組織路線當權派，因為反民主、因為要做官僚，所以也必然要由社會主義最終滑向資本主義，因為只有到這個窠臼里面，這些腦子中逐漸滲透滿官僚思想的人才感到最踏實也最安全！
所以，從這個制度的不完善上講，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悲劇人物，悲劇英雄。他們的區別僅在于，劉少奇背上了這個十字架最終沒有走下來，而毛澤東則發現了這個十字架的問題，也努力想打倒打碎這個十字架，重建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卻被這個十字架在他身后將他和他努力的一切強力打倒了！
可惜的是，毛澤東最終努力給中國人留下的的希望之火，楊繼繩根本沒有看到，本質上就不具備馬克思主義頭腦的他，最終把希望放到了西方資本主義強盜所標榜吹噓的歐式、美式“政治民主”上，對社會主義實踐則起了徹底否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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