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鄭先生說我是毛澤東的粉絲和崇拜者，這句話大致是沒有說錯，對，我是毛澤東的崇拜者。鄭先生還說理解我的立場，用語很委婉，但是不是有點別的意思我也不想憚猜，畢竟鄭先生的人品我是敬重的，既然鄭先生希望聽到我的思考和觀點，下面我就把我談不上“思考”的立場和觀點表明一下，以免誤解。
     對毛澤東的立場我很明確，毛澤東在我心里就是名副其實的偉大領袖，我贊成鄧小平“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的評價。我認為這個評價是客觀中肯的，是符合事實的，這個評價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見。至于少部分人事后諸葛式的落井下石，或者直接把毛澤東的師范文憑和現在的師范生等同起來，以此來證明毛澤東的無能，進而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恐怕是過于托大和淺薄了。誠然，是人就會犯錯誤，毛澤東也不例外，但作為后人，評價先人，只要不是懷有其他目的，我認為還是慎重和寬容一點下結論為好。對毛澤東的認識，當然也包括第一代其他領導人，我們不能不考慮歷史的局限性和自己主觀思維的局限性。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國家基礎是什么樣的？一窮二白滿目瘡痍千瘡百孔來形容不為過吧。國家政權是建立起來了，可連年戰亂一盤散沙的國家現狀，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證實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極強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能力的政黨，但戰爭年代走出來的工農干部，打仗是沒說的，勇敢和忠誠也沒說的，但和平治理國家的經驗包括行政綜合素養卻是缺乏的，你總不能埋怨他們沒接受過高等教育吧，一個文盲占總人口80%的國家如果讓你來領導會怎么樣？國際環境又是什么樣的？列強封鎖包括后來的中蘇反目，在這樣的條件下是選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卑躬屈膝投降主義？所以評價那個時代必須結合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如果下結論不考慮這些時代背景就一定得不到真實的結果。當前一些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恬不知恥別有用心的學者專家，動輒朝鮮戰爭是毛澤東一意孤行剛愎自用，不顧大局與國際社會交惡而遭致封鎖和制裁，白白犧牲幾十萬人，打了一場漁翁得利得不償失的非正義戰爭；動輒中蘇反目是毛澤東個人專橫獨斷，狹隘的民族主義招致國家喪失了發展的大好機會。更有甚者，有人竟然言之鑿鑿，抗日戰爭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錯誤，讓日本殖民中國三百年比現在會更好。我如果不妄斷他們的動機，他們在下這些結論的時候，依據的是什么呢？

    新中國成立之時的國家就是一個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爛攤子，所謂“積貧積弱”是上百年列強欺凌的屈辱史積淀而成的。要使這樣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經濟基礎孱弱，人口眾多人心渙散，文化落后科技空白的國家迅速恢復國家正常秩序，換給誰能不著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心態，放給誰不一樣？這不是那些坐在書齋里翹著“二郎腿”喝著茶水的專家教授能理解得了的，一些背靠祖宗大樹養尊處優滿腦肥腸的官員們更理解不了。所以他們在評價先人的時候不是大放厥詞就是信口開河，似乎偌大的中國治理起來真如“烹小鮮”那般簡單輕松。在關于“左”的理解上，我們可以批評，但惡毒攻擊以至于詛咒就要不得，那樣既不厚道也對用鮮血換來新中國的先烈前輩們不公平。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保持一些稍微的公正。
     戰爭期間的毛澤東個人遭到的詬病不多，對毛澤東非議最大的無非建國后的兩件事，一是“三面紅旗”，二是“文革”，某李姓小丑說毛澤東“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其中的“建國有過”就是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毛主席自己明白“文革”贊成的人不多，但老人家并沒想到“三面紅旗”也被人當“屎盆子”也扣到他的頭上。也許毛主席寧折不彎的脾性不懼小人們“屎盆子”亂扣，但總歸是有些冤枉。
     先說“三面紅旗”。總路線是中共中央全會通過的加快社會主義建設步伐的重大戰略舉措，“跳躍式”發展是當時所有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他們想迅速摘掉“窮帽子”的愿望太迫切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總路線”指導下的產物。各行各業相繼你追我趕“大躍進”，其宏觀目的總的說是單純的，當然不排除某些官員為了自己的政績搞浮夸（也正是因此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不良后果）。在“大躍進”的社會條件下，河南某地出現“人民公社”一點也不奇怪。毛澤東在視察的時候隨口說了一句“人民公社好”未經同意被《人民日報》記者公開發表后，還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和批評，只是總理為該報社打了個圓場毛澤東才沒有深究，這是后話。客觀的說，“大躍進”是中央領導集體的集體決策，“一線”工作的領導集團具體負責實施。在實施過程中逐漸產生的“左傾冒進”現象曾經引起了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陳云在內的許多領導人的警惕，但由于某些“一線”領導人的粉飾太平造成信息傳遞的失真，加上盤根錯節的人事關系，原本為了“糾左”的廬山會議因彭德懷一個“大炮”陰差陽錯的變成了“反右”，從此“大躍進”演變成了一場勞民傷財的鬧劇。

    出現了不好的結果后卻把責任全部推給毛澤東一人承擔，這不公道，也是對歷史的不負責任。圍繞北京“七千人大會”關于劉xx作的大會報告中間發生的一些事情即能說明當時的真實情況（參看《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張素華著）。即使這樣，我認為劉xx當時指揮領導“一線”工作所犯的好大喜功和急功近利，在今天看來，也是可以原諒和理解的。我所謂的原諒和理解，是指劉當時所犯的錯誤是“冒進”，是“極左”，雖然“極左”和“極右”結果都是禍國殃民，但我仍然認為“極左”和“極右”是有區別的，起碼從動機上是不一樣的。雖然放衛星、大刮共產風出現“餓死人”的事情屬不可饒恕，但畢竟歷史已經發生而無法改寫。聯想到我們今天“‘跨越式發展”似曾相識的政治口號，我們所要做得是吸取教訓避免犯同樣的錯誤。劉xx說“如果我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那群眾把我斗死我也認了”，這些話正好說明劉的洞察力和政治智慧不夠，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實際上，從“三面紅旗”的實際發起者和領導者到失敗后推卸責任，劉已經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敢于承擔責任，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的政治品格。他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所作所為已經從不切實際的“極左”滑向了機會主義的“極右”。洞若觀火的毛澤東當然看在眼里，劉在“左傾冒進”的時候長時間得到毛的支持，“始終站在劉xx一邊，一起堅持錯誤，”一方面是不想打擊人民群眾“大干快干”的積極性，更為重要的一點是為了樹立和維護劉xx的威信，但“七千人大會”時劉的一系列推脫責任的表現，從做人的品德上已經徹底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王震將軍在去世前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毛主席比我們看得至少遠五十年。”對我們是不是有些啟發呢？

    再說文革，文革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并領導的一場震驚中外前無古人的意識形態大革命。發動文革的原因，拋開一小撮別有用心惡意攻訐的陰謀論斷，有人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歸納了一下，大致有一下幾種說法：一是經濟背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已經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基本模式，小農經濟、市場自由經濟作為計劃經濟的對立面雖然已經遭到領導集團的拋棄，但在基層還有很大的市場，有必要用一場革命性的手段從根本上徹底顛覆“奸商”經濟存在的土壤。二是政治背景。主要是中央上層的政治秩序發生了混亂，鄧小平首次提出“文革”的錯誤與制度弊端有直接關系。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93頁）“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制度問題由于毛澤東在實際上沒有解決，所以導致了‘文革’的發生。”陳云也與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具體負責人胡喬木談話，指出“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于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與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三是毛澤東和劉xx的個人個人恩怨，把“文革”的起因直接說成是毛劉之間的政治博弈。關于這一點，小道消息傳的最多，外國學者的著作里也多有提及。四是意識形態背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實現，但在精神文化領域，社會主義改造卻“收效甚微”。特別是千年流傳下來的文化流弊加上當代資本主義的物質誘惑，根深蒂固的封建傳統思想還沒有完全肅清，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也跟著有了抬頭的趨勢。知識分子名義上是“臭老九”，但實際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精神領域居于特權地位，擁有完全的話語權。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有個最大的毛病就是愛不切實際的夸夸其談，看似滔滔不絕實際一無是處，這種特性決定了他們特別喜歡“翹尾巴”。一俟不符合他們的利益指向，就引經據典或指桑罵槐或一副“鐵肩擔道義”摸樣，極盡挖苦攻訐之能事；各級黨政干部則是因其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和地位而容易導致思想上的特權意識和官僚主義現象。而試圖從根本上打破這種由社會分工所造成的社會不同勞動方式的差別，以從根本上杜絕特權階層和“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就有必要從思想根源也就是文化上對整個社會進行一次或多次的徹底革命，從而取消階級差別，進入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

    雖然以上幾種原因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但拋開僵化的學術八股，我寧愿相信最后一種說法，有位網友有過這樣中肯的表述，我深以為然：“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的本質動機是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有群眾參與的民主的政治機制。如果不承認毛的這個動機，就無法解釋他對工人和農民無政府行為的放任鼓勵以及為什么他在一夜之間將全國各級官吏全部罷免。事實上，毛在建國以后特別是由于“人禍”而發生的６０年代初期的大饑荒以后，對中/共的中下級官員產生了普遍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憤恨情緒。同時，由于處在這些人的包圍中而不能接觸到基層的人民，也使他孤獨并有被人陰謀架空的猜測和潛意識。中國的決策體制必須民主化，這是毛澤東的一貫說法，也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但是他自己身居在一個宗法性極強的官僚體制中而且成了最高家長，這是他根本無法由上而下地推行他的設想，只好轉而發動民眾以造反的形式把各級官吏達到，希望由這個過程中自然地形成類似巴黎公社似的民主權力機構和民主作風。但是文化革命初期的混亂和破壞使他的這一愿望落空了，但是他并沒有放棄努力。在文/化/革/命中組成的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時毛澤東堅持要實行“三結合”，使一大批普通工人和農民跨入權力的大門。他自己也把上海的一個青年工人吸引到身邊來，親自鼓動中央委員會把這名工人選為黨的副主席，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加以培養（在那一時期見過毛澤東的外國領導人大多都在毛身邊見過這位相貌英俊、循規蹈矩的青年）。但是毛的良苦用心又一次被他的工人和農民深深地傷害了。這些人或者原來就是破（注；原文如此）皮無賴、品行不端者，僅憑著能言善辯敢于出人頭地而爬上了高位，或者很快地被權力所腐蝕，成為以權謀私的霸王。少數真正純樸本分的一般民眾即使當上了官員也很難發揮作用，因為他們既沒有文化也缺少政治閱歷和官場斗爭經驗。那位當了副總理的大寨農民在國務院會議上幾乎一言不發，度日如年。”其實許多老干部回憶錄中也都有與此相近或相似的顯性或隱性的評斷，“若干歷史決議”中給文革下的“完全錯誤”的結論，雖然有其部分合理性，但仍然沒有脫離其歷史局限性，有反攻倒算的味道。
     我最鄙視的是那些野心投機、落井下石、心理陰暗、賣國求榮的無恥小人。某李姓跳梁小丑說毛澤東是“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馬上后面的跟屁蟲就變成了“開國有過，建國有罪，文革有大罪”，如此紅口白牙滿口噴糞，這還說得是人話嗎？如果這樣說，我們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一點也不比當年來得光彩，“幾百萬右派”“餓死三千萬”比“一億精神病患者”又如何？一個“全民有病”的社會，又該怎么評價呢？是不是就是某大學教授所說的“共產黨從來沒有干一件正經事，一部黨的歷史就是人吃人、人斗人的歷史？”
    在我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偉大，在于在他的領導下，把一個飽受欺凌、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中國，從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潭里拔了出來，建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于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終生堅持“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自己的祖國和他所熱愛的人民，他是中國絕大多數底層民眾名副其實的“大救星”。他的一生，是艱苦奮斗、廉潔奉公的一生，是頂天立地、光明磊落的一生 。他為中華民族立下了萬古不朽的功勛，他的豐功偉績永遠同天地共在，與日月同輝。說到錯誤，還是我前面的那句話，是人就會犯錯誤，毛主席也不例外。但錯誤也要做具體分析，我認為信息不對稱是造成決策失誤的最大原因之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的通訊水平是什么樣的？即使今天網絡手機電視電腦，已經使所謂的信息高速公路了，信息的真實性仍然解決不了，可想而知在那個時代中央上層想得到真實的信息會有多么難，更何況路線的斗爭和宗派主義還要破壞或者封鎖真實信息的傳遞。我們在今天當然可以高談闊論站著說話腰不疼，因為“回過頭來看歷史，百分之八十都是偉人”，但我們仍然要謹記“話到嘴邊留三分”的基本道德，評價前輩要多一點寬容，少一些刻薄；多一點自省，少一些謾罵，更不要以自己的“一孔之見”隨意主觀的給歷史下結論，因為歷史雖然在短時間內可以“當小姑娘一樣隨意打扮”，但歷史長河的凈化功能畢竟是主流，那些貽笑天下顛倒黑白的小丑們最終都會被蕩滌到歷史的沙灘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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