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九連跳和系列弒童案，起因看起來千差萬別，歸根結底卻是壓力逐級、盡情下傳引發的慘劇。弒童案是案犯將精神壓力下傳給最沒有反抗能力的少年兒童，跳樓案是最底層的員工再也找不到承繼壓力的下家自己跳樓了。哪怕“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公司保安，至少還可以通過打罵工人下傳精神壓力，壓力到了倒班的工人這一層就到底了，承受不了精神重壓的就得自己死。弒童案由于案犯身份差別大，表觀原因各不相同，本文試圖通過窺九連跳這一斑而見全豹，看清楚了癥結所在是找到有效解決辦法的前提。
　　商務部長陳德銘在《建設性地推動中美經貿關系健康發展》一文中說，目前中國出口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僅為１．７７％，應該說非常非常低。富士康是一家臺資企業，在２００９年的《財富》排名中列全球第１０９位，出口總額約占中國大陸的４％，這家企業在研發上的投入還是不少的，但都是根據上線要求被動研發，屬于主動創新的很少，因此，究其本質，富士康還是一家代工企業，這種屬性決定了其利潤率不高。為了維護企業利潤和臺方高管的高工資，壓力就盡情下傳了。按說富士康員工的工資也不算很低，它下傳的壓力是體力和心理上的，即超出法規允許的勞動強度和對員工尊嚴的蔑視，富士康因此被一些人稱為“血汗工廠”。
　　富士康總裁郭臺銘有句名言叫“非效率的民主主義，不如合理的集權主義”，坦率地說，這種思想也是我價值取向的重要來源之一，郭臺銘成功的奧秘也在這里，進一步說，這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或許還是中國維持高速發展的希望所在。有人說這就是“中國模式”，我不喜歡用這個詞，因為需要完善的地方還很多，只有結構調整成功并能持續發展后才能嘗試用這個詞。
　　和眾多外資企業一樣，富士康也是沖著大陸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來的，一同過來的還有郭臺銘帶來的臺方親信高管。當他將這種企業文化貫徹到親信高管身上時，一切順利，資方和高管不但有密切的利益關系，還有相互之間充分的信任與感情，如果被老大哥打罵，眾親信會理解為不是親就是愛，不會懷疑也沒必要懷疑，況且郭臺銘是優秀的商人，不是什么壞人，問題出在后續的下傳中。粗略估計，這種企業文化一直能順利傳遞到企業中層，到了非親信一級的管理者，盡管由企業的利潤要求而產生的壓力會越來越大，但一方面高收入會代償部分壓力，另一方面，他們都有下家供轉嫁壓力。
　　壓力傳遞的進程過了中層以后，郭老大倡導的企業文化開始走樣，“合理”和“集權”開始快速此消彼長，越往下傳，“合理”的成分越少，“集權”的成分越多，到了最底層員工，“合理”蕩然無存，只剩下“集權”——或許用“霸權”更合適，越接近底層的工作壓力越大，也越來越霸道，他們毫不留情地將自己受到的壓力往更下層傳遞，這時候，各種嚴苛甚至稀奇古怪的條例和做法應運而生，從超出法規允許的加班時間到釣魚執法無所不包，工人們被訓練成了企業的機器，倒班的工人不會得到足夠的收入以代償受到的苛刻要求，因為公司利潤就是通過剝削他們產生的。現在不用“剝削”這個詞了，但它是客觀現實。
　　在富士康廠內，通常是早上７點半進廠，晚上７點半出廠，除了中午有１個小時的午飯和休息時間外，事實上就只剩下１０分鐘上廁所的時間，其余的時間都是繃緊神經干活，一個人干兩個人工作在廠內是普遍現象。最讓普工們感受到精神壓力的是“陷阱測試”，“線長和管理人員經常會在你全神貫注工作的時候，從你的桌子上拿走一個半成品，如果你沒發現，那又要受處罰了。” 
　　每天有上千的員工因忍受不了而離開，當然，中國的勞動力有充分的冗余，并不是所有應聘的人都了解里面的工作環境之殘酷，所以每天有相應數量的員工補充進去。繼續留下的，主要是出于兩種考慮：對沒什么技術專長的人來說，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對于技術人員，由于公司出于對技術保密的考慮，工藝分解得很細，時間長了，除了分配給你的那份差事外其余的啥也不會，只能繼續依賴該公司。
　　富士康企業文化對員工尊嚴的蔑視，嚴酷的工作環境造成的心里緊張，長時間工作產生的疲勞，使得工友們沒有精力從事除機械性勞動之外的其他事情，比如說社會交往，甚至同處一室的工友也互不熟悉，徹底壓垮他們只需要一根稻草。光是深圳富士康就提供了４０萬個工作崗位，這是國家的無奈，政府規定最低工資，老板會設法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強度上打擦邊球，不愿干沒關系，想進來的人正排著長隊。
　　我一點也看不出富士康請來五臺山法師能解決公司的什么問題，建立獨立工會也不能解決問題，民主、民生、人權，統統得建立在經濟基礎上。客觀地評價“中國制造”，目前整體上還處于代工階段，中國是貿易大國，不是貿易強國，貿易強國要以出口利潤率體現，和順差逆差沒有關系，低利潤率前提下保持貿易順差原因只有一個：剝削工人。知識產權意識的薄弱和大宗商品國際定價權的全線崩潰，才是九連跳的經濟基礎。低利潤率的代工企業，只會逐級盡情向下傳遞壓力，傳到最底層的工友時再也傳不下去，此時，抗壓能力差一些的，只要一陣風就能將他從７樓樓頂上吹下去。如果境內企業利潤率高，企業各級員工承受的壓力會小一些，而且高收入能部分代償嚴酷的工作環境，高利潤企業多了，員工的選擇余地大了，也有利于工作環境的改善。
　　逐級向下盡情傳遞壓力是中國的社會現象。身份改變后就媚上欺下，這種人有多少你只要將眼睛左掃描３０度右掃描３０度就明白，用不著扭動頸脖子。削尖腦袋往上擠，一為撈油水，二為驅使人，那種威風凜凜的感覺很爽。應該說，壓力下傳是一種自然狀態，逆轉是不切實際的，不自然的是絞盡腦汁一點不留，而且以此為榮。如果將這種現象定義為文化現象，那么，改變這種文化現象，再說清楚一點就是社會各階層的人負擔起屬于各自的責任而不是盡情往下傳遞，這個題目太大了，一時半會兒也不會出結果，因此，我們還是挑一些更具體的說說。
　　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在中國取得的經濟利益，與倒買倒賣、貪污腐敗和眼球經濟相比，簡直不值一提。文理分科后，你不能指望那些本來就對數理化沒有任何興趣的文人弘揚科學文化，他們中的很多人最感興趣的是“啟蒙大眾”，或者兩派價值觀迥異的文人互相歧視，恨只恨刻薄的言辭不夠用。由于其中一方或雙方輪流不遵守應有的游戲規則——比如邏輯，爭到牙齒出血也沒有任何結果，沒有結果的結果就是互吐唾沫，擇日再戰，如此循環往復。中國的文人中也有懂科學或敬科學的，就是太少。理科的人應該具備一定的人文知識，同理，文科的人也應該具備一些科學常識，如果讓我說透點，那就是高中不分文理大學才分。很多知識個人不一定用得上，但它會對思維方式產生作用。美國很多暢銷書和電影大片是建立在科學知識上的成功，中國這方面差太遠了。政策引導加上教育改革，才能在中國營造良好的科學文化。中央的調結構調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減少貼牌和增加創新。
　　國際商品定價權的全線崩潰，說的是中國買什么什么漲價，中國賣什么什么降價。這其中的原因，我認為可以歸結為兩點：１、刮風和跟風；２、缺乏團隊精神。刮風指的是各級領導層，這點大家都知道，不用細說。跟風就是跟著風向走，你買什么我也買什么，人家摸準了你這個脾氣，在判定中國將要買什么以后提前在國際市場上買下來再高價倒給你，大宗商品基本上是這樣。你賣什么我也賣什么，互相壓價，其實所賣的是人家的必需品，只要抱起團來咬死價格，人家一點辦法都沒有，比如稀土。
　　整體而言，上線的人應該比下線的人辦法更多，起碼應該將屬于自己的責任截下來，而不是盡可能地下傳，簡單地說，除了一定的全局觀念，剩下的就是協調好直接的上下線關系，別動不動就走極端，凡事都簡單地歸結為政治體制，凡壓力都全部推給下線，唯獨沒有自己什么事。壓力盡情逐級下傳，平時不太容易發現問題，關鍵時候要出大事的，這點在富士康那里最容易看清楚，富士康工作環境的嚴酷不是始于今日，但它能維持“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金融危機一來，利潤率更低了，由此增加的壓力逐級盡情下傳到最底層的員工，他們沒有下線不能再下傳，結果就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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