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牛病與抗轉基因性
劉仰
好久沒寫關于轉基因的文章了,支持和反對的聲音最近都很少出現于公眾領域,但是,變化正一點點地發生。先說幾條新聞消息。《湖州日報》6月16日報道,湖州市檢驗檢疫局日前在一批來自美國的大豆種子里發現,混雜有轉基因玉米。這是一件比較奇怪的事情,“大豆”種子里為何混有轉基因“玉米”種子?是故意的,還是無意的?從報道上看,混雜的比例不算很大,每公斤大豆種子里平均混有5粒轉基因玉米種子。我覺得,這件事應該繼續查一下,以搞清種子進出口商究竟是有意還是無意,如果這不是單獨現象呢?
《經濟觀察報》報道,農業部將在二、三個月內,發布查處違規銷售、種植轉基因種子的公告。這個決定的背景是,農業部最近對國內市場上疑似轉基因水稻、玉米品種進行了抽查,發現有些轉基因育種單位,以“非轉基因”的名義申請、登記,以繞過國家有關政策的規定,實際上賣的是轉基因種子。農業部指出,頒發安全證書,不等于允許商業化種植,因此,農業部對上述行為的處罰是,“取消資格”,不允許繼續育種和銷售。農業部認為,某些育種機構存在“欺詐行為”。但是,《經濟觀察報》的這份報道沒有說明,“查處轉基因種子公告”是定期發布,還是臨時、隨機發布。不管怎樣,只要能嚴格執行規定,對于非法轉基因種子總是有威懾的。
再說一點我對轉基因的另一些看法。我們現在大都知道一個詞,叫做“抗藥性”,它的意思大致是指,大量、經常使用農藥后,害蟲有了抗藥性,農藥的使用量不得不越來越大,甚至失效。除了害蟲對農藥會產生抗藥性,人體對于抗生素之類的藥物也會產生抗藥性,使我們的身體更加脆弱。產生抗藥性的原理并不復雜,每一種生物都有強烈的求生欲望,害蟲、病毒也一樣。當環境發生了改變,尤其是不利于這些生命存活的改變,生命總是要想方設法讓自己活下去,“抗藥性”就是這一動力的結果。我們雖然難以說清這種自我改變的動力是怎么來的,但是,生命會改變自己以適應新環境,這是肯定的。那么,轉基因是否也會產生這種“抗轉基因性”呢?
轉基因作物中最常使用的農藥叫做“農達”,它能殺死幾乎所有雜草,唯獨“抗農達”轉基因作物可以存活。但是,以前的文章里已經講到一個現象,由于大量使用“農達”,現在已經有一種雜草具有了抗藥性,也就是說,這種雜草也具有“抗農達”的效果。這一現象對于轉基因的理論和研究,是一個挑戰。人造的“抗農達”轉基因種子,其中“抗農達”的基因是人工轉入的,因而成為可以擁有專利的高科技,使得轉基因種子價格昂貴。但是,自然界出現的“抗農達”雜草,它的“抗農達”基因是怎么來的?是通過轉基因作物的“基因漂移”來的,還是雜草自己產生的?不管是哪一種,它都已經使轉基因作物的神話面臨破滅的困境。但是,自然界出現“抗農達”超級雜草,與“抗藥性”大致屬于一個范疇,都是一個生命因為外部環境的改變而做出自己的改變,轉基因的不確定性還不止于此。
轉基因就是在某一種生命的基因中轉入其他物種的基因,例如,轉基因專家在植物的基因中轉入魚的基因片段。因此,它不是外部改變,而是內部環境改變。這種方式會產生什么后果,目前沒有認真地研究。一般來說,基因都有排異性,以穩定自己的特性。當一個生命的基因被外力強行轉入一種與自己毫無關系的基因時,在它的內部會產生什么結果,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兩種基因的組合,不一定會像轉基因專家宣稱的那樣,只是1+1=2的結果,它很可能會出現1+1=X的結果。以上面的例子來說,樹的基因中轉入魚的基因,除了轉基因專家實驗觀察到的結果,樹的基因還會有什么改變,完全是未知的。而且,這種改變很可能像“抗藥性”一樣,要很長時間才能顯露出來,我杜撰一個詞,叫做“抗轉基因性”。我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轉入其他物種基因的生命體,一定會出現“抗轉基因性”。至于它以何種面目出現,我們完全無法預料,但有先例可以參照。
牛是一種吃草的動物,轉基因玉米大量種植后,牛不得不以轉基因玉米為飼料,這已經開始出現負面影響。但我不想說牛吃轉基因玉米,我想說“牛吃牛”。西方人一般不吃動物內臟,因此,屠宰場里大量的牛下水成為很難處理的廢物。幾十年前,西方人想出了一個利用牛下水的辦法。他們把屠宰場的牛下水、牛血等廢物,處理之后變成飼料添加劑,又喂給牛吃,這就是強迫食草動物變成食肉動物,而且還是“牛吃牛”。最初的時候,一切都很好,吃牛的牛比吃草的牛長得快,其他幾個“科學指標”也很好。這就是一種短視,這種短視是因為對科學的迷信,對檢測指標的迷信造成的。讓牛吃牛,檢測幾個指標沒問題,或者很好,但是,未檢測的范圍更大,誰知道“牛吃牛”會出現什么后果?現在人們知道了,經過了幾十年,人們終于發現,牛吃牛會產生“瘋牛病”,而且,瘋牛病還可以傳染給人類。
牛吃牛產生“瘋牛病”,可以看成是牛被迫成為食肉動物,外部力量導致牛內部環境改變,使得牛的身體內部慢慢發生了新改變。這種改變不是立竿見影的,而是緩慢出現的,最終成為巨大的危害。我相信,轉基因作物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也會產生我們無法預料的“抗轉基因性”。當然,人們可以猜測,也許“抗轉基因性”是一個很好的特性呢?我們只能說“也許”,瘋牛病的事例告訴我們,產生新危害的可能性更大。我們為何要冒這種風險?而且,瘋牛病的受害者現在去指責當年“發明”牛吃牛的科學家,還有什么意義?現在的轉基因專家們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與“牛吃牛”是一樣的,甚至規模更大、范圍更廣。它的潛在危害的確難以預料,等到哪天“抗轉基因性”終于出現,別忘了提一下本人的“發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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