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看新聞，農民自制土炮轟百人強拆隊(1)，每天工作約12小時、鄧州一農民工倒在生產線上再沒起來(2)，太平盛世，有傷和諧，還是找點高興事吧，富士康要求員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3)，富士康給員工加薪，先長30％深圳又將上調66％(4)。不過這也高興不起來，早如今日，何有當初；再者當勞動者每周沒有一天休息時間時，勞動法是不是正在休息？于是開始琢磨法律的特點(這里的法律也是廣義上的概念，不那么嚴格)。

    法律的本質特點公眾都知道，統治階級意志的反映，強勢者手中的玩意兒。這個觀點遭到過反駁，說否定法律客觀性，忽視了法是社會文明的體現。其實說這話的人不是統治者就是其幫兇幫閑，，他們把法律當成了自己，把自己當成法律。有個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朱學勤，在他文章《1998：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中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其現實要求：“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 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 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的名義實行群眾專政”(5)。去掉一個少數人，去掉一個多數人，政治領獎臺上也只剩下這幫精英了。難怪天天把憲政民主法律掛在嘴邊。

    閑言扯過，本文從另一個角度談法律的特點，即它的無奈和無賴。
    先說法律的無奈。法律面對錯綜復雜現象，必須選一個適度的切入點，不能過也不能不及。不及起不到應有規范作用，過了會把更多的人打入違法之列。過和不及都會使法律陷入無奈的尷尬，即使適中，法律對一些社會現象也往往無能為力。這方面我們感觸最深的是同居、通奸、婚外情、包二奶等現象，法律凸顯了它的無奈。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在現實社會，只承認法律而否定道德教育的人，要么是無知，要么是別有用心。守法不一定全是好公民，隨地扔紙屑猶可原諒，見死不救公眾則會被送上道德審判臺。

    法律的無賴聽起來不可思議實際上好理解，法有好壞良惡，惡法壞法就是無賴。比方這樣一些人，有權力，有人脈關系，談判中有話語權決定權，如果這樣的人訂一部《招商引資獎勵法》，即使再貌似公允，結果會怎樣呢？只會為這些人份內之事尋一條份外發財之道，把腐敗陽光化法律化。也許有的法律出發點是好的，但實行起來效果不一定好，或者很不好。現在講提高勞動者收入，專家學者們出了一個金點子，就是建議減輕競爭性行業企業稅負，騰出空間給員工增加工資，簡稱“減稅為薪”。據說出發點是讓利為民、藏富于民。“減稅”一定導致“加薪”嗎？資本是個逐利性動物，靠工會、靠協商改變不了它的本性，如果“減薪”的好水被截流(現實完全不排除并且很有此可能)流到企業主嘴里，如果立法機關單位聽從建議制訂這么一個法律，那么它只會更拉大貧富差距。一塊蛋糕三分方，現在是企業主方分多了，卻又減少公共部再分給他們讓其滴漏工人，也真虧了專家學者的好心。不過他們好心是為資本家長的，“競爭性行業企業”可以把大多數公有制企業排除，喝到好水的基本是資本家了。國家稅收不合理可以調整，但“減稅為薪”的調整不論其心如何，實際結果可能為賴。
    法律的無賴還體現在法與法的關系中。現代法律是一個體系，有些法律的作用要在綜合因素下才能評價。比如拉架，兩個人打架，拉架本身無可厚非，如果拉架者抱住一方限制行動而對另一方只用嘴勸說，拉架就值得質疑了。在勞資關系中，勞動者是相對弱勢的一方，如果法律對于資本方獨斷專行傷害勞動者權益行為沒有相應有力的強制性規定，法律只給工人建議權和提竟見權而對行動權(比如罷工權)加以限制或打擊的話，那么它折射的就不僅僅是法律和法律機器的尷尬。在舊中國，蔣介石先生的一些具體法律或許并不鼓勵地主劣坤都去當南霸天黃世仁，但它的母法是壞的，是講剝削壓迫并維護剝削壓迫的，個體的反抗遭致整個國家機器的鎮壓，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殺了地主找紅軍，才有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除了簡單的以暴易暴，法律的無賴還是暴力革命的催生婆。

    曾聽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拆遷中，針對被拆遷方的激烈抗爭，民警說他違反了治安管理處罰法，但念及情有可原要他簽一個保證不再違法的協議。被拆遷方表示可以簽這個協議，但是“不違法是雙方的”，要求在保證不違法之前添加一句“我決不先違法”。最后民警同意加上這句話。
    警方是好樣的，執法過程中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又避免了法律的無賴。

    知道了法律有無賴性，就會明白法制并不必然導致民主。民主國家一定是法制國家，法制國家卻不一定是民主國家。也能理解美英這樣法律比較健全的國家，為什么可以憑著鮑威爾一句謊話(6)讓武力侵略伊拉克合法化，證據責任至今無人追究。還有韓國“天安”號事件，外不準朝鮮介入調查，內禁止民眾舉行集會。據報載，韓國防部7日舉行記者招待會，承認“天安”號事發當天韓美兩國曾在距事發地點170公里的海域進行反潛艇等海上軍事演習。發言人說“一艘韓國潛水艇參加了演習，但沒有美軍潛艇參加”，韓國媒體認為此說法旨在澄清韓國民間有關“天安”號是遇遭美國潛水艇而出事的說法。是否此地無銀三百兩，事情真相未出之前不便判斷，但只允許自己說話而且說話像牙育似的，公眾擠一點說一點，韓國政府于此事上的做法委實有點專制，有點無賴。

    雖然法律有無奈與無賴，但文明的進步還要依靠法律。欲實現真正的公平公正和民主，除了加強道德建設外，在“依法治國”前面必須加上“立法為民”四個字，并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與法制建設，哪怕精英們指責為“民粹主義”。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搭起一個平臺，一個說話權賴以存在的平臺，從人類走過的實踐看，它只能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2010年6月11日至14日

    注1：《平原晚報》2010年6月8日
    注2：《河南工人日報》2010年6月8日
    注3：http://news.163.com/10/0606/17/68GSBL3T000146BC.html、
    注4：《平原晚報》2010年6月9日
    注5：《交鋒：當代中國的八種思潮》
    注6：《(鮑威爾為伊戰謊言懺悔)錢江晚報電子版2005年9月10日》http://zjdaily.zjol.com.cn/gb/node2/node802/node807/node347510/node347524/userobject15ai47400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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