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人治嗎，特別是時代是法治嗎？

春華秋實

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早早地就已經結束了。對于那段可歌可泣的歷史，爭鋒仍在繼續。時至今日，一部分人已經理解了革命的意義，但支持者不多反對者不少。關于法治還是人治的問題，論壇里就有不明事理的小右跳出來論理道：“過去不是法治，是人治，毛糞黨就是講人治。現在人治已經過時了，要講法治。”可見不僅認識模糊而且態度惡劣，咒罵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支持者，卑鄙無恥！大概是剝削階級的代表吧。另有小右論理道：“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不需要改變，也改變不了，只要用法律限制就可以了。”以為斗私批修無用也不必要，以為法律是萬能的。那么果真毛澤東時代是人治，特別是時代是法治嗎？

右右們是把對國民精神培養的政治運動當成了人治。

社會治理除了需要完善的法律外，還需要對國民進行教育，如果國民沒有信仰，沒有精神支柱，那么將會是一盤散砂，是一群烏合之眾。正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用興無滅資教育運動培養全黨全國人民的精神與信仰，中國人民意氣風發，團結一致建設社會主義，才在很短的時間里打下了“四個現代化”堅實基礎。再看看特別是時代，所謂的依法治國，把法律神圣化，而弱化了教育功能，雖然法律寶典多如牛毛，但整個社會卻烏煙瘴氣。打開廣播、電視、報紙，到處是謀殺、偷盜、搶劫、欺詐，到處是假冒偽劣、貪污腐敗，這就是對不要“人治”要法治的最好注解。法律與教育是相輔相成的關系，教育的成功可以減輕法律的壓力，教育的失敗也可以讓法律失靈，因為法律是人來執行的。

右右們把政治教育當成“人治”而攻擊毛主席時代，殊不知他們崇拜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搞政治教育，也有崇拜。例如英國是女王至上，日本是天皇至上，美國是基督至上，穆斯林是真主至上。成人禮要宣誓效忠，外國人申請入籍要宣誓效忠。日本以天皇的名義宣戰、宣降，軍官為天皇剖腹，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小日本能夠橫掃亞太嗎？那些國家除了有崇拜對象外，還有無處不在的宗教活動，就是要教育國民安分守己，服從于資產階級統治，維護資本主義國家的穩定。

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就是法治

《憲法》規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工人階級是國家主人。老《憲法》還授予公民基本的自由權利和“四大”民主權利，用以監督各級政府，保障了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地位。資產階級要奪回失去的天堂，部分干部想當官做老爺，他們里應外合致力復辟，要重做人上人。試問小右，對于新老資產階級違背憲法的作為，要不要反對？人民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力，用大字報等手段，專資產階級的政，造走資派的反，這是人治還是法治？如果說這是人治，那么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發動工人罷工，造資本家的反，組織反對政府的集會游行，本是行使憲法權利，在小右們看來也是人治行為啦？

斗私批修的政治運動是護法（憲法）運動

革命成功后就會產生修正主義，從而導致前功盡棄，古今中外，國際共運概莫能外，所以要繼續革命。正如右右們說的，人的自利天性不易改造，何況執政后位高權重奢華隨手可得，放松改造就會變質，當然就要復辟，而復辟就是違憲！難道千百萬先烈，是為了讓活下來的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慷慨赴死的嗎？毛主席為了護法，為了工農大眾不重被剝削壓迫，不得不與封資修進行斗爭。發揚黨的政治工作優勢，開展以斗私批修、大公無私為宗旨的政治運動，不但教育了各級干部，也教育鍛煉了人民群眾，使前二十八年黨政廉潔，社會風氣良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民提高的政治覺悟化作建設熱情，多快好省地建成了工業化國家。所以，被右派們詬病為“人治”的政治運動，恰恰是維護憲政的最大法治。小右們認為搞政治運動就是人治，那么特別是時代也搞政治運動啊。例如“三講”、“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組織黨員干部集中學習，還要考試，或者寫心得體會（網上抄抄），這是不是人治啊？但特別是時代的政治工作作用微乎其微，因為“貓論”太實惠、太強大了，比如學習“科學發展觀”已有年頭，卻仍然以最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房地產為支柱產業。

走資派破壞文革才是破壞法制

毛主席為了維護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呼百應，說明人民群眾反對復辟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當權派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江山是老子打的，當然要老子坐，剛要享福，就來革老子的命，那還了得，于是竭力阻繞、破壞運動。先是派工作組進入學校，企圖轉移斗爭方向，然后太子們組織紅衛兵破四舊，搞打砸搶，再后來又挑動群眾斗群眾，發展到武斗。《十六條》明確規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他們還要武斗。《十六條》還對文革期間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都做了部署，其要點是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平緩的教育運動。他們違反法規，破壞生產。最后他們把一切違法亂紀造成的破壞都用來攻擊毛主席。

對上負責溜須拍馬就是人治

毛澤東時代工人不怕廠長，因為那時是法治，工人與廠長地位平等只是分工不同，這也是“一切權利歸人民”的體現。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職代會參與決策，有效地限制了一人獨大的人治，是人民民主的體現。而特別是時代違反憲法將勞動者從主人變成雇員，同時強化官本位，一把手說了算。不論在企事業單位還是機關，搞得任何人都得對上級點頭哈腰逢迎拍馬，“說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說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都怕，唯恐得罪老板、得罪領導。只要把領導服侍好了，或可以保飯碗，或可以升官發財成為全社會的金科玉律、潛規則。對上負責可以保障個人的飯碗及仕途，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工作實事求是，來個“縣官不如現管”嘿嘿，有你好看的。由于官本位的神圣，由于沒有民主，造成的浪費損失不計其數。

特別是時代沒有“關系”寸步難行，法制在哪里？

法律是靠人來執行的。毛澤東時代由于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在人民群眾監督下（小右稱的“人治”？），干部不敢以權謀私，只能依法辦事。而特別是時代由于一系列的特色理論作祟，使得利益尋租變得“合情合理”起來，什么都要靠關系，要運作關系，沒有關系就會“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如果關系好，法律法規是可以變通的嘛。酒桌上不但能談生意，酒桌上還能決定人事、訴訟事宜，因此飯店生意紅火。關系的深度能決定執法力度，紅包的厚度能決定辦事的難易度。經濟適用房問題就是關系勝于法律的最好例證。明明是給無房困難戶居住的經適房，卻被非法獲取者用來出租出售，一些人居然有數套經適房，在中介掛牌（中介幫忙運作）。開寶馬的人怎么能拿到經適房的，顯然是靠關系。盡管住建部又出臺法規，但不被人們看好。所以特別是時代貪污受賄、違法亂紀盛行，是人治勝于法治！

GDP戰略是人治不是法制

臺灣當局的官員很羨慕地對來訪的大陸官員說，你們要做什么，說干就干，沒有什么阻力。而我們就不行，項目在立法院很難通關，老百姓也難對付。你們才開放幾天啊，就讓城市日新月異，而我們早就放開了，城市卻相對破舊，沒得比啊！例如，某省的一位書記，搞城市美化功勛卓著，他主政過的兩個中小城市，短時間內就變成了花園，據說他是鐵腕拆遷：拆遷不得力的市政領導被撤職，推土機的開道。他后來調往省會當領導。不論是憲法還是其它法律，都沒有將GDP作為行為準則，沒有以GDP作為政績唯一標準，但實際恰恰相反。追求GDP讓少數人暴富，而給國家民族造成損害。

以人為本就是人治為本

法律是剛性的，而以人為本就是要變剛性的法律為柔性的法律，例如對憲法的變通，對稅收的變通，對廉政建設的變通，對貪官污吏的輕判，等等。以人為本也具有階級性。把國營變“國有”——以人為本，承包、改制——以人為本，總之是以少數人為本。試問私營企業會對雇傭工人的剝削以人為本嗎？各級政府制定政策也是以管理方便、財政收入、政績為本的，而不是以老百姓獲利為本。例如早期拆遷是房屋置換，必須建設同等量房屋安置拆遷戶，后來發現這樣比較麻煩，又不便于尋租，于是干脆采取貨幣補貼，發完錢了事，讓開發商去辦理，這樣做對政府有好處，至于補貼少買不起房以及產生的一大堆矛盾該老百姓倒霉。因此以人為本沒有任何法制精神。

“和諧”閃耀著人治的光輝

右右們誣蔑毛澤東時代，但是那時人民沐浴著社會主義的陽光雨露，過著民族和睦鄰里和睦的幸福生活。而特別是時代的社會亂象，積重難返的局面，打了他們一記耳光。對于人民群眾的不滿，推出所謂“關愛”、“慈悲”為名的“和諧社會”，并且讓孔夫子重新出山來忽悠——那就是要求人民群眾不要仇富，不要反對全球化，不要過于計較腐敗，不要試圖造反，阿彌陀佛！已經這樣了，還能怎么樣呢？窮人要安于現狀，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嘛，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是不可逆轉地，為富人打工是光榮的，為帝國主義打工也是光榮的嘛。人們不要試圖追究先富們的原罪，也不要追究貪官污吏們的原罪。讓他們去把，阿門！這樣大家皆大歡喜，客客氣氣和和美美地生活在普世價值光輝照耀下的大家庭里吧。

……

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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