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許會問我是不是有病了？如若不然，何以以一己之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出與當今“和諧”社會主流論調逥然不同的如此不和諧音。這豈不是自尋末日來臨？且別急，我是這樣想的，好在如今社會倡導和諧，在已如此和諧的大好局勢下，國家認為即便是有了些許不和諧音，一來從和諧大局考慮，二來會認為這是“蚍蜉撼樹談何易”式的瘋狂，所以自必不屑一顧。再說都“改開搞”了三十余年，這一變革最初不也是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發起的？你國家總不能自己不斷深化地解放著思想，而不許別人解放思想吧？又再說了，從今以前的種種切莫絮談，現在又聽說要創造“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社會，還要“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我自然是深信了這些話的，故此就麻著膽子大放厥詞了。
先說改革了。談改革就必然離不開開放。改革開放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開始實行的改革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再細化了就是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是首先從農村開始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土地承包責任制”，就這樣拉開了我國對內改革的大幕。這樣講改革似乎還不確切，改革開放還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來就被做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根本方針。當然，改革還包括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
為什么要進行改革？據說因為改革能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所以是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必經之路。可能是因為當年“總設計師”再次復出后，深感當年國家的現狀需要改變。為什么呢？流行觀點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已給國家留下了“嚴重的”局面，致使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的溫飽還沒有解決，這種局面不解決還行？哪么，改變之路就是改革。
還說，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但新中國成立后模仿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嚴重阻礙了我國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了，以利于解放生產力。而要解放生產力，還非改革不可。
所以改革看起來就是大勢所趨，就勢在必行了。
但還有人認為，上述的觀點僅是代表了執政官方當局的思想，因為具備執政的條件，所以具有話語權，擁有對社會好多事物現象的解釋權、定義權，再到國家政策的最后決定權。“文革”和“模仿蘇聯體制”“嚴重阻礙”說這些話題太大，小小百姓既無資格也無能力討論這樣的話題。再就是“和諧”社會提出如此問題有違“和諧”大局，我們就還是從解放生產力說起。
生產力就是人們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它表明，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同自然界發生關系的時候，擁有什么樣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機能，利用什么樣的生產工具去作用于自然界，來實現預定的生產目的。所以，具有一定生產經驗和勞動機能的人同生產工具這兩項，就構成了社會的生產力。
在生產力的構成中，人這個因素當然是最重要的。倡導發起改革和后來的踐行者都是從人——生產力要素的角度來詮釋和自夸著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確性。以為由于農村的土地下放，城市工廠的競崗聘任制都能從根本上刺激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激發人的工作熱情和創造性。這在一定意義上具備了某種合理性，但不可否認，人能動的因素必然是有限度的，當它被最大化提高而再也無法人為拔高的時候，生產力的第二要素——生產工具的運用和改善就顯得決定性的重要了。我暫且單拿農村來論述，由于土地實際上的私有化耕作模式限制和束縛，農業的規模化生產已變成了一句空話。還無法否認，水利化和機械化對于農業生產就無以得到發展和提高。這從我國近些年農業的實際收入即可一窺端倪。人和生產工具這兩個因素，改革實際上只重視了人的因素，而忽略了生產工具不計。未免有顧此失彼之弊。
生產力的兩個因素，如果把人比喻成意識，生產工具喻作物質，這就成了只強調意識而忽視了物質的力量。倘按了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分析，意識已被當做了第一性，這就本末倒置了。
再來說開放。只說對外開放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是中國的強國之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動力。我們也應該清楚：“經濟活動國際化是商品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一切資源和技術，再由于各國自然條件和技術條件的差別，在同一時期內生產的同種商品，會有不同的國別勞動耗費，有不同的國別價值。要是用輸出國際價值較高的商品換回國際價值較低的商品，就能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取得最好的經濟效益。于是，如果中國在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基礎上，重視通過發展對外關系，利用國際分工來加快本國的經濟發展，這應該是正確的思路。但事情的發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些聽起來是冕冠堂皇的理論，但具體實施中也不知是什么地方出了紕漏，結果是“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后來我們就發展出了“中美國”這個國際經濟殖民圈的怪胎，還使得中國變成了“世界加工廠”，于是資源賤賣致使逐漸匱乏，環境日益被污染，經濟上被外來資本殖民式掠奪，還有巨額外債……如果說通過幾十年的開放，除了從西方引進的所謂“民主”思想、“法制”觀念和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外，我們又實際得到過什么？
接下來最不可思議的莫過于對毛澤東的評價了。七分功勞三分過，這是來自官方的評價。但許多年了，對于七分功勞從無人或是很少人提起，而且每提起這功勞，那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許多非毛反毛妖魔化毛澤東的言論卻會時常見諸各種媒體。我想問這一切正常嗎？中國難道真是與時俱進到了與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的地步？以這樣的態度和方式對待共和國的開國領袖，這是要遭天譴的！
我們不妨從建國六十年中國社會存在的一種奇怪現象來談起。前三十年中國社會風行革命，后三十年這個社會流行改革。但無論是革命或是改革，都是表述了對舊有秩序、制度的不滿，是一種勵新和變革。因為社會主義對人類社會來說是一種嶄新的事業，是未有前路可循的。所以這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為改造社會、改善民生的一種大膽探索。這里有一點不可忽視，那就是哪些革命前輩的一切行為都是從國家的安全和發展角度出發，而沒有給其子女后代留下巨額家產和政治高位，當然也沒有給社會留下“亂自上作”的根源。后三十年的改革，為鼓勵、探索社會變革，遂有了“摸石頭過河”的理論出籠，有了“交學費”的自慰借口。前三十年的革命錯是錯了，對的也是錯了，“資改派”極右勢力可能認為，其實人民應該是最好愚弄的。誰掌握了話語權誰就能代表人民的聲音，難道不是嗎？現在的主流輿論、媒體無不對中國社會前三十年的發展大加污蔑、討伐，似乎把前三十年越說得一無是處，就越能證明后三十年的成績斐然、領導英明。同樣是失誤，前三十年就罪不可恕，而后三十年就是“交學費”了般的輕松。只是他們在“交學費”的同時還暗里留了一手，那就是給其子女后代留下了豐厚遺產。無論是政治地位，還是經濟實力方面，這些優越權自然是尋常百姓無法比擬的。不知他們想過沒有，但人民也許會問，為什么他們自己能“交學費”，而不給毛澤東也留下“交學費”的機會？
我以為，能否正確客觀評價毛澤東在現代中國，在新中國革命史，在中國圖強奮斗過程中所發揮的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已成了一塊試金石。它在試驗著做為一個中國人，是否還具備中國人的良知、操守和無畏膽識，人是應該講真話、講良心的。
雖然說了這么多，但我明白，這個社會就是這樣，它會有許多的不如意，而我們就身在其中。這預示著無奈、迷茫、或是機遇？
讓我以毛澤東平生喜愛的南宋詞人張元干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為此文的結尾：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
    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
    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難訴。
    更南浦，送君去。

    涼生岸柳催殘暑。
    耿余斗河，疏星淡云，斷云微渡。
    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
    雁不到，書成誰與？
    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
    舉大白，聽《金縷》。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