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組統計數字，讓資改派們尷尬無比

悟宇　

 我就喜歡自說自話，我本來就是清潔工，我不在乎那些權霸學霸如何對待我。我自由的思想，就是自由的做人，不做精神奴才。

幾組統計數字，證明資改派官員成了中國最大犯罪群體。毛澤東是人民領袖，是爺爺們的領袖。毛澤東領導爺爺們嚴厲管教官員和知識分子兒子們，用大公無私為人民服務思想教育他們要學會做人，做好人民的好兒子，孝順人民。看到兒子們有不良發展現象就嚴厲懲罰，防止他們變成不忠不孝的膩子，防止他們犯罪，防止他們與爺爺們為敵。人民的兒子們假裝老實，在韜光養晦等待奪爺爺們權的機會。他們欺騙了爺爺們，奪了爺爺們的權。兒子們開始重點保護自己了，兒子們變成了特權階級。還教育孫子們仇恨爺爺們，編造爺爺們的專制，編造爺爺們過去教育他們學做人，是對兒子們的浩劫，讓孫子們也仇恨爺爺們。

人民的兒子和孫子們變成了重點保護的特權階級，要高薪養廉，要不接受爺爺們的監督管教。還要對兒子和孫子們的職務犯罪給自己減刑，緩期，免刑。還要法院不受理人民群眾的起訴。我國各級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已經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到了2005年的82.83％。

 爺爺們嚴厲管教兒子們，兒子們奪了權以后就對孫子們宣傳說爺爺們是迫害他們。吧兒子們孫子們重點保護起來了，結果是，兒子們孫子們變成了最大犯罪群體，進監獄了，被槍斃了，被減刑了，被免刑了，被緩刑了，還是在向爺爺們示威，你看你們能把我們怎么樣？我有權，我就當重點保護的寵物。

 他們一邊自己專制，一邊攻擊專制，把自己宣傳成民主精英。任志強就是這種精英代表，任志強在利用專制權掠奪財富，還攻擊專制腐敗，把自己宣傳成民主領袖。這就是陰謀。

他們一邊宣揚自私，一邊表演自己在為公爭取民主的私利，謀取公眾對自己的支持，自己成為民主領袖。他們宣揚自私是用自己的表演為公拉攏欺騙公眾的支持。他們想當民主領袖，所以需要公眾的支持，所以他們要表演為公，宣揚說，公眾們，你們都自私吧，愚蠢的人就會認為，這個民主精英在為我們公眾的私利說話，自私是正確的。其實就是滿足了精英們當民主領袖的自私。白巖松就是這種精英的代表。白巖松一邊宣傳自私，一邊表演關注人，表演說人話，表演裝個人。

一邊說要捍衛常識，一邊掩蓋常識。白巖松敢捍衛浮夸風是誰搞的常識嗎？白巖松敢捍衛毛澤東反對、揭露、批判、打擊浮夸風的常識嗎？

毛澤東時代，官民比例是1:600，1976年是1：300，增加的是知識分子隊伍。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國務院參事，任玉嶺自己做了一個統計：“我們的官民比已達到26：1，比西漢時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開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糧者所占總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無前例的，令人堪憂！”

建國以后，中國警察因公犧牲人數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０年是警察犧牲的低發期，年均僅為３２人。新中國成立60年來，先后有10768名民警光榮犧牲，151468名民警英勇負傷；改革開放后的1981年至2007年間，全國公安機關因公犧牲民警總數為8682人，平均每年犧牲334人。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警察因公犧牲的人數呈直線上升的趨勢。

每年多死警察300多人，30年多死了15000警察，應該是人民的兒子和孫子們負責。

1950-1976年間中國社會犯罪率統計，一般按每年每萬人口平均發案率為7或8，這一數字大大低于世界其它國家的同期水平，中國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低的，1956年中國每萬人口的犯罪率僅為2.9，1965年這一數字僅為3

20世紀50-60年代是建國以來社會治安狀況最好的時期，但同時也是中國警察數量最少的時期，這期間國家還曾多次縮減公安隊伍的編制。中國每萬人口警察數量僅為3人左右。

50-60年代每萬人口犯罪率為3，現在中國的犯罪率每萬人口為36。50-60年代每萬人口警察數量為3，全國警察數量是不到20萬，有人口七億。現在的人口是14億，說明現在中國警察數量最多應該是40萬。現在是200萬警察，而且還有協警沒算在內。

【中國現階段最大的犯罪群體,是反毛反黨的資改派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反毛澤東的資改派官員。這些官員破壞憲法，以鼓吹改革開放為借口，大搞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貪污腐敗，搞垮國企，侵吞國有資產，砸破工人鐵飯碗，一方面宣揚美國資產階級的普世價值，一方面用專政工具、法西斯式地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他們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給中國人民帶來三座大山。他們簽訂加入wto的賣國條約，大肆引進外資，讓跨國資本控制中國經濟命脈。眼下，他們正按照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的旨意，在中國大力推動轉基因主糧。資改派推動的這些政策大都違背憲法，但卻符合資改派自己制定的政策法規，因此，這些行為沒有得到具體法律的懲罰，可稱作合法的犯罪。

資改官員在國企改革中，伙同資本家瓜分了國有資產，使幾乎全部國有資產流失殆盡，而剩下的幾十家央企也被改革得喪失了社會主義本質，成為資改官僚牟利的工具。資改派在國企改革中的腐敗，其規模，是一般性貪污受賄腐敗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但資改派官僚控制的司法機構，對工人揭發國企改革中的腐敗、反對國企私有化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國有資產大面積流失，是共和國第一大腐敗案。中國的國企被私有化、工人幾十年積累的血汗被資改派聯合資本家瓜分，中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就此產生。歷史如此相似，中國國企被瓜分，和英國羊吃人圈地運動、美國資產階級屠殺印第安人一樣，是血淋淋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而些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犯罪，都無一例外地受到了資本家階級制定的法律的保護。剝削有理，這就是他們的“普世價值”的真正含義。

除此之外，這些資改派官員不信仰社會主義，迷信美國，信仰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價值觀，信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邏輯，因此，這批資改派官員也是中國貪污腐敗官員的主力軍。他們拋棄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拒絕走群眾路線，他們進行了一系列與美國接軌的政治制度改革，廢除了毛時代勞動人民享有的對官員進行監督的權利，資改官員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為資本家服務，并謀取私利。因此，這批資改派官員群體一般性腐敗也更加嚴重】

其一，法學教授陳忠林根據1999－2003年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報告等相關數據計算出：中國普通民眾犯罪率為1/400；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200；司法機關人員犯罪率為1.5/100。這個結果顯示，國家工作人員犯罪率比普通民眾的犯罪率高1倍；職在懲治犯罪的司法人員的犯罪率則是普通民眾的6倍。  

其二，根據2005年3月“兩會”上的“兩高報告”，在2004年，普通民眾犯罪率的增幅為 9.5%，國家機關人員犯罪率增幅為17.8%，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因侵犯公民權利而導致犯罪的增幅為13.3%。前者是群體犯罪率的統計比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統計，顯示國家工作人員與司法人員兩個群體不僅犯罪率高，以倍數遠高于普通民眾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別高出普通民眾群體8.3個百分點和3.8個百分點。兩組數據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國家工作人員與司法人員，不僅是現階段高發性犯罪群體，亦是未來具有確定性的最危險、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體。　　

遺憾的是，遍查近幾年“兩高”通報數據，找不到這兩個犯罪群體侵呑國家財產的具體數目的統計，找到的卻是另一組令人瞠目結舌、不可思議的數據。這個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各級法院對官員職務犯罪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已經從2001年的51.38％遞增至2005年的 66.48％；尤其是瀆職侵權案件判處免予刑事處罰、適用緩刑的比率，從2001年的52.6％遞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說，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與司法人員兩個群體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擴大，另一方面，法律對這兩個犯罪群體的懲治力度實際上卻越來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來越少、處罰越來越輕；前者四年中遞減了15個百分點，后者大幅遞減了近30個百分點。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義。極具諷刺意味的還有，這些年來也正是當政者“反腐敗”調子越唱越響、越唱越高的幾年。門面上，反腐倡廉、懲治腐敗幾乎當作了“國策”與“黨策”。國家統計局數次發布所謂“民意調查資料”均說，近年來群眾對反腐敗工作成效的滿意度平穩上升，國際社會也對中國反腐敗工作給予積極評價。主流媒體更是不厭其煩宣稱：“十六大后反腐敗斗爭不斷向縱深發展，反腐敗斗爭的確已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果。”　　

無奈事實的演變，并沒有給當政者一絲一毫的臉面，失去約束與監督的權力，就象一個精神亢奮、欲望強烈的嫖客，將各種反腐口號、文件宣傳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敗現象不僅呈大面積、全方位擴散趨勢，且涉貪人數之眾、犯罪層級之高、貪污數額之巨，以及窩案之深、牽連之廣、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創紀錄”。　　

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開信息為例，1月4日人民網披露的一組數據表明：2009年全國紀檢機關查處違紀人員2421人，涉及違紀資金3.82億元；有27343名領導干部主動上交現金、有價證券和支付憑證等共計1.99億元。27343名領導干部，上交1。99億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違紀人員，平均每人“違紀”15萬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的新聞通氣會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級以上高官落馬，再創歷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記錄。中紀委副書記干以勝說：2009年1月至11月，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40828件，立案115420件，結案101893件，處分106626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44.4億元。　　

具有“反腐律師”之稱的王榮利先生，繼發布長達50萬言《中國反腐敗報告》后，最近又發布了他依據官方媒體公開報導撰寫的《2009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報告列舉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與刑事犯罪有關企業家相關資料，其中涉及貪污、受賄的國企企業家30余人，共貪污、受賄9億3000多萬元，人均貪污、受賄3109萬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國企企業家9人，累計挪用公款近13億元，人均挪用公款1億4376萬元。涉案人數與金額，無不令人觸目驚心。　　

而這些涉案的國企企業家，絕大多數均為政府任命的處、廳以上中高層領導干部，大都擁有全國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頭銜。其中，官至副部級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補委員的陳同海、曾任中紀委委員的康日新、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張春江。除原中移動副總經理的張春江案件仍在審理外，原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受賄1.9億余元，并與盟友原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共用情婦李微，日均揮霍公款達4萬元。而原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康日新，僅從他家的別墅三樓上就搜出7000萬歐元現金，相當于7億多元人民幣。　　

我們無從知道國家工作人員、公檢法、國企官員以及軍隊貪腐的所有數據，實質上也無須知道便足以觀察到腐敗現象已至臨界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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