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共和國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整整走過了六十年。六十年的歷程充滿了多少艱難和坎坷啊！它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運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改造社會、造福人類的偉大事業中取得的勝利，是科學共產主義在指導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體現出科學價值的證明。不管人民的公敵是如何叫囂著共產主義的“荒謬”，百般詆毀著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偉大人格和歷史意義，想摧毀共產黨人的執政基礎，來達到他們的篡黨奪權以便于繼續剝削和壓迫勞動人民的卑鄙目的，但他們惡毒、陰險而偽善的嘴臉都不再能欺騙人民了。

我們也知道，一個人總會有犯錯的時候，這一方面是因為受到時代和現有的社會條件制約的局限性，一方面是自身對社會生活認識上必然存在的不足；畢竟一個人要對事物了解透徹是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的。人怎能會是完人呢？人的本質本身就社會種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制約的屬性體現；社會又怎能是完美無缺的呢？矛盾的對立運動正是人類社會賴以繼續發展和前進的唯一形式。因此，社會和人本身存在的缺點正是那些心懷叵測的人面獸心者得以大展身手、實施陰謀詭計的舞臺，而且這種陰謀詭計往往都是非常成功地實現了，即使不是全面的成功，至少也造成了很多無辜者的犧牲和歷史性的災難，形成歷史發展中曲折而反復的現象。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一些被歷史的發展沉積在底層的真相浮出水面，使得我們有可能更充分和更客觀公正地重新評價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提高我們的認識，以利于把握未來。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論上解決了無產階級取得革命勝利后應該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和專政手段來防范反革命勢力瘋狂反撲的問題，列寧又繼承和發展了這些論斷；他們也憑著自己淵博的知識和對經濟科學的深刻認識，初步論述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發展經濟的觀點，提出了許多具有巨大價值的天才創見，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他們沒能預見到另一個問題：當共產黨人取得政權后，如何解決由于長期管理公共事務導致的一系列新問題。首先是政治特權必然導致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其次，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黨員褪變——權錢交易產生了一批和新生資產階級相勾結的官僚資本主義者，他們和新生的資產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微妙關系，維護現有的生產關系是他們得以繼續保持和發展既得利益的保證，也和新生的資產階級的利益一致；由于把持了權力，而且又做得非常隱蔽，就使他們形成了一股修正馬列主義、改變黨的原則和性質的極壞勢力，時機成熟的話，他們是隨時做葉利欽第二的，——瓦解共產黨和復辟資本主義。當時困擾毛澤東的正是這一點，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同意鄧小平、陳云他們提倡搞什么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就算這種形式最能有效地調動勞動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一旦發展起來，就勢不可扼,甚至成為摧毀我黨執政的基礎。偉人身上都具有一種優點，那就是對事物發展規律的洞明和前瞻性。早在1949年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毛澤東就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　　

沒有人會比毛澤東更了解中國的農民和中國的狀況了，無論是在革命年代還是在建設時期；雖然有人總是喜歡重復數落“晚年毛澤東”的錯誤，但事實上，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和領袖，那是因為他們的眼光總是高出常人很多，所以，他們常常是不被人了解的。如果說在革命年代的重大挫折和危難面前，很多無產階級革命家們還能堅定地團結在毛澤東周圍，那么，在建設時期，他們就不一樣了，——烏有之鄉的網友們有充分的證據去證明這一點——每個人都自以為有一套比毛澤東還更高明的做法。今天城鄉發展的巨大差距印證了毛澤東的遠見卓識：分散的農業承包責任制不能帶來全部鞏固的社會主義，由此必然影響國有企業的地位得不到鞏固。也同樣，沒有人會比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創始人對資本主義的本質了解得更透徹，發展資本主義的經濟，資產階級的政府會做得比我們更徹底和更有力得多，盲目攀比的做法只能是得不償失；我們只有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戰爭中取得勝利。因為我們的社會已比資本主義的社會領先一步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在組織社會化的大生產和協調生產力的發展方面比他們擁有更有利得多的基礎和條件，也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不充分利用我們的優勢，反而讓我們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去遷就資本主義的經濟和它決定的市場經濟，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讓社會退回到過去。正如鄧小平說的：“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　　

堅持改革開放有兩種具有本質區別的敵我立場：一種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這是以鄧小平理論為核心的；它強調的是利用改革開放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體系，貫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指導方針。一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開放，是以當代中國主流的經濟學們的理論為根據的；它強調的是讓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去適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它非但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體系，反而把國營企業強行改制，通過各種違憲的法規人為地促使國營企業趨于破產和沒落，讓公有資產全面私有化。鄧小平指出：某些人“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　　

稍稍讀過《共產黨宣言》的人都知道共產黨人領導共產主義革命運動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實行公有制，不僅從政治上解放無產階級，而且在經濟上消滅產生剝削階級的生產關系，從而解放全世界被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政治上的解放并不等于經濟上的解放，而且歸根結底，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因此，那種認為對公有制生產關系的改革不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看法是很輕率的。當共產黨政府還擁有絕對的權力控制這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時候，當我們還能以專政的手段駕馭資產階級時，當我們的共和國還沒有被資產階級腐蝕和控制的時候，當我們還能堅持以公有經濟為主體的改革開放政策，當我們還能利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壯大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生產體系時，這樣認為也無不可。、、、、

文革時期的林彪反革命集團和它的爪牙舉著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旗號，掩蓋他們篡黨奪權的野心，迫害了一大批黨內外的無辜人士，給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而且還散布一些諸如“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荒謬言論。此外，還有一些忽略了現實基礎和條件的教條主義者的僵化思想。這一切無疑會成為改革開放的阻力。但實踐會教導人民：如果一項改革政策確確實實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人民都是會擁護的。如果說在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初期強調防“左”是對的話，那么，打開僵化的局面以后，就應該強調的主要是防右。而事實上，鄧小平也是非常重視防右的。但有些人就不是這樣來理解了。三中全會以后，那些右派分子趁著撥亂反正之機，打著改革的旗號，歪曲“解放思想”的口號，攻擊無產階級專政，誹謗毛澤東思想，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道路。由于某些領導人對文革缺乏全面的認識和個人的積怨，對這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不予重視，才出現了資產階級反動派利用學潮制造的“89動亂”。

有時候，我們常常發現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每當共和國面臨危難之時，總有一些害群之馬在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民的權利。不過這一次舉的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而是“改革開放”的旗號。他們的用心都同樣的非常險惡。他們可以說是無孔不入，非常善于利用對方的弱點和破綻；當他們無法在軍事上取得勝利時，就趁著改革開放之機，一步一步地引導我黨的決策向有利于他們的方向發展。什么方向？復辟資本主義的方向！！自從“89動亂”失敗以后，這股勢力改變了自己的戰略戰術，以自由派的學者面孔粉墨登場，為改革開放敲鑼打鼓、搖旗吶喊、吹拉彈唱而無所不至。他們今天高舉“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一百年不動搖”的旗號，誣蔑人民反對改革開放、反對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詆毀人民不能象他們一樣“解放思想”，誣陷人民不懂得響應黨中央的號召來“與時俱進”，誹謗人民群眾不會“和諧化”等等。——只有我們的勞動人民心里一清二楚：究竟是誰在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上不愿意和諧化，究竟是誰不愿意和共產黨在同一世界有同一個夢想，究竟是誰如此惡毒地攻擊和詆毀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究竟是誰在幕后操縱著那些爪牙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企圖分裂黨和人民的魚水之情、在人民內部制造矛盾和沖突。

先生們，人民決不會象你們那樣愚蠢，因為他們心里都知道，盡管黨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而大部分都是由于你們從中作梗和惡搞的結果——但他們的未來是和黨、和共和國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毛澤東的錯是在不適當的時期做了應該做的事情；而鄧小平的錯是在適當的時候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毛澤東想超越現實的基礎和條件，不管千難萬阻，都要堅持走社會主義公有制和集體化大生產的道路；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運動來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統一認識：發展私有化的經濟必然會導致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憑著他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的深刻了解和認識，毛澤東又豈能不知道在農業生產上搞承包責任制會有效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對農業發展有利？但恰恰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形成的小農經濟地位，在我國的農民身上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狹隘性，好不容易通過互助和合作化運動才發展起來農業集體化的生產體系，如果搞起責任制來必然會把以往的全部努力和心血毀于一旦，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發展帶來的阻力。今天，城鄉之間發展的巨大差距導致的民工潮、耕地丟荒、土地流失、留守兒童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不能不說是繼續沿用承包責任制的小農生產造成的。但歷史的發展永遠只有必然性而沒有可能性的假定，也許防患于未然的做法并不一定就是明智之舉。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新的起點立足的是現有的基礎和條件。在談到1848年德國革命運動失敗的原因時，恩格斯指出：“這些原因不應該從幾個領袖的動機、優點、缺點、錯誤或變節中尋找，而應該從每個經歷了震動的國家的總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中尋找。”面對今天社會存在的貧富分化和私改運動帶來的災難，有人總是把罪惡歸咎于鄧小平，認為他不應該搞什么改革。但我要跟你們說，鄧小平只是在他所處的年代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沒有他，也會有另一個人去做這些事。人的生命總是有限的，一個人只要他對自己所置身的時代負責就行了，至于身后的歷史發展出現的新問題，人們還讓他來承擔責任，那是非常荒唐的做法。沒有完美的時代，也沒有無缺點的人；也不會有沒矛盾的社會，更不會有最后的終結的社會的形態。即便是共產主義的社會，也只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階段而已。

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一個尊重每一個人的勞動成果的社會，扣除他應該對社會公共事務所承擔的費用，他都能恰如其分地享有他的勞動成果，并不剝奪個人對自己勞動成果的所有權。在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過渡階段上，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區別在于所有權的性質，而不在于生產形式。在存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工廠企業，實行集體所有制，把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讓過去的資本家成為企業生產的組織者，在生產和管理方面讓工人階級擁有自主權，如此一來，過去的雇傭勞動帶來的剝削就不存在了，過去資本家靠剩余價值剝奪工人的勞動成果的歷史將被按勞分配的公平原則所代替；我們所觸動的只是所有權的關系和在勞動生產中實現真正的民主，其它的一切可以暫且不予改變。這樣的企業和現在資本主義企業在形式上沒有什么不同；如果資本主義的企業有任何優越性的話，那么這種集體所有制的企業也毫不例外地具有這種優越性，而且是更大得多的優越性——因為每一個勞動者都是在為自己而工作，而不是為別人；國家可以給予現在的資本主義企業的一切政策法規，也同樣可以給予這種集體企業，而且他們還不會象資本家那樣善于偷稅漏稅。那些主流的東西憑什么說這種“國企”效益低下、缺乏競爭機制呢？事實上，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初級形態，我們要變革的是和生產力的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是所有權的關系。在這兩種具有本質區別而不一定要形式區別的企業的轉化過程中，主流們強調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明顯就是一種謬論，其用意無非是復辟資本主義！復辟人吃人的社會關系！！正是出于這些主流們的無恥經濟學的誤導，才使得無數工人階級的兄弟們下崗，被資改派們踢到了社會的底層，讓他們退出歷史的舞臺。其惡毒用心自不必說了！在毛澤東的帶領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國營企業就這樣被主流們和資改派里應外合地毀于一旦，不僅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退回到資本主義，還讓我們工人階級的兄弟們重新淪落到被剝削、被壓迫的無權地位。主流們高聲吠叫：

“國有資產怎樣改制？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厲以寧）。”“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張維迎）。”“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樊綱）。”“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盛洪）。”　　

我們的厲導師，作為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他想要達到什么樣的改革目標呢？——維持少數人享樂、把公有資產“改為”私有財產的改革目標，也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目標！一個“改”字就搞定了7000萬下崗工人，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大人物有我們的厲導師那么牛逼兇兇啊。作為國企股份制改革理論創新的發明家，厲以寧的確是為了股東們瓜分國有資產付出了許多心血和努力，把很多礦工送給了面目猙獰的死神，把下崗工人驅逐到了貧民窟。而我們的張生呢，噢，My God!他更是了不起啊！他不僅榮獲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杰出青年基金”獎，而且還憑著他的“雙軌制理論”和萬能的自由市場論，在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的國企改制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和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讓國有資產迅速淪為冰棍、自然而然地消失得無影無蹤，讓許多國營企業溺死在自由市場的錢塘江海潮中！還讓一大批國企負責干部獲得了自由市場帶來的好處，催生了一大批貪污受賄的分子，把他們送進了監獄和天堂。在判決一個人生死時刻的準確性問題上，看來閻王爺的生死薄也不如我們張大人的經濟學理論好使用得多啊。而正是這同一個人對人民和政府說：“教育及醫療是否應產業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于是醫改教改一時甚囂塵上，加速了社會貧富分化，使我國很多勞動人民上不起醫院、看不起病、出現了非正常性死亡人數的增加，而助學貸款又令我無數學子一畢業就溺亡于自由市場的長江水中！真是好一句收費太低啊，也不知道我黨的黨員和研究生楊元元是怎么就自縊于學校宿舍的洗手間里！！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盛所長的高論，就不用我多說什么了；他的“老板”茅于軾先生憑著他的擇優分配理論一躍成為中國當代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之一。我們今天要在此恭喜他不用再勞心費神地扮演“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大圣人大善人的角色了，因為他已公開宣布：“某某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認為我是準確地被打成了右派，一點也不冤枉。因為我確實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道路。盡管我當時對什么是資本主義，或者初級階段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的右派言論中確實主張豬肉買不著就應該漲價等等（《平反之年——1978》）。”盡管當年他可能還不是很懂得經濟，但對豬肉漲價能令到富人買得到豬肉的經濟學，他還是有很高明的見解的。畢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世界是屬于有錢人的嘛。

中國的主流們和他們理論的實踐家——資改派的勇士們對所謂的“改革開放成果”作出的貢獻真是罄竹難書啊！努力還是有成果的，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我國今天面臨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他們的理論與實踐作出的貢獻是分不開的。——貧富懸殊的分化、城鄉經濟的差距、7000萬工人階級兄弟的下崗、無數公有資產和土地的流失、國營企業的衰落破產和產權私有化的改制、強行拆遷引起的群眾自焚事故、觸目驚心的礦難、公有經濟比例的逐年下降；醫療、教育產業化和住房帶來的高消費制造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與貧困，毒品交易、嫖娼賣淫、貪污盜竊、黑惡猖獗等等，——他們把潘多拉盒子里面的古靈精怪全部都放了出來。網上有人曾作過統計：“按照張、厲、樊、盛等人的‘靚女先嫁論’、‘冰棍論’、‘爛蘋果論’、‘吐唾沫論’和‘社會財富向精英傾斜論’<進行的國企改革>，<使得>20多年來有數以萬億元計的國有資產流失，即全國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剝削去7000多元，3000萬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崗。<在>很短時間內，將近90%的中小國企實現了私有化，或者說，<國有資產>流進了私人腰包。------國資的流失令人痛心疾首，也令人憂心忡忡。在人大政協十屆二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金志國指出，近年來，‘國有資產每天流失1個億’，一年就是365個億。尤其最近幾年，一些權力持有者和利益集團，將國有企業出售和改制視為損公肥私、中飽私囊，瘋狂攫取、占有國有資產的‘最后一頓盛宴’。”　　

一些有識之士指出：國營企業曾給國家的改革開放承擔了絕大部分的成本費用，并一直以來都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現在，公有資產私有化的改制過程基本上已經勝利完成，那些主流們和資改派曾經戴著的偽善面具也都已經摘下，他們不必再以此來欺騙黨和人民的信任了；對他們想要達到的“改革目標”來說，已是勝算在握。主流的經濟學家們靠他們那一套堂而皇之、奧妙無窮的理論，從80年代開始,就成功地迷惑和引導了一些漂亮的腦袋瓜子作出了了不起的決策，一路隨著主流們臀后的高論毫不動搖地狂奔。新中國成立后被消滅的亡靈又得以借尸還魂，在我中華大地上四處肆虐。還是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樊所長說得好啊：“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他們同樣有勇氣不再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　　

“------貪污不是一個很大的事，財富生產才是最大的事（茅于軾）。”“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厲以寧）。”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張維迎）”“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我曾對中央政府說，最好干脆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后再不要利用這些權力了。中國最上層沒有什么貪污腐化，下面卻有數不盡的貪污腐化。(香港大學教授張五常)”“歷史上沒有見過一個不令人反胃的社會福利制度（張五常）。”“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在評價中國主流的經濟學家和資改派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作出的貢獻時，我們這位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頭子茅于軾說：　　

“國企怎么改，這是世界性的大難題，我們把它解決了，硬把它改了，造成幾千萬人下崗，他們經歷了很大的困難，為了全國的利益<私化以后是為了誰的利益呢?真是無恥!>下崗就下崗，自己想辦法，國家單位給點幫助！ 結果怎么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大多數人確實好多了。 參加世貿組織又是一個例子。我們有一些在國際競爭中沒有優勢的行業，對外一開放這些行業就要吃虧。在要不要入世的時候，國內有很強烈的反對聲音，主要是怕汽車業和農業，認為這兩個行業競爭不過外國。如果在一個民主國家，入世這個路是很難通過的，有這么多的行業要受損失，你怎么就能夠入世？但是那個時候國家決定了就決定了，說入世就入世了。好不好呢？好得很。入世對中國帶來的好處是大大超過了壞處。我們擔心的這兩個行業，也沒有受什么損失。現在的汽車業不但沒有受損失，反而是越來越發達了，現在變得差不多全世界第一了。”（《建國六十的變化與反思》）

在此，茅于軾忘了說一句：中國也差不多變成了第二個美國。主流的東西們的確有理由為自己取得的勝利歡呼雀躍，他們很欣慰地看到，在他們的理論布局下，中國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他們的目標：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叫囂：“萬能的自由市場！讓市場經濟合理分配資源和財富；必須建立現代的企業制度！國企改革還沒真正進入渠道，中國的改革開放還沒有過大關！國企效益太差；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于是，在他們的推動下，資改派們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錯誤政策，讓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陷入了他們精心設好的埋伏圈中。于是，忘恩負義的國家已經厭煩了人民的委任，不愿再替人民經營管理那些曾經一度成為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國營企業；首先是在國營企業內部建立雇傭合同勞動制，其次是撥款改為債主的借貸，再后來是雙軌制，時機成熟時立馬出臺破產法，把國營企業出賣給萬能的自由市場。好一頓公有資產的盛宴啊，極好地滿足了資本家和官僚們的貪婪食欲。入世是符合敵我雙方的利益的，但不加以控制，很容易就能把國企出讓給帝國的財閥們重組，完成美國主子的經濟侵吞戰略，達成和平演變的目的。目前，我國對美國債券天文數字式的增持，已把兩個國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為了維持美國的信用，就足以讓債券持有國疲于奔命，為美國戰勝金融危機而賣力。——而這是讓漢奸和賣國賊最為陶醉的一大喜事啊。誰不知道狗逼急了還會跳墻啊？——“媽的，叫我還債？老子跟你白刀子進，紅刀子出；老子跟你沒完！死你的去吧，我會欠你的債？！”于是，劇情會怎樣發展，我們都能預料得到了。對于披著羊皮的狼來說，在時機未成熟之前，它不會撕下自己的偽裝。主流們也的確是有理由以手加額、高調出場來大鳴大放。為什么？因為世界已沒什么兩樣！“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茅于軾還是心有余悸、憤懣不平地說：“管制老百姓？專政的手段是不能放棄的。這種思想到現在也還有市場。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還保留在憲法里。還有像四個堅持一類的變相說法，也都有市場（《平反之年——1978》）。”只有我們的人民才知道共產黨的專政是對付誰的專政，盡管有時它不能避免被某些官僚主義者利用的可能，但人民在任何時候，都會比以往更熱愛它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府，因為勞動人民知道，那是他們獲得解放的唯一手段和保證；失去了它，他們還會奪回來。毛澤東說：“我們僅僅施仁政于人民內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對那些要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主流東西們，我們是不會跟他們講什么和諧的。

有些人活著始終被某些心懷怨毒的家伙視為心腹大患。1997年2月以后，形形色色的所謂“解放思想”的言論鋪天蓋地而來，不僅喚醒了那些堅持黨性原則立場的人們與之進行毫不妥協的斗爭，也同樣使共產黨內部那些目光短淺的黨員感到由衷的興奮和感激。不過這“第四次解放思想”的運動，解放的不是教條主義者的僵化觀念，它真正要解放的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禁錮”，它要解決的是“四項基本原則”的執政基礎和理念，修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消滅他們所謂的“崇拜”，如對馬恩列毛的“個人崇拜”、“所有制的崇拜”。資本主義走狗們的無知和愚昧是非常可笑的，只要社會還存在貧富分化和階級矛盾，這種他們所謂的“崇拜”是消滅不了的，因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都是指導勞動者爭取自身解放的社會科學。當然，他們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在為他們改變中國改革開放的性質、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來掃除障礙。“89動亂”的陰謀破產和失敗教會了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動力量怎么放聰明一點，因為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憑他們的力量，就算他們和境外的反華勢力和反共分子相勾結，也打不敗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軍事力量和民心。不管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軍事上，他們注定了無所作為。于是，以前體現于政治運動形式的階級斗爭，開始轉向了經濟發展的領域；既然搶奪上層建筑的蛋糕失利，那就只能從經濟基礎入手來進行瓦解和爭奪。他們比那些盲目樂觀的共產黨員更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政治經濟學，而且歸根結底，爭奪政權的目的都是為了變革舊有的生產關系和維護階級的利益。于是，他們就著手這樣做了，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停止的意思。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在危言聳聽，那么你們就大錯特錯了。我們的祖國今天所面臨的一系列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群體事件，如果還不能促使你們清醒和警惕的話，那么，這個犧牲了我中華無數英雄兒女才成立的共和國就岌岌可危了。難道7000萬無產階級兄弟的下崗和在現實生活中所處的無權的弱勢地位，還不足以說明這是有人在對我們的黨和它代表的勞動人民下毒手嗎？如果人們在他們所謂的“改革”中看不出其中的階級斗爭，那是因為你們太過于輕信了。還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主席就一直在諄諄告誡人們：“……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而當時還只是鄧小平等人看到那種公有制生產體系的弊端，主張采取靈活一點的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而已，但這就足以引起毛澤東高度的重視。鄧小平雖然有不同的看法，自從領導黨的工作以來，也一直都在強調人們要解放思想、繼承毛澤東實事求是的精神，正視改革開放政策，但他首先是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所做的一切和所犯的一些時代錯誤都是為了謀求中國的出路和解決人民的生活問題。他撥亂反正，確立毛澤東在黨的領導地位，為了回應反動分子的顛覆陰謀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治國路線；改革開放也是堅持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立場。他的逝世是我國共產主義事業無法挽回的損失，如果他還在的話，決不會對右派勢力加于他身上的誹謗和誣蔑坐視不理，更無法容忍右派分子對鄧小平理論的篡改和歪曲，一定會狠狠打擊這股在“89動亂”以后就偃旗息鼓的反動勢力重燃起來的囂張氣焰，糾正改革開放的偏差和失誤。

堪嗟斯人一逝，后再無繼者；致使虎狼猖獗，牛豕爭功，鳩鳴于渚！夙愿行將東流！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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