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怎么玩“普世價值”

劉仰

2008-07-27

    美國經常把民主當成“普世價值”到處推銷，有時候是物質鼓勵，有時候是武力推行。但是，一旦別人的民主政治對美國不利時，美國寧愿不要民主這個“普世價值”，而選擇獨裁專制。所以，從美國的所作所為，我們也能看到，民主作為“普世價值”的重要內容，它能夠真正成為“普世”，前提條件是必須對美國有利。由此，我們也就知道，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在美國人那里，也是相對的，美國人沒有把民主當成絕對的“普世價值”。
    很多年前，美國人就是這么干的。我們已經說過，法國大革命高舉著“人權”旗幟，要把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推廣到全歐洲，美國人不喜歡，它寧愿像英國人那樣，只允許少數人擁有民主、自由、平等，因此，美國對于“普世價值”的最高潮，法國大革命，并沒有多少熱情，也沒有多少實際的支持，眼睜睜地看著法國大革命失敗，最終讓法國變得和英國、美國一樣，只有少數有錢人能夠享受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普世價值”。
    二次大戰之后，伊朗出現了民主政府，美國人發現，伊朗的這個民主政府對美國不利，它要將石油企業收歸國有，其中有很多是美國的企業。站在伊朗國家利益的立場，按照伊朗人民的民主意愿，將本國資源收歸國有，歸全體伊朗人民所有，是民主的必然。但是，美國不需要這樣的民主成為“普世價值”。于是，中央情報局公開支持巴列維國王復辟，建立了一個親美的獨裁專制政府，美國人很滿意，再也不向巴列維國王提“民主”這個勞什子玩意兒是什么“普世價值”。只要巴列維國王允許美國人在伊朗開采石油，只要巴列維國王帶著支票，到美國瘋狂大購物，美國對這個獨裁者就很滿意。
    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中東，也同樣出現在拉美。古巴在卡斯特羅之前的統治者就是一個獨裁者，也受到美國的支持。卡斯特羅革命成功后，美國和古巴有過短暫的互相觀望。結果美國發現，卡斯特羅不像他的前任領導人那樣照顧美國的利益，于是，美國對古巴采取了幾十年的經濟封鎖，并且針對卡斯特羅策劃了600多種暗殺方案，有些實施了，有些沒有實施。當然，也許有人說現在的古巴不是民主政治，但是，古巴人民認為他們確實是民主的，只不過古巴的民主與美國需要的民主相差太遠。按照美國的標準，只有它認可的民主才是真民主，其他都是假民主。美國人在這種時候，又把民主當成了絕對的“普世價值”。
    1970年，智利民主選舉，選出了阿連德任總統。阿連德不喜歡美國，他任總統后，會對美國在拉美的利益很不利，于是，美國直接給智利的軍人下令，實施軍事政變。結果，阿連德總統死于非命，有人說是被政變軍隊打死，有人說是自殺。政變之后，皮諾切特實施了16年的軍人獨裁統治，美國很滿意。等到智利民主政治最終讓皮諾切特下臺，民主要求審判皮諾切特罪行的時候，英國和美國一起，保護了皮諾切特，拒絕將皮諾切特引渡回智利，直到皮諾切特奄奄一息，才讓他回智利。時間已淡忘了很多仇恨，面對一個垂暮的老者，嚴厲的審判似乎顯得不太人道，不太符合“人權”。
    不光是智利，拉美國家的民主只要產生美國不喜歡的政府或領導人，這種民主就是美國不愿意接受的。早些年時，美國還經常利用它培訓的拉美軍人，在各國搞政變，推翻民主政府。現在，這種手段太明顯了，美國不得不收斂一些。像委內瑞拉領導人查韋斯經民主選舉當上了總統，卻不喜歡美國，經常向美國叫板，美國想搞政變推翻他，又沒有成功，只好將查韋斯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因為美國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還有更棘手的事情，才沒有太多的功夫來對付查韋斯。
    我們再回到中東，近年來，中東至少有兩個地方產生了美國不喜歡的民主制度，一個是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哈馬斯”依靠民主選舉獲得領導權后，與美國的中東政策以及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極為不符，于是，美國依然維持將“哈馬斯”定為恐怖組織的決定，放棄了民主這個“普世價值”。另一個是伊朗，內賈德被民主選舉為伊朗總統后，美國認為，伊朗的民主對美國的威脅很大。雖然將伊朗稱為“流氓國家”是在內賈德上臺之前，但是，那時候的伊朗也是民主政治。而現在，美國時時威脅要對伊朗動武，已經無法再像對付薩達姆那樣，繼續用民主是“普世價值”這個借口，要玩點其他花樣。
    與此相反，當薩達姆推翻專制的科威特王室，美國權衡了一下，還是科威特的專制王室對美國有利，于是，美國幫助科威特王室恢復了權力。當美國叫囂要在中東廣泛推行民主的時候，實際上是在為自己推翻薩達姆造輿論，這時候，美國利用了民主這一“普世價值”對于推翻薩達姆軍事行動有利的一面。但是，很快遭到了沙特等國的反對。美國也不能忘了沙特對美國的好處，于是，中東民主計劃只好冷處理，只在伊拉克冠冕堂皇地招搖一下，對于沙特等專制國家，再也不提什么民主之類的“普世價值”。
    上述幾個簡單例子只是說明，美國對于民主這個“普世價值”的掌握是很靈活的，不像中國某些死腦筋，把民主這個“普世價值”那么僵死地絕對化。民主作為“普世價值”，在美國那里，永遠都是相對的，而這個相對性，卻有一個絕對的標準，那就是，民主一定要對美國有利，否則，民主見鬼去吧。我無法揣度一些將民主作為絕對化的“普世價值”的人，是否也像美國一樣，背地里也實際上干著將民主“普世價值”相對化的行為，或者將對美國有利當成中國民主的絕對化的“普世價值”。但是，我確實知道，美國不光在行動上將民主這一“普世價值”徹底相對化，而且在理論上，也大大降低了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的絕對性。
    面對別人的民主常常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近年來提出了另一個漂亮的口號，“人權高于主權”。我們已經說過，幾百年來的傳統政治就是主權高于一切，而民主就是形成主權的最高形式。“人權高于主權”，對于其他民主國家來說，等于是在民主之上，又添加了一個更高的標準，這個標準的存在，使得民主主權不再絕對化，只能處于相對化的地位。只要違背更高的標準，民主形成的主權就沒用，美國隨時可以推翻。至于“人權”如何判斷，美國又想完全由自己說了算。這是美國多次吃了民主的虧之后，從理論上徹底拋棄民主這一“普世價值”絕對化的最新成果。

    所以，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就應該學會美國人把民主當成相對價值的歷史經驗和現實理論，就應該明白，將民主當成絕對的“普世價值”，只是在美國需要的時候，拿來騙騙小孩子的政治玩具。不同的是，美國判斷民主的標準，是對美國是否有利，我們應該不能用這個標準。如果有誰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中國的民主，那么他就會得出結論說，中國沒有民主。顯然，這個結論只是美國一部分人，或者中國一部分美國崇拜者的結論。如果有人說，中國要學真的“普世價值”，不學美國假的“普世價值”，那么是不是等著美國打過來？所以說，不存在絕對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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