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瑞金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強勢》

讀過周瑞金在《炎黃春秋》6期發表的《希望在于人民的強勢》后，感到有些文不對題，我認為標題應改為《希望在于民營企業家的強勢》。因為作者在文章里利用一切機會和手段替民營企業家歌功頌德、替民營企業家造勢、呼吁、鳴不平，替民營企業家爭取“公平的待遇和權利”。

文章開頭有一句話可謂畫龍點睛之句：

“改革30年后民間積累的豐厚的經濟、社會能量，能否在這一輪嚴峻的經濟危機中得到充分施展，這是中國闖過世紀劫難，乘風而起成為世界強國的關鍵。“　　

那么，所謂“民間積累的豐厚的經濟、社會能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作者沒有明說，但只要讀過全文就會明白，所謂“民間積累的豐厚的經濟、社會能量“就是指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對政府4萬億投資進行質疑：

“本來我國投資比重畸高，消費比重畸低，對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國經濟的一個病癥。在這種弊端明顯的經濟發展模式下，財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應對危機依然以增加本來就畸高的投資來刺激經濟，這就難免讓人擔憂“　　

同時引用了兩篇外國評論：

英國《金融時報》評論指出：“目前，中國公布的財政刺激計劃，并沒有試圖提振公共和私人消費，而是旨在使中國經濟渡過難關，直到可以再次出口。這是行不通的。”　　

加拿大《環球郵報》也發表文章說：“今天中國擁有了像樣的基礎設施、令人稱贊的建筑和過大的工業基礎所缺的是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足夠的個人消費。　　

上述質疑和評論我基本上是認同的，但是作者又引用了國內的兩篇“類似評論“。　　

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提出，不贊成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應對這次嚴重的世界金融危機。他懷疑政府通過增加信貸和擴大需求的辦法，就能把經濟從蕭條當中挽救出來，擔心政府對破產企業的拯救會扭曲市場的懲罰機制，導致更多的投資行為和更多的壞賬，損害市場的自我修復機制，使蕭條持續更長時間。張教授指出，“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也認為：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中國需要鄧小平理論。在許教授看來，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民眾的創造力充分地涌現”。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醫療服務、金融服務、電訊服務、交通運輸、港口機場等行業放開管制，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讓民眾充分地發揮想像力。　　

只要把兩篇國外評論和這兩篇國內評論認真對比一下，就會知道，很難認為它們之間是類似的。那兩篇國外評論共同的觀點是：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解決中國個人消費比重過低的問題，而張維迎主張“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才是治本之策。
這是類似的嗎？至于許小年的觀點，與刺激個人消費更是不沾邊了：“解除政府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醫療服務、金融服務、電訊服務、交通運輸、港口機場等行業放開管制，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讓民眾充分地發揮想像力。“　　

不過張、許二位的觀點倒是類似的，那就是私有化。但側重點不同，一個強調私有化的深度，另一個強調私有化的廣度。　　

至此，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高明“。首先光面堂皇地提出提出一個大家比較公認觀點并引用外國評論以壯聲勢。然后似乎漫不經意地依靠“類似評論“這四個字就把自己真正要推銷的觀點塞了進來。高！實在是高！　　

作者第一步計劃完成了。刺激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已經不是解決中國個人消費比重過低的問題而是提高私有化的深度和廣度問題了。進一步，作者論述了所謂廣義的“國進民退”現象：非公經濟雖在繼續發展，但得到更多發展機會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廣九那樣的平民百姓，而是有著濃厚官場背景、擅長官商勾兌的企業管理者。并暗示這就是中國個人消費比重過低的原因。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不要把提振經濟完全押寶在擴大基礎設施的投資上，不要將民眾銀行儲蓄沒完沒了地注入國有壟斷企業，金融政策重新向私營中小企業傾斜，開放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準入機會，更多地刺激民營企業投資而不是壟斷國企低效投資，打破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戶籍壁壘，通過發放消費券甚至釋出部分壟斷國企股權平均分配給民眾等方式，推動國家財富向國民財富轉移……。總之，只有繼續加強私有化的深度和廣度才能挽救中國的經濟。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這也很自然，民營企業家群體在經濟上功成名就后，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往都是以呼吁、請求等比較溫和的形式出現的，這一次有些特別，它是以警告的形式出現的：“被革命摧毀的統治，往往就在它作出改進和改善的時候，往往就在它接受惡劣統治的教訓的時候，往往就在它邁出改革第一步的時候，革命卻發生了。黨領導中國已經進行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深刻的社會變革，從過去大一統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引進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進行了鄧小平所謂的“第二次革命”，釜底抽薪避免了另一種我們不愿看到的“革命”的發生；但要避免相當程度的社會動蕩，還必須在中國改革前30年對我們的政治體制進行了“改進和改善”后，下大決心實施較為徹底的政治體制改革和建設！“這就是說，盡管你已經進行了政治體制的改進和改善，但你的統治還是有可能被推翻，而且被推翻的可能性比不進行改進和改善還大。要想避免相當程度上的社會動亂，必須進行徹底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建設。至于“徹底的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建設“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說了。　　

縱觀全文，我發現作者的思路脈絡大致是：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在于要保持下層階層通向上層階層的流動通道，從而實現所謂的大眾資本主義，增大每一個人發財致富的機會。而徹底的私有化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最有效途徑。這種觀點顯然是不值一駁的。　　

我認為，民營企業家群體頂多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作者打著人民的旗號為企業家群體爭取利益，有點不太合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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