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晚年最為牽掛”的東西要大張旗鼓地講


現在，我們的許多官員，在談到社會經濟問題時，開口不離“堅持鄧小平理論”，官員們心目中的鄧小平理論是怎么樣的，我不太清楚，因為有的人轉眼就成了貪污賄賂犯。那普通人心目中的鄧小平理論是什么內容呢，觀察這么些年的理論教育宣傳，客觀地說，被講得最多的幾個是要點是，“發展是硬道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改革是解放生產力的必由之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有“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我認為，鄧小平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毛澤東思想的堅定繼承者，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用發展的觀點、辯證的方法看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如是，對改革開放前如是，對改革開放本身也應該如是。

可是，有的人，主要是“說得上話”的人，就未必能夠象堅持鄧小平那樣能夠用發展的眼光，辯證的眼光看問題，比如只強調經濟發展“發展壓倒一切”，只注重“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只宣揚“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而這些論點，被一些骨子里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濟學大師們，發揮到了極致，在他們看來，什么都要圍繞在所謂“增加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理念下，至于這些增加的財富怎么來的、去了哪里、誰在占有，他們不管，因為只要所謂“財富總量”增加了，就什么都“迎刃而解”了。

但是，隨著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一些關乎最廣大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卻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有的問題反而愈發突出，比如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狀態問題、三農問題、教育問題、醫療衛生問題、社會治安問題、官員腐敗問題等等。如果說鄧小平沒有預見到社會的發展帶來的困擾和問題，那就是低估了他老人家的智慧。昨天在人民網閱讀時，見到一位網友在一個駁斥經濟學“大師”張維迎關于“現在過多地關注了貧富差距”的混賬觀點的文章的跟帖中，引述了一個資料《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 鄧小平晚年最為牽掛》，資料原先刊載于《解放日報》，其中說：

【新近出版的《鄧小平年譜》發表了1993年鄧小平同志與他的弟弟鄧墾的一段談話，反映了他晚年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認為，過去先強調發展，這是必須的。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分配問題，比不發展的時候還要多，還要困難。那么多的財富，如果被少數人得到了，大多數人沒有，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如果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他說我們就應該采取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

《解放日報》的作者用了“最為牽掛”來形容鄧小平關注這個問題的焦慮和迫切，從文中看出，鄧小平的擔心來自兩個方面：

其一，“發展起來以后的分配問題，比不發展的時候還要多，還要困難。”，說白了就是，既得利益的一群，是不會輕易與人“共享”其占有的財富和輕易丟失其壟斷的社會資源的，鄧小平意識到，他老人家在改革開放初期設想的，“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人致富”，遇到了現實情況的挑戰，所以，分配問題“比不發展的時候還要多，還要困難。”。因為由財富分配不平衡而導致的社會不公平，已經體現在分配的調整機制無法公平上來，怎么搞，都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把天平向已經居高臨下的那群傾斜。

其二，鄧小平更加看到了這個問題帶來的危險趨勢，“那么多的財富，如果被少數人得到了，大多數人沒有，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如果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財富“那么多”了，大多數、絕大多數人沒有從“那么多”當中得到其成果，“分配不公，導致兩極分化”，產生新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發生矛盾，長此以往，不得舒緩，“將來要發生大問題。”，什么“大問題”，不言自明，社會動蕩，自然發展、安全、崛起成為空談。

應該說，鄧小平高瞻遠矚，是看到的問題所在。預見了問題的嚴重性的。現實情況也印證了鄧小平的英明論斷，比如，中國“短短25年的時間里，解決了2.2億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貧困發生率從30.7%下降到3%———中國扶貧事業這一輝煌成就”，是建立在一個很低水平的“溫飽線”：人均年收入637元為標志的基礎之上；標志貧富差距的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紅線；在中國10萬億個人儲蓄資產中，占儲戶20%的少數人，擁有儲蓄資產的80%以上；全國60%的人群，年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幣；按照國際機構的標準，擁有百萬美金（千萬人民幣）以上的富豪，只占全國人口的萬分之二左右。貧富差距是現實存在的，而現實是嚴峻的。

問題是這樣的局面不但沒有得到遏制，而一些經濟政策的高參和制定者們，還猶嫌不足，還在鼓吹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經濟手段的應用，最大限度地讓私有制資本的因素在經濟活動中“活力迸發”，以更強有力的姿態攝取社會財富。當然，這些鼓吹者自己也成為既得利益者之一，有的“著名”經濟學者一年的職務外收入達到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包括政府、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和中心都市的政府機構，也加入了擴大收入差距的行列，比如公務員一再加薪，有的地方公務員一個月的車補就超過3000元，比低收入人群一年的收入還要多，….。

收入差距如斯，而教育、醫療支出卻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一個普通農民幾年的收入還供不起一個大學生一年的費用、一次重病，就等于摧毀了一個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基礎，因學致貧、因病致貧者眾，有為孩子交不起學費而自殺的失業工人、農民、甚至花季少年；有因賣血感染艾滋病而無錢醫治，死后留下大批孤兒的農民群體，…。這一切，不是什么“社會財富總量增加了，就解決了”之類的妄言可以輕易遮蓋過去的，因為沒有平衡的收入分配機制，“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充其量再多幾個新貴，或者令原有的富豪們肥肉上添膘而已，窮人還是窮人。

鄧小平提出 “我們就應該采取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也曾經和正在作出相應的努力，比如西部大開發戰略、比如農業政策改進等，但迄今為止的“各種方法，各種手段，各種方案”，并沒有使根本的分配結構有所改觀。特別是沒有觸動既得利益集團的核心利益，最簡單的例子，過去多年來，中國的富豪們從來沒有繳納過個人所得稅。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能夠根據個人占有財富納稅貢獻給社會的制度。雖然同樣是富豪的學者、媒體幫閑們辯解說，富豪們在“生產環節”進行“納稅”了，可是，據國家稅務局統計，無論是企業納稅還是個人納稅，私有老板們的“貢獻”與他們龐大的資產比較，簡直微乎其微，這種欺世盜名的“貢獻”說，也反映了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已經墮落為財富的“乏走狗”。

當年，鄧小平在談到對待毛澤東思想時，提出要“全面地、準確地”理解和繼承毛澤東思想，那么，我們今天談“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堅持鄧小平理論”，也必須堅持全面、準確的方針，既然是“鄧小平晚年最為牽掛”的分配、兩極分化問題，就應該是鄧小平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應該像其它部分一樣予以一樣的重視，不能夠光說“發展”、不問“分配”、不管“公平”。只強調一些方面，忽視另一方面，是機會主義的思維，如果故意淡化另一方面，就是別有用心的思維。

所以，對“鄧小平晚年最為牽掛” 的分配、兩極分化問題，就是要旗幟鮮明地講，大張旗鼓地講，要造成一個追求最大限度社會公平的氛圍，使貪得無厭者感到畏懼，使辛勤勞作者看到希望，還要實實在在地做，讓最廣大人民群眾都分享到他們應該得到的財富，才是符合鄧小平理論的正確取向。更重要的是，必須防止在社會主義旗幟下的中國，出現鄧小平所擔憂的“如果這樣長期下去，將來要發生大問題”，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面。而這些，正是我黨執政能力的試金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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