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中國設計的陰謀?
“全球化是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陰謀,是中國設計的一個陰謀。”
你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心里會怎么想?
一個名叫約翰·諾爾貝格的瑞典學者寫了一本題為《為全球化申辯》的書。他于2005年12月3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與中國學者進行交流時說:“很多對全球化持反對意見的美國人認為,全球化是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陰謀,是中國設計的一個陰謀。中國人以全球化為幌子,向美國傾銷更多物美價廉的商品,給中國人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從而使美國的失業率大大上升。一些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持有反對意見的人,也說全球化是來自其他國家的陰謀。”(引自《中國改革》雜志,2006年第1期。)
如果全球化是一個人,他或她肯定會說:“氣死我了!誰都說我不好。”
確實,生活在發達國家的許多人抱怨全球化使他們失去了就業機會,因為跨國公司把勞動力密集型就業機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發展中國家的許多人(包括學者、政治家、農民和工人)則認為,全球化是發達國家打開發展中國家大門的“敲門磚”,是掠奪發展中國家資源的“魔鬼”,是導致各種危機的罪魁禍首。
且不論這樣的爭論有無意義,不容否認的是,最近幾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反對全球化的勢頭委實很猛。從拉美到非洲,從東亞到歐洲,反全球化運動正在演變為另一種意義上的“全球化”。因此,我國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必須關注方興未艾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趨勢。
1999年11月29日-12月3日,在西雅圖爆發的反對WTO部長級會議的示威活動,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事實上,在此以前半年,即1999年6月18日,倫敦就出現過一次反全球化運動。共有2000余人參加了這一被叫作“J18”的抗議活動,[1] 其目標是針對在德國科隆舉行的八國首腦會議。“J18”后來演變為一場流血事件,42人受傷,在暴亂中損失的財產高達100萬英鎊。可見,如果說游行和示威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主要形式,那么“J18”
就可以被視為反全球化運動的起點。自那時起以來,從華盛頓到布拉格,從曼谷到達沃斯,從魁北克到熱那亞,抗議全球化的浪潮可謂不絕于耳。
反全球化運動的特點可以用四種“多樣性”來描述。第一個“多樣性”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目標多種多樣。概而言之,反全球化運動反對的是:(1)跨國公司。這些經濟巨人為了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不惜使用童工和建立“血汗工廠”,從發展中國家攫取了無數財富。(2)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貿發會議等機構。它們被看作是跨國公司利益的代表和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動力源”。(3)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構制定的各種不公正的國際經濟規則。這些規則使發展中國家永遠處于一種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地位。(4)新自由主義。它是全球化的理論基礎,為西方國家推動全球化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此外,反全球化人士還將全球范圍內和一國范圍內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聯系在一起,還抗議發達國家通過推動全球化進程來摧毀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文化和破壞生態環境。除了主張保衛人權以外,還有許多反全球化人士甚至主張捍衛動物權(animal rights)。
第二個“多樣性”是指反全球化人士的構成可謂五花八門,其中既有非政府組織,又有自發參加抗議活動的個人;既有大名鼎鼎的政治家和國家領導人,又有很少進大都市的土著居民;既有思想激進的學者,又有墨守陳規的宗教人士;既有發達國家的工人,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農民;既有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利益集團,也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的代言人,既有女權主義者,也有環境保護運動的熱心參與者;既有工會組織,也有人權組織。總之,所有這些被叫作“新‘新左派’”( the New New Left)的反全球化人士,盡管來自五湖四海,膚色不同,種族各異,但其斗爭的目標卻是相同的,即反對和抵制全球化。
值得指出的是,古巴是反全球化運動中最有力的國家,而卡斯特羅則越來越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先鋒”。
第三個“多樣性”是指反全球化人士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多種多樣,其中包括示威、游行、靜坐、集會、遞交請愿書、破壞公共財產、與維持秩序的警察爭斗以及舉辦研討會,等等。他們在組織反全球化活動時,沒有忘記使用因特網和移動電話等信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發展帶來的成果。因此,盡管每一次反全球化活動的發起者人數不多,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其組織活動的效率卻是令人矚目的。發一封電子信或打一個移動電話,就可在較短時間內將反全球化活動的時間、地點和方式告知許多人。而他們建立的網站,則可以成為傳播反全球化思想的最佳工具。
第四個“多樣性”是指反全球化運動所需的資金來自各個渠道,其中包括基金會的捐款、企業的贊助、多種形式的募捐以及活動參與者的自費,等等。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說明,為什么每一次與全球化有關的重大會議尚未正式開幕,來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人士早已集合在會場外,盡管國際旅費并不低廉。
在反全球化運動中,2001年1月底在巴西南部港口城市阿雷格里港舉行的首屆世界社會論壇頗受人們的關注。由于這次會議與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幾乎同時舉行,因此它被看作是一次與達沃斯會議唱對臺戲的論壇。
世界社會論壇的組織者主要是巴西工黨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1萬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與達沃斯論壇不同的是,這次國際會議沒有荷槍實彈的警察,而會場內外則有多幅馬克思、格瓦拉等人的畫像。
世界社會論壇討論的議題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產生的負面影響,與會者提出的基本觀點是:(1)國際社會應該建立一個尊重所有國家利益的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2)全球化應是一種“有管制的全球化”,而不是“自由化的全球化”。(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附加在援助上的條件以及開出的治理經濟的“藥方”,嚴重損害了受援國的社會發展。(4)在實現自由貿易以前,發達國家首先應該豁免發展中國家的外債,甚至應該用發展中國家還給發達國家的債款和利息,建立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將資金回流到發展中國家。(5)自由貿易并不“自由”,而是“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6)必須抵制新一輪國際貿易談判的展開。(7)必須用“非全球化”(de-globalization ) 來對付發展中國家當前面臨的局面。“非全球化”并不意味著要與國際經濟“隔離”(isolation),而是要改變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強加給發展中國家的規則。(8)為了反擊國際金融領域中的投機家,發展中國家要創建一種特殊的機制。例如,亞洲國家應該設立自己的貨幣基金,(Asian IMF)。(9)發展中國家的工會組織應該與發達國家的工會組織聯合起來,抵制全球化對工人的消極影響。(10)發達國家除了要求發展中國家保護其知識產權以外,也要尊重發展中國家的“傳統知識”(traditional knowledge),尤其保護發展中國家的生物多樣性。[2]
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51,000人,是首屆論壇參加者人數的3倍多。這次會議的主題依然是反對全球化。會議提出的口號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即人類社會能實現一個沒有全球化的世界。
世界銀行希望派人參加會議,就全球化問題與與反全球化人士展開辯論。但會議組織者拒絕邀請世界銀行的代表。世界社會論壇的這一做法引起了一些西方媒體的批評。它們認為,論壇不愿意聽取不同意見,與它所標榜的民主是背道而馳的。值得注意的是,論壇的組織者為了表明自己的反對恐怖主義的立場,沒有邀請被美國列為“恐怖主義組織”的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FARC)出席會議,也沒有邀請以砸麥當勞餐廳和強烈譴責轉基因食品而被視為反全球化運動的“斗士”的法國農民何塞. 玻維參加會議。
如何看待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我們認為,反全球化運動指出了全球化固有的負面影響,揭露了發達國家以全球化和自由化為“幌子”、迫使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險惡用心。因此,反全球化運動的這一積極作用應該進一步發揮。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用“把嬰兒連同臟水一起倒掉”的方法來對待全球化也是欠妥的。換言之,全球化既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無是處。全球化不會自動地使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但它確實為加快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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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青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