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五一“謳歌勞動”能不能有一首“弱勢群體心里話”?
云淡水暖
五一將近,要開始“謳歌勞動”了,央視這幾天晚上頻發一個片花廣告,是為一個關于五一的晚會節目做的,廣告中有一個詞兒“謳歌勞動”。這個詞兒比較中性,但平時也是比較少聽到的,因為“勞動”這個詞已經比較“中性”了,就像本屆 “五一獎章”勞模的候選人,據消息說有專演“中性人”特征角色的小沈陽,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還有,在一些董事長啊、富豪啊什么的,也掛著“勞模”的頭銜,“貢獻”大么,也算是“多勞多得”了。黃光裕被抓時,有人就戲稱黃的“國美集團”養活了工人若干萬,草民想,倘若黃不出事兒,也該算“勞”而“模范”了。
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中,除掉這次節日中的“謳歌勞動”之外,日常的聚光燈主要是打在“高端”的,比如視二套的《對話》節目,清一色的“高端”嘉賓,“高端”們才有雄才大略、才有“成功”案例,才有話可說,這本不奇怪。草民還想起來一個央視的“精品節目”,就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原《新聞調查》高級記者、編導,原央視二套《對話》欄目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制作兼主持“我們”節目,其上侃侃而談的,也是“高端”居多。
草民比較有印象的是去年這個時候(4月)的一期節目,討論當時引起了非常強烈社會反響的“中國女首富”張茵的兩會發言,王利芬女士是個“引導”高手,在不動聲色中,先念了一段“新階層”的巨大“貢獻”的資料,預計非公有制經濟2010年的稅收貢獻將“達到全國的50%”、“也就是說這一部分人群,他們對社會的貢獻非常之大”,然后發問“為什么認知度不能與之匹配”,換言之,就是說,為什么張茵首富們的話語,為什么在社會上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
幾個坐在下面的“高端”站出來發表了一番高論:“財富中國論壇執行副秘書長”的發言非常精彩,非常典型:“它(‘新階層不被認知’)是面對著一個現象,叫路徑依賴,就是當我們不知不覺在享受新階層為社會貢獻的財富和價值的時候,我們還想當然的,會不自覺的,按照路徑依賴的這種角度,會認為還是廣大工農群眾來創造的。在這樣的一個落差下,所以才導致了這種效果。”,“北京趙曉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合伙人更是上升了一個層面“新興社會階層,他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他是最有前途的”。
所以,這些日益強烈的信號使草民有一個迷糊的地方,五一節“謳歌勞動”,是“謳歌高端”呢,還是“謳歌低端”呢?還是一股腦地都“謳歌”呢,如果按照“財富中國論壇執行副秘書長”的高論,顯然應該“謳歌”那些“新階層”,因為如果不重點“謳歌”新階層,那么“按照路徑依賴的這種角度,會認為(社會貢獻的財富和價值)還是廣大工農群眾來創造的”,顯然,在“高端”們的眼里,“薪階層”是“高端”專美的。所以似乎應該在“謳歌勞動”的時候把“高端”們突出出來,大力切斷“路徑依賴的這種角度”,打掉“(社會貢獻的財富和價值)還是廣大工農群眾來創造的”的這種“幻覺”。
但問題是,五一節的全稱叫做“五一國際勞動節”,傳統的說法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共同節日”,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斗爭的成果,1886年5月1日,芝加哥的二十一萬六千余名工人為爭取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大罷工,經過流血斗爭,取得了勝利,1889年7月第二國際宣布將每年的五月一日定為國際勞動節。顯然,按照“高端”屬于資本密集、財富密集人群的概念,勞動節的設立與“低端”密切相關。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完成,人剝削人的制度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得到鞏固和發展。”
那么,按照后一種定勢,“謳歌勞動”,想必應該是重點謳歌占社會人群絕大多數的,以工人、農民、農民工、普通工薪知識分子為主體那些的“勞動”。以上二者相碰,顯然碰撞出一個“技術問題”,就是在“高端”云集的電視平臺,會不會顧及一個被頻繁引用的詞匯——弱勢群體。
其實,草民一直以為,在“新階層”中,應該包含“弱勢群體”們的,因為“弱勢群體”這個提法,一是現在公認的,二是30年前沒有的,所以為“新”者。在約定俗成的“弱勢群體”的含義中,是兩個“沒有”——沒有權勢、沒有財勢,有點小錢的不形成“勢”的當然屬于中間層。但凡權勢、財勢有其中一樣,就多為“高端”了。而且,不知何年何月,“弱勢群體”越來越頻繁、越來越正式地出現在官員的口中,媒體之文字、聲音之中了,勢不可擋地成為了“共識”。
高端是絕對不能算是“弱勢群體”的,而且往往是權勢、財勢榮辱與共的,比如財勢“高端”黃光裕,關聯的權勢“高端”目前已知的、司局級、正副省部級“高端”,已經達到6人。
而所謂“弱勢群體”,就財勢方面來說,就是占人口99.9%以上還在“待富”的工人、下崗工人、失業者、農民工、農民、失業大學生等。“弱勢群體”的另外一個名稱叫做“窮人”,按照“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的觀點,為窮人造的廉租房,連廁所都不配有,當然茅于軾先生是為“弱勢群體”著想的,因為茅于軾先生認為,一旦廉租房的配套齊全,有個拉屎撒尿的處所,富人就會來想方設法地搶奪,不如以無廁所斷了富人的念想,由此也看出,“弱勢群體”的弱勢到了什么程度,連個廁所都保不住。
所以,草民覺得一臺“謳歌勞動”的晚會,顧及不顧及“弱勢群體”是一個問題,因為這是客觀存在,當年也是“弱勢群體”為8小時工作制而斗爭,才有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頭。
怎么辦呢,只有一條出路,就是為“弱勢群體”來一個“謳歌”,讓“謳歌勞動”所謳歌的,是真正的最廣大勞動人民。還有,如果光是一群年薪數十萬的“金話筒”、一群出場費一年無可計數的“藝術家”來“謳歌弱勢群體”,總像是缺了一點什么,由此,草民想起前兩年的一次春晚,當時,編導找來一群在北京打工生活的農民工的孩子,這群孩子朗誦了一首詩歌《心里話》,聲情并茂,感動了無數人,也感動了臺上的“金話筒”們,熱淚盈眶。
當時,這群孩子所在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因為無錢繳納電費,被斷電,因為交不起房租,面臨解散,孩子們在蠟燭下寫作業,老師們從隔壁“偷電”印試卷,所以,他們的“心里話”特別真摯,而據說演出的版本還是軟化了的。
為“高端”們“先富”的效率,“弱勢群體”忍辱負重,加班加點,任勞任怨。在“謳歌勞動”的季節,為低端的勞動者而謳歌吧,讓“弱勢群體”站到“謳歌”的舞臺上,說幾句“心里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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